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三大“初心”
李大钊从少年求学时期起，就立下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进一步确立了为世界谋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直到英勇献身。
（一）“青春中华之复活”
近代以来，西力东渐，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从军事上侵略中国、从经济上掠夺中国，而且还打着“文明”的旗号，从政治上文化上打击中国，试图摧毁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祸”说、“东亚病夫”说、“老大帝国”说等陆续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正如李大钊指出：“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在列强军事、经济侵略和政治、文化打压的双重作用下，〖JP2〗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严重破坏，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精神萎靡不振，亡国灭种危机压抑着中国民众的心。
1916年3、4月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著名的《青春》一文，回溯了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辉煌的历史，提出了“青春中华”“再造”的问题。李大钊指出：从世界历史看，民族与国家“递兴递亡者，茻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他指出，遍观历史，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始终绵延不绝，“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既久，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退，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
李大钊认为，“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矣”，足以值得我们自豪，当代青年的责任，不是要去争辩“白首之中国”是不是已死，而是应该急起努力，去“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中华民族今后是否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存立，不在于“白首中国”能否苟延残喘，关键的是要“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因为“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他提出，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史“倾动九服”，其最终目标不过是“欲再造其神州”而已，在这一“再造神州”的时代潮流之中，只有青年才能够完成冲决历史桎梏、涤荡历史积秽、新造民族生命、挽回民族青春的历史重任。李大钊号召青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于1916年8月15日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次年又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进一步阐发了其复兴民族、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他满怀深情地写道：“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针对西方列强诋毁中国为“待亡之国家”、中华民族为“衰老之民族”的说法，李大钊驳斥道：“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魏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销沉吾青年之意气！”他再次郑重提醒青年：中国和中华民族要在20世纪发其光华，并不是要保证“陈腐中华”不死，而是要让“新荣中华”再生，青年人如果想要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其精诚，就应该努力去创造一个“青春中华”。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盛行加速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但此时的“族”的观念已与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意思有很大不同，指的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不同族群，从深层看，仍旧有一种区分族类、划分此疆彼界的意味。有鉴于此，李大钊提出：辛亥革命以后，历史上形成的旧的族类壁垒已经打破，从此以后，凡中国之人，都成了“新中华民族”里平等的成员。他说：“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李大钊认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而旧民族的复活，关键在民族的自觉，在“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美德加父在欧伯林学院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科学与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的将来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曾经对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将来是否还能够“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他认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为世界人类的进步做出过两次重大贡献的，世界史上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的。李大钊针对上述疑问答复道：毋庸讳言，中国文明确已达到烂熟的程度，〖JP2〗古老的中国民族的命运，也确已濒临灭亡，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深信”，我们的民族完全能够“复活”，能够为世界文明做出“第二次之大贡献”。
李大钊反复致意的 “青春中华之投胎复活”“民族复活”“神州之再造”等，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即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进一步发展其“青春”思想，提出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他指出：“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二）让人民“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
李大钊认为，“民之所以求获良政治者，亦曰欲享治平之幸福”而已，为政者的责任就在于保障人民能够享此治平之幸福。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关注的重点，从抽象意义上的“民”，进一步聚焦于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青年学生、妇女等在内的社会下层，尤其关注劳工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兴起的劳工运动，也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因为，民主的本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配，断断非Democracy所许的”，因此，应该使产业组织民主化，让那些劳苦做工的人，也都“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不仅如此，“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劳工们像机器、牛马一样，辛辛苦苦，终日劳作，没有时间精力去开发其知识，涵养其性灵，最终必然使其人性完全消灭。人们只知道资本家掠夺劳动者所生产的物质成果，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但是，却不知道“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上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
李大钊认为，“凡是一个人，靡有不愿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但是，劳动者为衣食所迫，终岁劳动，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潮流格格不入。现代社会不仅在政治方面要求民主，在经济方面“要求分配平均”，而且在教育等诸方面，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李大钊建议应该多设立一些专门教育机构，以便让普通劳工们在休息时，也可以就近到这些地方去学习，以“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
李大钊还探讨了妇女解放问题。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中，所谓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要让共同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人，不分种族、属性、阶级、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李大钊所理想的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即“工人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理论上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实践上始自俄国十月革命。它与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同。在这种社会中，除了老、幼、病、残外，其他所有人都要工作，大家“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这种政治与西方资产阶级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虚伪的旧式民主不同，它是完全属于工人，为工人而设，并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它“没有治人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这种社会禁止富者、强者、老者、男子统治贫者、弱者、幼者、女子，同样禁止贫者、弱者、幼者、女子统治富者、强者、老者、男子。在这种社会里，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人人平等，人人做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幸福美满，一切事务都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不难看出，李大钊所说的“工人政治”，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宣布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人类一体，世界一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指出，法国大革命是发生在18世纪末的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兼有社会革命的成分，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国家主义。