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纲领是熊彼特对施穆勒所谓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的称呼。施穆勒自称自己的方法是“历史—伦理”的方法。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条件是一个宗教与伦理的体系，经济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作为社会规范的习俗、法律与道德的历史发展知识，就无法理解经济生活。他还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伦理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伦理以习俗、法律与道德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制度当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

  显然，这个施穆勒纲领是要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从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这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当然施穆勒也讲历史演进，但是他的历史演进不是建立在经济生活的历史发展上，而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没有根基的历史演变为基础的，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正是黑格尔的传统。而马克思早就把头脚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再倒过来了。马克思的相关观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都有说明，而这些著作是施穆勒能够而且应当知晓的，但他仍然坚持了历史唯心主义，而这决不是出于他对坚持科学的考虑。

  事实上，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也没有忽视道德、伦理方面的东西，只不过他更加注重事物的根本。例如，马克思在谈到决定工资的劳动力价值时曾经指出，“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2]不过，这些道德伦理方面的因素，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削弱。例如，英国的济贫法具备施穆勒所提出的习俗、法律与道德因素，但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揭露，它被资本家和地主用来将雇工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其与劳动力价值相比不足的部分，则由济贫法所规定的济贫税所补偿，从而济贫税成了对资本家和地主的补贴，而被迫缴纳济贫税的平民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沦为需要接受救济的贫民。[3]另一方面，这些道德和伦理的因素，只不过是把工人维持在贫困的生活中。为了使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生活资料的品质会下降，并带来工资的下降。“工业的进步提供了不太昂贵的生活资料。例如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4]而在工人阶级通过团结斗争阻止工资下降的地方，资本家就用通货膨胀来维持所谓实际工资即生活资料的数量不变，尽管这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早已大大下降。显然，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学方面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理解经济生活的发展，我们反而不能理解所谓作为社会规范的习俗、法律与道德。

  施穆勒纲领除了来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还来源于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生产力多要素论，可以看成生产力多要素论的简化。“李斯特是生产力的多要素论者。他把‘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王位世袭制、货币、度量衡，历法和钟表’，乃至‘人民的活力、他们对宗教的热诚和道德观念……国家的宪政、公共机构、政府上层人物的智慧和力量……地理环境、国家的气运、甚至机遇本身’等统统列为生产力的源泉。值得提到的是，李斯特把精神资本也归入生产力要素中。”[5]很显然，这个多要素论其实就是杂乱无章的大杂烩，毫无科学性可言，它至多只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但却无力建立起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施穆勒的简化，只是为了突出国家也就是普鲁士政府的作用。

  “为了给政府的这种角色提供一种伦理基础，施穆勒强调国家是一种超越于各阶级特殊利益的、教育人类的伟大机构。” [6]施穆勒主张推行广泛的社会政策，并把社会政策的目标限定为促使财富的生产和收入分配趋于合理化，以满足公正及道德完善的需要。其主要内容包括孤寡救济、劳资纠纷仲裁、制定有关干涉劳动契约的法令、使工人接受更好的技术教育、鼓励劳资双方合作，等等。[7]施穆勒纲领是在马克思已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马克思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发起了重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出现的。施穆勒的主张与曾和马克思合作的拉萨尔相似，都是指望国家帮助，但他不如拉萨尔的地方在于，拉萨尔期待在国家帮助下工人能够发展合作社，摆脱被资本家剥削的命运，从而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而施穆勒却只是希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并以此标榜“社会公正”，维护所谓国家利益，因此只能算是比空想社会主义还不如的空想资本主义。他本人的立场也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始终是普鲁士王朝的忠实臣子”[8]。

  施穆勒的研究纲领被归纳为：（1）检验特定的社会中无穷种类制度；（2）观察制度，并进行描述与分类；（3）研究制度依时间维度的演化；（4）揭示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9]这也就是他所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即所谓历史归纳法，其“核心观点是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研究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的科学。因为经济现象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只能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是发展变化的，所以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的规律。历史类比的方法不仅包括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也包括各国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道路的比较。”[10]但是，“施穆勒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氏族和部落经济、马克公社或村落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六个阶段”[11]，却是只考虑了德国自身的历史，而没有概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而且在国民经济这个环节，施穆勒也是根据德国的现状，提出由“开明的”专制君主担负起民族国家的领导者角色，而罔顾一些国家已经、正在和致力于将要实行共和制的事实。相反地，马克思与恩格斯和他们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致力于协助资产阶级进步派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制，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开道路。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指出，“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12]他还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称赞法国工人：“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3]

