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程、惊涛骇浪与新曙光（中）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回顾、清醒与展望
周承友
摘要：本部分概述国际共运第二阶段（1917—1976年）的历史和理论，重点是分析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其中，又以新范式占很大篇幅在国史意义上客观真实全面地概述了20世纪旧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共运实践。目的是初步总结国际共运第二阶段的功过是非。如在落后历史条件下而来的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模式——斯大林毛泽东模式，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是一种特殊的短期性发展模式，带有重要的不足，如官僚主义者阶层阶级的滋生。传统模式奠基初稳之后，应改革转型，但并非一定转向，见东欧早期改革。
关键词：苏联共产主义运动 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主义 西方现代共产主义运动 东欧早期改革
二、新时代、国际共运的“破旧立新”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完全到来。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恩格斯是有所暗示的，如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时指出：“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⑩作为新时代特征之一的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虽然不是列宁提出来的，但列宁对新时代的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内在矛盾、历史地位及走向等给予了科学地揭示和预测。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⑪这就揭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其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统治内涵至少包括缺一不可的两面：一是国内工业化之上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统治；二是由资本输出（包括军备输出）而展现的国际垄断和国际瓜分（霸权主义或国际垄断和国际瓜分是古近现代任何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共同特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等论断。[87][88]当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结束真理。下面就概括帝国主义阶段的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
（一）新时代、苏联初期和列宁主义
所谓时代，就是历史发展本质的一种概括，就是某一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其发展的基本结构、态势和阶级（主体）力量对比的特点与走向的反映。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基本走向。新时代到来和发展的近一半功劳可归属于俄国，是由苏俄或苏联造就的，苏俄或苏联是新时代的首位重要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新时代的开端。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及苏俄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等都是苏联初期的重要历史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参战双方是以德、奥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参战国家达30多个，主战场始终在欧洲。战争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英、法得到削弱，形成了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标志的新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它是一场军事上的巨大冲突，并带来了多个国家地区的巨大损失和国内外多方面矛盾的加剧。其中，俄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后的协约国，军队遭到重创，许多土地被德军占领，食物供给匮乏，工厂关门倒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俄国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危机中，俄国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为俄国等多个国家爆发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和时机。正是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战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欧美亚多国出现了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当然，因为第二国际内部社会民主党大都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那里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失败了。“一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1920—1921年经济危机。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标志着它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其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俄国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广泛推行，重工业技术进步、迅猛发展，轻工业也广泛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的占比已超过农业，大企业大产业和垄断资本占居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工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巴库、南俄、中部工业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而且工人大多集中在工厂、矿山、铁路等部门的大企业中。20世纪初500人以上的664个大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4％）集中了80万工人。到了一战爆发的1914年，俄国的工人也有3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并不高，但是由于俄国工业高度集中，形成了庞大而紧密的团体，这些紧密的工人团体能比较快速的形成组织力和战斗力，并影响全国，早在1902年的罢工和政治示威中，俄国无产阶级就已表现出它是一支在解放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发展成熟了，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以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标志的列宁主义的形成和成熟。但另一方面，俄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封建残余势力强大，沙皇专制制度存在，沙皇为开辟国外市场，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俄国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特点，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不强，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和激化，阶级斗争运动和革命活动接连不断。特别是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二月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并不占优势，在革命后成立的革命政权工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领导成员中，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但随后，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制定和公布了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和策略，适应了时势发展和民心需要，并积极在工兵农中做疏解工作。“七月事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三届）的白色恐怖统治，参战中国内社会矛盾危机的继续存在，8月底在布尔什维克等领导下粉碎了首都的反革命叛乱。这些活动教育着人民，带来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迅速扩大，工兵农和苏维埃大都转向布尔什维克，革命主体力量壮大成熟。总之，到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基本前提和客观条件具备；革命发生时机得当，即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产阶级统治无能的时候（包括国外资本主义干涉力量缺少或不足之时）；革命发生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壮大成熟。所以，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必然爆发和胜利。[89][90][91]
十月革命的必然，包括革命发生的必然和革命胜利的必然。1917年十月革命在推翻旧政权的同时，立即展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工作：如在政治上，立即组成新的中央苏维埃政权政府，发布《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等一系列文告法令政令，宣布旧政权被推翻，要求并帮助各地建立新苏维埃政权；经济上，颁布《土地法令》，没收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 土地国有化，分配给农民耕种，建立少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将银行、铁路和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对私营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发展生产力；军事上，组建红军和红海军；外交上，颁布《和平法令》，倡导民族自决权，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等。到1918年春，十月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其中，一种重大活动是，1918年1月“立宪会议”解散和随后新宪法的制定。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国家的民主议政建政问题。在十月革命后，立宪会议选举照旧于1917年11月12日举行，选举结果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选票优势胜于布尔什维克党。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城市工人和前线士兵的广泛支持，而俄国社会革命党则获得来自乡村地区农民的大量选票，最终以明显优势胜出，这说明，工人和士兵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柱，而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对这次选举还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和判别，并指出其存在的诸多不足，如革命后新苏维埃政权建立，社会危机消退，群众关注重点变化，必然影响选情，但前述选举中各党派的支持力量的不同已经表明了各党派的阶级特性。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它拒绝讨论和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而该《宣言》是苏维埃的宪法基础并公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立宪会议被解散。由此可见，解散立宪会议的决断就是巩固和捍卫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的必然结果，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运用必须特别谨慎。那个十月革命前后关于是否或如何组成“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问题，其实质也是攸关苏维埃政权存在的阶级斗争性问题。[92][93]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宪法制定问题随即提起。1918 年7 月 10 日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这1918年《苏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基本制度，如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运行的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苏维埃制度）、财产实行公有（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制、民族联邦制等，它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反映了过渡时期的特点，确定了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目标。[94]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有些人见于十月革命前后革命的某些非社会主义内容和方面所及，就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那是完全错误的。就此，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科学统一。所谓革命，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性变革，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社会革命一般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是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过程。资本主义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推翻封建主或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也就是说，革命前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对象任务的主导性方面决定着革命的基本类型。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就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其社会性质的主要方面是资本主义性质；十月革命的首要对象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此，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尽管它还存在浓重的封建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十月革命直接的首要的对象任务是资产阶级、并夺取其国家政权（尽管其民主革命的任务内容还没有基本完成），这两点就决定了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列宁是第一个给予其科学界定的，如1917年11月，列宁在《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中，第一条即提出：“承认10 月25日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⑫1917年12月13日，他《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⑬可以说，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革命性质和目标的科学界定决定了他对待立宪会议的基本态度。[95]同时，从前面关于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内涵可知，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的变革。通常所指的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指其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层建筑方面变革的内涵，即主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新政权，同时没收少量的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而国有化，也含有民主革命的内容。照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内容，一般包括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国家政权开始，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上私有制经济和小生产大都改造为公有制经济和大生产（联合劳动）之时的所有重要事项，同时内涵其社会思想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由此可知，俄国十月革命的内涵至多可以延伸到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基本建立。
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和历史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伟大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开创了在帝国主义体系薄弱环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道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和运动到现实制度的巨大飞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开辟了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转折和新纪元，开启了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改变了20 世纪的世界格局。这说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第二次最大的进步性突破（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96][97][98][99]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的特殊时期的特定政策，其主要功绩是保卫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十月革命刚刚获得初步胜利，正开始把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社会经济建设和管理上，发展工业化，并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如通过“计算与监督”方式过渡。不久，就被迫进入国内战争时期。为了粉碎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开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贸易，私营批发机构收归国有，实行配给制，由国家和合作社执行；实行工业全部国有化，推行总管理局制，内战基本结束后，中小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企业内部，主要实行集体管理，1920年三四月开始大面推行一长制。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用“冲击”的办法，统筹调节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凝聚了全民之力，成功捍卫了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同时也出现了“政社合一（即国家直接干预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雏形和干部委任制的广泛推行等。当1920年10月后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实行，就不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需要。随着其后期带来的个别社会危机的出现，俄共（布）即时改变了其政策。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正面意义是主要的，值得肯定。[100][101]当然，在此期间，还加强了国家建设等。如1920年年底和21年年初俄与乌等五国缔结和平条约，1922年9月26日列宁在给政治局委员的致函中提出了建立苏联的想法，1922年12月30日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苏联的宣言和条约，决定成立苏联。
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首先是为了解除刚出现的个别社会危机，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必须实行退却，但又不是完全的退却，是退却与前进的统一。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3月开始实施，主要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给予农民经营自由和周转自由；恢复私人自由贸易和大力发展商业；支持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允许私人经济存在，将没收的小企业归还原业主或租给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经营；以租让制、合营公司、租赁制、代销代购、合作社等多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近乎商业化原则），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实行劳动工资制）。实行初期，党内对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实行一年后经济社会发展恢复成效明显。新经济政策时期，除实行适当的经济上的分权，还加强了集中编制计划的工作。由此，如何确定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历史地位？则攸关各方，攸关着对苏联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评价的走向。总的说来，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定位，应当由历史事实决定，而不是任人打扮的。历史事实表明（由它的内容决定，包含列宁的界定）：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或间接过渡”的合体，它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是“复旧”——让资本主义等私有经济、小农经济、国营工业继续存在发展和“立新”——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发展、改变国营企业国有经济运行机制体制等的合体，新经济政策近乎处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尽管其前进方向有明示）。[102] [103][104]与此同时，1921年党的“十大”决定实行“工人民主制”，排除委任制，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但实际改善成效不大。
苏俄生存于国际社会之中，必然与国际社会发生关系。当然，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外交服务于内政，并与内政相辅相成。苏俄的第一个外交活动就是由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颁布第一个外交文件——《和平法令》。《法令》首先正式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掠夺性战争的罪行，向各国人民呼吁，特别向英法德三国的工人呼吁，“帮助苏维埃国家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到底”。⑭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标志着苏维埃俄国正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苏维埃政府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在国内战争时期，还粉碎了国外武装干涉。1920年10月苏俄与波兰草签和约，1921年3月正式签署和约。1921年3月起苏俄与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1921年11月起苏俄与美国资本家等国外资本和企业签订多个租让合同或租让条约。1924年2月起苏俄与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外交开始，经过1920年苏波签约到1921年苏英贸易协定签订的外交转折时期，形成了苏俄或苏联具有双重性特点的外交，实现了苏联外交上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结合，革命性外交和有限和平共处的结合。[105][106][107]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互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乃至主要的构成部分。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将苏俄外交路线具体表述为 ：“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⑮苏俄至1919 年很少对国外政府提照会，而更多是发表告工人群众的呼吁书。可见，苏俄革命外交的重要性。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俄共（布），与此同时，国外新型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共产党组织等逐渐形成，俄共（布）中央首先发出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得到国外共产党的响应，1919年3月初召开共产国际“一大”，宣告“共产国际”成立。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国际性政党组织，总部设在苏俄莫斯科。它的“一大”和20年“二大”，制定《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加强组织建设，反对机会主义，支持欧洲革命和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形成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政策。21年6月“三大”及22年“四大”，制定相关斗争策略，提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群众中去”，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等。四次代表大会，列宁都亲自参加并作报告或指示。总之，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大力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108][109]
综上所述，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苏联初期的国家发展实践首次实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由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破旧立新”。十月革命是打破资本主义旧世界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相当艰难，值到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头年才基本好转。1918年春，正式开始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久，就被迫进入国内战争时期，但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其直接过渡实践，新经济政策及其间接过渡实践等，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已经有了一种实在的依稀可见的新社会轮廓（当然它深受国家安全环境和落后历史条件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及苏联初期的的历史发展主要是在列宁的带领下实现的，随着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破旧立新”的历史实践开创，马克思主义也就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庭。长兄是革命的民粹主义者，1887年以谋杀沙皇罪被处死。同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三个月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旋又被捕流放，从此开始，列宁潜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89年列宁在萨马拉建立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入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俄国农民问题，这标志着列宁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91年列宁与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后参加了当地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成为其领导人。列宁从1893年起先后写作一系列文章，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争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斗争问题，揭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点，批判“经济派”，提出系统的新型的建党学说等。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开端（1902年《怎么办？》是其理论原点）。以其1905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为凭证，列宁剖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写作《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个别国家首先胜利的论断。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主义形成或成熟的标志。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基本揭示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突破性的解答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从而科学系统地解决了新时代的实践和理论提出的主要问题。在十月革命中，列宁主义得到实践的检验，证实了其科学性。[110] [111] [112] [113] [114]1916年以后，特别是在苏俄或苏联建国初期，在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中，列宁主义取得了明显的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成果。但值到列宁晚年，列宁在建立建设新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方面还没有获得特别重大的完善性的飞跃。例如，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课题”上还没有大眉目：即对于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于实践中破题了，但在理论上还未入正题；在公有制经济的民主劳动方面还没有破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体制机制的民主化法治化方面还没有总体上的协同进步，如在其党政关系、国家权力来源及其权力分离制约、党政机构人员进出任职革命性（最高）保障的民主化法治化方面还没有其良性（正负）构架。这些都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关于列宁直至其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观建设观等思想和列宁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已有多人论及。[115] [116] [117] [118] [119] [120]
