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沛竹 张冬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译本考证及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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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1905年6月至7月在瑞士日内瓦完成的重要著作，同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从理论上对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探索，并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战略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传入中国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翻译出版，迄今已有十余种中译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FS1品论天涯网
     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主要内容FS1品论天涯网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沙皇俄国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日益丛生。国内方面，1900—1903年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沙皇与人民大众、地主贵族阶级与广大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外方面，伴随帝国主义发展，沙皇俄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强国的矛盾愈发突出，其中尤以与日本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势力范围的矛盾最为紧张。1904年，日俄两国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沙皇政府希望借此机会转嫁国内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以阻止革命的到来。然而，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及沙俄专制制度的腐朽落后，沙皇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失败告终。正如列宁指出的一般，“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日俄战争并没有如沙皇预想一般遏止俄国革命的步伐，反而使沙皇专制走向坟墓，加速了俄国革命的到来。日俄战争带来沙俄国内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国内经济形势严峻，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工人、农民的负担，引发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地工人纷纷以示威游行、罢工等方式开展反战、反专制的斗争。1905年俄历1月9日（公历为1月22日），沙皇军警以血腥手段镇压彼得堡请愿工人，致使“近2000工人当街被射杀，20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不少老人、妇女和儿童”，史称“流血星期日”事件。这一事件燃起久积于俄国广大人民心中的愤恨，从而揭开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FS1品论天涯网

在反对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分析研判斗争发展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引导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开展，成为摆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为此，社会民主工党于1905年俄历4月12日至27日（公历为4月25日至5月10日）在伦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列宁主持，制定了党在俄国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解决了党本身的组织与宣传工作问题。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的孟什维克拒不参加代表大会，并于同年5月单独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与代表大会截然不同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决议。 为避免孟什维克错误观点对俄国革命运动产生误导，列宁仔细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列宁通过对两个会议决议的分析，在理论上系统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和斗争策略，有力批驳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FS1品论天涯网

   首先，革命领导权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歧的焦点之一。孟什维克没有看到1905年俄国革命与以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不同，仍然坚持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列宁对孟什维克这种僵化理解资产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通过对俄国各阶级的分析，阐明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认为，沙皇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决定其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只有在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且“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FS1品论天涯网

其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是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孟什维克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希冀君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积极进行革命，担心无产阶级加入革命政府会致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列宁则指出，建立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条件，“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 FS1品论天涯网

再次，列宁认为军事力量、武装起义是取得对沙皇制度彻底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列宁强调，起义是革命的俄国人民真正最迫切的需要；而孟什维克不仅在代表会议决议中对武装起义模糊其辞，而且呼吁宣传“和平抵抗”，鼓吹由国民代表会议召开立宪会议的“议会式道路”，这种做法是对革命的背叛。 FS1品论天涯网

另外，列宁在这一著作中详细阐发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列宁批驳了“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这一“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认为孟什维克将召集立宪会议视为革命的彻底胜利只会将革命拉向后退。列宁提出，作为资产阶级中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的具体体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其性质来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但这种过渡性质的专政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意志的统一，确保俄国革命最终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 FS1品论天涯网