  除了赞美普鲁士专制君主，施穆勒还赞美资本家。他赞美，企业家精神包括开创性、承担风险和领导能力，杰出人物的创造性作用是发展过程的内因。[14]他尤其赞美资本家的赢利心。当他论及经济发展的动因时，把赢利心这个心理因素置于突出地位。他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赢利心是不存在的，到了近代社会，尤其是在新教徒的民族当中提倡勤劳起家、合理治家和鼓励提高职业才干，因而促进了殖财致富的风气，进而帮助了富于赢利心的现代生意人这一人物典型的培成。他还认为，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虽有不少相互倾轧的实例，但主导的倾向是人类行为愈来愈受到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制约，人类自身也趋向于道德的完善。[15]

  但是，他所敌视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16]施穆勒所谓的赢利心无非是资本的灵魂，是资本家的自私性的体现，从而的确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资本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资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从而在资本家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资本。”[17]“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不过是用意识和意志来执行的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职能。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表现为人，而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它作为创造财富和增加财富的实体属于资本家，劳动本身事实上就是以这种实体的形式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被并入资本的要素，表现为资本的活的可变因素。”[18]

  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道德习俗和道德的完善？在施穆勒青年时期就已广泛传播的《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9]施穆勒所赞美的赢利心的典型表现是：“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20]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就是施穆勒所说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主导的倾向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道德的堕落。“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1]在这一点上，施穆勒连注意到“经济上的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前辈们都大为不如。

  施穆勒的理论观点都没能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论之中，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看，恩格斯还是知道他的。在恩格斯晚年写给寻求职业出路的施米特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建议施米特考虑从事写作：“布劳恩的《文库》、《康拉德年鉴》和施穆勒的专题丛书，您大概可以投稿。”[22]看来，在恩格斯眼里，施穆勒主要是一个编辑而不是学者。相反地，与施穆勒对立的门格尔的观点则实实在在地引起过恩格斯的注意，尽管这个注意只是轻飘飘地表现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施米特时指出，“他的论门格尔—杰文斯主义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可惜这里无处可以刊登。”[23]这个时期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也没有引起恩格斯的注意。大概在恩格斯看来这不过是不值得理会的“两小儿辩日”罢了，尽管这场争论的后果是形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两大范式即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虽然“马克斯·韦伯后来称，经济学俨然成了‘两门科学’。”[24]但这两种方法论中的哪一种都是不成立的，远谈不上科学。其规范研究是从空洞的人性即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市侩的价值观出发，没有科学依据；其实证研究拿混淆在一起的统计数据大杂烩说话，而没有像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去研究。

  马克思指出，“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25]。德国历史学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和发展起来。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面临较发达的英国经济强大外来竞争压力和德国国内诸侯国林立的封建格局的阻挠，从而，作为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经济学流派，德国历史学派基于德国本身的政治经济状况，从德国工业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主张采取抵消英国竞争压力的制度和鼓吹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中央经济，以便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就是很正常的事了。这一学派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罗雪尔和克尼斯的个人观点，都曾经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而且被马克思精辟甚至辛辣地批判过。例如，恩格斯晚年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关于货币和信贷的问题，德国人的著作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克尼斯，马克思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无情地嘲笑了他。”[26]

  不过，当时德国的国情不是只有来自英国的外部压力和本国的封建专制格局，更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德国工人运动给德国资产阶级的压力。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对德国历史学派来说，“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27]

  于是，德国历史学派即讲坛社会主义者除了剽窃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拼凑一些胡言乱语之外，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攻击和诬陷。例如，恩格斯晚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疑问，或者，譬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28]后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提出了有决定意义的证据驳斥了来自德国历史学派的对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29]在这里，恩格斯敏锐地把德国历史学派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直接关联在一起，而德国历史学派“参与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最终成为纳粹德国的思想基础。”[30]对于这样的学派，我们今天的态度只能是彻底地批判，而谈不上什么借鉴。

  今天一些人之所以想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只不过是他们想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比较缺乏的一个方面，同时“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体系中，保持着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31]有人认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德国工业化道路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其中，历史学派 ‘讲坛社会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能对国家的实践政策产生上述重大影响，这毫无疑问是一件足以让历史学派引以为荣之事!”[32]但实际上，“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33]事实上，要分析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能够胜任，完全没有必要到被恩格斯认为始终弄不懂《资本论》第二卷的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去借鉴什么。

  德国历史学派非常看重由国家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施穆勒认为，若保护制度使用娴熟的话，可以成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性武器。[34]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一旦一国建立起了大工业就必然对世界市场有所依赖，从而也就对自由贸易有了依赖，保护关税最后必然成为“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35]而保护关税虽然在贸易自由范围内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卫作用，但它也同时成了掠夺本国人民的一种手段。“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国家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为谋利者效劳，就不仅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36]显然，即便倾向于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与抄袭英国前辈的德国历史学派没有什么关系，犯不着到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去借鉴什么。另一方面，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也不是依托于保护关税发展起来的。恩格斯于1880年谈到俾斯麦的保护关税税率时指出，“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大部分是提供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这种工业只有在自由贸易统治它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的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37]