列宁主义是什么？如何概述列宁主义？列宁逝世以后，有关“列宁主义”的争论并未结束且持续至今。但无论如何，列宁主义的概述，至少要包含三点：列宁主义的简要定义（它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历史实践时代的关系），它有哪些重要内容，并且能反映作为历史人物——列宁与其先（后）他人行为思想的重要区别或不同。这里，将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方面概述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当然大都只能是提示性的。简单地说，列宁主义是在俄国现实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1）、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卡尔·马克思》、《哲学笔记》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为代表而表现的哲学思想。（2）、帝国主义理论（包含其经济学、唯物史观、全球体系等思想）。（3）、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包括其执政党）建设理论。（4）、落后国家的和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一国首先胜利”等）理论。（5）、国家和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设理论（如工农民主专政、国内民族关系、党政组织体制建设、防复辟等）。（6）、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等向社会主义直接和间接的过渡理论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新的合作社制度和新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新特征理论。如在小农经济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等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生产合作社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路径。（7）、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和文化教育建设理论。（8）、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和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等国际关系理论。如帝国主义与民族和殖民地的国际体系论。这八项内容的第一项，指示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包含列宁的物质观、实践观、认识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观（即矛盾的对立统一学说）等。[121][122]第二项主要是指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包括前述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建构思想。后六项都属于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四层面说明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特征方面的内涵。[123] [124]从总体上说，对列宁主义的认识是可多样的。[125] [126] [127] [128] [129]但必须明确，列宁主义的内涵和一些重要内容应当是历史的既定的客观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实践和历史时代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一般性，它只会随着无产阶级实践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显示其一般性程度的变化，只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实现，列宁主义就不会过时。
上述一系列历史实践和理论表明：列宁是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奠基者，是打破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第一个和伟大的实践探路者，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列宁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这是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130] [131]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建立和开阔了社会主义新世界。至于后来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和复辟，那主要是因为早期社会主义社会成长的特殊和幼稚（如它成长在落后社会历史条件下，其国家生存威胁短期内难以基本解除，幼稚征主要表现在其社会发展的形式及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着僵化不变和不足或者是发展不成熟）。
（二）苏联起落与斯大林主义
列宁逝世后，苏联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它首先表现在：国内因新经济政策实践发展而生出重大新变化，国际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和平逐渐走向险峻紧张状态。大致地看，1924—1953年的苏联即斯大林时期30年，可以1936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历史活动的重心是经济文化的产业革命或实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新社会建立，后一阶段历史活动的重心是反法西斯大战和冷战与早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2024、6、12
如前所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退却”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或间接过渡”的合体，是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复旧”——让资本主义等私有经济、小农经济、国营工业继续存在发展和“立新”——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发展、改变国营企业国有经济运行机制体制等的合体。它内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为工业与农业、计划与市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体方面的表现——阶级斗争等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和处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的苏联，其工业化或国有工业的发展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无产阶级力量与城乡资本主义和富农力量的对立与竞争。1921年3月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在它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其内在矛盾初步激发的表现——工业品销售危机等；但此时，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它不适合立即转换。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确定了工业化方针，俄共（布）改称联共（布）。1927年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大爆发，充分显现了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大激发；它表明：新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转换。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确定了农业集体化方针。1928年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是在艰难中实现的，它集中表现为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派与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派在中央会议上几个回合的斗争与主流派的险胜；[132]此时，若不转换新经济政策，让新经济政策继续，或许早就出现了和平演变。
列宁生病时和逝世后，苏共（布）出现的党内斗争，是苏共苏联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甚至决定着苏共苏联的未来。这个斗争实际上开始于1923年10月托洛茨基等多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活动。整个斗争经历了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主流派与托洛茨基为代表左倾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左倾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左倾派、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派等几次大范围的斗争，到1929年才基本结束。新老左倾派和中央主流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工业化”方式和方法、“世界革命”（或“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农业和农民”、“党内民主”等几个重大国家发展问题展开的。在与左倾派的斗争中，布哈林多有冲在前面的时候。中央主流派与右倾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工业化的方式、方法、速度和农业集体化，围绕是否需要进行工农业与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展开的。[133][134][135]总的说来，列宁逝世后，苏共（布）党内五年多的斗争，其核心是深度涉及新经济政策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或者可以看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某种反映。在整个斗争中，斯大林值到1927年底，都是基本坚守新经济政策的；他只是从1928年起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如国内的大规模粮食收购危机和1928年初“沙赫特事件”，国外1927年英苏断交和反苏反共浪潮出现，才着力于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斯大林的胜利主要是通过其主张的政策和理论的适合、适时机并经过集体斗争取得的，而不是靠什么继用左倾派的那一套（与后者仅有局部方面的相同），靠什么权力斗争得来的。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和苏共党内斗争格局明朗，苏联开始了产业革命、农业集体化、文化意识形态革命和新社会的伟大创建。
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确定工业化方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新工业化道路，其特点是：工业化是与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相同步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1927年年底联共（布）“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经过从1928起几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大力建设，到1935年苏联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到1937年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还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由此，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力大幅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在苏联高速推进工业化之际，西方世界正处于大萧条时期，苏联也大量引进了西方机器设备、技术和人才。总之，苏联的工业化十几年跑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一百多年的历程。
1927年年底联共（布）“十五大”确定了农业集体化方针。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苏联政府为了加强粮食出口等，从该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农业大规模集体化，1930年制定《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 1933 年已初步完成农业集体化，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在总农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在该年达到65%。此后，是着力完善工作，如1935年制定了《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到 1937 年其所占比例达到93%，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农业集体化变革内容主要包括：广泛建设集体农庄，形成集体农庄制度和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消灭富农和特殊的移民运动；实行义务交售制；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等，推动农业生产从个体经营向大机器生产转变。农业集体化的功绩在于改造小农经济和农民，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使农村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的粮食用于出口，以作为资金积累服务工业化发展。[136][137]农业集体化是变个体生产力为联合生产力，是一场改造革命和阶级斗争，它引起了落后的富农等农民的不满，一些农民在入社前屠杀牲畜，毁坏工具，焚烧农产品，造成集体公社原始生产资料大为减少。天灾、农民自我毁坏的后果、国外经济危机效应和政府过失等多方因素共同影响导致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
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政府开始推行有组织的统筹生产和再生产以代替市场关系盲目支配的计划经济。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也再次发生变化，私有制经济逐渐走向消失。1929年苏共中央在推广经济核算制度的同时，颁布了调整生产管理和确立一长制(厂长负责制)的决议，在企业内部党、政、工三者关系上，党组织负责人与企业行政领导人发生分歧时，行政领导人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党组织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能直接改变行政领导人的决定，企业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力和作用非常有限。经济核算制成为行政管理的工具和补充。随着各项“经济改革”相继实施，如1929年进行工业管理改革（归口领导等），1930年进行“信贷改革”，1930－1931年进行税制改革，1931－1933年进行“工资改革”，改革的基本趋势是从地方分权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从经济方法向行政方法过渡。由此，排斥市场调节、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基本形成，它类似如“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又兼有新经济政策时期某些体制特征（如经济核算制）。[138]与此同时，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确立了。
1923年初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明确提出“文化革命”思想。斯大林继承列宁思想，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大力实施文化革命，使苏联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干部队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某些方面还处在世界前列。如苏联1930年起着手在全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推动各地教育发展。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20000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近200年开办学校的总和。到“二五”末，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才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个国家跃居世界第1位。苏联科学家在原子核结构、量子电动力学、晶体物理学、电介质物理、分子物理学和应用化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苏联还特别注重在职干部的培训，把一些党、政、军干部和优秀工人输送到高等学校进行系统的培训，解决了干部的专业化和知识化问题。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学生几乎四分之三是工人，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139]在文化教育发展上，1928年到1932年底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还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改造革命和阶级斗争。它发端于1928年五六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召开相关会议及通过的《鼓动、宣传和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决议。该决议强调思想文化战线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放弃了之前提出的党不给任何艺术流派和团体以特殊支持、允许它们自由竞赛的规定。大批判的开展，从批判布哈林经济理论开始，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史）、文艺学等社会科学各重要部门，带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改造。[140]同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苏联群众中的传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体地位。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的苏联，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及五年计划的实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实现等，苏联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经济上，私有制经济和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经济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主体；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与此相适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消灭阶级对抗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共产党等社会组织有了系统建设。基本扫除文盲，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新的社会主义意识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由于中央政府的大力帮助，一些原来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进行了经济及社会改造，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逐步形成。总之，一系列建设成果，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1936年底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成果作出肯定。[141][142]这部宪法是继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之后，苏维埃国家历史上的第三部宪法。苏联1936年宪法颁布是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成的标志。由此，一种生产力等社会实业大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出现了。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消除了失业，从1928年起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强大的新社会新国家——苏联出现在国际和世界历史上，它是充分利用和积极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历史机遇而创造的奇迹，它也是苏联的外交和国际共运事业的一个胜利。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的世界并不太平，它是资本主义从相对稳定走到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局部侵略战争，英、法、美等国实行绥靖政策、妥协退让的时期。
1924年后，苏联外交积极争取和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其中一个重点是加强同德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的安全环境。如1925年前后苏联加强了对德国的外交活动，与其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同时，先后同土耳其、立陶宛、阿富汗、伊朗、也门、日本签订了相关条约。苏联还努力进行各种国际裁军活动和反战斗争。但同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开展不顺利，并出现了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其中，英国是反苏最激进的国家，1927年5月英苏断交和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让苏联再次陷入被孤立的国际环境的危机中。但经过努力，1929年10月英苏签署了复交换文。1933年又同美国正式建交。另一方面，还努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往来和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为苏联建设服务。1934年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发动政变，自任国家元首，建立残暴的法西斯专政。德国和日本一起成为苏联面临的主要威胁。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提出并开始践行集体安全防卫外交，在实践中还揭露英、法绥靖政策的阴谋，积极支援被侵略国家反侵略斗争。《慕尼黑协定》之后，为了粉碎他国的祸水东引阴谋，确保自身的安全，苏联作出两手准备，既努力建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不放弃同德国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机会。[143]在大战前夕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推迟进入战争状态创造的条件。
苏联的共运外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实现的。1921和22年的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制定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策略。1924年6—7月“五大”召开，讨论和决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和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建设等问题，通过了《策略问题》决议，强调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革命的手段，而不是和平进化的手段，必须本着列宁主义精神或布尔什维克化，结合各国具体情况而解决所面对的一切问题。1928年7—9月“六大”召开，大会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决议，首次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即“六大”前夕以来，是资本主义稳定趋于瓦解，危机和矛盾加剧，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出现，后来法西斯统治和局部战争出现，这些部分印证了“六大”决议。所以共产国际“五大”“六大”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与其世界总体实际和形势发展趋向相一致的，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它们的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某些“左倾”等错误。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茨全会召开，着重讨论了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号召建立广泛统一战线。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进一步确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把实际工作的领导权集中于各国党。随着苏联一个新社会的建成，随着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翌年加入这一协定，世界大战临近，而英法美等国对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倡议态度冷淡，1937年2-3月苏共中央全会调整了其国家战略重点，即在注重经济建设上赶超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强调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在国际舞台上战胜阶级敌人。与此同时，国际共运也出现相应变化，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超国家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便利自主决策或联合反法西斯势力，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主动解散。总之，在苏共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和整体的大发展，共产国际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卓著的，当然，其体制机制及运作却过于集中，也出现部分性明显错误。[144]
外交与内政，国外发展与国内发展是相辅相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所处险恶的国际环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腹背受敌,希特勒上台后叫嚷要根除布尔什维主义, 德意日联合反共, 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实行绥靖政策, 国内外暗杀事件出现，如1934年10月法国外长遇刺，阶级斗争问题特别突出。正是在这种前提和条件下， 193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苏联的大肃反运动（别称大清洗），其时间经历近两年半。[145]它起源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事件，以1936年7月联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为开端标志，以1936年8月、1937年1月、1938年2月的三次“莫斯科审讯”为集中表现。1937年2-3月苏共中央全会着重研究苏联面临的国际问题及其对国内的影响，对阶级斗争问题给予了强调和新定位，如全会明确指出：与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因为国外因素、间谍等引起的人民的敌人——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等。这次中央全会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强调是肃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1938年11月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共同发出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这是肃反运动基本结束的标志。肃反运动中出现了过错，但对肃反中过失的任意扩大正是阶级敌人的所为或正合阶级敌人的胃口。大战之前，出现严重自毁，那时的苏共领导人都是白痴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部门执行中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他还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他仍负有责任。[146][147]由此可见、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运动就是一场必要的阶级斗争，其中出现的部分性扩大化错误是特殊背景和条件下不可避免的。
肃反运动结束不久，苏联就迎来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场成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最主要战场。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经过与法西斯军队的几次大战役的胜利，到1944年年中苏联已打出国外。恰在此期，1944年6月英美盟军登陆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9月2日日本法西斯投降，世界大战结束。大战后期，先后召开多次重要国际会议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协调战争推进和商定战后秩序。对苏联卫国战争而言，1941年6月，德国分三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占领苏联大片领土。苏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防御战等战役，粉碎了德军的闪电进攻。自1942年7月始，斯大林格勒大战爆发，苏军与德军激战200多天，1942年11月苏军转入反攻，到1943年2月，歼敌德军200多万，成为大战的转折点。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是苏德战争中德军最后一次进攻战役，苏军取胜。从此，苏联红军完全夺得战略主动权，德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1944年苏联红军对德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收复了苏联的全部领土，并将战线推移到境外。后与东欧各国反法西斯武装配合，解放了东欧。1945年5月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击败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包括1945年8月消灭日本关东军几十万。德国法西斯是世界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从苏德战争爆发到欧洲战争结束, 德国军队的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在苏德战场。苏德开战之时, 德军总兵力约850万人左右,用于侵略苏联的约460万人。到1944年中, 苏德战场牵制了153—201个最精锐的德国师, 占德军总数的 63—77%。在美英盟军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后, 苏德战场的德军兵力仍比西欧和意大利战场德军总数高1—1.5倍。整个大战中, 德国武装力量共损失1360万人, 其中1000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 按比例计算, 德军在同苏军作战中损失全部官兵的 73%, 飞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 75%。法西斯德国最终失败投降的命运是在苏德战场上决定的。[14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领土面积有所扩大，对苏联来说都是在曾经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里边扩，视作收复原有国土。东欧国家等都属于苏联的安全缓冲带，没有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49]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的首任务就是迅速实现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战争，而其主要战场又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所以战争使苏联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有统计资料表明，战争期间，苏联有2700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相应的上百倍。1700多座城市和七万多个村镇被洗劫一空，三万多个工厂和九万多个农庄被破坏，直接物质损失高达当年的6790亿卢布，等于整个国民财产的三成左右。战争结束后，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人们的生活相当困难，食品和衣服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150]同时，战争胜利后不久，以前所谓的同盟们就开始互相猜忌打压，国际社会发展于1947年就转入到“一球两制”的冷战时期。由此，苏联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不仅难以得到外部援助，而且要分出精力对抗美国等冷战打压，于是，苏联又基本回到战前30年代的社会发展模式。
