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爱德华·伯恩施坦（下简称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曾经被恩格斯指定为政治遗嘱的继承人，他是较早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在注意到新变化的同时，在恩格斯逝世后，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否定，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资本主义适应论”。为了认识伯恩施坦是如何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并进而提出“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
（一）关于资本主义何时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视角出发，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并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不可避免”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两个必然”。伯恩施坦把此理论称为“崩溃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崩溃论”。他们是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两个必然”来号召无产阶级，促使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伯恩施坦对《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出的判断和预测是承认的，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后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伯恩施坦利用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的说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错误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崩溃的时间，他明确地说：“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但比较明显的是，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像算卦先生那样去估算资本主义社会何时崩溃，也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是“指日可待”，他们只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最终必然灭亡”。马克思在1848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更是及时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进一步补充发展了他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两个必然”理论，这就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思想。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用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理论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而是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既看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恩格斯之后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
（二）恩格斯反对资本主义迅速崩溃的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恩格斯是比伯恩施坦更早地观察到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1891年10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尔福特城制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纲领中进一步明确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必然性。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目前的发展将按照不可更改的趋势，走向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即他所说的“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奥古斯特·倍倍尔也说：“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关于资本主义趋向崩溃的观点，伯恩施坦并不认同。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是一种“错误的估计”。
随着卡特尔、托拉斯这些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恩格斯意识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导致资产阶级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的调整。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的可变空间，因而恩格斯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崩溃的观点的。不过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虽能有效防御爆发经济危机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又蕴含着新危机的萌芽。“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但包含着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伯恩施坦对所谓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的批评与恩格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蕴涵新危机萌芽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虚假繁荣和没有立即崩溃的现象所迷惑，不认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认可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故他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放，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更未能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两个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伯恩施坦用资本主义“适应论”来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
伯恩施坦与晚年恩格斯一样，对合法斗争和普选权工作都很重视，但不同的是，他不是把特定条件下的合法斗争和普选权当成特定条件下的斗争策略和手段，而是一味地推崇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的修补，而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所假定的“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他提出了非常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断定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他把这种让步称之为制度适应，并认为，这将会大大预防和减少政治灾变发生。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越高，发生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就越少。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仅仅是最稳妥、最短的必经之路，因而是荒谬的。那么，伯恩施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论据或理由是什么呢？伯恩施坦着眼于当时的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伯恩施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两大论据或理由。
（一）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阶段的现实经济状况来证明资本主义适应论
伯恩施坦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的过程中，自认为发现了“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比如他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相对繁荣的景象。第二，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改变统治政策，颁布一系列的“社会法”、给予人们一定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并对无产阶级领袖采取拉拢的方式，这样就培养了一批工人贵族，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伯恩施坦从三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首先，伯恩施坦认为地方市政自治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拥有的地方公用事业，都说明社会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了。其次，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是能够消灭剥削、促进工人阶级解放的，代表着社会主义的萌芽。再次，伯恩施坦认为，资本家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如给工人购买劳动保险、签订劳资合同，甚至资本家为了欺骗工人，让工人参与“监督”，这些措施在伯恩施坦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萌芽，这些“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实现”。在此基础上发展就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的新制度。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得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比如，社会主义预言者所说的那种生产部门生产的积聚现象目前还没有达到。在有些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而在工业企业，企业等级区分比较多，而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而且，在当今的一些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特权正向民主制度让步。再比如，在工业中，关于劳动保护的法律有了，工作日也缩短了，也提高了儿童从事工业劳动的年龄，这说明工人阶级的努力已经迫使资产阶级进行了让步、调整。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崩溃。伯恩施坦进一步指出：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劳动的工厂中都建立了工人组织，而且也有了相应的立法保护，这毫无疑问地扩大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工会和合作社也行动起来了，并且已经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而，伯恩施坦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看法是荒谬的。因为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变，使他们脱离了绝对贫困化的状态，不会在短期内爆发革命，这说明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所以，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会走向崩溃，因而没有必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898年，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否定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及其可能性，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连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都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么，崩溃那更是无从谈起。“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这样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完善、通讯的发展以及其它许多经济因素的出现，这些都可以防止经济危机。据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显著差别”。他质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宣称这一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目前已经“根本不可能”发生。
