2020年4月，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动工;与之一路之隔的是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已经于去年8月动工，一期预计在2021年9月投用。
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在今年1月和7月分别签署了共建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衢州)协议和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协议，其深圳高等研究院的首批研究生在今年9月开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则在2020年2月底与广州市政府举行了签约仪式，5月5日发布招生简章、5月28日校区破土动工、9月就开始首批招生，比太仓还要动作迅速。
实际上，西电是西部“东进”最早动作也最频繁的高校，先后在深圳、宁波、昆山、芜湖和青岛建立了研究院，再加上今年刚建成的广州研究院，在东部的布点已达到6个。其中，除2000年的深圳研究院和2013年的昆山研究院以外，其他四个研究院均在近三年内建成。
一直想“东进”但屡屡受挫的兰州大学，在2018年撤销南通基地后，今年想要打开新局面。5月8日，兰大发布通知，在校内公开招聘深圳和上海研究院负责人，对外释放出明确信号。
高校异地办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并非新鲜事，但这一轮的异地办学有一个鲜明特点：中西部“985高校”几乎全部开始在东部布点，且不止一个。在西部7所“985高校”中，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部在近两年内有明确的动作。
“西学东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增长极”的溢出效应
第一轮异地办学潮流发生于2000年之初，时代背景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姜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时，中国尚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从上到下都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因此，迈入21世纪后，各地的大学城蓬勃发展，在这其中，多所985高校集体南下深圳成为最集中的体现。
从2011年起，以去青岛为代表开始了第二轮异地办学潮。截至2017年底，青岛已经引进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21所高校，还有4所中外合办大学。
青岛的“大跃进”有其经济实力支撑，在2016年，青岛GDP排名就已居山东省第一名、全国第12位，在全国12个生产总值逾万亿元的城市里，是除北京以外唯一的北方城市。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看来，深圳与青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重要的经济新增长点，也是对外经济联系最活跃的地方。而《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最新一轮的中西部高校异地办学则与此前有所不同，虽然它们办学的地点仍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为主，但因深圳和上海的土地已被早先进入的其他高校占据，较难进入，只能在其周边寻找机会，比如江苏的苏州和太仓、浙江省的湖州或衢州等。在这个背景下，高校和政府之间合作的逻辑也有所变化。
西北工业大学选择太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是离上海最近的城市。从太仓开车去虹桥机场，只需半小时。今年7月，太仓告别“无高铁时代”，首次开通的沪苏通铁路9个车站，有三个都放在了太仓。作为一个县级市，太仓一下子有了三个高铁站。而西工大太仓校区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所在的科教新城，就位于上海、昆山和太仓三城交汇的中心地带，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太仓的产业布局始终是以上海为核心，为上海的产业做支撑。最初乡办企业的技术就来自上海老国企，90年代浦东大开发，外资和新的技术进入上海后，再次溢出到太仓。眼下，上海给自己的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当地产业继续升级，太仓也随之提升，聚焦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和物贸+总部经济，正在培育的产业还有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等。
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航空产业，太仓在这个领域有一系列布局。2018年10月，太仓市政府与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签订政校企人才全域合作协议。同时，太仓市人才办与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签订三方人才合作项目。2019年8月，太仓市发布《太仓市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同一天，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一期开工建设。
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长三角研究院利用上海航空产业集群的溢出优势，继续深化西工大和中国商飞等的合作，也通过这些合作，帮助当地产业升级。
事实上，围绕上海而形成的长三角航空产业集群，已经有一定气候，仅在江苏省内的南京、镇江和常州，都比太仓更早入局。与这些城市相比，太仓的起步不算早，但西工大的入驻为其提供了底气和智力支撑。
长期观察中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现状的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在第三轮异地办学潮中，东北部的老牌“985”、“211高校”继续“南下”，但中西部大学的“东进”却开始形成趋势，并表现出了一系列与“南下”不同的特点。
在地区分布上，不再是深圳这种超强的经济“增长极”，而是选择在地理或产业上和“增长极”联结紧密的城市，比如太仓、湖州、烟台或广州。而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事实上，在各中西部高校的“东进”宣传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
由于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无法和深圳、青岛相比，这就要求高校一定要仔细评估，充分考虑到当地有限的产业基础和自己优势学科的契合度。这一阶段，一味的“圈地”已经不可能再复现前一阶段异地办学的辉煌。因这些城市吸纳人才的能力不像深圳、上海那样强劲，而是受益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所以先选“对”产业，再精准引进人才是关键。
同时，也因为这些地方有产业的先天限制，加之国家政策限制，近两年内的高校如果想要异地办学，不再办综合性多学科的分校，而多以建研究生院、研究院为主，学科也偏向与地方产业结合密切的几门应用性学科。
“双一流”压力下的东进
江苏域圆智能科技是一家专注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总部在上海，目前已经入驻西工大长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在太仓建立分部。域圆科技太仓公司总经理李辰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董事长袁元就是西工大校友，当西工大来到太仓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邀请入驻。而当时，域圆科技正好在上海的工位已经饱和，考虑到从上海开车到太仓也就半小时，往来很方便，最终决定将部分研发和销售力量搬迁至太仓，并且开始和西工大软件学院、网络安全学院有一些人才、项目上的合作。