1945年是苏联胜利结束对法西斯战争的一年，也是苏联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过渡的一年，是开始改造国民经济、由军事生产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一年。如1945年9月4日苏联取消了国防委员会，标志着党和政府机构开始转向和平体制。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其中包含了在1946年完成对战后国民经济的调整转变，加快消费品资料增长等要求。第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预料：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经济实力比战前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151][152]战后，苏联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举行了全国和各地区的苏维埃选举，政治上缓和，法律上基本废除死刑。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教育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由1940年的81万人增至1950年的124万人。苏联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2.5倍，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在科技、军事等领域都进入世界前列。如1948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1949年8月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1950年发明了自己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也是欧洲第一台计算机。其后，制定和执行了第五个五年计划，也较大的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1953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创的研究成果氢弹又爆炸成功。此外，苏联还扶助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以抵消欧洲复兴计划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苏联的强大，国际冷战出现了。冷战就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的起因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及其两种主要强国的出现与直接对立，主要是美国挑战和苏联应战的结果。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现是冷战的开始，1947年6月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的“北约”成立；和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苏联与东欧各国双边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加速，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1955年5月“华约”成立。这些都是双方冷战生长的标志。[153][154][155]1948年４月到1949年５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和平解除是冷战初步形成的标志。其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成为苏联应对冷战内外局面的一项关键举措。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于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会议提出了“两大阵营”理论，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和《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流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决定成立情报局，督促东欧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于1948年1月在南斯拉夫召开，决定出版其机关刊物。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6月在罗马尼亚召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将南共开除情报局。情报局第四次会议于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及加强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决议，还再次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由此，在东欧多国党内展开了清洗铁托分子的活动。1950年11月世界和平委员第二次大会在波兰华沙召开（上届在法国召开）。1950年以后，情报局除了继续出版机关刊物外，很少开展其他活动。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情报局成立及其行为在加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积极应对资本主义挑战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无什么大过。总之，面对美国等西方联盟建立和不断加强的趋势，苏联领导人首先采取的并不是直接的对抗措施（如斯大林并没有组成相应的军事集团），而是把重点放在内部调整和延缓战争的和平运动上，为多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创造了和平条件。
冷战形成时期发生了“南苏冲突”，“南苏冲突”也只有在冷战形成时期才能得到科学定位。“南苏冲突”是关键时候发生的第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容）与民族形式（特点）问题上的冲突。“南苏冲突”主要起因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膨胀，谋求在东欧起某种领导作用，与当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局相矛盾。其最初表现主要是南在1848年1月仍然坚持南与保等国家之间建立巴尔干联邦主张，与苏联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局发生冲突，后来双方冲突的一个焦点又转移到社会发展道路或政策方面。双方冲突，经多次多方劝解无效。1948年6月欧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开除南共，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上执行了一条“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其对外政策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接着对南实行经济封所、政治和军事压力。从当时的实践迹象包括稍后历史事实上看，南共执政存在的一些原则性政策性不足（如不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外政策，让城乡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民族主义行为右倾等）表明，苏共对南共的指责还是有所根据和预见的。苏联有能力但并没有武装干涉南斯拉夫（体现了那时苏联的国家性质和胸怀，也好在南斯拉夫没有超越申请加入“北约”的界限），苏共等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基本上是为了当时国际共运的大局。当时东欧多国民族主义倾向发展和冷战的国际形势表明，如果苏联不借助情报局采取措施迅速扭转所处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民族主义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156][157]情报局的作用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协调、指导和监督机构——半上级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国际共运就可能是四分五裂。
历史实践显示：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新生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途径有两种：国际帮扶和自主创建；其形式也有两种：主流和支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1947年，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反法西斯胜利等帮助下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或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等力量在其中有了相当的影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里亚共产党在胜利后的新政府中居主导地位。随着欧洲冷战和东西方对峙局面的出现，作为苏联直接影响范围的东欧，在苏联的影响下可以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转型。同时，因为1948年初“南苏冲突”发生，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出现了两条：南斯拉夫一国走自主创建路径；其他七国走国际帮扶（由苏联帮扶）路径；过渡的形式出现了两种：主流形式即斯大林模式在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多国扩展，支流形式即南斯拉夫铁托模式的形成。苏联的国际帮扶，基本坚持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和主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等基本原则，它不同于革命输出（由国外者代替国内革命），又不同于国际侵略（侵犯掠夺他国）。对于苏联国际帮扶的途径或形式吕雪峰给予了一定的说明，他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即通过党际联系渠道把克里姆林宫的意志强加给东欧各国共产党。这一过程是通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进行的”，“这样，莫斯科既遵守了不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承诺，又以隐蔽的方式达到了控制东欧的目的。”[158]因为苏共确实比其他各国党先进，这里的强制和控制就是推动进步性的。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东欧国家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变成了现实，并且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发展还大大地推动了其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具体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地区外，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巴尔干国家仍是农业国，只具有中等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原属西欧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议会民主传统，整个东欧国家基本上是君主和资产阶级共同管理国家，或是多党轮流执政。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西欧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影响，东欧国家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便开始组织工人政党。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共产党在其中有着相当影响甚至占主导，多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到来，1947年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正式开始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展开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到1952年东欧七国基本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的大致构路，保加利亚最早于1958年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还有大量农户没有加入集体农庄），其他多数国家到6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其中波兰50年代初就放弃了农业合作化（南斯拉夫50年代初也放弃了农业合作化）。[159][160]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教育、医疗、休假、合理收入、人身安全和社会保障。由此，进一步强大了社会主义阵营。这种社会主义阵营早就包含着亚洲的新中国和北朝鲜等多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1950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在该年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活动，还于1953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由此，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的东德和西德、东方的北朝鲜和南朝鲜（即韩国）等两个国家的分裂与存在就是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第一次近乎势均力敌的表现。
历史事实可以洗刷一切污垢。从1924年到斯大林逝世的苏联发展，主要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它形成了斯大林模式。30 多年的斯大林模式（苏俄初期是斯大林模式的发端）带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与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势均力敌。可见，斯大林模式的功绩卓著和伟大。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历史实践的一种高度概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初的实践模式。认识斯大林模式，可从其历程、内容和形式及其历史地位或作用等方面展开。简单地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有四项（或四层面）：内含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争取和平的结合。斯大林模式形式体制的基本特点有三项（或三层面）：重工业为主（短腿轻工业和农业）并缩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这项也可以归属该模式的内容方面）；政社合一（含政企合一，即国家直接干预社会、企业），以党代政（即党直接领导国家政权），高度集中集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干部的委任制及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从历史实践上看，斯大林模式的出现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60年斯大林模式的主流发展（斯大林晚年斯大林模式扩展到东欧国家和新中国），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又显示出该模式的弊端。[161][162][163]1956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其弊端的最初表现，也是在苏联终结斯大林模式的标志。但在1970年代后期以前，斯大林模式（主要表现在新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积极作用还是处在第一位的。19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面变色，斯大林模式基本消失，说明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弊端。由此，明确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或作用，其关键在于明确这个模式的特征与其形成存在的原由、历史条件、历史状态之关系。仔细考察可知：斯大林模式形成于1930 年代的苏联，该年代前后，苏联所处的历史背景是：落后的历史条件（如经济文化落后、专制传统）与急需追赶、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建国初期、国际关系的对立、紧张或危机时期（苏联处在险恶的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后来，苏联强大了，经过战争和经济恢复，直接生存威胁基本可以解除，但很快又进入国际冷战环境，斯大林模式得以延续。东欧国家的斯大林模式扩展，也是在冷战状态下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参照斯大林模式，也是由新中国落后历史条件等决定的。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实现发展，都需要国家集中其全部的因素和力量，需要简便理事。这些决定了斯大林模式的生长和生存及其形式体制特点。斯大林模式的体制特点决定着它具有有利于宏观效益扩张和不便于微观活力增长等多重意义。由此可得，斯大林模式是特殊条件下（如落后条件与急需追赶、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对立紧张国际环境下、面临生存威胁时）科学社会主义的较好的一种短期性发展模式。斯大林模式还有历史重现的可能。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具有其一般性内涵和普遍的意义；斯大林模式有其不足和弊端，但它并非必然走向失败；它类似于，一个有病的人，并不一定会死亡；坚持有效治疗，切实改革其形式体制，就会出现转机。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中等国家或大国来说，经过30—60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发展，是可以取得基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领，从而基本解除自己面临的直接生存威胁，若在其间还出现继续革命并取得成功等，斯大林模式正常存在的时间就可能延长。当然，若长期延续斯大林模式，就可能走向其反面，如其弊端之一，就是容易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阶级（半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不过，干部官僚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短期内可以解除的。
斯大林创建斯大林模式，并带来社会主义阵营形成，都经历了一个过程。相应的，斯大林的成长，斯大林思想、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着一个过程。概略地说，1879年12月21日斯大林出生于俄国格鲁吉亚哥里城的一个鞋匠家庭。1894年上中学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6—1897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宣传推翻政府的思想被学校开除，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01年斯大林参与创办出版《斗争报》，这份报纸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稍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标志着斯大林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164]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斯大林加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此后，返回高加索，在那里参见1905年俄国革命，领导巴库工人的斗争。斯大林多次被流放和监禁。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从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10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参与组织和领导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1922年4月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1924年12月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斯大林指出：“在其他国家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⑯在这里斯大林首次明确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这个理论是斯大林主义开端的标志。这个理论为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65]1936年12月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斯大林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⑰斯大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立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形成的标志。从1941年5月起斯大林还出任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逝世。根据斯大林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发展状况等可得，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01—1924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阶段，1924—1936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形成阶段，1936—1953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或完善阶段。
斯大林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早期的）建始人或创始人，斯大林思想的创新性和一般性形成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或在俄国现实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定义和集中概括。[166][167][168]斯大林主义包括斯大林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组成部分。
斯大林哲学是一种内容相对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给予了科学的界定，个别原理（如生产方式发展）作了深化，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军事辩证法等。斯大林哲学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其哲学论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但其哲学也存在辩证法及其应用的某种简单和片面等不足。[169][170]斯大林哲学的特点：主要着是眼于应用和现实，重点在认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而不在于系统全面的理论构建，这也是斯大林哲学与教科书哲学的区别。
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生产关系及公有制生产关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消灭城乡之间等社会差别，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世界市场（两个相互对立或平行的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危机、战争等多方面内容。如其政治经济学论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71][172]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骨架（如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关系的定义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和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两个对立或平行的世界市场等。其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中的“生产”可看作是广义的“生产方式”，“两个对立或平行世界市场”可以理解为“世界市场的二重性”）。
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可归纳为四大方面：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内含在社会工业化和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不间断的开展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如接续开展整个社会经济和小生产的公有化改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并使它们在不太长时期内基本完成而基本建立起新社会；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概念和新特征理论，内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有商品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经济和小生产的公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并基本消灭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国家，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及等六大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主体地位建立；三、一个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或某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及其初期的不断发展或强国的基本道路理论，内含注重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为主的生产力和经济国防的恢复与发展，不断开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体制建设，不断开展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政党民族关系等政治制度和体制建设，不断开展和加强意识形态和文化科技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建设，开展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和平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建设，开展阶级和阶级斗争建设（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建立后剥削阶级消灭了但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等六大路径；四、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等理论。[173][174][175]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斯大林并没有完全突破列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脉络。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理论家，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176]斯大林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继承列宁的事业，完成和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早期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苏联；二、统帅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三、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支援和带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早期社会主义世界，并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地区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四、实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一生并无什么较大过失；有人说他有，那主要是阶级异己的说法或短浅历史观的结论，至于其具体的形式体制和政策上的不足，那主要是特殊历史条件环境的必然，谁能超越历史条件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阶层（并保持其适当稳定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人人当官，人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的制度化建设不断解散这个阶层的垄断和固化状态。在干部官僚化问题研究上（官僚化比特权化含义广泛但又不等于官僚主义），已经形成了阶层论、阶级论、精英论等多种观点。[177]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及其权、利、路线倾向演变）经验教训，可以给出干部官僚化发展状态的科学界定：当这个管理阶层特别是其各级执有重要决策与管理权那部分或某集团的垄断性和固化性明显，享有明显的特殊利益（如其收入和生活方式等与普通人民群众有很大差别），并且其行为（权）背离人民群众解放事业及其利益（如脱离人民群众而成为群众的老爷、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干部人数不少，或者是在某特殊条件时，干部队伍中出现集群性争权夺利等特殊现象，那就表明：这个管理阶层或某集团转化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或其集团；当这个管理阶层或集团，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集团（在路线政策意识形态及行为属性上），还有了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意识、反动谋略和反革命行为与路线，那就表明：这个管理阶层或集团，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集团转化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其集团。从苏共苏联的历史发展实践上看，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确立了干部任命制原则，并进一步加强了专门机构的干部管理和任命工作。随后几个月，在往年的基础上，中央向各国家机关等派遣了大几千名干部。1921年12月党的代表会议建议省委和县委书记“由更高一级党组织确定”，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通过了这项建议。这些标志着1920年代初苏联干部管理阶层已经基本建立。根据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实践发展情况，依据前面关于干部官僚化发展状态的界定标准，可以得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并没有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更没有出现官僚主义者阶级，具体理由已有多人论及。[178]当然，斯大林晚年的苏联已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层的苗头。1949—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主要是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恐惧后日丹若夫派（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为代表）战后地位上升而制造的冤案。[179]“列宁格勒案件”就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包括稍后加入的赫鲁晓夫）集团（在权和利方面都明显异化）变成苏联官僚主义者阶层苗头出现的标志。这个集团到1956年又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集团。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政策措施。1953年6月赫鲁晓夫发动政变，并在9月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5月他出访南斯拉夫。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会议确定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等“三和”路线，这就继承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依钵，这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夸大斯大林的过失，污蔑和基本否定斯大林，包括在“二十大”前后实施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一系列“翻案”，由此掀起国内外反斯大林反共浪潮，这些就是其阶级立场转变的明显标志。“三和”路线和非斯大林活动，标志着苏共苏联社会发展方向性质的转折转变，这也是二战后第二个新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的标志（第一个是1940年代末出现的铁托修正主义）。反斯大林或非斯大林化是东欧1956年波匈等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苏联对波匈事件的干预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实施军事干预，标志着苏联帝国霸权主义开始。由此，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对匈牙利事件实施军事干预，这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确立的标志。“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指“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⑱（1969 年新中国国庆期间提出“打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其时“社会帝国主义”即指赫鲁晓夫开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后《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具体论述）。[180][181]赫鲁晓夫“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的形式体制基本延续着斯大林模式的形式体制，但其与斯大林模式的本质内涵已经不同了。勃列日列夫等苏联时期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依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前段发展还呈上升态势，但社会帝国主义竞争不赢美国等新帝国主义，1980年代由苏攻美守转入美攻苏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开始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向直接的资本主义转变，并导致苏联解体。[182][183][184]可见，苏联的变质和解体与斯大林没有必然联系。
