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功能，顾名思义，意指城市在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表征城市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外在精神风貌。发端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促成了近代城市功能由政治、宗教占据主导地位到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性转变，这也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增殖运动的空间映现据以重塑城市整体空间形态的体现。围绕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功能的研究，透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以时代为诉求深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要旨和审视当代城市建设和发展走向，减少和遏制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出现的种种异化和失调困境，由此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建设和功能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实现正义和谐的城市定位和发展。
一、资本裹挟的城市：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功能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周围感性世界”是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蓬勃发展的世界，从整体上来看，这个世界是产业革命、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互作用的运动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三位一体”的结构。不同于马克思从事《莱茵报》编辑期间基于“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追溯国家与法的经济基础，通过哲学批判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路径，恩格斯更多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通过对各大工业城市的结构布局、功能分区、条街楼巷、人口分布、历史文化等的现实考察和理论反思，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国家与法的实质要义。恩格斯通过深入描绘巴门、不来梅、曼彻斯特、伦敦等城市的外部景致和内部构架，系统阐发了城市与资本运动、城市与分工体系、城市与人的发展、城市与阶级革命等多方面关系问题，不仅揭开了工业城市服务资本逻辑致使其危机丛生的功能面纱，而且指出了城市发展的未来样态与价值导向。这种对城市功能的探讨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向度的空间化体现，也是哲学洞穿现实生活的理论偏好。
第一，以“生产方式”语境论释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空间生产功能。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是人类城市史上的新形态，表示人类已然 “耸入文明时代”了。它不仅因“市”立“城”，使“城”成为生产要素的集聚空间，要求“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以实现市场交换和资本增殖；而且因“城”固“市”，使“市”拥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设置暴力机关和颁布规章制度以维持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可见，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表面是生产工厂、商业街区、房屋住宅、大学教堂等物质形态的分布和组合，实质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空间交融体。换言之，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的全面运转提供了空间场域，并基于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这两个功能，逐步完成科技、交通、文化、信息等功能的延展。当然，恩格斯笔下的城市视界并非局限于上述功能景观的图绘，而是通过考察资本在城市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运动，实现了将城市空间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上升为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批判，由此把握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空间生产”功能。从自然层面解读，城市空间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实现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建构出来，具体表现为高大密集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消费商品、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等，反映了资本对地理座架的历史性重构，使其成为商业营销和资本积累的容器。从社会关系层面解读，城市空间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关系所构成的关系系统，其间每一要素由于受到资本的裹挟肩负剩余价值生产功能。资本主义城市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优势”使得空间生产日益摆脱自然制约性，不仅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封闭到开放、从民族到世界的功能转向，也“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造成城市空间趋于商品化、等级鲜明化、样态同质化的排他性局面。总之，恩格斯既以生产方式语境切入城市空间生产分析，反过来又将城市空间作为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视角，并在处理城市、资本、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逻辑中，对城市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正反双重功能进行深入阐释，充分显示其理论底蕴与现实关怀。
第二，以“城乡关系”结构切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空间区隔功能。“我们的任务是将空间关系和地理现象明确地引入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文本中，并追踪对基本概念嵌入式解释的效果。”恩格斯在其或与马克思合著的文本中使用“城乡对立”“城乡分离”“城乡差别”“城市的统治”等理论术语论述“城乡关系”命题，表明乡村不断“化”为城市的过程，实际上是手工业和商业同农业相分离即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过程。分工“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进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整合为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功能空间，城市迫使乡村成为其原料生产基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贮备场所。分工作为私有制的同义语，也存在于城市内部。城乡功能分区在城市中表现为城市空间区隔结构，“主要由资产阶级拒绝居住在某些地区所造成”，加之劳动与资本对立、人类与自然分裂、文明与蒙昧对峙、现代与传统割裂等现象频发，资产阶级极端受益空间与工人阶级极端贫困空间的对峙局面得以呈现。早在《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中，恩格斯便以散文般的笔触描写了不来梅“工”字形功能分区图：“左面是新城区及其绿树成荫的‘长堤’；右面是一直向威悉河延伸的滨河公园，一座巨大的风车矗立其间。往下是不来梅荒地；右边和左边都有柳树丛、潮湿的草地、马铃薯地和许多红甘蓝菜园。”