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将给世界政治生态带来深刻变化，也意味着许多人内心的“西游梦”破灭，其背后的逻辑演变是深刻和复杂的。
3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不战而胜。在一些西方战略家和政客眼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充分证明了西方政治模式的“优越性”。随后，美国等西方大国开始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强行向前苏联、东欧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经过冷战后30年的不断渗透与操控，一些国家丧失战略自主性，基本沦为美国的“棋子”。这其中，乌克兰在冷战后深陷西化与自身发展“悖论”的遭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上越“西化”越动荡。1991年12月8日，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该协议在宣告终结苏联作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同时，并未指明，三个斯拉夫兄弟将向何处去？除了对“梦幻的西方世界”模糊的憧憬之外，对于独立后究竟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如何发展经济、造福民生等，乌克兰各方势力并没有一个长远、清晰的路线图。于是，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借助“全盘西化”的大潮在乌克兰大行其道。其结果，却是在西式民主的外衣下掩盖着“财阀当道”“寡头政治”。
1996年6月，乌克兰议会通过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宣布在政治上实行总统议会制。然而，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维持太久就遭遇逆转，并由此成为随后近20年间乌克兰政局周期性剧烈动荡的开始。此后，每逢总统或议会选举年，国内各政治派别都会纷纷打出“革命”“革新”的口号，围绕总统—议会—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展开白热化争夺。这种带有周期性的政治内耗，并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反而造成国家政局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不到20年时间，乌克兰已经发生了两场“颜色革命”，政体也已经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反复“横跳”3次。直到今天，乌克兰各方势力围绕国家权力分配结构的斗争仍未彻底终结，国家政局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也远未彻底清除。
第二，经济上越“西化”越衰败。与政治上陷入“民主迷失”相比，独立后的乌克兰在经济改革上的“西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独立之初，乌克兰急于摆脱苏联旧式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加之欧美许诺对乌克兰经济予以各种援助和“指导”，一场以全盘私有化和融入西方市场体系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由此推开。然而，在整个90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提高经济效率，反而使一大批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一夜暴富。外援方面，西方许诺经济援助原本就是为了分化瓦解俄乌关系，在达到目的后实际落实的十分有限。这些共同导致乌克兰经济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场断崖式下跌，苏联时代积累的经济基础几乎被一扫而空。进入2000年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乌克兰经济又遭受国内寡头化、黑帮化的重创。各种“钢铁大亨”“天然气公主”“巧克力大王”等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寡头或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或勾连西方直接登堂入室，掌控国家权柄。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短暂的增长期结束，乌克兰经济进入反复的剧烈振荡期。2019年，乌克兰GDP为1537.81亿美元，仍未恢复到11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而在人均GDP方面，按现价美元计算，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乌克兰2019年仅为3659美元，排名欧洲倒数第一。
第三，外交上越“西化”越撕裂。早在1991年独立之初，乌克兰就确立了全面“西向”的对外发展战略，即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加紧向欧美靠拢。除了在政治上仿照欧美建立多党议会制民主体制，经济上大力推进私有化以融入西方市场之外，乌克兰还确立了以“加盟入约”为中心的具体外交目标，即争取早日加入欧盟和北约，从而借助欧美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并抗衡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然而30年来，乌克兰在“加盟入约”上却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反而在盲目“拥抱西方”的过程中不断恶化着与俄罗斯的关系。从两次独自吞下“颜色革命”残局的苦果，到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再到俄乌冲突，一系列残酷的现实表明，乌克兰陷入越“反俄”、越追求“西向”，就越被严重撕裂的怪圈之中。
乌克兰独立后为何会长期陷入周期性动荡？
首先，自身定位与发展道路选择上存在严重失误，导致国家战略自主性丧失。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核心地带，是连接欧亚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独立之初，乌克兰又直接继承了苏联时期留在本国范围内的几乎所有“家底”。应该说，无论从“硬实力”还是其他禀赋条件上看，独立后的乌克兰都具备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充分空间，甚至有逐步发展为一个居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中等强国”的可能性。然而，迫切告别苏联时代并急于投入欧洲“大家庭”怀抱的冲动，导致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掌握本国战略自主性的可能。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是，自愿放弃战略自主的乌克兰，既没有换来欧美许诺的丰厚援助与承认，也没有足够缓解来自俄罗斯一方的战略压力。此后，战略地位无足轻重的乌克兰实际上沦为美、俄、欧三方在东欧地区战略博弈的“棋子”。对于再难自主掌握国家发展方向的乌克兰而言，最优的选择只能是机会主义式地在东西方之间摇摆甚至“横跳”。
其次，在对外关系上任由外部势力尤其是西方大国长期深度操控。独立30年来，备尝丧失战略自主苦果的乌克兰，并没有选择及时“止损”，而是在“反俄”“拥抱西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最终被个别西方大国深度操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并没有丝毫放松对苏联后继国俄罗斯的打压，不断借助北约东扩、欧盟扩容等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在美国战略家所规划的全球战略中，地处“欧亚大棋局”核心地带的乌克兰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掌控乌克兰的内政外交，就成为美国压制俄罗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在乌克兰建立起一整套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以至随时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干预乌克兰的内政外交。今日乌克兰自身的困境，都有美国情报部门的背影，乌克兰危局是按照美国希望的剧本展开。
再次，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持续撕裂，导致国家内政外交的混乱无序。历史上，从《罗斯史记》（1187年）第一次出现“乌克兰”的记载算起，作为某种民族形态存在的乌克兰，拥有着至少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则仅仅始于冷战结束至今的30年。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这一相对“年轻”的国家而言，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并未彻底完成。进入21世纪后，在盲目追求“西化”以及个别西方大国的煽动下，乌克兰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然而，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民族、地域、语言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远非冷战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彻底割裂开来。相反，乌克兰当局近年来的上述举动，实则是在加剧而非缓和国内民众在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上的严重撕裂。
综观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乌克兰深陷发展“悖论”的遭遇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推而广之，可以将其归纳概括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棋子化”现象。具体而言，“棋子化”现象的对象国主要包括原苏东地区和世界其他失去发展方向的政权。它们在冷战后普遍受到美西方“民主输出”战略长期的渗透和影响。通过直接的政治外交干预，或借助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推销和运作西式“选举术”，美西方逐步将这些“转型国家”变成美国的傀儡、附庸。经济上，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在重要企业的监事会中安插亲信或发布制裁威胁，美西方又控制了其国家经济命脉。
冷战后美西方阵营不计后果地极力对外“输出”民主，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灾难：政局动荡、治理失败、冲突不断，民众流离失所。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切身利益和人民福祉，在“盎萨”阵营那里，不过是攫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可以随时交易的“筹码”而已。
乌克兰等类似国家陷入西化与发展“悖论”的惨痛现实一再警醒着人们：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论国家大小强弱，都必须始终坚持最基本的战略自主，保持必要战略定力，以免落入个别西方大国布下的发展陷阱，以至给本国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美西方打着“民主化”“自由化”的旗号，将西方民主打造成即插即用的软件，然而“盎萨”主导的西方世界是等级森严的依附性结构。但是在俄美角力、世界剧变之际，人们看到，随着西方政治、经济软硬实力逐步的衰落，一个统一的西方日益缩减为盎萨模式，因俄乌冲突获得的内部“团结”不过是暂时现象。冷战后30年非西方国家虚幻的“西游梦”，将逐渐走向破灭。（作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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