（二）根据所谓的现实阶级状况反对“崩溃论”，是伯恩施坦的一大重要理由
伯恩施坦从当时19世纪末所谓“两大阶级”已经趋于缓和的社会阶级状况出发，直接回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伯恩施坦认为，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截然不同的是两大阶级之间出现了中间阶层，“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社会关系并没有尖锐化，而只是当时资本主义的状况、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化了。有产者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了，与日俱增的社会财富使无产者有可能成为有产者，从而无产阶级便会日益“幸福”，阶级矛盾因而也有缓和和削弱下去的趋势。
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仅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因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言比较片面。他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级对立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实际上是中等阶级增加了，资产阶级并没有消失甚至也没有减少情况，更没有向无产阶级发展，而只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性质，变得越来越适应社会的发展。
伯恩施坦就是这样一步步否定了社会灾变的可能性，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是纯主观的臆想，进而得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已经过时的结论，并试图以资本主义没有立即“崩溃”的现状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误解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上：伯恩施坦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伯恩施坦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但是他看问题的时候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虚假繁荣”，并没有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他片面地认为随着现代信用、交通通讯、统计科学以及企业主组织的发展，生产盲目性的危机已经逐渐消失了。马克思所假设的资本主义危机将日益扩大和具有破坏性的情况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两者没有“特别的不同”，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并不新鲜，现在能使危机消除和避免的手段很多，比如世界市场的扩大，信用制度的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等。对此，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基础的崩溃论，只要危机理论不能成立，崩溃论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是作为越来越重大的危机的后果而出现的。”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指出“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是，危机是从消费不足产生的。”他指出，对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恩格斯已经屡次尖锐地批判过，而且在《反杜林论》第三章第三节进行了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也反对由消费不足推论出恐慌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说：“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但是，为了否定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经济危机理论，伯恩施坦又搬出《资本论》第三卷，从第二编中找到马克思自相矛盾的：“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编中，有一段话同所有这几句话是相当矛盾的。马克思在那里关于危机是这样说的：‘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伯恩施坦把马克思这段关于“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明看成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是错误解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群众的消费不足”这至多只能算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因为归根结底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才造成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的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拼命生产，而工人由于自身的贫困却无力消费那么多生产出的产品，就像煤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却越发用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煤炭一样。这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却不是绝对过剩，而是产品相对过剩，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看成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以此来推断出经济危机是暂时的，也是可以克服的，以此来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崩溃论，他的用意路人皆知，那就是不遗余力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赋予资本主义以无穷的生命力。很显然，伯恩施坦没有弄清、搞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的阐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成因和表现，并通过生产、交换、消费、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关系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还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那就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与思考，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已经深入到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中，最终他挖掘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伯恩施坦所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和“崩溃论”都不能成立的结论，犯了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没有看到问题实质的错误。
事实上，即使如伯恩施坦所说垄断组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能够维护竞争秩序，使本国大型企业乃至世界市场中的集团获益，能够有计划地进行生产销售，遏制一些企业的盲目生产，同时使一些企业无政府的商业行为得到改善，这样垄断组织就能适应市场的供需节奏，理顺供需关系，避免复杂的恶性竞争，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垄断组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无组织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更不可能改变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伯恩施坦过分依赖眼睛看到的现象，他在英国看到的以及市场上出现的垄断组织，以为这一资本主义新形式就能够抵挡一切经济危机的到来，认为垄断组织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并以此作为自己否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依据。在这点上，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垄断组织并没有伯恩施坦所说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就像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的经济危机，大小型企业纷纷倒闭，一时间经济萧条、失业剧增，而垄断组织则不仅没有能够解决危机，而且在危机中显示了自己的虚弱无力。伯恩施坦真是“一时浮华遮望眼”，他没有认真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崩溃论的实质，而仅仅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这显然是被资本主义显现出来的虚假繁荣遮蔽了双眼，却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论述。当然也就不可能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理论。因而，在分析问题时伯恩施坦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
伯恩施坦认为还有很多因素都使普遍性营业危机不可能了。他对恩格斯所指出的“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表示异议，认为“在这一段话写作以来消逝的时间中，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他一口气提出了两个疑问说：“世界市场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为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伯恩施坦的两个反问，说明了他认为世界市场的地域扩展、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增加的财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已经使普遍性营业危机成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但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和垄断组织虽然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也不断涌现，资本主义矛盾好像从表面上调节和缓和了，但本质上资本主义世界无政府状态扩大化的趋势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马克思说过：“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这就是说资本形态的改变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实质。伯恩施坦所提出的“资本适应论”，割裂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没有透过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现象看透问题的本质，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部变化并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因而是缺乏辩证的发展观。伯恩施坦以“资本主义适应论”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实际上是把他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关联、整个经济结构割裂开来，把资本主义出现的局部现象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伯恩施坦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本质，只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象上的变化当成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依据。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总体性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变化。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从而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后续的发展事实给了伯恩施坦一个响亮的耳光。