然而，城市的秀丽景致和生态设计服务于当地贵族，这里的贫苦群众在居住上“是一如既往的单调乏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等文章中，恩格斯考察了曼彻斯特的“同心圈”功能分区结构等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城市区隔现象。显然，空间分异是城市功能的综合与排布的显现，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是城市外在形象的内在构架。因为“没有地地道道或纯正的空间，只有按照一般社会结构内某种特殊群体发展起来的一定模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空间”。资本通过分区与隔离也对城市空间关系进行宰割，建立起符合自身运动规律的秩序，决定城市的性质。资本的交往实践造成空间占有和分配权利的不平等，引发城市空间紊乱局面。所以，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矛盾集中和加剧的场域，分工是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空间分异局面的根本切入点。概言之，城市功能分区相互协作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城市又是“去功能化”的，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场所。
第三，以“阶级分析”工具诠释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空间变革功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和社会阶级分化重组过程是城市化的双重面相，它在恩格斯的探讨中表现为隐含其间的两条线索，即资本空间布展逻辑和主体生成逻辑。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敏锐地观察到城市服务功能与普通居民感受的悖论关系：“河谷的外貌整个说来给人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但是实际观察一下就可看到，这种愉快的感觉在居民身上丝毫也看不出来。”可见，以资本逻辑外在路径理解城市功能，是通过外在标准衡量和把握城市空间，只有通过对“城市人”的把握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实际上，生产力革命不仅将工具进化成了机器，将作坊拓展为工厂，在带来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中间阶级的衰落和小资产阶级的消灭，从而把社会上的一切差别变成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局面。“因为城市居民来自不同阶层，经济等级差异性往往会瓦解，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城市中政治运动的大量兴起以及多个利益主体的不断出现。”为了厘清资本的空间运作法则和谋求未来变革的出路，恩格斯重点选取“市景-市人-市宅”作为考察对象，不仅亲自考察了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地形地势、布局结构、房屋街区、河流、大杂院等，甚至连隐秘的城市角落——贫民窟也没有放过，而且聚焦工人阶级的身体状况、生活条件、日常活动、道德智力等方面，更专门对工人住宅的地理区位、数量大小、人数规模、家具陈设、租金卫生等进行了详细描摹，由此得出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受苦受难与资产阶级的奢靡浪费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并将这种对立局面归结为社会空间遭受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从工人阶级的贫穷和苦难中看到了他们反抗和斗争的潜在性，看到了城市空间对工人阶级的主体塑造功能，即在数量和规模上为工人阶级集中提供了空间，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精神上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能动性，激发和塑造了他们的整体意识，由个别和分散自觉走向普遍和联合，意识到自身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质言之，恩格斯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探讨城市空间的主体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消解资本逻辑统治人支配人的根本缺陷，将人的解放逻辑嵌入城市空间之中，从而完全展示出城市的文明图景及其空间变革的现实路径。总之，“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我们探寻到内在于人的自由独立的无须中介的理解城市的主体逻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具有积极性和革命性的，即要打破和消灭牢牢困住和全面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走向正义的空间：恩格斯的探讨给予中国城市建设的启示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功能的探讨，并不主张抽象的空间生产观念抑或城市空间本体论，而是以生产实践为分析起点，将城市作为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空间场域，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分析视角，通过揭示城市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涌现出的现象和矛盾，审视城市功能定位及未来变革方向。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货币和城市同时是发动机和指示器，是变化的动力和信号，而且也是变化的结果。”城市作为现代性的诞生地，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发的重要场所。“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建设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问题。我们如何在谋求城市发展的同时规避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本主义功能性城市向满足人民美好居住生活需要的宜居城市转变？首要之义在于城市空间的正义布局。恩格斯的思想对于构建中国城市空间正义具有启示意义，这种问题域的时空转换是对城市在人类文明中重要角色的体认，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求解中国问题的出场路径，塑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面相。
第一，遵循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相统一原则。资本不断积聚与扩张衍生大量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相对集中的工业城市，资本主义的这种工业城市大体蕴含着物质生产空间和人的生活空间双重维度。恩格斯描绘了英国城市“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生产空间：“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然而，资本通过压缩生产时间重塑城市整个空间形态，不仅为其抹上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导致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出于节约生活成本的顾虑，被迫居住在工厂附近狭小的高密度住宅中。这里空气浑浊，生活配套设施匮乏，自然环境恶劣，成为病菌滋长的乐园。实际上，生产物的空间和人的生活空间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空间，前者通过满足后者日常生活消耗进而丰富其空间样式，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根本目的和内在动力，不能将二者割裂。恩格斯对上述二者的论述，内在包含生态批判的向度，良好的生态空间是滋养一个城市空间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换言之，生态空间浸透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中，生产和生活需要尊重生态空间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这是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与变更的内在要求。中国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盲目扩大生产数量而忽视产品质量和生态效益，与总体规划在规模、布局等方面相背离的问题。空间正义是主体与场所之间和谐、友善、愉悦关系的建构过程，是主体对周遭环境的积极性理解。资本造成生产空间“聚集”和居民生活“挤压”，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相“切割”，这三种效应的叠加造成了城市空间形态下人口密度高、生产要素流动强、环境容纳程度和自我净化能力低等消极影响。中国城市建设遵循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一致原则，有助于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而实现对“大城市病”的精确诊断和针对治理。
