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法国1968年5月：一场社会运动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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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 译zlZ品论天涯网

一zlZ品论天涯网

1968年在法国、美国和联邦德国都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这些国家抗议运动虽然展示出各自特殊的自我理解和构成特征，然而却在价值、运动方式，动员策略和成就方面表现出了一致性。这些相似性超越了民族特征并且表明了所有社会运动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运动发生之处，抗议者向西欧的既有的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他们对既有政党和中间集团的排他性代表权利提出质疑，用反对派力量和公众见证对抗这些政党，前者构成了对传统制度权威结构的否定，也形成了对战后政治格局设想的批判。[1]如果我们历史地评判这些现象，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富裕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这场抗议运动之自发动员现象仍然需要解释。zlZ品论天涯网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比如1968年5月的法国事件，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呢？各不相同的许多分析已经对五月运动做出过解释，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社会冲突”（图海纳），有的认为它是“代际反抗”（莫兰），一场“制度危机”（克罗齐埃），有的则认为它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场“危机运动”（布尔迪厄）。而对这些事件的定性评估又与那些社会学解释一样互不相同。它们被认为是“反抗”（图海纳），准革命（莫兰），“文化崩溃”（克罗齐埃），或者是已经普及的生产方式所无法控制的危机（布尔迪厄）[2]。这些解释各有所长。它们都指向了长时段的社会冲突和难题，但就此而论，这些难题与突然的运动动员之间的联系仍然没有得到探讨，并且从这些解释中也无从推断。本研究的分析基础与前述这些方法皆有不同。我将五月事件看作一场新社会运动。从分析的角度加以界定，可以说，这场运动是“相互关联的个人，集团和组织整体采用公共抗议的行动以促进或抵制社会变革而构成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努力”[3]。zlZ品论天涯网

在本章中，我的观点是，1960年代的抗议运动行动程序和行动过程都是围绕动员而展开的，它们的行动模式和目标都集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将使用社会运动的研究定理考察五月运动。我还将讨论动员策略和行动形式，并分析它们在组织当中以及运动和权威制度之间所产生的动力学效果。此外，我还要对在某些特定关系丛当中发生的自生行动过程进行描述，并对“危机事件”和“危机时刻”[4]的概念加以解释。在第二部分，我将对新左派知识分子就运动所作的认知性解释加以说明。在第三部分，我提出七个论点以解释法国五月运动所独有的动员动力机制。最后，在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指明运动对政治体系，对新左派，对工商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zlZ品论天涯网

二zlZ品论天涯网

社会运动可以按照其目的进行归类。无论旨在改善妇女问题，和平还是环境问题，社会运动都将按照其目标和对社会问题的特定观点而获得某种同一性和区别特征。这些社会问题得到理解的方式以及进而形成的策略性的解决办法则是观念和洞见，说明性假设和阐释，假定和态度的产物。运动从其观念得到解释，或者用一个新术语来说，它们“从认知的角度”得到解释。zlZ品论天涯网

就1968年的个案来说，运动的认知性解释无法仅仅从这场运动的“名称”推演出来。实际上，这场运动并没有一个能予普遍认定的名称，它也没有一个具体政策领域的定位，毋宁说这场运动所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用一个特殊年份给其命名，这一惯例式的命名方式缺乏实质但却透露出它在动员和政治效果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就此而言，1968年可以和1848年相提并论。尽管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核心集团及其拥护者，但它也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在法国，蓝领和白领工人也卷入其中。对它的认知性解释不能通过大学改革或教育体制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去确定。大学有着动员方面的最大潜能，但是高等教育绝非这场运动的目标和中心主题。zlZ品论天涯网

描述“1968”的视角多种多样。它是反极权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样也是民主的，反制度化的和反官僚主义的。由于核心集团内部存在多样性，加之组织统一性的缺乏，不同的领导人所主张的观点也不同，而且这些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问题是：是否在各种思想，道德观，解释模式和对现实的理解当中存在一个内核，借以能使这场运动在认知上得到解释。对当前的认识和未来预期的目标是否能为这场运动赋予其同一性身份并使之与其他运动区别开来呢？zlZ品论天涯网

在我们对引发这场特殊社会运动的过程机制进行分析之前，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这场运动是社会行动而非社会思想的结果。然而，社会行动只有针对某种目标或参照点的时候，至少只有在运动的核心集团获得了认知的同一性的时候才能被动员起来。罗恩•艾耶尔曼和安德鲁•杰米森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一因果联系。他们在分析运动借以形成其同一性的过程时使用了他们所说的“认知实践”[5]的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表示对行动方向以及主体间行动意愿加以限定的互动交往结构或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象征体系之形成过程。这种“认知实践”还受到知识分子所规划的规则框架以及这些规则向相关目标的转化的决定。在运动全部过程之中，作为内部交流，对行动形势的持续适应，以及对众多事件的内部和外部解释等方面的结果，这个认知内核也会不断调整和修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理论概要，概念和规划交汇穿插，以至于无法将这个理论融合的整体追溯到哪一个个人。然而，对运动的认知性解释，对难题的表述，作为结果出现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以及所确立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推动运动按照使它获得区别性的特殊动力机制发展下去。zlZ品论天涯网