（三）旧新中国历史发展与毛泽东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之后，第二个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苏俄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有本质上共同的一面又有显著的不同，二者先后构成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和重点。这是由两国都属于东方大国的某些类似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是古代东方亚洲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转入近代。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在工业化等近代产业、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队伍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185][186]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代表人士掀起了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旧中国），但它失败了，它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中华民国出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华民国发展，经历了民国初期（1912—1927年）：即国家建构趋稳定型、旧民主主义革命再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时期；民国中期（1927—1937年）：即经济社会近现代化继续发展、北中国沦陷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创时期；民国后期（1937—1949年）：即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华民国政府落伍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时期。38年民国历史活动的核心或重要线索是国民党及国共关系与中俄中苏关系，中日关系。几乎年年有战争，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是由地方军绅势力为支撑经过同盟会及共进会带动和演变而成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进入民国初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职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形式，并颁布宪法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经过南北议和，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中旬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1912年底开始第一届国会议员全国选举。1913年3月出现宋教仁案件和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和多党制实践的失败。1914年上半年议会遭解散和《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与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兴起。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与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帝制取消，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随后进入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府院之争与议会动荡、轮流执政与战乱时期（如1920、1922、1924、1926年北洋军阀之间的几次大战，包含1924年10月国民军发动的北京政变）。其间，1917年6月发生张勋复辟（12天）。1917年8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并成立南方（广州）军政府，至1918年5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17年8月北洋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而参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它包含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它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过渡点。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召开“一大”，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工农运动广泛兴起。1925年1月中共“四大”由实践的发展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标志。[187][188]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发生的国民革命或大革命，包括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和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中，北伐军不断取胜，使国民党军占居了大半个中国，大革命基本动摇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它们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初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并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即“宁汉合流”（包括1927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及其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特殊及其所体现的一般），它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正式开始。[189]大革命失败后建立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一党专制政府）已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党政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1927年9月和12月中共又发动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民国初期的社会现代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或转折，如政党政治和宪政（或议会）国家、宪法民主出现，工业化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 “短暂春天”，进入思想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论战和科学玄学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但因国内战乱，及其与国际形势、苏俄关系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势力有很大的关联，其现代化进程和民族解放（或外交）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扶持民国时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袁世凯篡夺民国国权。一战期间，英美实施 “绥靖”政策，放任日本在华扩张。日本乘欧美列强忙于一战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统治，并出现了为掠夺中国的日本与美英之间的重要矛盾。[190]其半殖民地外交表现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而且还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如1913年4月北洋政府以其全部盐税与关余做担保与国外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大借款”，以便镇压南方革命力量，1915年初关心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于5月改签为《中日民四条约》，丧失多项中国国家主权）而形成所谓“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英国和法国也通过胁迫民国政府，制造西藏危机，在中印边界、中缅边界、中越陆地与领海边界方面不断侵害中国主权。北洋政府虽然通过联络美英，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体系，但其对中国没有带来多少益处，如北洋政府的所谓“修约”外交包括收回关税主权等努力的成效非常有限。相反，南方国民政府等推行革命性外交则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26年开征二五附加税，1927年1月收回汉口、九江租界。[191]当然，随着南方国民政府1927年的变质，其外交性质也改变了，如对“宁案”的屈辱处理就是其外交性质转变的典型案例。[192]而苏俄对中国，则宣布废除其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共的帮助很大，如帮助中共建党和开展党的活动，帮助中共明确其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方向大纲领，实现国共合作；对二十年代中期的国民党帮助也很大，如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支援其财政经济、建立军校、建立武装力量和北伐战争等，带来了中国新的民主革命高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等。但其也存在严重不足，如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以此作为苏联的东亚安全缓冲带等。
1927—1937年是中华民国发展的中期阶段。在这十年里，世界形势发生较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新的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出现了局部战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也强大了。在此间隙期，中华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所发展。所谓现代化，一般地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和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文明及其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一种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并且是在具体的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它直观地表现为古代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大工业上升到国民经济的主导主体地位）和国家政权民主化（民权政权的分权制约及其稳定成熟）是社会现代化的两根支柱及其基本实现的标志，科技文明和人的解放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衡定标尺。民国中期在这些方面都有所进展。同时，民国中期也展现了新的分裂，奠定了其未来走向。
1927年秋“宁汉合流”的国民党国民政府，扩展了国家机关建设，在国民政府及军委会里都实行委员制，并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政策，如政治上的“清党”和北伐统一战争。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通过这次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得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继续北伐，是年6月占领北京、是月新疆易帜，通电归顺南京政府。是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了胡汉民等委员《以党训政大纲》的来电提案，由此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稍后由胡汉民主持国民政府组织结构的筹划工作。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这些既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又与之有别，并议决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人分任立法院等五院院长，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2月东北易帜，通电归顺南京政府。到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地方机构采用省（市）县（市）两级制，县以下划分若干区，区下设乡、镇；地方政权实行党政双轨制，基层管理依赖地主豪绅。1929年春—1930年底因国军编遣问题等发生多次国民党新军阀大战，其中大都是获得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中央军取胜。随即，对红军及其根据地进行多次大围剿。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包含张扬党权，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等) 胡汉民被软禁于南京郊外汤山，并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随即根据约法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立了以国府主席为中心的集权体制。由此，导致了在中华民族危机关口（中日“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国民党的一次最大分裂，如宁粤冲突等。[193]于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31年年底三地同时召开，本质上还是思想落后的大军阀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二次下野。但其稍后又重新获得军权和党政实际主导权（蒋、汪再次合作）。日本乘此国内分裂时候发起“九一八事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可是，国民政府却对日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中国东北三省在四个月余全部沦陷。在北中国危机继续加重，1932年3月伪满州国出现之前后，国民党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又形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是，一方面是日本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并以隐蔽的形式相继军事占领华北五省多地，制造华北事变，国民政府对此并没有实施多少真正的抵抗，却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协定，其实质是华北的沦陷；另一方面却继续和加大对共产党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军事围剿，打击国民党内和社会中间的进步性力量，大力发展特务势力（如军统）和农村保甲制度及其对社会的残酷统治，如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第四第五次大围剿，1931年底枪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933年剿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中主张废约抗日的十九路军。这样，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主要承载体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迷失了自我及其前进方向，大做民族间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做“下策”），实际上开始了其历史地位的丧失。面对日本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而脱离中国的更大民族危机，在工农红军被国民党军大量消失并被围困在祖国西部落后的局部地区，国民党内、广大民众和部分抗日武装等抗日运动的普遍兴起等新形势下，国民党于1935年11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汪精卫遇刺），开始了其国家（经济和国防等）政策调整，包括对日政策的调整。但其抗日政策仍然是动摇不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没有改变，如对中共及其武装，一方面继续派重兵围剿红军及其根据地，另一方面对分散于各地的工农游击队实行清剿。镇压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制造1936年11月震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等。1936年政府公布《五五宪草》，构建类似于西方的表面兼具议会制（责任内阁制）而实为总统制的政体（因为国民大会等代议机构的民权或代议权是基本空置的），并准备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1936年7月设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政府的对日政策，只是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时才被迫出现转折，经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国民政府才真正抗日。[194]但也只是消极抗日抗战。
民国中期十年的政治历程表明，其政治现代化步履艰难。中华民国宪政民主发展主要是依托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和孙中山的权能分开及五权分立思想的综合而进行的，并受到不稳定和大变化的政治实践的极大影响，其政治包括法治的现代化成果非常有限。虽然它建立了现代形式的政府和司法机关，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但从民国开始的《临时约法》采取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实践，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其五院制政府建立，再到把孙中山宪政构建以西方三权分立式改造而得的《五五宪草》的宪政发展历程中可得，民国的政治体制建构始终处在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或责任内阁制，其核心是政府由议会组成并只对议会负责）与总统制（其核心是总统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之间的兼采与偏转之中，或者是还处在政府的委员制与一长制之间的兼采与偏转之中，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比较发展的政治体制，并且其多党制度或党政关系、议会制度和民权发展方面是相当短板的。[195] [196]一句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争权和轮流干政，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会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党专制政府（或以党代政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会的。事实上，那古代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权势残酷式统治等形式还普遍盛行着。
南京国民政府在以孙中山新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等政策法律，但它没有动摇封建土地制度和广阔农村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出台财税金融改革和政策，大力促使官僚买办资本发展。当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进一步发展。据统计,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设工、矿、交运企业(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共98家，创办资本额达到约1. 26亿元,是同期中国全部企业创办资本的33. 2%。特别是1935—1937年,官营企业的创办资本额达到8297万元，是这三年中国全部企业总资本14694. 1万元的56. 5%。可见，从1935年起，从新设工、矿、交运企业的投资环节看,国家资本主义已占主导地位。加上铁路、公路、水利、通讯、金融、地方建设投资等，从低估计，1928—1937 年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总额达到9. 16亿元；同时，经济结构也有向重化工业发展的初步势头。[185]总的说来，到193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但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以少数单一的消费品工业（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占主导的低级阶段（除日本投资的东北外）；二元制的经济结构导致近代工业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口岸城市和内陆乡村的分离日趋严重；整个民国时期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197] [198]产业革命是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变革过程，它首先表现为较大规模地建立机器工业，其次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和深刻变革。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正在走向瓦解但没有动摇其根本，而且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这两方面,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占居了主导地位,即使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那时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从属模式。
在文化发展和文化现代化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建立了一系列现代文化教育政策和体制，沿续着民国初期出现的文化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教育部就要求全国各地均设立民众学校和民众识字处，推行识字教育，并推动各级和多类型的教育发展，国民素质总的看在提高，如从1928年至1936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从74所增加到108所，在校人数从25198人增加到41922人。[199]它发动了多项文化运动，如“新生活运动”，建立多种科研组织和科学社团，传播科学观念，科学教育有了初步发展。[200]但其文化教育的阶级性明显，开展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出现多种类型的文化审查和镇压，如对进步的和苏区的文化围剿，甚至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潮流，就连具有现代性的新生活运动也遵循旧有的“礼义廉耻”原则，蒋介石甚至把三民主义“儒家化”。[201]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文化思潮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泛滥起来。总的说来，南京政府时期还没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大量人口（如工农或平民）受教育水平和科技文明水平，实现大量人口更新和创新其观念，重要科技成果寥寥无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虽有所收获，如各种内忧外患的思潮与学术广泛兴起，但如新儒家等还与时代发展的重心或主题相处甚远（除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外），文化现代化、科学文明程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现代化的不发展，是由其始终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其落后的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决定的。
民国中期的外交是与其内政紧密相连的，它接续着北京北洋政府的外交，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十年的外交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是以亲帝反苏而开端的，它表现在对“济案”及之前发生的“宁案”的妥协屈辱处理和对苏联的断交之中。它也努力形成“联合欧美制约日本”的外交格局。[202] 1929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为摆脱危机加速了对华侵略，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却对此实行绥靖政策。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由 “废约”外交转到“修约”外交，积极参加对外关系的双边和多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从1928年7月《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签订，到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议》签订，民国政府形式上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管理权、税款保管权、关税税则制订权等还有个逐步自主过程。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与个别弱国的交往中有所进展，但因“九一八事件”发生等又中止了大的进展。还进行了其他多项主权（如租界）收回的努力。[203]“九一八事件”事件之后，北中国不断沦陷，国民政府却实施不抵抗和妥协退让政策，甚至还与日本交涉签约；同时，又向国际联盟组织提出申诉，希望获得国联和欧美的支持，并要他们主持公道，但最终成效不显。1934年秋国民政府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此，开始形成了“南联美英、北交苏联、制约日本”的外交格局。[204][205]其中，在民国的外交关系领域，中苏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它存在着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东北、新疆的地方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等三个主体、三个层次上的交往关系，而没有中断（短时的中断是因为技术原因）且比较稳定的只有中共与苏共（苏联或共产国际）的交往。
民国中期历史发展的一个内核，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是其两个转折点。中共“四大”、“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等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随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和新军阀之间大战时中共发动了十多处较大的武装起义，到1930年夏，已经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各根据地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30年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探索。到1931年把井冈山根据地和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成为一个拥有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苏区，是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0年10月至1934年，在国民党军发动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大“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获得了大的发展，到1933年3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发展到30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及长征初期出现严重损失，于此，经过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转折，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开始取得中共中央主导地位（如新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早在1932年，中共在东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后来的抗日联军。经过1935年五六月会理会议和两河口会议确定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6年9月中共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抗日战争的红线已经明确。[206] [207]1936年春中央红军渡河东征抗日。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跨越中国十多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的革命战争和战略转移运动，其重要意义在于：传播了革命召示；保存和成熟了中共和红军；实现了向抗日战争的转换与对接等。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中共帮助其和平解决，实现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转折，由此民国社会矛盾焦点开始由阶级矛盾转向中日民族矛盾。1937年1月中共中央移驻延安。总之，民国中期，中共的农村革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明确，抗日战争政策出台，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革命的阶级战争”理论和“革命的民族战争”理论）著作[208]等亮点出现，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光明大道的预兆。当然，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发生了重大错误和曲折，三次左倾错误出现，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带来了重大损失（其中，国民党军的“围剿”是其过半原因）。中共的过错有内外两个源头，中共自己对其过错至少负有半数责任（其过错基本是由中国人主持或中国人主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并不完全是教条式的，它促进了中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209][210]其功过都明显但功大于过（功绩占六七成），应当评定在中国国内的革命实践及其错误纠正之中。
民国后期的十二年是国内的战争继续不断和升级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战后“一球两制”或“两极”的世界新格局形成时期。首先是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出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大展开和全民族抗战。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标志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此前后，中共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计5.63万人，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211]而日军自卢沟桥事件起，分别从从东北向华北和从长江口向南京及整个华东地区进攻，然后再合并向南，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相续夺去了铁路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市，虽然国民党军组织了一系大规模反日战役，阻碍着日军进功，但最后都是大溃退，到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片中国土地，占领了最重要的近半个中国地区，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等。国民党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退守到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与此同时，中共于是年8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积极全面的抗日战争路线，开赴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随后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了敌后战场和多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等，鉴于其战线较长补给困难以及中国军民抵抗等，日本调整其侵华战略，在注重军事手段的同时又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的侵略，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蒋介石为亚太战场中国战区统帅。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随着抗日战争大爆发，国民党国民政府把大量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等迁往大后方。1938年3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修改党章，设立国民党总裁职务。1938年7月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领导人及其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机关。1939年1月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集中党政军权力。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建立国家战时体制。群众抗日民主运动得到广泛发展。同时，见于共产党力量发展壮大，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掀起了反共高潮。由此，在国民参政会内部引起了公开斗争和分裂。放开两次民主宪政运动。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准备实行宪政等决议，但其核心任务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与此相反，中共则尽可能地打击敌伪，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反击日本实行的“治安强化”，“扫荡”，“清乡”，“三光”政策运动，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整风运动等，克服重重困难。1939年12月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944年9月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到1945年4至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等决策，从而实现了中共的空前团结和成熟。而在国共两党之间，有着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两党谈判渠道和国民参政会等进行联系。在此期间，国共两党两方之间的中间势力也得到了发展，他们通过国民参政会等促动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等。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于重庆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年10月,它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加强抗战反攻，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主张。
