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这个不太文雅的词汇在网络上出现后迅速得到普及和广泛接受，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为数颇多的年青人以此自居。自认为属于“屌丝”这一群体的人，大多对生活有所诉求但又不太如意，经济上虽然比下绰绰有余，但是比上严重不足；同时他们又缺乏在经济上有所突破的信心。于是以“屌丝”来自嘲、自欺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现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自然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培育了超前消费观念。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最终目标，而资本循环得越快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因此，加快资本循环成了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所谓资本的循环，是指产业资本运动依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这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三种职能形式，相应地完成三种职能，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最终实现价值增值。资本循环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构成。加快资本循环的速度，一方面需要压缩生产时间，另一方面需要压缩流通时间。马克思说过，“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压缩流通时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市场销售与商品生产的分离、批发与零售的分离、信贷支持等等；而培育消费文化，是压缩流通时间的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努力，无数的传媒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鼓励消费、以消费和享乐甚至浪费为荣的文化和风气。新鲜的消费产品和消费模式层出不穷，鼓励人们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之中，“今天莫管明天事”。除了逛街，还有不少人“网购”成瘾。商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消费狂欢，例如，把“双十一”这种原本单身青年用以自嘲的日子神奇地改造成了盛大消费节日。
光有消费的意愿是不够的，消费信贷对消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曾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都是看好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我首先感谢中国这一大批年轻人，我们原来预计信用卡8年盈利，结果4年就盈利了，盈利里面利息的贡献将近40%，这是没有想到的。用信用卡透支、付息这个贡献完全就是信用的贡献。结果在40%里一半是年轻人，一半是有钱人，所以我改变了这个观点，我们年轻人不像过去他的父母了，天天储蓄存款，到最后钱也没有花出去。”
根据招商银行的财报，2012年年底它的全部逾期贷款214亿元，其中与信用卡有关的占了18.04%，也就是38.6亿元。根据同一份财报，2012年全年，招商银行信用卡业务利息收入为62.56亿元。可见全年总的逾期贷款数额会有多大。马蔚华行长说“盈利里面利息的贡献将近40%”。其实，在2012年，该银行信用卡业务非利息收入54.6亿元，比利息收入少了很多。
这还仅仅是一家银行的情况。正是在媒体（资本的宣传力量）、商家（资本的流通力量）和金融机构（资本的信贷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畸形的消费文化迅速捕获了年青人的心，让他们只剩下了物质的欲望，沉溺于消费和享乐的冲动中无法自拔。而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欲望和冲动显然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必然要受到他们收入的制约。“屌丝”群体的自嘲，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们向往“高品质”生活而又希望渺茫的现实困境。
“屌丝”群体大都是社会基层劳动者。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内容，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样是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的。普通劳动者在市场上提供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而劳动的需求则由购买和使用劳动获得的收益决定。一般情况下，劳动收入有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劳动市场上，由于年青人缺乏工作经验和足够的培训，劳动效率相对较差；另一方面企业使用年青人往往需要做系统培训，成本又相对较高。另外，年青人由于缺少积蓄，寻找工作的愿望非常迫切，因此常常不得不接受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机会。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年青人收入普遍较低。而存在消费冲动的大多是年青人，除了消费文化造成的影响，客观上年青人装饰、交际、恋爱、婚姻、住房等各种需要也比较强烈。这就形成了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市场条件下，这个矛盾显然是无法得到完满解决的。这也是年青人产生焦急和幻灭感的重要原因。
加深这种幻灭感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与年青人偏低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典型的大学毕业生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自90年代末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当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在花费了很多个万从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自己除了工作环境比普通体力劳动者好一些之外，其余方面几乎没有差别，甚至还不如技术工人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挫败感是很强烈的。特别是，越是这样，他们越要在生活方式上强调自己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也就是说越要勉为其难的消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就业者，虽然在教育上没有付出那么高的成本，但生活上的成本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几乎没有差别。
当然客观地说，“屌丝”们的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是至少学生群体的收入与真正的社会最底层相比还是高出很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都仍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20%中等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9544.94元，农村居民20%中等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只有6207.68元。而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就业蓝皮书《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年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平均收入2766元，一个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收入一般也能在每月2000元以上（包括雇主提供的宿舍、饮食等）。这个收入数字在中国属于中等偏上了，这也正是为数众多的年青人的高消费的现实基础。但是与这些年青人付出的教育成本和生活成本相比，则又显得远远不够了。
在这一切——低收入、高成本、畸形消费文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贫富差距的悬殊。根据胡润每年发布的“百富榜”，2013年前排名前1000的富豪，上榜门槛达到财富20亿，是2008年的3倍。这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达64亿元，而2010年该榜单的平均财富为39亿。2010年财富在百亿元以上的有97人，到了2013年就已经达到了149人。2010年的首富是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厚，当年财富800亿元。到了2013年，宗庆厚家族财富排名第二，已快速增长到了1150亿元。而2013年的首富、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财富是1350亿元。在2010年的时候，王健林的财富350亿元，排在第7位。在这种财富的急速聚集和积累下，富豪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购置房产，海外置业，豪华旅游，大量消费游艇、小型飞机、高档跑车、艺术品、名表、名酒、皮具、珠宝、化妆品等奢侈品，并从事高尔夫、马球、养生、奢华派对等高级运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据报道，按照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2013“黄金周”华人境外奢侈品消费统计报告》统计，在今年国庆黄金周，中国大陆在境外消费的奢侈品累计约41亿欧元，折合约330亿元人民币。真正的消费文化是由富豪们塑造并实现的，其余收入阶层的消费文化不过是其在低收入水平下的拮据翻版，——可悲的是，富豪们只需自己财富的3%用于消费（见《群邑智库-2013胡润财富报告》），而他们生活方式的那些低端模仿者们则要拼尽全力。在富豪们的引领和刺激下，经济上蝼蚁一般的“屌丝”群体的消费欲望被折磨得无以复加。
贫富差距的极端悬殊，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屌丝”们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屌丝”们不但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满足他们的渴望，甚至将来也没有可能。这使“屌丝”们只好陷入深深的自嘲之中，以此来换取些许的心理平衡。可是最悲惨的是，甚至这种“屌丝”文化，也成了文化产业资本用以赚取利润的工具。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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