第二，遵循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相一致原则。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是人类城市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必然在其内部空间中存留历史文化印记，或直接呈现为当地建筑类型和设计风格，或间接显露于社会管理制度和居民日常生活行为之中，或整体表现为城市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等。恩格斯高度重视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角色和功能，将其视为城市品格气质的折射点与城市生命力延续的关键点，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内容要件。“在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参观这个城市的全部名胜古迹，那么对他自己、对欣赏能力都是真正的犯罪。”他更是将城市文化传承程度与主体自身发展程度联结在一起，认为其是主体自身命运的文化表达，“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见，恩格斯笔下城市与文化的“联姻”，不仅包含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内容与形式等文化论题，而且将文化视为审视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的视阈，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肯定文化的能动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意识形态全面渗透，拆分文化发展承袭的历史逻辑，造成了文化内容上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混淆了文化空间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导致城市建筑的样式、布局、装饰、色调等呈现单调样态，缺乏历史承载，丧失艺术美感。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景观具有让人们在文化中忘记历史的功能，它在其现代主义手段的伪新生事物中执行着从深处构建景观的真正战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所孕育的城市文明，如今同样面临着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如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相关建筑群，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哲学思想、建筑艺术的载体，如何发挥其在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涵养作用是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并非相悖，中国城市建设要守望文化传统和提炼城市精神，让民族特质和地域个性在历经沧桑巨变中熠熠生辉；更要保持文化视野和文化产业相向而行，稳步发展，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环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精神文化视角深思城市建设思路，能够使人真正由内心生出对城市的归属感。
第三，遵循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相协调原则。依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主导下的人类生产方式演进图谱，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大机器生产逐步替代工厂手工业生产实现机器制造机器的时代，也是乡村形态向城市形态转型和城市形态吞噬乡村形态的时代。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表面上映射了人类驾驭自然界能力的提升和商业文明替代土地文明的形态更迭，实际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态势的空间反映，体现在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即发展的不平衡、个体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不平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即分工的不平衡、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占有与分配的不平衡等。“随着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逐渐被卷入资本的联系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跨越了城乡的边界。”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城乡对立是产生空间压迫根源的基础上，指出资产者剥削无产者的经济事实，更将视野扩展至世界维度论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图，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形成了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民族国家关系体系。基于私有制和分工所产生的城乡之间、文明之间、阶级之间、国家之间不平衡格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对立兼具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使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每个人的劳动跨越了旧有分工的限制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自由全面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性也是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问题，体现在处理城市与乡村在居民收入、医疗卫生、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娱乐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差距问题上。这要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尽量避免城市对乡村的简单占有和征服，而且要从中找到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协调发展之道，促使广大乡村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探索适合本地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城市和农村两种生产方式有机统一，实现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两者的有机融合。