而俄国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革命，是一场“社会的革命”，同时还兼有“世界的革命之采色”，其基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这两场革命，其“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因此，它们之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李大钊劝告中国思想界、舆论界：十月革命绝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明显征兆，它实在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我们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决不能抱悲观的态度，而必须“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各界“庆祝战胜”的狂欢声中，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vism的胜利》等文，论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是协约国的军队战胜了德国的军队，而是社会主义战胜了军国主义，是德国的军阀失败于世界新潮流。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一战的胜利，得胜的是人道主义、和平思想，是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
那么，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主义呢？李大钊解释道：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其实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所信仰的，是马克思的学说；他们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的具体主张是：无论男女都要工作，都要加入一个“联合”，每个这样的“联合”都要有一个“中央统治会议”，由这样的会议负责组织政府，旧有的一切政府机关都要扫除，留下的只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还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去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并首先建设一个“欧洲联邦民主国”，以之作为建设“世界联邦”的基础。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春，李大钊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上下两篇发表于同年9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研究号”上。李大钊在文中指出：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理论，明确主张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同时，它也让中国先进分子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因为它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那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
1919年8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反对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错误观点，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必须靠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行动。要共同行动，就必须先有一个大家共同赞成的理想或主义来作一个标准，才有可能一致行动去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否则，如果连共同标准都没有，那么，社会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他提出：“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李大钊坦承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去研究它，并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介绍它。他坚持认为，在对待主义的态度方面，我们应该一方面“认定我们的主义”，并用它作材料和工具，去开展实际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去“宣传我们的主义”，以便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它作材料和工具，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他在文中宣布：“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现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而这条线，就是到达“世界大同”的必经大道，也是连贯人类共同精神的脉络。它有两个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方面，一个是“个性解放”，一个是“大同团结”。这两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把全世界的人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而这恰恰就是全人类所向往的“世界大同”。
李大钊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旧世界、旧社会的“总崩溃”，从此以后，人类社会将会在一个“新社会”中，过上“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新社会，内容较前扩大，它是一种“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中国人要建设新道德，就必须是一种“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从前那种旧的家庭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绝对无法适应一战后的世界经济时代，不但应该废弃，而且必然废弃。中国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二、选定实现初心的道路：社会主义
如何实现“青春中华之再造”？如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如何实现“人类一体，世界一家”？李大钊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上。然而，民国初年的军阀专制、政党乱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快让他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东西解决不了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实现不了上述理想。李大钊开始探索如何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面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弱肉强食的悲惨世界，李大钊指出：“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
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在一个腐朽的、没有生机的社会里，一切生机都已经丧失殆尽，无论你有什么好的工具，都没有使用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社会恢复生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其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其基础，经济组织若一有变动，它们也都会跟着变动。换言之，“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政治、法律、家族、女子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
李大钊认为，造成近代以来中国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外侵略扩张。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中国所受压迫也就日甚一日，中国虽曾试图从政治上进行抵抗，但结果都是败下阵来，被迫割地、赔款、开口通商，关税、铁路等都被外国控制，再加上近邻日本的侵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家庭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一齐破产，“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李大钊分析道，欧美国家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其内部自然发展促成的，而中国的经济变动则完全不同，它是列强外部压迫的结果，所以，与欧美各国人民相比，中国人民所受的苦痛更多，所付出的牺牲更大。通过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现状的考察，李大钊得出结论，帝国主义以其经济上的优势，压迫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并用各种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中国的“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受全世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悲惨地位，就绝不能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中国要独立，要发展，就必须另辟新径，走社会主义道路。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批驳了国内一些人所鼓吹的用资本主义方式来振兴中国经济的观点。该文指出：“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根据十月革命后俄国采用社会主义而使其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对于发展经济，实在是有利而无害，反观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虽然采用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但经济毫无发展，社会反而陷入动荡，民生凋敝，事实证明，“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根本无法集中，劳动也无法普及，效用因而大受影响，而社会主义则可以集中资本，普及劳动，效用也可大大提高，两相比较，当然是以社会主义更为合适。因此，“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几乎与上文同时，李大钊又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进一步阐明上述观点。他指出，一方面，从世界潮流看，经济组织方式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起来，但中国人民受资本主义制度间接的剥削压迫，比欧美各国直接受其本国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为严重，更加痛苦。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劳资严重对立的情形，但“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另一方面，从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产业集中垄断阶段，因而需要“社会主义共营”，如果我们现在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发的地方开始沿着它们的足迹，一步步走其早已走了几千万里的路，差距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一席生存之地，“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要复活民族、福利人民，就必须发展实业即现代工业经济，而要发展实业，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李大钊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和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历史证明，李大钊的结论是正确的，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独立富强。