当然，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又进行了上十次大的反日会战，包括其远征军入缅作战，给日寇造成了重大杀伤。但1944年4至12月的豫湘桂会战及其大溃退，证明作为国内抗日主战场之一的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战力不济，中国战场战略相持阶段并未过去。这也与国民党政府消极片面的抗日战争路线有很大的关联。如国民党“应战不求战”，不敢发动和武装群众抗日，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主要力量载体的政府国民军没有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牺牲，甚至是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与等待时机的作战方针。另外，国民党还抽出手来积极反共，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多次军事反共，制造多次反共高潮，如制造1941年1月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继续做着民族间亲痛仇快之事。与此相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坚持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顽强斗争，还发起了如1940年百团大战的重大战役，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未算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随着日军主要兵力向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转移，中共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1941和42年遇到极大的困难，受到重大损失。但经过努力，到1943年终于克服了严重困难，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在1944年春至1945年夏的攻势作战中，仅八路军就歼灭日伪军30万人，收复县城70余座，扩大解放区29万平方公里。其军事战略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正规战转变。随着1943年亚太抗日战场大局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中国抗日战场也在1945年春夏开始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折和过渡。在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抗日等条件下，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国共两党武装收回国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达132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212]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举足轻重地步。总之，作为亚太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既开始进入又没有完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213]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外反法西斯同盟共同作用的结果；[214]国共两党对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行了协同领导，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共产党的贡献大于国民党的贡献，[215][216]在此，中华民国政府对内而言正丧失着作为中华民族前进的主要代表资格。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国统区，随着东部地区工业与文化资源的西迁，明显的促进了重庆等西南地区发展。国民政府实行统制政策，重视以国家官僚资本为主体的重工业建设，建立交通运输网，让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在局部地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战乱时期全国性的工业化和经济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217]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主要的是增强经济自立自足能力，没有多少现代化建设。[218]在国共两党统治区，科技观念得到了一定的普及，特别是在国统区因科技和人才的内迁与聚集，促进了西南大后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科技的迅速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还相差甚远。[219]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各学科学术都有了扩展，在国民党方面，如1943年发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篡改历史，复旧反共，提出“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旧三民主义）、“一个领袖”的召示；在共产党方面，形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系统理论。[220]
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曾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其外交的一个转折点。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先是苏联（和德国）的援助，后是美国（英国）的援助，获得了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1日, 中、苏、美、英等26个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集会, 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并一起成立联合国，参加开罗会议，参加国际抗日同盟，在中国本土开辟国际反日基地，组织远征军出国抗日。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基本废除了原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条约, 取消领事裁判权，如1943年1月11日签署了平等的《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废除旧约。随后与其他多国先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221]但中华民国并没有因此完全脱离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并没有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大国。民国政府还再度同外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如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不是完全平等的条约。自1946至1949年，国民政府又先后同美国签订中美商约、航空、海军、铁路、农业协定等多项不平等条约，又使国家的主权蒙受重大损害。[222]特别是美国帮助国民党军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援助国民党军，成为国民党发动新内战的实际帮凶。虽然其后来为国共关系作过了某些调停，提出了某些规劝。苏联（苏共）与中共和民国政府同时交往，其重点对象是民国政府（苏德战争爆发后停止了对中国援助），但对中共也有帮助（如帮助中共力量在东北迅速扩展），只是到共产党将迎得中国时，才发生其外交重点转移。最后，苏美都没能左右中国政局战后的自主发展。在此期间，中共还通过合法途径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了其国际形象和魅力，如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民国外交关系中特重要的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中华民族沦陷区的产生和存在（也包括伪满州国和台湾）。在沦陷区，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先后在华北、华中和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伪政权，1940年3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而建立了日伪统一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在该区，日本推行殖民统治，掠夺中国资源，企图以战养战，还制造细菌战，实行奴化教育，并阻碍沦陷区工业和科技文化正常发展。其殖民统治也激起了区内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其中还有共产党的斗争活动。[223][224]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沦陷区回归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46年是其分水岭，到1948年新走向的决定性态势已经明朗。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着重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沦陷区的接收，甚至变成了国民党的劫收，如1945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硬性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的1:200，远远高出实际购买力比值的1:35，这就意味着沦陷民众资产一夜之间大大缩水。对侵华日军实施“以德报怨”政策，优待日本战俘，运用大量舰船遣返其战俘和侨民。开展全国经济调整、统制和发展工作。其中，官僚资本（包括其国家形式）因接收和统制等获得扩张和较大的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甚至发生局部战争，如上党战役、关外的战争等。此时，国共双方也都调整与重组了各自的军事、军队及占领区。另一方面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共产党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0月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来双方谈判还在继续，并成立了有美国方面代表参与的国共双方的矛盾调解组织，也签订了有关协议。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月31日，各方就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达成五项政协协议，它依稀显示了通过和平方式，走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迹象，这表现在以中共提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等方案中，也表现在民主党派于其中提出的“中间道路”主张中。[225][226]这就显示了民国历史发展上升时机的出现。但是，1946年3月初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否定了政协协议。[227]3月21日召开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在会上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这再次推翻政协协议，甚至有的鼓动会议通过对共产党的讨伐案。5月国民政府返都南京。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二三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与此同时，1945年底至46年又新建了几个民主党派。但国民党制造“较场口血案”（打伤维护政协协议的民主人士），“下关惨案”，“李闻血案”，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扼杀民主和中间势力、中间道路发展。总之，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走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绝好历史机遇和内外条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继续走着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旧路，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落伍的头号表现，这是由国民党政府始终代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阶级利益的本质所决定的。官僚资本（包括其国家形式），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其封建性、买办性与掠夺性等畸形儿，压迫着民族资本发展，[228]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势力。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6月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在内战进行的同时，国共两党分别调整和实施了各自所占区的发展部署。国民党一方面重视军事战事，另一方面注重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建设。政治上，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于1946年11月至12月召开由自己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和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民盟等多数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没有参加制宪国大。1946年制定的民国宪法是在变通政协相关协议的基础上起草而来的，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建立了一个具有某种完整性的带总统制特点的议会（内阁）制的民主政体，从形式上看是民国时期的较好宪法。[196]当然，后来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一些特权又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因其时多党政治和党政关系发展的明显落后和局限，1947年3月国民政府的改组，1948年3月的行宪国大召开和总统选举等新政府的组成，它们在表面上建立了三党联合政府，但都没有改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地位和一党专制政府的本质，并且在行宪国大代表和政府组成人员选举与确定等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外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带来了国民党的政治和信任危机。[229]还都南京前后，国民党还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230]经济上，到194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法币的发行仍然过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涨。1946年11月，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因内战重起之后，大量资财被耗于战争，政府难为其愿。为解救经济危难局势，1947年2月政府制定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政策，它是拯救经济的一次重大行动，但企图运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效果及其有限。1947年８月政府发布了《四联总处核办放款原则》，将允许申请贷款的行业，缩减为４类，其余行业一律停止贷款，所有到期款项一律收回，不得续展。在当时供求失衡、货币发行失控的条件下，这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归结地说，内战爆发以来，军费开支巨大，狂印钞票，财政金融极度混乱，通货膨胀急剧发展；战后美国对中国市场获独占地位，美国资本和商品大量侵入；官僚资本垄断经济，民族工商业发展持续恶化、农村土地大量荒芜，封建剥削加重；物价飞涨，抢购风潮时常发生，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面对这国民经济危难危机局面，184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其配套政策，发行金圆券，开始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等，为挽救经济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它特别表现在上海蒋公子的落实行动中，但这次重大经济改革或重建也失败了。[231][232]外交上，从1946年起，民国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协定，重新出卖国家主权，并拥有美国军援。民国政治独裁、经济和外交的这种局面等，激起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从1947年5月起，国统区就掀起了一个以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逐步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包括多阶级的反对美蒋统治的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233]如1947年五二0学生大游行运动,20多个大中城市的300余万工人罢工运动，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甚至为了生存自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
随着内战的进行，随着解放区范围的扩大，解放区的建设全面展开了。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土改运动广泛兴起。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第五条等规定，建立起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或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制度及其新政权。农民获得了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农民蛹跃参军。在农村党组织中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纯洁干部队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军队中进行以“诉苦三查”为基本内容的新式民主整军运动（包括运用改造过的大量解放战士）。1947年9月中共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解放军总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是年底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纲领，包括没收官僚资本。会后，党中央提出了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政策策略，包括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政策。[234][235]与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所作所为的发展，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引起民主党派分化，多数民主党派没有配合国民党，1947年5月国民党公然污蔑民盟、民进等为“中共附庸”、“暴乱工具”，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上海总部被迫解散。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开始放弃其中间道路主张，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其他重要民主党派也走着类似民盟之路。1948年4月中共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国共之间的较量，直接和集中地表现为军事较量。1946年6月国民党军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1947年3月又开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1947年6月共产党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又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而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占有明显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且装备较好，而人民军队约127万人，仅有少量火炮；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和人口都超全国七成。[236]在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坚持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通过运动，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经过一年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为37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为195万人，其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于是，党中央决定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向大别山区，开端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其他野战军相继转入外线作战，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并且建立了较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而国民党军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并且被解放军分割在几个相互孤立的战场上。[237]由此，党中央决定实施具有战略决战的大战役。1948年9至11月的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淮海战役，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平津战役，基本解放华北全境。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国民党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238]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具有关键意义的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平津战役进程也过半，所以1948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灭亡的一年。由于前线大败，蒋介石争取美国增加援助和外国“调解”未果，桂系首领逼将“下野”，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与中共“和谈”。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和谈。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将实现由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点转移，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包括将来的“另起炉灶”与联合苏联的外交等。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报告较好地界定了现在和过渡时期的问题与政策，指明了中国继续前进的具体路向。[239][240]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会谈， 4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拒绝在最后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国民政府统治在大陆灭亡，而逃跑到台湾岛。随后，相继发起其他解放战争，到10月1日仅华南和西南局部地区还未解放，到是年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与此同时，1949年1月，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实现合作。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随即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历史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或没落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一般取得明显进展又没有完成过半时期。这就是中华民国近现代化二重性的本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国际共运中的伟大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又在1949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27年即红色中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早期或传统形式，它基本继承和实践着斯大林模式又部分超越斯大林模式。[241][242]它是此前中国国情变迁——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时代条件——“一球两制”和苏联援中的世界大势的使然。
红色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早期形态建立七年，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和伟大创举及其转变二十年等两大阶段。红色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或明线就是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社会建立建设及其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时候的社会运行重点）和阶级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矛盾）的运动发展。红色中国2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社会现代化和民族独立自强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和伟大成就的历史阶段。
红色中国即新中国头七年的社会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并且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小阶段。前三年主要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恢复和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后四年主要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红色中国的开始。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以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国家运行初期的宪法性章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进一步组成民主联合政府。随后，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统一。在新解放区，先实行军管，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到1950年6月除西藏、台湾和沿海个别岛屿外，全国解放，解放战争结束。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对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布置，重点是创造条件，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如旧政权与战乱时期遗留的反革命和土匪势力还相当严重，新政府运用包括抽调的解放军主力部队等多种力量开展清匪和镇反运动，到1951年秋该运动先后基本结束。1951年5月达成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到1951年在全国形成了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署）、市、县（旗）和区、乡、行政村等多级政权体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召开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宪法和选举法两个起草委员会。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从53年开始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点名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多部法律，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由其组成的国家元首、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政体，建立了国家机构，选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任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1954年宪法，规定了新国家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政体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等，它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体现人民民主的宪法。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回归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与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和建议的关系。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具体规定了政协组织的性质、地位和职能等，选举了新一届政协组织领导人，毛泽东由原任政协主席转任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新任政协主席。同时，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逐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如自治政府）。1950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加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如建立国防体制，精简整编军队军兵种，注重军队科教及其组织建设，实行军官薪金制、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1955年授予元帅和大将等军衔，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它是一次总结过去和开创未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它确定了新社会基本建立和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等）。另外，自建国起，还对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进行了改造，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步入全新轨道，社会主义的“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基本形成，政治现代化有着良好起步，并且其中国特色明显，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等。