最后，列宁还在这部著作中初步阐发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列宁驳斥了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混淆的错误观点，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而又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在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不失时机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 FS1品论天涯网
    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译本版本考证FS1品论天涯网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列宁这部著作曾经翻译出版过十余种中译本。1920年11月，《共产党》创刊号以《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的形式，集中介绍了列宁的19种重要著作，其中所列《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两个政策》就是今译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1921年7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时，将上述列宁的著作再次予以推荐。经考证，在新中国成立前，《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主要有八个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最早中译本是1929年8月由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出版的陈文瑞翻译的译本。“四一二”政变后，原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迫转入地下，后于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不久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又在上海成立了华兴书局，发行《中外研究学会丛书》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学会丛书》，还出版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有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如《国家论》（即《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等。其中，《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陈文瑞译本就是以《中外研究学会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的。该译本共152页，32开，竖排平装。封面书名是《两个策略》，书名页上则刊印为《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属于中外研究丛书之一。书前有“中外研究学会丛书总序”，后接原著中的“序言”部分。全文包括13章正文以及“书后”。该书自出版后多次再版：1930年 5月20日再版，共221页，32开，竖排平装，其后又收录在1938年11月10日出版的《左派幼稚病与两个策略》合订本中；1932年3月，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再版，210页，32开；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再版，共143页，32开，竖排平装，书前有“中外研究学会丛书总序”。 第二个译本是1937年由位于广州的“新时代出版社”印行的版本。经考证，“新时代出版社”由中共地下党员温盛湘等人创办，曾先后秘密翻印列宁《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等10多本书，可说是大革命失败后最早在广州翻印马列著作者，对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起一定作用。“新时代出版社”译本书名是《两个策略》，属于“新时代丛书”之一。该译本共129页，32开，竖排平装。译文包括序和正文第1-13章，原文中的“补充说明”部分未印。 第三个译本由1938年8月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5卷收录，标题为《两个策略》。在延安时期，随着根据地建设相对稳定，同时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开始系统地出版宣传与学习马列主义的相关著作，为此成立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等专门机构开展编译工作。当时，马列学院编译部承担《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主要根据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所编的俄文版六卷本进行翻译。《列宁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完成。不过，其中《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两个策略》为题收录于这一版本的《列宁选集》第五卷中，于1938年8月出版。序和原文“补充说明”部分未译。 第四个译本是收录于1939年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节译本。该书节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8节，标题是《庸俗资产者的专政观与马克思的专政观》。该书由许之桢编写，柯柏年、王石巍、吴黎平翻译。第五个译本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1年出版的译本。延安时期，苏联也在出版马列著作中译本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由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翻译出版的大量马列著作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另一个完整中译本就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1年出版发行的。该译本书名是《社会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译者未署名，共计124页，大32开，竖挂平袋，书前有《出版局底几句话》；内分13章，书后有注释及报纸杂志索引。此后，这一译本不断被重印，发行面极广。经考证，1943年至1949年期间，解放社、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辽东建国书社、东北书店、太行群众书店、新中国书局均出版发行过这一译本。 第六个译本是1947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唯真译校本。这一译本根据1943年印行的俄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译出，书名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书前有“出版局声明”，共154页，封面配有冠像，规格为20厘米。1949年5月华东新华书店重印，共160页，32开，竖排平装。1949年7月解放社重印，上海新华书店发行，160页，32开，竖排平装。1949年12月解放社在北京重印，这一版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出版局1949年出版的最新中文本（该中文本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翻译）翻印的，共计218页，32开，竖排平装。该书正文前印有“出版者的话”，后接原著“序言”；正文分为13章，后接“书后。再看解放派，再看新火星派”部分，最后一部分是“简要注释”。 第七个译本是1947年10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曹葆华译本。应中共中央对于翻译工作的指示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列著作的热烈需求，曹葆华根据1940年苏联国家出版局印行的俄文单行本重译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该译本共204页，32开，竖排平装。该译本包括序言、正文十三章、书后、注释、人名索引、报纸杂志索引以及译后记。书末所附的“《两个策略》一书底书后中的一段”，原书本来没有，系译自1940年《马克思主义旗下》第五期。另外，便于研究起见，曹葆华特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此书的专门一节作为附录刊载与这个译本中。曹葆华译本是非常全面、系统的译本，既完整保留了原书的各个章节，又增添不少便于研究的参考资料。