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论自然美的生成机制

胡友峰：论自然美的生成机制 　　自然审美理论作为重要的美学理论形态,伴随现代性进程逐步建构起清晰的知识体系、话语范畴与逻辑框架,并在与生态、环境、主体和艺术等多元知识场域的融合关系中得到拓展,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自然美学。自然美学的建立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动力。从理论的层面而言,“自然”概念本身具有丰富的语义学内涵和多重层面的意义结构,涉及“本体论意义”“演化过程”“人化过程”三种结构维度,由此生发出对自然本体何以存在、自然美的真理性以及自然美的当代逻辑性等问题的追问,对“自然”概念本身的理解成为了推动自然美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自然”不再是被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所压抑的存在“难题”,而是具有本体论存在意义与“敞开式”审美真理属性的独立存在,并以“此在”的追问深入考察主体与自然之间的诗性伦理关联。自然物性基础的形式呈现、主体自然本性的诗意回归、生命共同体的“生生之美”价值体系等构建了自然美的知识框架,并实现了“物性”“主体”“审美”三者的动态关联。因而,自然美不仅具有反思现实的文化实践功能,还展现出了美学学科的感性关怀与诗意栖居的意义。从实践的层面而言,启蒙现代性的进程与工业理性思潮提升了主体面向自然的物质实践能力,但也导致自然生态出现一系列问题,引发了诸如主体生存的异化与自然环境的异化。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标志着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文学、艺术和美学在反思自然环境异化的语境中起到重要作用。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审美情感共鸣、自然美面向艺术美的意义彰显与话语重塑、自然审美语境中的主体诗性栖居等问题都被纳入自然美学知识体系,成为审美现代性感性救赎话语的组成部分。 　　作为主体审美认知能力的来源,自然一直构成主体的审美对象和美感经验的对象,并在现代性语境中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独特审美价值,“存在”“真理”“栖居”“感性”“实践”“对象化”等概念体系重塑了自然美的意义结构,促使当代自然美学呈现浓厚的审美救赎意识与“可生长性”的多元价值。在现代性语境中,自然美的生成机制问题亟须得到解决,因为这一问题是联系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等诸多要素的核心节点,并且提供了自然美知识场域的合法性空间。而自然美的生成机制问题涉及到自然的“物性”,主体的“诗性”以及主客体共同在场的“生态性”。而自然“物性”与主体“诗性”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自然美的动态生成机制,形成了充满生态性的主客体交融的审美景观。 一、自然美的生成基础:“物性”的涌现 　　我们用“物性”这个词意指事物的存在,尤其特指事物的本质现身,也即事物从自身而来如其所是的实存。对本体论层面自然存在之美的筹划,使自然存在的澄明和敞开成为我们探究自然美生成机制首先面临的问题。威廉斯对自然意义的概括就凸显了自然的物性属性,涉及“某个事物的基本特质与特性”“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等规定性。物性的基础确证了自然的本体论存在基础,也是诗性意义进行开显与澄明的前提。 　　Φύσις（自然）作为一个基本词语是古希腊思想对存在的筹划,表达了古希腊哲学的开端和欧洲哲学的第一个开端对存在的经验和思考。如此来说,古希腊的自然概念就不是所谓的物理—自然意义上的自然(这一含义出自于希腊化时期罗马语的转译),而是对(包括自然、历史、艺术、人等在内的)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亦即对一般存在的思考。自然作为古希腊人对存在的经验与思考的词语,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古希腊人的存在领会的本质内涵,表达了古希腊人对存在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自然表达的是存在整体的存在状态、在场方式、无蔽状态或在场化特征。根据其原始的含义,它可以被翻译为生命,生长或涌现。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本质和特征,自然典型地体现于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之中,更进一步说,最典型地表现于作为生长物的自然事物身上,亦即在植物和动物那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考,Φύσις是生长物的一种运动状态,一种对出于自身的对运动的起始和占有。