（二）实践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增无减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脚的
实践上，1896—1899年恰是伯恩施坦颂扬资本主义，他到处宣扬经济危机不会再发生，但是现实给了伯恩施坦当头一棒，那就是1900年资本主义世界便发生了延续两年半之久的新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依然来势凶猛，造成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继而1907年美国银行业爆发经济危机，纽约半数以上的银行贷款被一些投资公司投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欣欣向荣”，陷入一种极度投机、近于疯狂的状态。但股市就像一根弹簧，外界的力越大，反弹的作用力也就越大，金融可以创造财富，同样也可以创造泡沫，而泡沫注定是脆弱的、易碎的，这种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化为乌有。而这种高利息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最终成为市场崩塌的催化剂，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至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停，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盘事件，这场股市大崩盘不仅反映当时社会中的投机热潮，更直接地体现出以股市投机作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当时不仅造成多数投资者的破产甚至自杀，更是给美国经济一记重创，造成华尔街有史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十年大萧条。随后，1987年10月又是美国股民的一段灾难记忆，这些普通的民众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股市以期赚取养老钱，结果却在短短几天之内，随着股市的跌涨起伏消失殆尽，一时间银行破产、工厂倒闭、企业纷纷裁员，美国的金融市场再度陷入恐慌波动之中。庆幸的是，与1929年相比，这场股灾没有导致整体性的经济危机，但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仍旧巨大，导致美国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这种经济危机的爆发并没有日渐消减的趋势，反而日益猖狂，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2008年的全面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不仅对美国甚至给世界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尤其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带来重创，甚至导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及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稳定。这充分说明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被残酷的资本主义现实不攻自破。
伯恩施坦仅仅以1873年之后20多年，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来质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实际是他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根本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需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揭示问题，而不能只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不能从危机周期的长短中去寻找，而在于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危机深藏的一般原因。对此恩格斯有清醒地认识，1884年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和以前危机发生的不同，他说：“美国和英国似乎都面临新危机的威胁，在英国这里，新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没有繁荣期作为前导了。”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竞争已经被垄断所代替，资本主义垄断“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这些垄断组织，“每一个有抵消旧危机重演的要素，都会包含着更多甚至是更猛烈的危机萌芽。”这种的新历史变化，使晚年的恩格斯更明确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垄断组织虽有抵消旧危机重演的要素，这直接使经济危机周期和长短产生变化，但也正是这些要素，又包含着更多甚至是更猛烈的危机萌芽。
（三）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消灭私有制、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关于阶级矛盾缓和的观点，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当时的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这可以从德国政府在一战期间，针对人民群众的反饥饿，反战争，反容克贵族以及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所采取的镇压手段看出来。另外在一战前，为了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德国政府还制定了《防止颠覆法案》《特别法令》，甚至将试图阻止侵华战争的李卜克内西以叛国罪监禁一年半。
伯恩施坦上述维护资本主义、美化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他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他信奉的哲学是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以及费边改良主义。正如卢森堡所言，伯恩施坦主义就像“一个大垃圾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正是这些“碎片”构成了伯恩施坦的思想。他吸取了众多机会主义思想的“长处”，自成一派，形成了他的一家之言。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正是伯恩施坦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出发点，伯恩施坦深受柯亨的影响，认为康德伦理学所颂扬的“绝对命令”的最高原则蕴含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精神意义，而这一精神完全体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因此，同柯亨一样，伯恩施坦认为康德的伦理学实则是一门社会主义学说，并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归结于工人的伦理要求与道德意向，以此否认阶级斗争，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愿望，束之高阁。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吸取了费边社的改良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过渡，并认为暴力革命是一种违背宪法的、有悖道德伦理的变革，将无产阶级的专政定义为“较低下的文化”，看成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他认为流血的武装斗争将使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落魄，甚至丧失生命，是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以此鼓吹通过合乎宪法、合乎道德、渐进的平和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他宣扬阶级矛盾消失了，阶级对立不存在了，不需要通过流血牺牲来夺取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方式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伯恩施坦的这些思想与拉萨尔主义不谋而合，就伯恩施坦个人而言，他曾是拉萨尔主义的忠实信徒，曾经在为纪念拉萨尔逝世四十周年而作《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并把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称为“丰富的精神遗产”。拉萨尔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认为直接的普选权不仅是工人的政治基本原则，而且还是“基本社会原则、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它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拉萨尔因此竭力颂扬资本主义，鼓吹直接选举、合法斗争、自由国家，反对任何具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变革，认为只有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才能够实现人人权利平等，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向自由民主国家的转变。后来恩格斯在对拉萨尔的批判中将其主张称为“一种极其有害的幻想”，“似乎工人阶级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拉萨尔口中的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下的国家，而是由警察、军队等军事官僚机构组成的政府组织，因此始终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掩饰不了为资产阶级政府辩护的虚伪内心。伯恩施坦不仅没能够肃清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反而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拼凑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
总之，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依然贯穿其中，细究其原因，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度、信用制度有着不可逃脱的干系，并非如伯恩施坦所言信用制度的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能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消除和避免。事实胜于雄辩，着眼社会发展现实，我们就能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刚刚大谈特谈过资本主义适应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日渐猖狂，频次越来越高、涉及面越来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刻。这说明经济危机的发生从来就不是垄断组织、信用制度这些外在条件所能决定的。要知道，一棵大树的死亡往往是其根部的腐朽枯死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生的表象，透过经济危机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腐朽的树根，从这根上无论怎样修剪枝叶都是没有办法救治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的。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策略调整就能消除危机、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这就好比一棵大树根部早已腐朽枯死，还妄想修剪枝叶使其茁壮成长，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认清伯恩施坦在理论、思想、实践上产生的错误，不仅能够启示后人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还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科学的预测，而不是一种“错误的估计”。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坚定“两个不可动摇”信念，拂去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尘灰，将《共产党宣言》背后的真理光芒展示在世人面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阳银银，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政治课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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