第四，遵循发展空间与价值空间相结合原则。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对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进行二元阐释，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宏观呈现了伦敦、巴黎、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高楼林立、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之景，对城市形态和功能变迁满足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予以积极的肯定，又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近距离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生存境况的极端存在，批判了城市在资本控制下盲目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阶级冲突，由此探索城市未来变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其实是将人发展的价值尺度注入城市自身演进逻辑之中，城市并非无目的的生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人自身状况的外在表征和体现，而人需要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是促进城市功能不断丰富的导向和指南。“让我们强调对空间的需求，因为保护城市安全的城墙一旦失去作用后，人们对空间的需求改变了整个城市规划的规模。”要注意的是，城市空间的发展不能是盲目和无秩序的，其终极价值导向是实现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发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日益发展的生产力衍生出了更多现实问题，要求城市具备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适当调整规划目标指标和实施路径的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突发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求在制约资本不良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恢复人在城市的主体地位，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工作权、居住权、表达权等的基础上，平衡社会财富分配和加强分配正义，使公平正义成为城市的首要价值。总之，“城市人”是空间实践的生产主体和享用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的科学界定在城市场域的现实描绘。
三、人民宜居的城市：新时代优化中国城市功能规划的建议
城市空间是城市生产、居住、交通、商业等功能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自身样态影响着城市功能的当下施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规划工作，有选择性地对城市空间予以干预，不仅表明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执政理念，而且促进了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完善，释放出城市规划与空间治理之间的联动效能。所以，我们在厘清恩格斯对城市功能的理论探讨及其原则启示的基础之上，需明确“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并由之问诊现实。新时代中国城市空间实际是介于全球空间、国家空间与居住空间之间的中观空间，承载着汲取经济全球化成果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双重功能向度，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交汇、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融合、世界城市与中国城市空间交汇的协同形态。探索面向未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功能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方案，仍需从协调城市、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对城市功能的具体规划建构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宜居空间，这是从城市空间视阈推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必经之路。
首先，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协调好城市主功能提升和辅功能疏解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城市功能的交融互补中实现中国城市空间的整体优化。科学的城市功能定位离不开对自身区位条件的合理评估和所面临外部环境的理性判断，是引导地方政府研判城市未来发展远景目标的重要依据，在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2018年末，城市个数达到672个。”城市数量增多的背后是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现实反映，而发展又会面临发展领域、运作方式、动力机制、规模速度等之别，这实际上是城市发展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合力作用的结果。与之相对应，如果把城市功能体系作为分析的横截面，国内各个城市也普遍实现了由单一功能（如经济）到多元功能（如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等）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承认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各种要素的作用是无所谓轻重主次的。”主功能和辅功能的叠加即“量”的积累会产生倍增效应，既能实现各城市诸功能之间的优势互补，也会产生过度叠加而导致城市整个功能体系结构混乱与管理危机，如人口膨胀、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这也被称为“叠加功能撑破‘木桶’论”。为此，新时代中国城市功能规划在功能内容上要把握好“舍”与“得”的关系，既要依据自身特有的优势资源和发展基础立足核心功能定位，又要逐步疏解以“高精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核心功能与辅助功能的高效联动；在功能运行区域上要把握好“中心”与“多边”的关系，处理好自身（个别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城市群乃至全国城市之间的功能及其定位关系，令其承担部分疏解任务的同时，聚合创新资源要素，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在功能规划方向上要把握好“中”与“外”的关系，要借力经济全球化发展优势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功能景观和城市风貌，避免盲目式、越界式、超负荷式发展，以至出现恩格斯笔下的时代焦虑同空间生产嵌连的单一和均质的城市面相。
其次，严守城市生态底线，实现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之间的联动发展，在提升城市功能生态向度中营造美丽中国的绿色城市空间。人类发展已经昭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强调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生态导向，提议构建风景园林城市，是党和国家理性审视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研判结果，是对近些年来部分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反思，更是消解资本的生态悖论的现实之道。为此，新时代中国城市功能规划要在实现产业进步、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过程中，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底线，以“生产-生态-生活”的综合性空间视野打造经济发展新常态，整体由“经济导向”转向“生态导向”。一方面，生产和生活决不能走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的路子，把土地、水资源、绿地、湖泊等环境承载力作为日常实践的出发点，严格划分生态红线。既要合理评估当下产业水平和人口密集程度，推动部分产业和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地域转移，为生态涵养区置换出生态景观空间，将城市生态建设纳入城市各功能区归置之中；又要在今后的开发中，注重保护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严格限制生产生活用地，以韧性发展思维着眼于后备开发用地，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实现开发区域的集约式发展。另一方面，让生态环境造福于人类生产和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加快转变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确立和宣传“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使生态环境既为人带来休憩场地和美的体验，又使其通过自我净化有效避免城市洪涝、沙尘暴、雾霾等灾害的发生，实现城市与自然为友邻的和谐发展。可见，城市功能规划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实现生态涵养、城市发展、身心健康的三美与共，使生态价值切实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