也就是说,Φύσις是出于自身而向自身的行进,Φύσις就是这种行进的起始以及对这种行进整体的占有。这个意义上的Φύσις是自我生产意义上的自行制造,这种存在方式乃源起于自身而向自身的运动,即通向自然的自然通道。作为运动和运动状态的Φύσις乃是一种尚未完成地向终点处接受自身,其作为自行制造具有在作品中立身、在作品中返回自身的运动的特征。与制作物(人工器具)相比,生长物的存在是由Φύσις而来的,即不依赖于人的对其存在的精通和外部制作,完全由自身自行制造自身的存在。在制作物那里,以床为例,现成可占用物的质料(比如木头)通过人的制造被摆置于床的外观中,从而显示了质料对于外观(亦即逻各斯的爱多斯、相、外貌、形式、轮廓)的适合性。而在生长物那里,植物通过自行地设置入外观(植物的本性或所是)而把可占用物(光、土、水、养分等)转化为适合于自身外观的适合物,也就是说转化为自身,从而也就是转化为纯粹的外观,其中没有任何现成的可占用物、现成的质料,一切只是生长物的外观的自行设置,种子、萌芽、植株、开花与结果,这就是生长物自身出于自身,而在自身中返回自身,从而在自身那里接受自身。 　　Φύσις作为运动意味着入于外观的自行设置,亦即自行解蔽而入于无蔽之域中的显露自身,此即自行摆置于在场化中的立身,其本质特征是“隐德莱希”。“隐德莱希”的含义是实现,对于自然物的存在来说,“隐德莱希”作为实现就是抵达并保持在在场中,从自身出发而进入存在之中。Φύσις即是让在场,但与此同时也发生着在场的拒绝或缺失,亦即所谓的否定或者不。让在场是允诺,否定是拒绝,是不在场化,是隐而不显,虽然不在场化也是在场化的一种运作,因而也恰恰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在场。比如,鞋子的丢失作为不在场化,在我们的不安和烦忧中却达到了显突的在场。因此,Φύσις作为在场化的让在场同时包含着不在场化的运作,种子发芽,种子转变为萌芽,果实生成,花朵离去,种子从在场化走向不在场化。在上述意义上,Φύσις作为解蔽乃是遮蔽着的解蔽,遮蔽就是不在场化的运作。种子、萌芽、植株、花朵、果实,在这个通往自身的道路中,生长物从未放弃自身,而是一直在自身中向自身行进与完成。这就是作为涌现的Φύσις,出于自身而向自身返回着的绽出与露面,在自身显现中把这种显现扣留于自身,闭锁于遮蔽之中。因此,生长物在生长之际,同时也走向死亡(遮蔽,不在场化),走向死亡也是所谓的生长,走向死亡可能是生命的最高行为。 　　在海德格尔看来,古希腊的自然一词“意指生长。但希腊人是如何理解生长的呢[……]Physis乃是出现和涌现,是自行开启,它有所出现同时又回到出现过程中自行闭锁。被视为基本词汇的Physis,意味着进入敞开域中的涌现,进入那种澄明(Lichtung)之照亮,入于这种澄明,根本上某物才显现出来,才展示在其轮廓中,才以‘外观’[爱多斯]显示自身,并因此才能作为此物和彼物而在场”。根据海德格尔的阐释,作为生长、生命、涌现的自然在古希腊人的经验乃是一个基本的词汇,它与Aletheia(无蔽、真理)、Logos(逻各斯)一道表达了古希腊人对存在的基本经验和领会。自然出于自身的根据自行到时,涌现着返回到自身中,因此表现为自行闭锁的澄明,海氏也称之为遮蔽着的解蔽。自然的涌现提供了敞开之域,在敞开之域的澄明光照之下,存在者(即万物)以其外观涌现着现身在场,从而现身为各自所是的事物。这一经过存在论阐释的自然概念并不特别意指自然事物在存在中的涌现在场,而是更多地指向万物的存在之真理,即意指的是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的存在实情。但是,自然事物毕竟是一种典型的在自然之涌现中现身在场的事物,因此,自然事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质性的对古希腊的自然含义的经验,“对于Physis[涌现、自然]的神秘性,我们即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在希腊经验到的——而且只有在这里,也就是只有当一座山、一个岛、一片海岸、一棵橄榄树以一种令人震惊而又抑制的方式显现出来之际”。在自然美的经验中持留的是存在之真理的发生和揭示,自然美的本质就是对自然事物在存在之真理中现身在场的感性(直接领受或觉知)揭示。在感性揭示(亦即审美)的领域内,自然事物在存在之真理中现身在场意味着显露外观、展示轮廓,后者既意味着入于“外观”(爱多斯、相)的设置,“存在(原初意义上的Φúσιζ)乃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自行解蔽乃是入于无蔽状态的显露,即首先把无蔽状态本身庇护入本质之中:无蔽状态就是真理”,同时也显明了这一事实:自然存在的自行解蔽就是真理,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美。 　　在海德格尔看来,依赖自然科学以实现对自然的“物之为物”的追问难以为继,因为此种将自然对象化的形态不过是为科学罩上统治与进步的假象。自然事物个体的具体外观形象是对自然存在之物自行解蔽的结果。如果我们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理解自然存在,自然美的生成机制就在于自然的自行解蔽作为自然存在的真理也就是自然美。美和真理在自然的自行解蔽中同时达于敞开和生成。 二、自然美的生成动力:“诗性”的敞开 　　从“自然”一词在古希腊的原始含义中可以发现:“自然”作为存在之真理的自行解蔽的在场化,与外在的客观限定相矛盾。