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的G7外长会上，中国成为首要议题，美国务卿布林肯一边说“目的不是遏制中国”，一边又对涉疆、涉港、涉台问题“表示关切”。
当前，美国政府不断强调将领导西方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且动不动就拿中国说事，美国是否要带领“世界队”对付“中国队”？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中指出，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
对此，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专访郑永年教授，探讨世界新秩序诞生后中国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理解“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底气。
世界还会不会有“全球化”？
知事：您在《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推动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有限全球化”这一概念，有何特点？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这个概念，针对的其实是另一个概念——“超级全球化”。
“超级全球化”是哈佛经济学家达伊·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指的是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的全球化。这波超级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通过世界市场得到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创造了巨量的财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
但是这波全球化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国内财富分配不公，极少数的人垄断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也就导致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
相比西方世界，中国在这一波全球化中做得很不错。我们在过去40年，通过政府、市场两条腿走路，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国也有，但是中国政府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8亿多人口脱贫。
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认为，全球化不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就开始搞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大家开始担心，全球化以后怎么走，还会不会有全球化？
我自己的观点是，之前这波超级全球化很难继续下去了，因为地缘政治在发生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现在要搞产业回归、资本回归，就是要强化美国的经济主权，日本和欧洲也在这样做。当各个国家都想强化自己经济主权的时候，超级全球化就不可能继续。
但全球化本身不会停止，只要美国、日本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本性还是要流动，还是会流到赚钱的地方，所以这波全球化我把它称之为“有限全球化”。
美国为首“世界队”对抗“中国队”？
知事：“有限全球化”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如何避免走向“技术脱钩”“技术冷战”？
郑永年：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搞产业脱钩、资本脱钩，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没有变，把中国称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人感觉到很悲观，好像要脱钩了，可能会进入冷战的状态，但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悲观。
首先，反对全球化的不是整个美国，也不是整个西方世界，主要是西方一些行政当局中的冷战派。美国华尔街等西方资本，其本性就是要全球化的。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即使西方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是向西方开放。去年底中国已经签署了RCEP，对CPTPP也持开放的态度，我们还跟欧洲完成了中欧投资协议谈判。中欧投资协议现在因为一些反华力量的干扰，碰上一点困难，但我相信这个协议最终还是会签署的，只是过程会曲折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想通过财政力量把企业吸收回本国，但他们都没成功，政府做了那么多的动作，但外资没有流入美国或是日本，倒是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怕，全球化不会消失，不会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
什么叫经济强国？
知事：如何在“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提出的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郑永年：首先我们要对双循环进行科学的解释，以内循环为主体，不能说外循环就不重要了，如果外循环不重要的话，我们也不会那么强调开放的态度。
如何理解双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
什么叫经济强国？第一个条件，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国际环境变化了，可持续的发展来自内部动力，内部动力在哪里呢？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就是内需。
首先，我们不能再搞像80年代那样“两头在外”的加工业了，要在技术创新领域大量投入，让中国从技术应用大国转化为技术原创大国。
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只是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占了大部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美国、欧洲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市场大，也就是他们的中产阶层大。
如果到了2035年，中国有6亿甚至7亿的中产，那个时候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西方依赖我们要远远多于我们依赖西方。
“双循环”的中国底气是什么？
知事：中国在此时提出“双循环”战略，我们的底气是什么?