经济发展方面，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首先是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它主要是从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入手的。如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规定，先完整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改革。另外，还通过管制、代管、征购等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到1950年初国营经济的迅速建立，让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占国土2/3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从1950年冬季开始，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先划分阶级，然后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土地改革的同时，从1950年起，各国营厂矿在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基础上陆续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等旧制度，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通过企业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了各种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企业制度，到1952年底，全国国营企业中进行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特别重视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如1949年6月和11月中共先后开展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从而稳定了市场。1950年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召开，决定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经济工作等作出进一步强调和部署。到1952年底，通货持续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的历史宣告结束，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并由此开始形成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随后，积极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合理调整和促进各类工商业发展。1951年10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两运动都到1952年10月结束。采取多种措施，经过三年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多，年均增长20%左右；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243]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民经济内部的五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处于优先增长地位，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提出并开始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1952年7月中财委形成了《1953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第二稿），1952年9 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五”计划，确定了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在会议上还首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1953年2月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逐步改造，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这样，“一五”计划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就是密切相联和一体的。1953年5月《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项目140多个落定了。到1954年9月“边执行、边完整”的“一五”计划基本定稿（第五稿）。[244]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多提前完成，并建设了一大批基础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初步建成了中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它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及其基本内容，这个总路线确定下来了，1953年9月中央正式公布这个总路线。实践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前大多是发展劳动互助组；其后至1955年夏，初级农业合作社得到广泛发展；1955 年夏到1956年，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到1956年底，农村总户数的九成以上加入合作社，其中农村总户数八成以上加入高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获得成功。伴随农业改造的进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相应的展开了，从供销合作入手，由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由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手工业改造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其他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经过了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1955年秋到1956年底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到1956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基本消灭。[245]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1956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居绝对统治地位，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现代化步入全新轨道，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经济现代化如工业化等基础骨架真正奠定。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发展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出现由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经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文化就是人们的精神创生及成果，包括人文和科技等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而意识形态问题就是文化的方向性质问题。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中国前七年的文化转型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三大任务：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或一般资本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意识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三大任务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是旧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发展方向和性质的改造。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改造和文化转型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动，它集中表现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改造旧的思想文化，重建新的思想文化即“除旧立新”，主要的路径和形式有：一、实施群众性的学习宣传与有组织性理论性的教育形式，如出版马列毛经典著作，建立各级党校，在高校开设马列主义性质的学科课程。二、开展思想批判活动，如对电影《武训传》，对梁漱溟、胡适、胡风等人的思想批判。三、各文化行业的建制立法，即对由旧中国而来的各种文化事业进行改制，规范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管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等上升到法律高度，如文化事业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四、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如1951—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246][247][248][249]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改造转型活动取得伟大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得到初步确立，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当然，这方面的欠缺还是很多很重的，如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共八大报告并没有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其大量成员的小资产阶级等阶级属性的区分和改造任务就远未完成。[250][251]与此同时，旧中国文化教育极其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于是，大力发展各种文化事业，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知识和文化水平，就是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扫盲、小学和中学教育，强调工农子弟入学，借鉴苏联经验，调整高等院校院系，扩大其发展和招生，从而使建国初期各类各级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旧中国科技事业薄弱，建国后，为适应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等需要，加速了科技发展，如重建科技组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注重科学普及，加强学科和人才培养等，在科技发展上了取得重大成绩，仅科技人员就由建国前不足5万人发展到1955年底的40余万人。[252]在卫生及其防御方面，旧中国卫生条件极差，人口死亡率很高，新中国大力发展卫生防御事业，制定“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政策，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艺和新闻出版等其他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文化现代化有了明显的进步。
外交和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新中国外交首先是由新中国建立时候的国情及其外部国际条件环境而决定的。新中国建立时候最主要的国情是：它由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而来，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所处的国际条件环境是：“一球两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两极”（苏美两大阵营）的世界“冷战”形势形成，邻国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强国。这些是决定新中国初期外交发展的客观前提。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迎得的，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决议了对外政策的相关问题，这可作为新中国外交的起源点。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外交方针。其中，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53]可见，“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是涉及外交路线的性质（立场和方向）问题。“一边倒”并不等于倒向一国或一种国家。但新中国初期结盟苏联，走斯大林模式之路，确是客观情势和历史的必然。建国时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和稍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对新中国初期外交原则与政策给予了初步规范。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结盟并获得苏联广泛和大力援助，[254]由此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2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该条约规定的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成为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则。建国初期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各种特权，这件事从解放战争后期各地军管会宣布开始，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规定》，三年中完成了此类工作。1950年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后者到1951年6月将战线稳定在朝鲜三八线附近。建国初期的这几件外交大事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特征。[255]1953年夏中美之间关于援朝关系的相对缓和，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由此奠定了中美双方对抗时的应对基调，也成为新中国初期和平性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机。当然，新中国的和平性外交早就开始了，它的第一年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多国建立外交关系，还与瑞典、芬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与英国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与印度等亚洲其他多个民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是新中国外交一开始就具有的和平性、开放性的结晶。1954年夏关于解决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的瑞士日内瓦会议举行，新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并倡导和努力实现和平外交方针，促使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前后，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关于和平共处外交的五项原则（它由前述中苏交往中明定的三个重要原则与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等构成）。同时，在建国初，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1950年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1954年夏中共再次决定解放台湾，是年底《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到1955年初仅解放大陈岛及其外围岛屿，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与中国冷战的东亚链条形成，这又说明了和平外交的有限性。[256][257]和平是人类的一般性要求，我们应着力争取。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只有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坚持和平外交，倡导求同存异精神，促使会议取得成功，中国的朋友也增多了。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共部分地参与其中相关问题处理，比较成功地实践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再次扩大了中共在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总之，新中国初期创建了一种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和平的二重性外交格局，它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258]奠定了红色中国外交的基本构架，新中国初期外交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飞跃，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和初步的开放外交，并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
社会主体的生产、构成及其生存生活（包括其城乡环境）发展方面，在新中国初期都有了历史性的质的进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等，社会主义新社会及其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体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剩下的基本构成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包含国家社会公务人员）。[259]改造了旧的人口生产如婚姻家庭等制度，人口发展形式变化了（但传统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条件决定劳动力增加，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生产的基本规律未变）。城乡社会关系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关系结束了，扫除了旧社会的娼、毒、赌等各种恶习，社会风尚除旧布新。也就是说，社会主体或人口生产生存的社会性质、条件环境和主体构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的，人口和城镇化都有了较快较好的发展。当然，在形式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到1956年，全国总人口6.2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发展到14.6%。[260][261]所谓城市或城镇，就是产业（非农业）和人口的聚居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中心形式和势能聚集地，它主要是由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所决定的。新中国初期的经济等发展为新中国初期及由此形成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社会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初步的解放，明显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62]
1956—1976年新中国社会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文化大革命发动为界限而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和出现特殊领域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20年里，先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60年夏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至64年的中苏（直接）论战，1966年的“三五”计划实施和文化大革命开始，1971年的“四五”计划实施，1972年的美国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1976年的毛泽东逝世、“十月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等。20年里，只是在1957年夏至1958年初反右派斗争时候，1966年5月至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候，1976年“十月事件”时候，阶级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才成为社会实践运行中的重点和中心。20年里，中苏关系走向对立、紧张甚至军事冲突，美国与中国冷战的东亚链条加强，强化到中国南边越南，苏美两霸围困中国，中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处于险恶状态，70年代初才稍有缓和，这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十分艰难，特别是在相当落后的中国。当然，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等日益高涨，这又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构成相互支持。
首先，从政治发展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反共反斯大林逆流，出现东欧波匈事件，阶级斗争态势突显。国内方面，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如全国出现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有的甚至达近千人；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退社、闹事事件，甚至还比较严重等。为此，中共作出了相应地调适，并于1957年4月发起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实行开门整风。伴随开门整风和社会民主化的大鸣大放等方式的发展，到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些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月，共产党开始了反右派斗争。随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公开发表，该文基本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58年春夏之际反右派斗争结束。反右派斗争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第一场阶级斗争，反右派斗争后期出现了部分扩大化错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报告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还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划入剥削阶级范畴。[263]此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等。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也同时召开。在此前后，进行了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或庐山会议）召开，因出现一种否定党的决策——“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势力（如彭德怀在中央会议召开时指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相关决议。[264]因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等带来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夏经济调整开始，大跃进结束。但调整中出现了部分社会倒退的现象或倾向，如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安徽等省较大面积的出现。为总结经验，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召开，在经验总结中，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其中，过于悲伤的总结，如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对后来的工作有利，也有弊，它与后来毛泽东被进一步退居“二线”，经济、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政策等各方面调整中“短视策”和蜕化现象的盛行有很大的关联，后方面的右倾表现由历史事实和异己者的论述告之。[265]其实，整个会议分歧的根本点是国内修正主义的出现问题。[266]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全会决议，一方面，当前迫切任务是经济社会的继续调整和发展；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等进行批判。不久，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1964年12月至次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等，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也同时召开。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如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到1964年9月后升级，到1965年1月，又形成“社教”文件“二十三条”，社教”运动转入一个新阶段。“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主义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和严重，并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括，[267]它们都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并且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教”问题的分歧出现了明显对立。[268]旧中国相当落后，新社会刚刚建立，这些情况的出现和存在都是客观的正常的。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处于中央领导的“二线”等，[269]“两条路线”的矛盾难以正常解决（“纠右”更艰难）。另外，到1965年国防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积极防御方针发展到以“三线建设”为基础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是“社教”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继续革命。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范围等。随后是群众运动兴起和派工作组等。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该文件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如该文件的第一条关于本次革命目的和内容的规定就界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内涵。随后，是红卫兵突起和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运动广泛发展，官僚软罢工，到12月中共中央关于工农业战线大革命文件规定，群众运动不深入工农业生产内部，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上海造反派形成“一月夺权”风暴，由此推及全国。同时，在是年1月中央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其后又采取多项措施，以稳定社会大局和秩序。提出实现革命派大联合的方针。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出现保守派和造反派等派别分裂和斗争，官僚、军队和当权派也出现不同的分裂和斗争，并与群众组织之间构成复杂关系，以致酿成武斗。其中，江青、张春桥等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代表，即文革派。造反派受到压制和削弱，如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但主流是革命路线主导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成，到1968年9月各省革委会成立。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总结两年半的大革命，布置新任务等。社会发展从此转入正常轨道。由此，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为界限，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实际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10月以前是大革命而非常规的群众运动阶段，1968年10月至1976年“十月事件”是一般而比较正常的调批改阶段。同时，以1972年底批林问题的定性或1973年初中共中央新领导人安排事件为标志，后一个阶段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可独立为一个时期）。后一个阶段历史发展主要特点是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路线的全面贯彻（后一方面另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九大”召开，整党建党，“第一个号令”下达，“一打三反”，干部走“五·七”道路，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清查“五·一六分子”，《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文教卫改革，“九一三”事件，周恩来加快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批林整风等。第二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官僚格局复旧，军方势力较大，毛与林之间矛盾加剧。第三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小平复出，“十大”召开，1973年底“反右倾”和邓小平升职，批林批孔，“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十届二中全会、四届人大和新宪法，邓小平的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华国锋任代总理和《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中央4号文件）， “天安门事件”和批邓，毛主席逝世，“十月事件”等。第三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官僚格局进一步复旧，毛与周并转毛与邓之间矛盾加剧，理论发展深入。[270][271][272]总之，“社教”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和“两面派”，包含他们的文化代理人），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和劳动人民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和伟大创举，其意义不亚于巴黎公社革命。另外，本阶段又有几个民族自治区先后建立。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国内外各方面条件环境并不宽松宽裕，政治现代化一般进程成果较少，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上层建筑领域的周期性保卫战重要形式（继续革命形式）初步开创。
经济发展方面，1957—1965年的主要经济活动有，“一五”计划到“二五”计划，“三面红旗”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自然灾害与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引进西方国家技术设备等。1957 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取得辉煌成果。“二五”计划（1958—1962年）继续以重工业为重点，初始目标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其前半期主要是围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目标拔高了；后半期随着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和国民经济调整而变化，结果计划没有完成，实践中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所谓大跃进，主要是指发生在1958年夏至1960年夏工农业方面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建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部分左倾错误但它又较早并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纠左，特别是执政中的纠左艰难，它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273]大跃进对三年经济困难负有第一但占半数左右的责任；大跃进有失也有得，如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2/3以上是在大跃进中开工兴建的，这几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但大跃进的失大于得（它主要表现在短期内），它基本上是失败了，是属于探索中的一种重大失误。[274][275][276]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于1958年8月，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整政策大都较早（1958年11月至次年3月之间）明确和开始实施，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政策，其早期实践中的不足和积极作用是并存的，如它对农民农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可否定。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农村（粮食、水利、公有制—大农经济、政治稳定、文教卫风貌、社会保障等）存在和发展的有效形式（虽然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有效形式，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世界上现代化未完成之前农村的城乡一体化前模式，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过关时期的一种有效的过渡时性创举。[277][278]当社会发展了，它必须转换。但解散其集体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那是一种倒退。1960年6月的经济调整，是从计划指标的较大幅度降低开始的全面调整，1962年2月“西楼会议”开始的包括后来几年的一些调整或“伤筋动骨”的调整就具有二重性。它既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要发展，又具有“短视性”和蜕化等不足的一面，如偏重于“吃穿用”方面。若后一种倾向长延续，就不利于国家“工业化过关”。另外，“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它就是公有制企业管理制度的一种创新。经济调整和发展中，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还是一项重大进步。