自然美的自在显现,纵然具有其物性基础,却最终不可忽视主体的意义。 　　首先,人作为主体为自然赋予精神意义与审美价值,王国维先生曾将此称为“有我之境”,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然而,尽管背离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自然的方式,此种“有我之境”尚且区分出主体与自然之间的界限,以“如画”的角度欣赏自然。自然成为主体进行情感投射与诗性同情的“审美对象”,赋予了快乐、愉悦、悲伤等诸种情绪,建构出主体与自然之间无功利性与直观性的审美体验模式。自然的节奏律动、山川的风声呜咽、河流的静穆韵律以及万物的栖息流动等都以艺术“赋形”的方式成为自然审美符号,并与主体的身体节奏与视知觉感受形成“内模仿”的呼应关系,促使自然也显现了“我之色彩”的一系列信念、思维、理想与感受心理结构。雅克·马利坦曾论述作为艺术文本的自然符号所呈现出的诗性功能,推动了主体意识与自然本体的融合。“诗性认识对于人的精神犹如鸟之于栖巢那样地自然;而且正是世界和精神一道返回灵魂的神秘巢穴。因为诗性自觉的内容既包括世界的事物的实在,又包含诗人的主观性,这二者都通过一种意向性的或精神化的情感而被隐约地传达。”由此,自然“物性”的解蔽与澄明呼应了主体的审美体验,在艺术赋形的审美显现中传达了诗性意义。自然之美不仅仅是本源存在的自行设置与涌现,也是主体通过审美体验而获得诗性审美场域的共鸣。符号形式的出现则是自然美的艺术文本凝聚,也成为意义敞开的话语基础。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正是强调了自然是触发主体艺术构思与创作冲动的诗性敞开存在,并将主体的审美体验也纳入到整体自然的诗性表达中,推动自然美学形态的生成。 　　其二,主体与自然之间的诗性意味,应该在物我两分的基础上走向人与自然的深度交融,将人的生存方式融入自然的生命形式之中,放弃功利态度与狭隘的实践意志,“而以自我的心灵和自然之间展开‘以心会心’的对话、交谈,把自然看作是充满生命和灵性的对象”,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从而达到一种人与物游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先生这样描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正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此时人的感官体验虽然仍是文采灵感的来源,但是在世界之境遇中却已不见主客之间的分别,自然美在为欣赏者提供感性的审美经验的同时,最终转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依赖,在本真的生存体验中,真理性得以呈现,自然美即在此种境遇之中生成。自然“物性”的自行解蔽与诗性真理的呈现、主体的自然审美体验与生存依赖、自然审美符号的赋形与文本表达等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密切关联,共同建构了自然、主体和审美辩证融合的“一元式”美学景观。其实,自然本源的解蔽与主体的审美体验具有内在同构性关联,当自然存在之真理进行自行显现之时,也正是主体的诗性本质得到澄明的过程,因为主体自身处在“自然之中”,通过艺术真理的显现而激发自然美的生成。海德格尔理论中对“桥”的存在状态的揭示、黑森林里“小木屋院落”的自然栖居描绘以及对梵高绘画“农鞋”的诗意表达等,都显现了主体存在体验与自然本源话语的敞开。“让我们想一想两百多年前由农民的栖居所筑造起来的黑森林里的一座农家院落。在那里,使天、地、神、人纯一地进入物中的迫切能力把房屋安置起来了。它把院落安排在朝南避风的山坡上,在牧场之间靠近泉水的地方。”主体面对自然的技术实践不仅将“物性”与“诗性”进行联系,更是显现了“天地神人”的整体化审美意义,促使主体诗意栖居于自然之中。此种主体与自然之间的精神交融关联推进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共情”“敞开”进程,实现审美意识在大地所有自然物中的“大化流转”与生生不息。中国古典美学的“境界”“交感”“物化”等范畴正凸显了主体与自然审美的一元式本源话语。而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也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显现了主体与自然的审美同情与生命自由,“天地神人”四方元素也在自然美中达到和谐的统一。正如华兹华斯在《廷腾寺》中的诗意吟唱:“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地运转。”这些充满了灵性的自然物不仅自行面向诗性而敞开,更是凝聚了主体的审美认知与心灵精神,成为具有生命的整体化存在。由此,自然美话语得以本源性显现,并与浪漫主义诗歌等艺术美进行融合,形成了关于自然的诗性表达路径。 　　自然美的生成机制不仅有赖于自然的自在显现,同时也是诗性主体的意向性呈现。在胡塞尔看来,关于对象的思考行为与对象本身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意识到的自然仅仅是自然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角度的显现,而不是自然对象本身,此时唯一的实在是我们与对象之间的意向性关系,也就是主体的意识或者审美活动。