这也是中西部高校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中西部缺乏产业和市场基础，在人才吸引、学生就业和科技成果转化上，都处于弱势。陈涛就指出，中西部高校“东进”的深层原因，在于人才。中西部在吸引人才上，给出的待遇和东部地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比如，广州的高校可以轻松开出年薪百万、安家费再给一百万的条件，配偶工作、子女教育也全包，相比之下，西部高校就没有这个财力，在基础教育、配套等软条件上，也远远比不上东部。
在吸引人才上，西部学校自下而上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西南财大从2006年开始探索的终身教职制改革，对引进的海外人才采取先聘后评的引才策略，在职称和科研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领先。但即便如此，面对人才竞争白热化，招揽人才的难度仍然很大。
“我们(西南财大)每年都会去美国经济年会的现场招聘，这几年，投简历的人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通过面试后，还是会被广东的一些高校‘高薪’挖走。”陈涛说。
2017年1月，国家推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继“985”“211”工程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如此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改变资源向固定不变的几所“985”“211”高校倾斜的局面， “双一流建设”则有进有出，激发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但到当年9月“双一流”名单公布之前，高校之间频繁互相“挖人”，由于中西部高校的待遇等条件难以与东部高校相抗衡，这最终加剧了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
就在首批“双一流”名单公布三个月后，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刚评上“双一流”的一些西部高校表现不如预期。属于A类“一流大学”的西安交通大学，其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门学科分别由第三轮学科评估的A+降级到了A和A-，这两门均是“双一流”建设学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流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也由A+降到了A。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没有一门学科是A+或A，只有“林学”是A-，其他农业类学科全是B+。作为入选“双一流”大学仅有的两所农林类大学之一，却不如南京农业大学(4个A+)和华中农业大学(3个A+)，且有不小的差距。
学科评估在高校的排名和定级中是关键指标。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也被视为“双一流”第二次评选的核心参考之一。这次结果出来后，对中西部高校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为应战“双一流”评选，中西部高校采取的一个新策略，就是更加积极地“东进”办学。
对此，杨东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一轮中西部高校东部突围的努力，是在“双一流建设”这种评价指标的刺激下，异地办学以后，可以利用东部的资源优势汇聚人才、研究院可以发表更多论文，出更多科研成果。“这是(异地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他说。
多位专家指出，中西部高校去东部是“被逼无奈”。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西部政府一直在强调高等教育很重要，但由于自身财力有限等各种原因，都是说在嘴上，只是文件上的支持，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从“双一流建设”经费的省际差异就可以看出区别。根据各省公布的“双一流”建设经费情况，广东省最“财大气粗”，决定在首轮五年周期内专门为此投资300亿，平均每年投入达60亿;北京为高校的“高精尖”学科建设投资了100亿，上海在第一阶段(2017~2019)投入36亿元。而中西部省份，如河南平均每年投入仅3亿，宁夏每年投入2亿，贵州年均只有1亿。各省在“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投入上，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高校去东部地区发展，当地政府往往能免费提供土地、建好校园后，让西部高校“拎包入住”，在建设中也通常成为当地政府的主抓项目，因此，实际的推动速度非常快。
政策收紧下是否会降温？
事实上，教育部近几年对异地办学呈持续收紧的态势。
今年5月，武汉大学深圳校区被叫停。深圳市教育局称，教育部专门要求停止武汉大学深圳校区建设。
2017年时，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审慎决策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省建设新校区，特别是具有本科教学功能的新校区。等到了2019年，教育部的态度继续收紧，当年2月，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4101号提案答复的函》，在表述上进一步强化，指出教育部对高校异地校区办学“一直持不鼓励、不支持的基本政策”。
教育部还表示，已有的高校异地分校或校区存在一定问题，包括部分高校对各校区统筹定位不够，异地校区办学成本较高，异地办学大多缺乏高水平稳定师资队伍。
姜朝晖指出，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1.6%，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由此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和办学质量提升，规范异地办学成了应有之义。在当下，有必要反思前一阶段的异地办学潮，警惕和预防规模扩张可能造成的发展泡沫。倘若不加干预，则极有可能“砸了学校的招牌”，也会造成地方上的资源浪费。
多位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异地办学在管理机制上一直没有理顺，在本部和分校(或研究院)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一些难点。
2016年9月，西南交通大学、青岛市科技局与高新区管委共同创办西南交通大学青岛轨道交通研究院，因为青岛被定为“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还有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等，是中国最重要的轨道交通公司之一。因此，布局青岛，与西南交大的特色轨道交通专业非常契合。
但一位接近青岛研究院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规定，研究院承担的科研项目不被纳入校本部科研管理体制，也就不算作绩效，因此研究院虽有三分之一的师资来自本部，但这些老师缺乏激励。“青岛研究院现在很尴尬，只能通过非轨道交通的板块，努力实现自我造血。” 他说。
陈涛认为，教育部的文件表明态度后，未来几年内，异地办学的势头可能会有所减弱，但东进有自己的逻辑，不能一竿子打死，因此在三五年内很难降温。只有当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上去后，东西部的经济鸿沟慢慢弥合，中西部高校的这种冲动才可能慢慢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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