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到27日，《日本经济新闻》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约52%的人认为政府解除东京都等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为时过早。同时，截至27日，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数只有1300万，约占总人口的一成，在G7中位居最底层。作为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主办国，日本国内变异毒株在扩散，感染者仍在增加，医疗体制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疫苗接种却拖拖拉拉，以至于国内有声音自嘲为“疫苗战败国”。
日本的疫苗之怪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怪是作为经济大国、科技强国，日本企业和行政部门都不愿自行研发，反应迟钝，至今也没有日本版疫苗问世。有人认为，日本的药企多属中等规模企业，很难像欧美企业那样大手笔投资有风险的疫苗研发。更何况，美国疫苗大企业背后有政府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对日本药企而言，国内疫苗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特别是老龄化社会中传统医药市场要比疫苗更有利可图，因此采取疫苗进口、治疗药自主研发的路线。
日本医药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也不能忽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水痘、脑炎、百日咳等疫苗研发方面有着堪与美欧比肩的技术。然而到了90年代，厚生省主持的乙肝疫苗研发及预防接种出现大规模副作用，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国家赔偿，厚生省生物制剂课长被捕。虽然业务上的失误应该被追责，但日本政府内部有声音认为当时是“政治家溜肩膀不负责”，这成为今天日本行政部门不积极研发疫苗的原因之一。
第二怪是日本花大钱预订了大量疫苗，但在接种上却不积极。其背后的一大问题是厚生省主管的疫苗接种“IT系统”，虽然委托国内高技术企业研发，也授权权威机构帮助论证，但是连首相官邸的“特别小组”都觉得用起来不顺手，又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有助于把握信息、助力接种？这不禁让人对菅义伟的“数字化”战略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虽然海外进口的疫苗都是经过美欧卫生部门认证，但按日本的法律和医药行政规矩，仍需厚生省组织缜密的论证。而在接种资格上，日本的接种组织主体是市区町村，无法组织起大规模接种场面。只有东京和大阪设置了日接种万人的大场地。而根据《医师法》规定，只有认定的医师和护士才有资格注射疫苗。菅义伟声言要一日百万，简直是异想天开。至今，日本的抗疫活动还是本着边工作边预防的原则，以至于民众在意识上形成了对疫苗怀疑和抵抗的态度。
第三怪是，日本既没有国产疫苗，又不是疫苗接种前列国家，却大张旗鼓地搞疫苗外交，实为怪中之怪。日本疫苗外交实质上是美国交待的任务，菅义伟将其视为对拜登的“投名状”。今年年初日美首脑会晤，以及日美澳印四国线上会谈时，菅义伟心领拜登意向后，提议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商社联合订购10亿美元（6亿剂）疫苗，从现在起到2022年对东盟10国提供疫苗支援，对抗中国影响力。最终，四方会谈确定为10亿剂，日本负担其中的六成。这是菅义伟拍胸脯保证有能力办好奥运底气所在，这种底气实际上来自于美国，也是菅义伟为秋后大选给美国纳的礼。显然，疫情下连任才是菅义伟最大的政治考量。（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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