简单地说,“意向性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刻画,即它不预设两个相关项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A意向B,只有A必须存在,意向性的提出促使主体的存在获得了独立性,摆脱了客观对象对于主体意识的限制,从而颠倒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模式,以“物”为核心的认识方式转而投入了主体性的怀抱,意向性作为一种意识的内在特征与意识的物质对象无关,主体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奠定了意识敞开性的基础。正如胡塞尔所言“在意义中构成了和对象的关系。有意义地用一个表达,和明确地指向一个对象(形成关于它的表象),是同一回事”,正是意义为意识提供了对象指向性,换句话说,意义规定了对象被意向的方式以及意向对象本身,主体与自然之间的意向性关系就是在多种意义的生成中形成的。意向性弱化了自然对象对于自然审美活动的重要性,将主体的诗性敞开作为意识的前提条件,为自然美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有关客体的相关信息只有先行进入到人的(意向性)敞开之域中,才有可能转化为意识中的对象。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为主体的诗性生存提供了自持自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继承先师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把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和本质直观学说转化为有关日常世界的活动和情境的分析,使之脱离了知识学的路径而进入活生生的此在实存现象的分析与描述”。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取代了遗失自我的先验论分析,经验性的想象直观与具身体验被“此在”的基础存在论所替代,主体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将其诗性的生存建立在经验性的想象与体验之上,而是深入到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中,在物之为物的世界里,主体与自然已经浑然一体。如果说胡塞尔宣称,物是否真实存在并不对主体的感觉体验构成威胁,这在海氏看来则是借存在者之名而对存在的遮蔽,人与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而后才是一种“认识关系”,意向性行为显然更接近海德格尔所谓的“认识关系”,也就是在存在者层面通过某种感知能力来把握外在于人的物体。此在的本真存在的获得依赖于主体诗性的敞开。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的;它们落入一个环境,属于一个环境中掩蔽了的涌动的杂群。与此相反,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逗留于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海德格尔将“作诗”(Dichtung)与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区分开来,“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无蔽状态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诗首先是真理的生成和显现之域,容纳真理的先行置入,此在被置入到大地无声的召唤之中,进而在世界之中照亮了无限延展的大地,自然美在大地的庇护之下涌现出来,并且在遮蔽之中走向了澄明,在遮蔽与澄明的相互转化与对立统一之中呼唤人的回归。正在此时,自然与人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成为了相互依存的诗性整体,人的存在为自然照亮了被遮蔽的世界,自然的存在是此在生活与操劳的寓所,此在与自然万物,在大地的遮蔽下走向澄明,又在澄明之中返回自身,人在诗意的栖居中体会到自然美的真理性存在,形成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存在境遇。 　　自然在将真理去蔽之时,更象征着人的智慧、精神与生命,自然之美的诗性生成过程也蕴含着主体诗性的确证。对主体存在之真理的探究,也是对自然美真理性的求索。自然美的生成机制,在于人在诗性的敞开之中走向澄明,进而把握世界的存在之真理性,自然美在大地的庇护之下涌现于天地之间,也是自然走向主体的诗性怀抱的宣言。 三、自然美的生成逻辑:“物性”与“诗性”向“生态性”的聚集 　　从“物性的涌现”到“诗性的敞开”,作为本体论的自然凸显出审美特质,为自然美的生成提供了物性基础与诗性动力。