  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是保护关税派的特权。德国历史学派不懂得经济自由主义盛行也是需要国家干预的，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原始积累那一章已经有过说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也是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利用国家权力完成的。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正是德国历史学派指望“凭借其军队替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大市场”[38]的做法。

  德国历史学派力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有所对立，只不过反映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现实中存在利益上的对立。“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古典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否定，认为古典学派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前提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如古典学派把经济分析的前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忽略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以至于把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发展史。在历史学派看来，与经济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国家以及文化也必须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前提。”[39]但是，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因为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因此，德国历史学派一方面批判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又基于利己主义而提出所谓团体利己主义。例如，施穆勒提出，由经济连带关系而产生的情感和认同必然与此同时创造出某种团体的利己主义。每一个时代的商业政策正是从这种利己主义当中找到了它的推动力。[40]

  这种团体利己主义除了反映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在与工人阶级对立中的阶级利益，还反映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竞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上层的收买，以便一致对外进行掠夺。第二国际后来背叛马克思主义，以保卫祖国的名义纵容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本国工人阶级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重新瓜分世界，就是这种团体利己主义的体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使得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竞争双方在利益互惠性交往以及财货交换和相互依存的连带关系使得人类趋于更加文明和更加人道的本能变得越发强烈了”，以至于“促使国家在更大的共同体内承担起资助那些贫弱成员的义务”[41]观点破产了。

  与盯着相对落后的德国经济的历史学派不同，马克思选择英国经济作为他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以至于现在有人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英国特色经济学，或者用德国历史学派的术语，它反映的只是英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但是，与西方经济学家们承认其经济学说不是一门科学不同[42]，马克思是把经济学作为科学来研究的，从而在方法论上也采取了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43]显然，无论是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还是与德国历史学派相比，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能称得上是经济科学。

  德国历史学派把规律视为某种类似性，例如，罗雪尔认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44]这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规律所揭示的是内在联系，统计的重复性或事件的类似性只能反映规律，而不代表规律。例如，南半球与北半球的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这种类似性本身不是规律。地球自西向东自转才是规律。

  与德国历史学派那种只知道过去、现在而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归纳法（正确地说应当是历史类比法）相比，马克思还“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45]，并能够指出未来的前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经济学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能够指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即使出现国家干预，也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反地，德国历史学派即便收集到英国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的资料，也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上，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指出：“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46]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的产物，本来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扫除了，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盛行的西方经济学的表现又十分不堪，难以服众，从而这个在理论表现上与英国经济学传统学说有所对立的历史上的德国历史学派又被一些人所称道。但是，德国历史学派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即当时已经庸俗化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对立只不过是“两小儿辩日”式的对立，看似各有道理，可以各自有所借鉴，其实这两者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科学揭示了的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相距甚远。

  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黑格尔哲学的部分因素，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相同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渊源，存在借鉴促进的基础”[47]，企图在今天中国为弘扬或借鉴德国历史学派提供一丝合法性。但是，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共同存在的岁月里，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借鉴促进，反而各自对对方都是相互鄙视的。对当年的情况隔岸观火和雾里看花的我们又怎么可能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期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评价呢？另一方面，这个依据等同于是在说杜林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和与之针锋相对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着相同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渊源，存在借鉴促进的基础，从而已经被恩格斯批倒的杜林的错误观点不仅和德国历史学派一样在今天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还要因为借鉴促进而否定或改写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事实上，德国历史学派恰恰抓住的是被马克思否定掉的德国哲学的错误的一面。他们的经济分析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他们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意回避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从经济过程本身的分析中发现其中的生产关系及其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等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从而没有能够找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法演绎出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只能以空想资本主义的方式谈经济发展。

  有人把德国历史学派视为“政治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优秀代表”，并认为“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帮助德国在19世纪迅速摘掉落后帽子成为世界强国，而且也使在德国模式基础之上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与日本成长为世界级强国。”[48]但是，一方面，恩格斯早就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49]，从而谈不上多少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德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并不是因为有强调国家利益的德国历史学派，而是因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推动甚至领导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推进和对德国社会的改造，以及普法战争的巨额赔款等一系列重要因素。在当时的德国，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年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德国一家当地报纸报道，“格拉德巴赫的棉纺织业厂主们承认工作日过长，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要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小时缩减为十二小时（10月12日的报纸）。你看，你的书对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实际的作用。”[50]所以，马克思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51]而德国历史学派正是那些理解力不够高的“博学的作家”。他们的理论又怎么可能实现德国的强盛呢？

  当然，德国历史学派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历史影响或意义，它曾经在大学里一度战胜过英国古典经济学。对此，恩格斯是这样介绍的：“无论在这里，无论在法国，讲坛社会主义正以某种形式日益把古典经济学从大学讲座上排挤出去。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52]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历史学派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53]

  作为反面教员，所谓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唯一作用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科学性，而不是让我们去借鉴它们。当然，要认识这一点，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足够的了解才行，正如了解了现代天文学知识才能理性对待“两小儿辩日”一样。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