三、凝聚实现初心的 “中心势力”：建党
确立了初心，选定了道路，还要有走这条道路、实现这一初心的力量和组织。
民国成立伊始，政党政治兴起，李大钊面对“这个带有历史标志性的重要政治现象，深深地感到这是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最亟须回答的、最首要的严重问题”，并“开始初步形成了以科学民主思想为指导的、具有积极的超政党特点的政党观”。
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提出“创造中心势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文中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势力”，才有可能统一、进步，否则就会动荡分裂，甚至亡国。“吾国今日，不惟无中心势力所可凭依，即其历史上所分之系统，而能自成一部势力者，亦且零星散灭，不可收拾。正如散沙之难合，乱丝之难理。夫中心势力亡乃无异于国亡，若并余烬之各个势力而亦灭亡之，斯真堪为忧虑者也。”
1918年6月，李大钊参与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从名称上看，该会有意模仿世界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年德意志党”“青年意大利党”等，但其宗旨和精神却与之有很大不同。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原定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服务，以创造少年中国”，把“创造少年中国”突出了出来。该会所定《规约》详细规定了学会的宗旨、入会条件、会务与组织机关等，并规定了对违背学会宗旨、利用学会名义为个人谋私、加入学会后又加入其他党派、个人人格上有重大污点等会员的惩处除名办法等。该会组织纪律严密，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的性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人都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为该会骨干。
1918年夏，北大学生牵头，联合北京各大学学生成立学生爱国会，后改称学生救国会。该会不仅在北京开展活动，而且还派会员到天津、济南、南京、武汉、上海等地开展活动，所到之处都有学生加入该会，该会由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年8月，全国已有会员200多人。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成立《国民》杂志社，主要社员有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等。1919年1月，该会出版《国民》杂志，发表《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中译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的活动得到了李大钊的有力指导和支持，其核心成员后来成为中共创建时期的骨干。
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带动下，北京大学师生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日盛。1920年3月，北大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主要活动内容有四项：搜集德文、英文、法文、日文及中文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材料；开讨论会；举办演讲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次年11月,该会正式登报对外宣布成立，李大钊是该会实际领导者，但未列名发起人，主要原因是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
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差不多同时建立的，还有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12月4日，该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李大钊是主要发起人。该会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该会招收会员的范围暂时限定为北大学生。主要活动内容有两项：文字宣传，包括编译社会主义大小丛书各一种、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等；举办演讲会。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人都曾在该会组织的演讲会上就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等作过公开演讲。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成员除李大钊本人外，还有张申府、张国焘。不久，张申府应聘去法国里昂大学任教，在法期间，他参与了中共旅欧支部的筹建工作，并在此期间发展了周恩来、刘清扬等人入党。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到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北京支部共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阐述了他对现代社会中政党作用的认识及建党思想。他指出，从理论上看，人类的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与其文化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程度高的民族，其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也高，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高的民族，其文化也会更进步。他分析到，19世纪，政党组织发达，英美国家的政治纯受政党支配，这些国家的政党都有非常复杂巧妙的机关和组织体系，所以势力雄厚，简直可与政府并驾齐驱，甚至被称为第二政府。而在社会方面，这些国家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共同行动，就会组织一个团体，所以其社会事业极为发达。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团体及政党组织更为严密，势力更大，这从各国无产阶级所组织的轰轰烈烈的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就可以知道其组织能力之强。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所组织的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李大钊指出，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组织方面的状况与欧美国家相比有极大差距。但是，现实迫使中国不能不“急求改革”，而“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因此“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他指出，虽然民国成立以来，政党纷起，党争不断，政局动荡，人们对政党厌恶已极，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最终还是必须要找到一种能够代替旧式政党的团体，“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腐败已极，人人口头上都在说改革，而实际上一点改革也没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团体的训练不够。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既不是政客们所组织的那种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政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现在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不少，不过还没有形成强固精密的组织，而反观世界各国，“C”派朋友即共产主义者建立团体组织的很多，又有第三国际作中枢，其势力和影响必将日益扩大，中国共产主义者怎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现在所缺的，就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民众势力的团体，共产主义者“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由此，通过李大钊的努力，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类谋大同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初步组建起来。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当月28日被残酷绞杀，英勇就义，年仅38岁。就义前，李大钊在狱中写下《自述》，坦承“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先驱者的牺牲，换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满襟的眼泪和痛苦的哀悼，更有无数后继者的觉醒。他们牢记李大钊“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斗争”的初心和使命，“愈加继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继续努力。正是因为有李大钊这样的先驱者的“登高一呼”表“初心”，才有了“群山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神州从此不陆沉”。中国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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