再次，保护城市精神文脉，处理好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在呈现历史与现实竞相辉映的城市功能中凸显中国城市空间的独特风貌。文化本质上是人与历史和社会之间的思想沟通，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沿袭的载体，氤氲自身特有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不仅关联着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元素。中华民族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与中国地理空间的内在互动中孕育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如以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为代表的古都文化，以延安、井冈山、韶山、临沂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杭州、苏州、绍兴等为代表的水乡文化，以桂林、丽江、大理、重庆等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哈尔滨、张家口等为代表的冰雪文化，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等。然而，现代社会资本的渗透和蔓延导致“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文化保护与发展是中国城市规划中所不可忽视的问题。为此，既要对城市区域的空间规模和历史建筑等有着清晰的认识，保持传统风貌的整体性，也要为部分有发展潜力的文化空间开辟出有机更新的道路，采用“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新兴模式，根据不同类型文化产业的不同积聚特征采取差异化的引导策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更新提供宝贵的空间资源，如北京798艺术区、西安“曲江创意谷”、横店影视城等地的成功实践。可见，城市文化功能规划需要将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与更新结合起来，寻找历史空间与文化创新的契合点。城市的文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时空、跨越文化界限，成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实体。随着人类多元文化间的不断交流互鉴，国内各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型、特大型城市亟须与世界其他城市进行文明互鉴，通过合理划分承担重大外交外事的活动区、国际会议展区、国际交通枢纽、国际旅游区等，实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国际化元素有机融合，建成国际化程度高的历史文化名城，体现中国城市的世界担当和文化力量。
最后，要有社会关系后果的考察和反思，积极消化空间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冲突，通过尽可能规避社会危机的产生体现中国城市空间的人民性导向。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思考如何实现城市功能空间配置的最优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的是城市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生产交汇点的城市空间，本身也是社会关系的承载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城市规划与建构就不能只有单一的功能视角切入，还必须有社会关系后果方面的考量”。资本逻辑对城市发展形成重大影响的同时，其自身的竞争性、增殖性、盲目性等也产生了城市空间中的风险分异现象。“风险向贫困弱势群体集中，阶级对立由此加剧了。阶级专属的风险分配‘法则’，亦即阶级对立加剧的‘法则’，不仅生效已久，而且在今天仍适用于风险的某些核心维度”，由此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危机频发的悖论局面。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对立、失业加剧等问题正是其显著表现。这要求我们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宏观层次上，要坚持科学规划，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科学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和郊区空间，引导形成新的空间增长极，形成一批功能完备的空间新样态，在改善空间分配质量的基础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新格局；在微观层次上，要实现对空间的精细化管理，加强市政基础设置建设，健全社会资本参与的新机制，优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布局等，尤其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规划建设工作，寻求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方式。概言之，城市功能规划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每个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确认“城市人”本质，合力构筑公平正义的城市空间，由之在全球彰显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制度优势和人文关怀。
总之，恩格斯以“城市功能”为跳板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历史性、社会性、剥夺性本质，而且体现了恩格斯理论观照现实的品格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鲜明立场。正因如此，艾拉·卡茨纳尔逊将恩格斯关于城市研究最富启发性的理论阐发归结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城市的空间结构、这种社会地理与劳动阶级之间关系的阐述”。理论只有穿透历史和映照现实，才能使其意涵不断丰富和永葆生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依然存在空间正义问题。当前城市空间实现由“资本裹挟”到“人民宜居”否定之否定的转变，需要从城市功能规划着手，具体理路在于：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社会空间”的时空修复路径，以期在“空间分析—空间建设—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中走向“空间正义”，为人民群众在城市中创造适宜栖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开辟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实际特点的城市空间重构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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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春敏：《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及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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