但从自然本体概念内涵而言,“演化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构成自然观念形而下阐释的重要维度,并为生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层面的依据,也通过实践实现“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双重建构,推动主体与自然界、自然物产生系统化的动态关联。如果说本体论确立了自然的本源性与独立性特质,给自然美的生成提供了合法性的逻辑起点;那么演化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则广泛涉及主体、实践、存在、审美、艺术、环境、生态、伦理与科学认知等元素,显现了自然多种多样和丰富的审美潜能,建构出从客观自然到主观审美、从物性呈现到诗性表达的知识谱系,塑造“物性”与“诗性”共同在场的自然美学景观。当本体的自然落实在具体的自然界和自然物身上之时,主体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属性得到释放,从生态意识与诗性救赎等更高维度上拓展了自然美学的话语空间。 　　自然的生成是自然美生成的前提。既然本真的自然是“物性”与“诗性”的融合,那么自然美生成的“物性”与“诗性”在这里就可以获得解释。伯林特就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强调要去除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和对立,并倡导主客体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作用。他认为人与环境是连续的,因而自然环境本身就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不存在与人相分离的环境。并且,在其早期“审美场”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与环境处于一个“场域”之中,二者均是环境审美场中相互作用的审美要素。虽然科学认知主义者也强调要浸入环境,但这种浸入是有限度的。伯林特与此不同,他从审美感知开始到审美经验统一体的最终形成,全方位论证了人与环境的交融。因此,无论自然环境还是自然审美经验,它们都是在人与环境相连续、相交融的基础上生成的,但伯林特对人以及人的现实生存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由于伯林特建立“审美场”理论的初衷是要建构一种能同时涵盖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审美理论,因而审美场内的审美要素内容广泛、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环境美学中,由于自然环境具有比艺术更强的开放性,这一特征就更加明显。如伯林特所言,不仅感官感觉影响我们对环境的感知,“社会经验与文化因素也通过我们习得的感知习惯、信仰体系、生活方式以及行为和判断的传统来影响经验”。这就使得与人相关的审美要素过于泛化,人之为人的本质性特征就被遮蔽了。 　　我们有必要循着伯林特的理路,回到对他影响深远的杜威,正是杜威建立了人与自然相连续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上,从人的动物祖先讲起,认为人与动物均是“活的生物”,他以动物与其环境的连续性为类比,强调人与环境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人的经验才得以产生。进而,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是相连续的,当日常零散的生活经验达到完满的“一个经验”时,通过进一步的集中与强化就能形成审美经验。因此,人与环境的连续性有着进化的源头和无法忽视的生物本性。对于杜威建立在“活的生物”基础上的一元论审美理论,曾繁仁教授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指出杜威凸显了人的“生态审美本性”。虽然伯林特继承了杜威的连续性思想,对于自然美的生成来说,作为“物性”的生态本性与作为“人性”诗性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点在柏林特这里则被忽视了。 　　那么,为何人的生态本性与诗性在自然美的生成中显得如此重要呢?梁启超在谈及欧洲文艺复兴的结果时指出了两个方面:“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然而,人与世界的双重发现所引发的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理性过度膨胀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还造成了对世界无节制的控制和干预,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与资源破坏已经相当严重。因此,要重建人与世界的生态本源性关系在现时代显得尤为迫切。