1947年12月，华北新华书店将该书重印，在封面与版权页均在标题下注明“新版”二字，共206页，32开本规格设计，竖排平装。由于解放战争时期流动性大，该书在各地不断重印：1948年1月，冀鲁豫书店重印，共204页，32开；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总店重印，共160页，18厘米；1948年12月，中原新华书店重印，共151页，18厘米。此外，该译本还被收录于山东新华书店于1947年印行的《马恩列文献》合集之中，1948年5月再版；1948年又更名为《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刊》，由华北新华书店印行。 第八个译本是汉口新流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狂涛译本，本书版权页题名《两个策略》，书名页上则是《社会民主派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86页，19厘米，竖排平装。该书属于“新思想丛书”系列，版权页上注明了“新思想丛书”发行人为唐文建。该译本是节译本，译文包括序言和第1-13章，原文中的“补充说明”部分未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面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为此，1953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自此，《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马列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组织化的崭新阶段，主要形成了四个译本：第一个中译本是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译本，这一版本据马恩列学院编《列宁全集》第四版（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第九卷译出。该译本书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144页，20厘米。 第二个中译本收录于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9卷。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即按照党中央“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的指示，着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及其补卷为底本，其中，1959年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9卷收录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此后，中央编译局又对译文进行多次修订，将这一著作收入1960年4月《列宁选集》第一版以及1972年10月《列宁选集》第二版。另外，1964年9月的第3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单行本和1964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十六开本单行本也采用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9卷的译文，并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进行了校订。 第三个中译本收录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10月出版。该译本系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131页。其后，1992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专题文集》中的《论无产阶级政党》卷以及2012年9月《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收录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译文均采用了这一版的译文。 第四个中译本收录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修订版中，由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3月出版。该译本的译文系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1-131页。其后，这一译本被选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于2019年推出的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并附两幅插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汉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翻译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多民族语言译本，为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学习列宁这部著作提供便利。197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蒙文版，共215页，19厘米，平装。1974年，民族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人民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的汉文版本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维吾尔文版。1974年，民族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出版的汉文版本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藏文版。1974年，民族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出版的汉文版本，在北京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朝鲜文版，共164页，20厘米，平装。1979年，民族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哈萨克文版，共250页，20厘米。蒙文版、维吾尔文版、朝鲜文版、藏文版、哈萨克文等译本的问世，极大促进了列宁这部著作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FS1品论天涯网
    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译本文本比较FS1品论天涯网
   从1929年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翻译出版至今，该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期间译文文本不断演变。本文主要选取1929年中外研究会出版的首个中译本陈文瑞译本、1947年12月华北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的曹葆华译本与201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单行本进行文本比较，考察《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相关术语、专有名词、语序语式、注释附录等方面的演变。 一是相关术语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出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相关术语。在陈文瑞译本和曹葆华译本中，有的相关术语与当前通行术语高度一致，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革命”、“临时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革命公社”、“农奴制”、“反动”、“君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基础”、“反革命”、“工人阶级”、“商品生产”、“地主”、“解放”、“尾巴主义”、“共和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政权”、“雇佣劳动”、“社会主义专政”、“专制政府”、“生产关系”、“政治自由”、“政治斗争”、“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封建”、“生产合作社”、“罢工”等。 有的相关术语则不一致，不断发展变化（见表1）。其中，一部分概念与现行概念虽然在译词表现上不同，但多数概念在内涵实质上并无差别，如“上层筑物”与“上层建筑”、“社会民主派”与“社会民主党”、“民主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制度”、“资产阶级之君主派”与“资产阶级君主派”、“生产合作社”与“生产协作社”等。FS1品论天涯网