1966年—1976年的经济发展，可主要围绕“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实践，包括对外经济的初步开放而梳理。这十年的前中期，中国连续面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与中印边界争端的挑战等，导致经济建设不得不考虑战备的需要。1965年制定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就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粮食农业成为重点。这个计划的实施除去1967和1968两年受到大革命高潮中部分运动影响，出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标为负数等，整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取得重大成就。[279]其实，这个计划的重点即“三线”建设在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其具体部署。1970年制定的“四五”计划（1971—1975年）基本沿续“三五”计划路向。后来，中苏关系一定的缓解和美国总统访华，国家战备活动走向缓和，1973年中央对“四五”计划进行了修改，降低了一些指标，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等。“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 多个。1973年对外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即“四三方案”，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开放有了重要发展。由此，“四五”计划的实践也取得了重大成就。[280]总之，“三五”“四五”计划完成了，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比以往都有较大增加，四个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而且没有出现类似“大跃进 ”的重大挫折，经济波动性发展是正常的。1965到197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业产值占GDP的近五成，处于第一位；1967年到1976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6、8％；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7、1％；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4、9％。按传统看法, 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即算工业化，而到1975年, 我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1.5%。可见，这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并且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本完成阶段，是我国工业化基本过关即传统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期。[281][282]“三五”“四五”计划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评价就很容易得出符合历史实践和逻辑的结论，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等人的结论或自相矛盾的结论。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这里，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认定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的标志，把1953—1976年的工业化时期认定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慢，也不可能走“东亚四小”的发展道路。[283][284]同时，中国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形式（似斯大林模式）也有所改良，它并不是完全的高度集中集权的经济体制，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次经济分权等经济体制变动。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发展方面，首先必须明确，文化是经济、政治、外交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甚至转化为社会存在。文化可以从其构成的两个方面去认识：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方面（它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政策发展上）和文化实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水平方面；并且，思想理论是文化实业发展的灵魂（方向性质或政策取向），文化实业是思想理论发展的载体。1956年底至1966年5月的文化发展，根据其文化发展的一定态势，可以说，它经历了:1957年前后社会条件环境新变化与文化建设新起步，反右派斗争与文化发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50年代末开始的文化政策调整和文化发展，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政策再调整和文化发展等过程。这可以从一些带倾向性的相关教材和研究文献提及的历史事实中得到确认。[285] [286]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建立了类似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到1957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继续着比较繁荣的发展，同时随着社会形势的新发展，也出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布局。如前所述，1956年下半年和1957 年上半年，国外苏联东欧和国内政治形势等出现了新变化，阶级斗争态势明显化，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文献。这些文献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重新规划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如正确界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实指社会客体发展上的基本矛盾），界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两类矛盾（实指从社会主体的敌友我关系及其矛盾形式、程度和化解上确定的基本矛盾，其中又内在的包含并区分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相互对立的阶级矛盾的两类阶级性质不同的矛盾），但都没有界定社会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属于基本矛盾的范畴，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随着同一事物或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等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给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是长期性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决定了开始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是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但这些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问题与文化建设、文化革命之间又是有一定分隔的；[287]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等。1957年的整风和“社教”运动同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一般的思想教育运动。反右派斗争同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重大阶级斗争，它重点是通过整肃知识分子队伍和批判活动而影响文化发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包括教育、科技、文艺、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多内容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并开出了多样的文化（教育）发展新模式。[288]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点也部分地表现出来，它体现在“红与专大辩论”、“拔白旗”与“插红旗”等运动中。文化革命中的大跃进也表现出明显地不足，于是有了1958年底开始的文化政策的纠“左”和调整。如1958年底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会议 ，会议对文化工作＂左＂的错误、＂拔白旗＂运动提出批评。1958年底到59年初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知识分子政策等调整开始，稍后进一步扩大调整。1959年3月《教育部党组关于1959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等文件出台，教育政策调整开始。文化工作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论争和发展方面，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表现在“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文件的制定及其带来的发展。但随着各项文化政策的日益宽松甚至过头，如那些无原则的“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由此又带来了旧社会旧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领域不良现象广泛滋生，文化领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工农大众的文化方向性质等面临着新挑战。这些新问题在“社教”运动文件等那里都有所反映。文化发展的再调整也就应然而生。如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注重阶级斗争问题以后，1963年3月，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1963年底和1964年夏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两个批示”传达，文艺界整风和文艺批判开展。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出现。[289]再次兴起教育革命等。[290]1964年7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4年9月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同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在高等院校文科生中普遍存在，有很深的影响，于是就有了对文科师生进行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锻炼，一大批教研人员和知识青年“下放”，参与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新斗争火苗。1966年初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问题的《二月提纲》出台，4月中共中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此时文化领域出现了“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的局面。总之，这十年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波折，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如其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思想），文化实业有了很大的发展。[291]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的文化发展，根据其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定态势，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66—1971年是前期，即“破旧立新”阶段，亦即破“封资修”的旧文化，立“继续革命论”等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971—1976年“十月事件”是后期，即调整深究阶段，亦即调整文化发展，深究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如前所述，1965到1966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条路线斗争”和矛盾，它表现在文化领域已经尖锐化了，“文革”正是以文化领域为突破口而发动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是“文革”时期文化发展开端的标志性文献。它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革政治和思想战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在后一个文件的第一条中具体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内容和内涵等。随后，发生的对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有：“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组）和学习《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中共“九大”报告，“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共“ 十大 ”报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毛主席重要指示》，1973和76年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292][293]其中，毛主席在70年代中期的一些重要谈话和指示就是某种深刻的总结和远见，由此可引伸出：阶级斗争或阶级性的阶层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根红线或底线（这由后来的国际共运实践所证明）。与这两阶段的意识形态发展主流或政治意识形态发展基本一致或相补充相配合的是，批判修正主义、服务工农大众方向性质和国家（经济、政治）建设大局的各类文化实业的具体改革与发展。在教育发展方面，开出了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如依据“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等开展教育革命，确定了教育发展的工农大众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虽然对智育的发展重视不足但并没有忽视智育发展（还是可以加强的）。[294][295]只是“文革”前期高等教育发展损失严重（几年里基本没有发展），但后五年的招生和在校生等也逐渐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其他中小学教育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小学教育则达到普及，这在一个人口特多国家是非常难得的。[296][297]总的说来，“文革”时期的教育是有大的发展的。在科技发展方面，形成了科技发展的新模式，如坚持科研工作的“两方向”即科研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等。虽然在“文革”的前几年带来了科技发展的重大损失，但因为对有问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采取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处理，并给出路，保存了科技人才，加上实施重点科技保护，调整科技发展政策等，所以“文革”时期的科技还是有了明显发展和突破。如在国防尖端科技（如“两弹一星”）、农业科技，在核能、太空、电子、生物技术等方面成绩显著，获得突破 。[298]在文艺发展方面，形成了文艺发展的新模式，如以“根本任务”论和“ 三突出”原则为指导的文艺方针，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其文学发展以1971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样板戏为代表，后期小说占主导，诗歌贯彻始终。整个文艺发展虽不丰富但主流鲜明。[299]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发展也大体如此。在卫生发展方面，坚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300]总之，“文革”时期的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其方向性质是鲜明的先进的，只是在一小段时间（三五年的大革命期间）带来了高层科技教育发展的部分重大损失，“文革”时期整体上的科教文化发展还是有明显进步和突破的。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和文化现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阶段，文化实业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跃进，大多数国民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社会思想道德风尚良好。[301]
建设时期的外交（包括与国际共运关系）发展方面，受到国外条件环境变化的重要影响，但它更是其内政（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延伸，它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开拓进取的发展过程。建设时期外交的第一件大事，是参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联事变”及其与东欧“波匈事件”、“普拉演讲”的相关问题的处理，并给予其总结。此刻，巧遇新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刚刚完整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和似斯大林模式奠基之时。这件大事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的总结性文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独立地基，也是共运史上国际关系处理方面的里程碑式文献。[302]1958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纪念马克思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点名批判南斯拉夫。当然，中苏关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最重要关系。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共向苏共提供了有关分歧的另一份文件——《关于和平共处问题意见提纲》，最后代表会议协商通过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会议后，苏联对中国等推行霸权主义。1958年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4月中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纪念列宁的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共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观点。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煽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等在会上围攻中共。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撕毁中苏多项相关合同等，给中国建设造成极大损失。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代表会议，各方经激烈交锋和妥协让步通过了《莫斯科宣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在“三和”路线基础上提出“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观点。此后，中共认为苏联变修，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更加恶化。1962年底至1963年初《人民日报》等发表了七篇关于国际共运分歧的答辩文章。1963年7月苏共中央《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中共（回复性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二十五条”）的建议，为此，中共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答辩。1965年3月苏联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中共等七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苏联在中苏边境派驻重兵。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珍宝流血岛事件，是年9月两国政府首脑会见，稍微缓合了两国关系。中苏关系等历史表明，“中苏论战”，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并具有普遍意义。本来意义的“中苏论战”，主要是指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或层次（涉及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一场有组织的批判与辩论运动，是其国家间关系和政党间关系分裂对抗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如前所述，以1963年7月为界可得，1960年4月—1963年是中苏之间的间接论战或国际范围的多党论战，1963—1964年7月是中苏之间的直接论战。论战中，苏方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中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论战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论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与分歧，论战的实质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社会建设等现实和时代要求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的关系。[303][304][305]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构件是可以确定不移的（以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制度的对立面和马列文献为凭证），如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普遍或主要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根支柱和客观标识——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治），否则，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一笔糊涂账；也就是说，对“中苏论战”还是可以有基本的识别依据的。依此可得，论战中中方的观点虽然相对保守，但其大多和主要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中苏论战”是国际上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一场重大阶级斗争和伟大创举。[306]“中苏论战”中中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如斗垮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延慢了苏联复辟进程，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307]与中国内政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中共后来的“三个世界”战略又引起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误会。[308]
在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美国对中国仍然抱公开敌视的态度，并插手中国台湾问题，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政策。1958年8月中共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并打击了蒋介石势力和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1965年开始援越抗美的反侵略斗争。50年代末，中印之间的矛盾加剧，出现领土纠纷，最终导致1962年的边境战争，之后是两国关系冷淡和印、苏结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并与多国建交。1962年11月中日双方签订民间贸易备忘录，1964年互设贸易代表机构。1964年中法建交。1964年底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对美国不满意的资本主义国家。”1964 年，他又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309]于此，1960年前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带来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其中建交的大部分是亚非拉国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加重了外交的革命性，随后稍作调整，回归常态。1971年中美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由此，1956年底至1971年新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就是：“反帝反修”和“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的形成和实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如苏美的世界争霸出现“苏攻美守”态势，美国自己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大量军事部署形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甚至出现武装冲突。这表明，中美两国都有缓和二者之间关系的需要。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美方初步认定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等，同时中美双方发表了会谈形成的相关公告，震惊世界。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联合公报》，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并发展双方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中美关系又有改善。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改善等，70年代初新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如到1973年底，中国与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形成了新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的国际统一战线构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继而又提出“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即针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310]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战略的核心内涵是从国家性质和国家实力等综合意义上概括当时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科学结晶，由此确定了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所处所从。[311][312]这些实践和理论表明：1971年至1976年的新中国外交发展到又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三个世界”和“一大片”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这个阶段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和平的二重性外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313][314]到1976年10月，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至此，新中国外交及其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社会由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构成，只有同时明确社会主体的发展，才能明白社会发展的归属和究竟。前述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时期二十年社会客体各方面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而其社会主体方面的发展及其分享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和进步。首先，其社会主体——人口增长较快较多。原因之一是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生产的基本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根据相关统计，全国总人口，由1956年的6.28亿发展到1976年的9.37亿。[315]其次，城镇化率由1956年的14.62%发展到1976年的17.44%。[316]城乡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和发展，“以农支工，城乡并重”，同时又存在限制性城市化，城乡分隔、城乡差别，但却是城乡均质化（无城乡对立和剥削关系）的新城乡关系和城乡社会的形成。它是由中国落后条件下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建设路径、农民人口数量太多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大因素决定的。[317][318]再次，在社会主体的构成发展上，因其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未变，城乡社会总体外貌仍然表现为一种传统式农业社会，5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包含国家社会公务人员）的基本结构和国民总体之间互为劳动者关系都基本保持，但又出现了各种身份制度对阶级状况的明显影响，如存在政治身份（包括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反革命分子等区分）、城乡身份、干部与工人、农民的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系统，不同身份在资源获取、职业机会、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当然，因其总体上私有制被消灭，绝大多数人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还是形成了大局上比较均质化的社会阶级结构。[319][320]同时，在各社会主体改造特别是在干部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上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甚至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苗头（见前面），这还可以从那些带倾向性的文献提及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说明。[321][322][323]更次，在主体的社会成果分享上，初步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等，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基本或完全解决，但却是国民大局上的均等化分享。[324][325]总之，从社会主体的发展上深究后可知：1956—1976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国民总体大局上的均质均等化社会，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众（工农大众等）为主人公的社会（当然还是它们的初级形式）。