首先,要重新发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上文所述,人与世界有着天然的连续性,自然环境不是外在于人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人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然与自然美都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其次,要重新发现人。解铃还须系铃人,前几个世纪人类理性膨胀所引发的不良后果还需要人类自身去解决。人作为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一样并无任何特权,但人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地方就在于人能通过自身之生存去领会存在,从而成为存在的守护者。因而人不仅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起拯救地球的使命。汤因比认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构成要素中惟一可以信赖的变化。”而提高人类精神潜能的重要方式就是重新唤醒人的主体性,尤其要唤醒人的生态主体性与诗性主体性。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态本性和诗性的相互融合就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人具有生态本性,也具有诗性,“物性”当然也是在“生态性”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在人的“生态性”中融合“诗性”与“物性”就促成了自然美的生成。物的“生态性”我们能够理解,因为物本身就是在生态系统中生成的。那么,人的“生态性”是如何可能的呢? 　　首先,诗性与生态性是人的本性,是人的“精神潜能”,是我们的进化基因,生态本性与诗性的统一是人类原初的生活状态。其一,就人的生态性而言。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与尊重,《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古希腊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看作宇宙的基本原素,美就是数的和谐,因而他们把自然美看作最高层次的美。并且,他们还提出“小宇宙”(人)类似“大宇宙”的看法,即“人体就像天体,都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着。人有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谐,‘同声相应’,所以欣然契合。因此,人才能爱美和欣赏艺术”。我们看到这种天人的一致性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呈现出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一致。其二,就人的诗性而言。维柯认为人的本性和动物本性相似,各种感官是人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而诗性的智慧用的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因此,诗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诗性是人类的本性。颜翔林认为诗性主体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想象活动,智慧领悟也是诗性主体的重要心灵构成。“诗性主体是以虚无为前提,以想象为动力,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精神形式。”无论是维柯所主张的偏于感性的诗性,还是颜翔林所主张的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诗性,二者都是对人类日益膨胀的理性的反叛,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体、认知主体之外,建构了一种新的主体。 　　其次,人的诗性脱胎于生态性,又是对生态性的回望与守护。曾繁仁认为人的生态本性包括三个部分:其一,人的生态本原性。即“人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永享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其二,人的生态环链性。即人是整个生态环链中的一环、人无法离开整个生态环链而生存;其三,人的生态自觉性。即人不仅要维护好自己的生存,还要自觉维护生态环链的良好循环和其他生命的正常生存。实际上,生态本原性与生态环链性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体都具有的生态本性。在此基础上,有机体各自生发出自身的“主体性”,例如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树也可作为生态规则之中的独立主体而向着自身的目的不断发展。