而另一部分术语概念则属于意义所指存在差异甚至容易引发歧义。比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列宁认为，两者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存在根本区别，同时，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能够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好基础：“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但是在陈文瑞译本中，这句话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译为“社会革命”，显然是不准确的。从广义上来看，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曹葆华译本和通行本没有沿用陈文瑞译本的译词，而是使用“社会主义革命”专有名词，用词更加准确，更符合原文的最初意义，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更加到位。 二是专有名词的变化。从人名、地名、杂志名、报刊名等专有名词来看，在陈文瑞译本中，一些译名前后文并不一致，如“梯虎里司委员会”有时被译为“提弗利司委员会”，“国民大会”有时被译为“全民立宪大会”等。而在2019年最新单行本中这些译词都得到进一步更改，前后保持一致，更为规范、统一，符合现代通行用词。三是语式的变化。从陈瑞译本到曹葆华译本，再到通行本，译文语句逐渐摆脱了带有文言文色彩的语式构成，逐渐符合现代表达方式。如在曹葆华中的“革命会在事实上证实社会民主党底纲领和策略之正确性，当革命表明了各个社会阶级底真正本性，表明了我国民主派底资产阶级性与农民底真正倾向，而这些农民是具有着在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下的革命性的，可是他们所怀抱的并非‘社会化’底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在通行本中被译为“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曹葆华译本的这段话中，“而……可是……而”的多次转折结构会使读者难以把握列宁的核心观点，而2019年单行本的译本准确表达了列宁的原意，逻辑清晰、明白晓畅。 四是注释与附录的变化。在陈文瑞译本中，文末并无附录，注释皆为文内注，分为译者注和从原版附录摘译两种形式。陈文瑞译本注释的特点在于，出于普及苏俄及社会主义知识的目的，对“巴黎公社”等基本概念做了详尽的注释介绍，而两个译本中已经不再对此类常识做专门注释。在曹葆华译本中，有25个注释、39个人名索引、18个报纸杂志索引和16个编者注。此外，该译本还在文末添加了附录“《两个策略》一书底书后中的一段”，这一部分译自1940年《马克思主义旗下》第五期；同时，还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此书的专门一节作为附录刊载与这个译本中，以方便读者进行研究。在2019年单行本中，已增加到65个注释、50个人名索引和36个编者注，注释更为详细，有利于读者理解列宁著作的思想内涵。如，“用什么方法去剥夺国民代表会议成员们的意志呢？是用特制的石蕊试纸吗？”，此处“石蕊试纸”指的是斯塔罗韦尔的“石蕊试纸理论”，他曾在文章中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比喻为石蕊试纸，认为可以用其来辨别某个反对派集团是否属于无产阶级应当予以支持的民主派，列宁多次对他的这一观点进行批评。这一术语在陈文瑞译本与曹葆华译本中分别被译为“一纸特别文书”和“特别的试验纸”，且并未作出注释，读者较难理解列宁所指。而在通行本中，对这一术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便于读者的学习与研究。同时，2019年单行本还增加了1929-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部分中译本以及1905年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手稿第157页的插图，更为生动直观。总的来说，附录与注释的逐步增加，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列宁著作思想，体现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方式从以翻译为主逐步转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趋向。 纵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译本的演变，可以看出，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概念体系。不同译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概念、主要思想观点的理解，有的存在差异甚至分歧，不过更多地是保持一脉相承。上述变化出现的原因，不仅仅与译者本身密切相关，更无法脱离译本产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FS1品论天涯网
    四、《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FS1品论天涯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传入中国后，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帮助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认为，俄国1905年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这个革命不但不应当袖手旁观，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革命领导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据彭德怀回忆：“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此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刘少奇也曾指出：“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可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帮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深刻总结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正确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避免重犯丧失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正是由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才取得彻底胜利。 第二，关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让其有一定的发展”的问题，党内一度存在思想混乱，《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统一思想认识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为突出。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俄国民粹派式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总结了俄国革命历史经验，指出俄国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最终“变成了反革命”。而布尔什维克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体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可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形成“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第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资源。毛泽东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显然，没有马列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难以落地生根，更谈不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2年4月下旬在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打下福建漳州时，毛泽东在龙溪中学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据考证，毛泽东初次读到的便是陈文瑞译本。自此，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对列宁这部著作的学习与研究，并将其推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包含列宁的两部著作，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另一本就是《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 两个策略》（今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此，毛泽东的评价是“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并且他认为“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完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同时，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向广大党员干部推广了自己学习经典著作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此外，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仅要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写不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正是基于对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马列经典著作的反复研读，中国共产党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最终结合中国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 第四，《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推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首个中译本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陷入白色恐怖的上海，由于国民党严酷的审查，此时这一著作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传播范围十分有限，难以深入普通群众。1935年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阅读与传播对象逐渐由知识分子群体扩展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群体，传播的范围也扩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局部地区。1943年12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决定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被毛泽东指定为六种马列著作学习参考书之一；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广大党员干部要熟读的五本马列原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再次入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传播对象由党员干部逐步扩展到广大群众，传播范围也逐渐扩展至全国各地。学校成为系统传播与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重要阵地。中国人民大学在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就不断提倡教员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深入钻研问题。其中，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规定《论列宁主义基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为教员必读书。另外，1953年东北人民大学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中，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的历史意义与中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问题相联系，深入研讨党的策略基础问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专题学习辅导资料在各地相继编辑出版，如1973年3月复旦大学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编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提要和注释》、1978年7月广西师院政治系国际共运史教研组编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辅导材料初稿》等。总之，伴随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译本更迭，其传播对象逐步实现了由知识分子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扩展，其传播地域也逐步扩展到全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学习与研究。FS1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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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FS1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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