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客体决定制约与社会主体能动作用的共同结果。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可体现和决定人的历史演变的类形态方面，生产关系发展可体现和决定人的历史演变的质形态方面，所以社会历史发展就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二重性过程的有机统一，并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就是其原创性表现）。由此，社会进步的尺度既包括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又包括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尺度（或物化过程尺度，表现为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实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如现代化一般进程尺度，和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尺度（或人化过程尺度，表现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人们生活性质质量的优劣），如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尺度。对红色中国的历史评价，应当以此为据，从新中国的历史过往及其与世界多国（可比）的比较中得出客观的结论。也可以此为据，推导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之后的新出路：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一般进程如大商品经济新形式（市场计划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更高级的相互贯通、相互改造。这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成败过关的关口。当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不是直线的。毛主席最后被迫重新选择“两面派”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可能是着眼于“文革”的意义和国家的长久发展等。
综上所述，旧中国发展到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劳，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前27年即红色中国革命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初步解放和第一次最伟大的飞跃，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主要是在毛泽东带领下实现的，红色中国主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的，伴随着旧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毛泽东思想进而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接触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等职务，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至1927年主办和领导农民问题方面的工作，并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 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接着率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从1930 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大“围剿”。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毛泽东逐步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主张。1936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军委主席任职直至其逝世。1943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中共中央主席任职直至其逝世。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核心是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它的形成和发展可据此判别。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关于建设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326]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思想，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已经部分超越了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范围，并具有普遍意义，这从日本学者关于“继续革命论”的研究中可知一二，[327]由此，继续沿用第一个高峰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概括毛泽东的理论成果是显然不够的，“毛泽东思想”必须上升到“毛泽东主义”高度。1920年夏，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初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328]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新道路，它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的独创性贡献，标志着毛泽东主义的开端（或诞生）。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正确前途（社会主义），它是毛泽东主义初步形成的标志。1957年6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映了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构架和运动等基本思想，它是毛泽东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由此，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可区分为四个阶段：诞生阶段（1893—1930年）、初步成熟阶段（1930—1939年）、基本成熟阶段（1939—1957年）、发展完整阶段（1957—1976年）。当然，不同立场的主体对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晚年思想的发展是有不同认识的。[329] [330] [331]
毛泽东主义是在中国现实化的发展着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包括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唯物论部分，树立了社会实践的新观念，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辩证法部分，系统和深刻地阐明了矛盾论唯物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历史观部分，创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与联系理论，国体政体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理论，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论，群众史观和群众运动理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认识论部分，集中阐述了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关于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真理发展的规律，把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创立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理论。[332]毛泽东哲学思想相对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包含其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基本上属于斯大林和苏联式政治经济学范畴，但在部分方面有所补充和创新，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公有制的所有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及其企业管理制度——企业领导权在谁手中（“鞍钢宪法”），商品经济范围，保留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矛盾分析方法等方面结合落后的社会现实和新社会要求都有所突破创新。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界限、区别联系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其中所指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权利”，它的另一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的不完善，毛泽东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指出了其二重性）[333][334][335]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资产阶级法权和防复辟等方面）比较明显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上海市委写作组1970年代中期编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可视作毛泽东式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如农村包围城市，农民为主体，统一战线，军事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中国道路理论（如“一化三改”，文艺批判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新补充理论（如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相当长历史时期里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即“谁胜谁负”问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如其不发达阶段、发达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发展动力理论（如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阶级性质不同的矛盾等），群众运动方式理论（如群众式的水利建设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运动等）。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及其初期发展和强国的中国道路理论，包括其六大路径：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农轻重产业发展协调和城乡关系协调等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之路，特别是其工农商学兵文医多业并举的人民公社的新农村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建设理论，如其“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两参一改三结合”，广泛界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并适当限制理论；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权——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和多民族合作制度等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建设理论，如注重政治路线，干部队伍和接班人建设，坚持党和干部不脱离人民群众（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的制度，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含工农干部）和人才制度及整党整风；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等方针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开展文化教育革命，注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工农相结合），建立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相结合理论；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勇敢坚决地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事业，如支持和参加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联合，敢于“中苏论战”，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反对闭关自守，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中国对外交往大门；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新旧阶级状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的新概括（还有其“两面派”），提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新论断等，最后不得已发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揭示了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新课题新使命。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与界限理论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某些条件等理论。[336][337]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相对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及其生存安全的初步强大和维持，中华民族历史上社会现代化（包括其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现代化）和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性奠基和飞跃，国际共运事业两大保卫性创举（文化大革命和中苏论战）等几件大事的开辟，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创立，就是毛泽东的伟大历史贡献。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建设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建设者；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现代化飞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338]
（四）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东欧和西方等其他地区的国际共运
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国际共运的主流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俄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等两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发展，它的支流则有多条。
首先，认识的是与列宁俄国革命时期相伴的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及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各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使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加深和尖锐化，造就了革命时机。此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利的影响下，在1918年至1923年，中西欧一些国家也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其结果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发展状况造成其革命主体力量和革命意识发展的不够。稍后，所谓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这些失败的革命进行研究，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革命的文化内涵和总体特征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观点，探索适合西方的革命道路等，但他们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33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西方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的共产党，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并且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有明显发展，使得这些国家显然有可能出现革命的结果。这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最佳时机。此时，苏德战场是反法西斯主战场，而在苏德战场，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是苏德战争中德军最后一次进攻战役，1944 年苏联红军对德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作战，苏联收复了其全部领土，从而大大地消灭了法西斯势力。于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一片大好形势下，是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交枪、做官”，使革命半途而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机的一个关键。对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和法国的多列士等西方共产党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路线，丧失了革命时机，并带来了自己后来被“去政府化”等损失。对此，共产国际（苏共）也负有部分责任。[340][341]好在，希腊等国家当时的特殊历史发展状况，迫使希腊共产党等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共运发展道路。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更是以西方社会新发展为地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其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西方社会的新发展，主要表现是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与此相应地，西方多数国家共产党走着某种社会民主党化路径。简单地说，“二战”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大多先后放弃了武装斗争，采取和平、民主手段，走议会与合法斗争道路，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但它们在战后初期的好景不长。随着东西方“冷战”形势的出现，西方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处境日益恶化，发展不顺。伴随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出现，西方一些主要的共产党“自觉”和加快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探索，到70年代形成了意、法、西班牙三国共产党倡议的“欧洲共产主义”，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内涵就是基本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有部分国家共产党把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或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或绝不放弃暴力和强制手段，如希腊共产党、瑞典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他们推动着西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342][343]
其次，认识的是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它们的情况比较复杂。先要区分出来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个别相对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受到苏联和中国等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如蒙古、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国家。但随着1976年中国“十月事件”发生，早期传统社会主义前进大势已经失去。再则必须明确的是：此期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甚至更落后的社会状态，其共产主义运动是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用及共产主义运动成果的取得，往往在越落后的国家地区是越有限的，同时受到国际共运大分裂的影响，其工人政党和组织也出现分裂。具体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一些国家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广泛兴起，其中，多数国家地区的共产党在多数时候走着议会合法斗争的道路，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地区的共产党在相当的时候走着武装斗争的道路。如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多数取得合法地位，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受到亲美反共政权的打压，大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拉美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较多、运动声势较大，出现了一股游击中心主义之风，受到中苏论战和古巴革命等国际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组织分裂为多派。[344] [345]同时，认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农运动，同样必须吸取前述第二国际破产的经验教训：一般而言，在无产阶级力量或科学社会主义国家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凡是走议会民主合法斗争至上和革命半途而废的工人运动路线的政党或组织的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
再次，最有意义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东欧国家的一些表象上的社会主义改革。此时期东欧八国的发展道路受到苏联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直接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促使其转向社会主义，“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但其大部分时期还是基本自主的；南斯拉夫和波兰到60年代初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改造，[346]没有基本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国家也不是完全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都越来越远离），但他们又可归属于共产主义运动考察范畴。这里就概述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现象（可以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范畴）。
早期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根支柱和标志。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充分发展的大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经阶梯。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诞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新生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模式），随着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相对稳定，都有一个开展自我革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大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更高结合与改造，建立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课题。这种社会主义自我革命或改革，以1940年代末“南苏冲突”为契机和异常形式，在前南斯拉夫全面开始了。60年代东欧第二次改革浪潮兴起，其中，匈牙利是第二个开展了相对全面和深入改革的国家。概述他们发展新型大商品经济的探索基本上可以其从对商品经济认识——市场机制及市场培育，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国家经济管理三大方面去认识。[347] [348] [349]总的说来，大多数国家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存在的普遍性，南、匈两国非常重视市场和市场机制作用，多国把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所有制实现新形式和国家经济分权式管理，出现了重视计划的经济方法等，并形成了两种发展新商品经济的典型形式：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企业（工人）自治， 经济管理权限彻底下放，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匈牙利的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包括公有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管理以经济方法为主），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可以说，他们把公有制经济与大商品经济的结合式发展推进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当然，他们的企业独立化（法人化）和市场化，市场体系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公有制内涵的完整与实现形式规范，计划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别等问题都还没有基本解决，匈牙利改革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言还至多是突破到半程（因为行政式管理还占优势），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是“无头所有制”，“半所有制”，产权制度模糊，经济管理权下放分散，削弱了必要的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失控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大商品经济发展一般经验上还刚刚开始。另外，他们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还是有所进展的，[350]大都形成了改良型的党政结合、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反两面经验则都比较突出。如其一方面是，“非官僚化”，干部的招聘制、选举制、任期制和轮换制， “民主化”，除党和军队机关外，国家机关和社会企事业单位都实行自治原则，变党的直接领导为“间接引导”等；另一方面是，“权力非集中化”，“权力分散化”（包括“联邦主席团”中的主席轮流制、代表制）等，它又助长了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
东欧国家的这些早期改革，特别是南、匈等国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具有修正主义性质的。它是由其改革和发展的结果与状态所决定的。如南、匈等国改革的结果是：“经理（或官僚）和技术专家阶层”获得广泛的权和利。此阶段生产关系改革的落脚点情况最能说明问题。若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改革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 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351]这就表明：公有制生产关系在改革中实际上发生了和平演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认识他们的的改革，首先必须回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历史事实表明：历史上几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都是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基础，而把它们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劳动制度的不同，奴隶社会是奴隶的物役劳动，封建社会是农民的人身依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的雇佣劳动。至此，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解就应当完整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或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它包括资产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及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等三方面内容。其中，资产所有权等资产权利（或产权）关系（即关于物的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及其结果的资产收益归谁。”[352]由此，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与民主劳动的结合关系。民主劳动，即马克思的自主联合劳动，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劳动，劳动者处于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劳权与产权（手段）协同，其中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劳权的组织载体——企业职工大会或职代会处于企业的权力监督地位（局部性单位的重要地位）。依此，匈牙利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还不是真正建立企业民主劳动制度，更没有企业公有者共享企业收益制度。南斯拉夫企业改革，实行工人自治，但职工参加企业决策等徒有虚名，流于形式，企业权利实际上为经理和技术专家享有。微观上，企业民主劳动制度缺足；宏观上，公有者的民主劳动制度基本没有。东欧公有制企业改革，实际上是虚化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政治上看，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根红线或底线，而东欧国家的改革中，非公有制经济广泛发展，特别地表现在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家，其社会阶层阶级分化，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和阶级矛盾都明显起来，执政党虽然注意到民主，却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东欧的早期改革在远离科学社会主义，它还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改革。
注释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497页。
⑪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⑫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⑬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⑭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9页。
⑮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版第144页。
⑯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⑰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⑱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版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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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4。1
【文/周承友，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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