郑永年：我们的底气当然来自方方面面。首先，消费对经济贡献的增长越来越大，我们有4亿中产、1亿经济主体，我上次回浙江老家去考察，差不多7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板。
从技术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累了很多自主创新经验，一些领域的创新可以赶超西方，而且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大国。
在产业链方面，中国现在是全产业链，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的量都很大，只是说要提高质量的问题。西方国家这次新冠疫情治理为什么失败，因为有些产业他们自己就放弃了，英美制造业都在外流。
更重要的是要看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是技术大国，中国在唐宋时期一直是技术大国、商贸大国，只是说明清时期封闭以后开始衰落的，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现在的努力，成为一个技术大国，而且我们已经是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表明我们是最开放的国家。
美日等发达国家有何经验可借？
知事：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双循环的阶段，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日贸易摩擦后转向“国内大循环”。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郑永年：内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完成的一步。最近有媒体说内循环就是“内卷”，这其实是不科学的。
西方的福利社会怎么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搞内循环，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的逻辑，是内循环的结果，要把劳工阶层转化成为中产阶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社会制度要确立起来。
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是内循环；美国拜登政府几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内循环；欧洲国家搞普遍工资制度，不管你工作不工作，我都发给你一份工资，都是为了内循环。
你刚才提到了日本的例子，日本当年通过内循环，主动搞社会建设，比如像日本的工资倍增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做强。
再说回中国，我这次到浙江去考察，“十四五”规划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怎么走？那就要通过内循环，一方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改革把蛋糕分好，实现社会公平。
“卡脖子”难题如何破局？
知事：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打压封锁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面对“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郑永年：中国现在有很多企业遇到困难，比如华为，这是中国最好的IT企业，但是它有一些技术完全靠西方。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华为早10年、20年就开始有自主创新的意识，就不会遇到今天的困难，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克服。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人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认为世界市场一直会存在下去，很多东西中国自己不用造，去采购就行了。前些年很多人甚至觉得，中国连粮食都不用生产，粮食在世界上多得是，我们去买就行了。
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之后，给大家一个深刻的教训——世界市场存在，是运气好；世界市场不存在，是常态。世界市场经常会被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所干扰。
所以我们现在要接受教训，从一个技术应用大国慢慢转化为技术原创大国。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只要我们是开放的，西方的技术还是会进入中国。
中国的短板在哪儿？
知事：在畅通内外循环方面，我们还存在哪些痛点、堵点？
郑永年：说到畅通内外循环方面，大家总是强调基础设施、货物、人才、资本方面的畅通，其实这些领域中国都做得很好，甚至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好。
我认为，中国的短板，其实是规则的畅通。
首先我们内部的规则不畅通。在投资贸易、吸引外资方面，长江三角洲的规则跟珠江三角洲的规则不一样，长江三角洲的规则跟京津冀的规则不一样。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
我举个例子，欧洲没有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都是美国跟中国的，但为什么欧洲人有互联网标准，中国没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想互相排斥、搞地方主义，规则和标准互相不对接。
再比如汽车，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标准，美国的加州都有它的汽车标准。
美国、欧盟为什么强大？为什么在世界上就有话语权？那就是他们有规则制定权、标准制定权。美国指责我们不遵守WTO规则，指责我们不遵守航行自由规则，但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在改变规则，在退群。中国现在是世界规则最坚定的守护者。
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做世界规则的补充者，不能光停留在以前物质意义上的东西了，而是要重视在思想、规则、标准意义上的软实力。
所以我的理解，内循环一定要努力把国内的规则统一起来。同时，外循环就要把中国的规则国际化，走向国际。一方面要学习现在世界好的规则，跟世界好的规则接轨，另一方面把国内国际规则统筹起来，在统筹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走出去。
等到2035年，我们有6亿到7亿的中产阶层，内部规则统一，又跟国际接轨，那我们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对新秩序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知事：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推进，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一样的，而且中国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
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帝国主义造成了全球化，但我们现在推动的全球化，不是在重复西方国家以前走过的路，西方国家从来不关心发展中国家，都是掠夺资源型的，而我们的“一带一路”，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公路、医院、体育馆等基础设施。
最近我们在争论什么是“多边主义”，美国的多边主义就是要针对第三方的，而中国的多边主义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
目前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的变动、西方的变动需要改革重塑，以前西方构建的这套规则体系是从西方利益出发的。
所以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是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开放市场让其他国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拿出一套新的规则，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关于郑永年教授的更多精彩观点，敬请阅读《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本文的诸多观点在书中亦有详细体现。
《有限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疫情与全球政治危机、中美大国关系、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等角度展开深度分析，对中国如何避开发展陷阱，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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