而相比于其他有机体,人类建基于生态性之上的主体性就更为独特,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是生态的主体,也是理性的主体,但理性的膨胀则会反噬人类的生态性。此时,人的生态本原性与生态环链性能够成为人类主体性发展为诗性的驱动力,在将自身生命形式融入整个自然的过程中,诗性便是人类理性的有序发展的归途,诗性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超越现实的功利性和工具理性,以强旺的感觉力与生动的想象力体悟自身生存以及自然中其他生命的生存,从而促进人的生态自觉性。由此可见,人类诗性脱胎于生态性最终又实现对生态性的回归,从而达成对理性的约束与对生态性的守护,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生态性与诗性共同在场,人类实现对自然美与自身真理性的追寻。 　　最后,生态性与诗性作为人的本性,彼此相互促进,与自然审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如曾繁仁所言:“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就是人对自然万物蓬勃生命力的一种审美的经验,其内涵包括人对自然的本源的亲和性、人与自然须臾不分的共生性、人对自然生命律动的感受性,以及人在改造自然中与对象的交融性等等。”因此,自然美的生成意味着人的生态性与诗性的唤醒,与此同时人的生态性与诗性又通过自然审美得以实现或澄明。那么该如何唤醒人的生态性与诗性呢?首先,敬畏、尊重并热爱自然和生命是根本。被工具理性麻痹的内心需要在对自然和其中全部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中,重塑主体的生存信仰和生命张力,在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中,体悟到自身生命和自然中其他生命的连续与同一。其次,在具体的自然审美中要提升自身感官的敏锐性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与尊重要落实在自然审美的过程中,要表现为对自然进程中的细节特征及自然物动态变化的敏锐感觉,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力的作用,超越现实的功利和自身的工具理性。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忠于当下的感受和直觉,避免对自然进行刻意的改造、编纂和整理。总之,无论是自然还是自然美,都是在与人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当下不断生成的。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合一或连续有着进化的源头并基于生物本性,在人的诸多本性中,生态性与诗性对于自然美的生成而言尤为重要。二者作为人的“精神潜能”是人作为此在去守护存在的重要力量。因而,在自然美的生成机制中,“物性”的涌现与“诗性”的敞开在人的“生态本性”中得到了统一,“生态性”与“诗性”的融合就成为自然美生成的路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根本上敬畏、尊重并热爱自然和生命,又要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提升自身感官的敏锐度并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从而在人类理性膨胀已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今天重新发现人的生态本性和诗性。 结语 　　纵观对自然美的生成机制的历史谱系与知识谱系的梳理,“物性”“诗性”以及二者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自然美理论“可生长性”景观,并且实现了自然客体、主体、审美与艺术等多重元素的交互融合,建构起既具有现实环保实践价值,又具有审美超越属性与人文关怀价值的美学形态。“物性”指向自然的“自行解蔽”,确立了自然的本体存在意义。与“物性”同时出场,“诗性”则指向主体面对自然的审美沉浸、“意向性”意义关联与诗性存在论话语,建构出从主体论审美视野到存在论交往融合的知识谱系。作为“物性敞开”的自然与作为诗性审美的“主体”在“生态性”中相互交融,完成了“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主体的自然生态属性与艺术审美诗性相统一、自然的本源性与主体生态本性相统一、自然澄明与主体审美“场域”相统一的知识景观,在人的“生态本性”中“物性”与“诗性”的共同在场造就了自然美的生成路径。正因为自然美的生成关涉“物性”“诗性”以及共同在场的“生态性”等问题,社会、环境、生态、城市、艺术以及主体的意向性审美知觉等元素得以在自然美的知识场域中生成,形成了一个不断开放而又关注主体生存的理论话语,从而给现代美学学科建设提供本源性的知识资源与诗性审美意义。 　　（作者简介：胡友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4-26 1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