将自身理解为新左派运动的1968年抗议运动之前，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分别已经出现了“Nouvelle Gauche”，“New Left”和“Neue Linke”的提法。不满于传统的左派政党的知识分子们构成了新左派运动的创立者。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这些新左派运动通过出版物，学术讨论圈，刊物和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浮现出来。新左派之所以与老左派彻底划清界限，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苏共二十大，对匈牙利反抗的镇压，冷战，禁止公开讨论东西方核武器问题等等。当然这里面还存在总体性原因，这一原因自1920年代以来在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批判性讨论过程中已经展现了出来。新左派相信，民主社会主义将福利国家模式强加于己身，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背离，这两者都破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解放真义。放弃乌托邦视域使传统左派政党无法为政治现状提供可替代的出路。它们看上去被现实政治牢牢禁锢，无法克服当前政治和社会形势，也不愿面对现有难题，更不愿规划未来的蓝图。从数字比例方面看，它们在物质上陷于停滞；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看，它们也是裹足不前。zlZ品论天涯网

法国的情况最能典型地说明新左派新的认知定位或“认知实践”的系统演进。法国知识分子新左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1949-1966），《争论》（Arguments, 1956-1962）和《国际造势主义者》（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e,1958-1969）这些刊物而形成的。新左派新在何处呢？自由漂浮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借以与传统左派区分的新认知定位包括以下五个要素[6]：zlZ品论天涯网

    1.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再阐释：新左派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异化问题而不是剥削问题。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打开理论阐释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僵化，使之不再等于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zlZ品论天涯网

2.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新左派相信，社会主义决不只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国家化。毋宁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创造，家庭，甚至性活动和社会关系当中体验到的异化。zlZ品论天涯网

3. 新的改造策略：个体应该从与集体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前提是文化领域内的变革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在设想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观念的创造，将之运用于亚文化群，在既有体制中把它们作为替代文化加以验证，进而形成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共产主义模式。zlZ品论天涯网

4.新的组织思想：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组织。新左派将自己理解为一种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作为一种运动，它运用从示威情愿到直接的强制行动的一切直接运动策略。它试图通过行动而创造意识，通过挑衅唤起公众，同时用行动改造参与运动的个体。zlZ品论天涯网

5.社会变革领导者的新定义：无产者不再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领导者。相反，新左派认为社会改造的推动力来自其他集团：新型（技术）工人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群体。zlZ品论天涯网

新左派思想中固有的个体解放和集体解放之间，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之间，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1968年运动当中造成了内在的紧张。这也说明了研究者对该运动进行定性的时候所表现的范畴过剩现象，他们有的说这是代际冲突，有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反官僚运动，还有研究者认为是文化革命和性解放运动。运动中起到拱心石作用的社会乌托邦则将纷繁各异的思路聚合在一处，并将这场运动置入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马克思和巴库宁等人所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传统之中。然而，这场运动的社会乌托邦内容并不限于对劳动从外在控制中解放出来的集体解放的期待。它还表达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些主题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而且它也表现出“旧的”与“新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过渡形式。zlZ品论天涯网

使1968年社会运动独具特征的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各个国家的不同运动方向之上。切断争取解放的战斗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之后，“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作为新型“革命主体”介入社会冲突。由于组织松散和对外部动员的强调，新左派把自己投入到从反核战和要求裁军到民权和反殖民等众多事业当中。比如，在美国，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在1968年同时爆发。在德国，运动则包括了“复活节示威游行活动”（一场争取核裁军的斗争），反对紧急状态法案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只有在法国，这一年出现了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互动。大学抗议活动传播到了工业领域，演变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在短时间内，情况看上去似乎是新左派运动有可能变成广泛的社会运动，使得老左派政党“从上到下”革命化。也可以认为，学生运动通过学生与工人运动的平行行动有可能获得政治影响力。zlZ品论天涯网

三zlZ品论天涯网

在法国1968年运动的开始晚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从1964年和1965年就开始了持续的运动动员。相反，尽管法国各处有一些抗议（1964年巴黎和1966年斯特拉斯堡发生的对大学的批判活动，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一些抗议活动），但是这些较小规模的抗议与1968年抗议行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直到抗议形势发展到顶峰之时，法国的运动才开始。然而，在几周之内法国的运动就已在动员规模方面赶上了世界形势，并在其政治爆炸性方面超过了德国和美国的抗议行动。运动以巴黎近郊南泰尔大学里少数大学生的反抗活动为开端，很快就发展成为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的总罢工。它还引发了使戴高乐政权体系面临颠覆危险的政治危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一：法国学生运动的动员作为本质上的行动自生过程之结果而自发地发生。zlZ品论天涯网

可以确定地讲，法国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大学体制的普遍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就业前景和生活态度产生了影响。但是这场运动决不仅仅是对这些不足的一种反应。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全法学联（Union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 缩写UNEF）不断地对大学以及未获多少学生支持的政府大学改革计划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提出批评。1967-1968学年开始时由全法学联在南泰尔大学协助组织的学生罢课行动只持续了几周就偃旗息鼓了。直到大学生中一个小核心集团在1968年春开始采取有限但不合惯例的行动，通过打破规则，侵越禁忌并做出其他一些挑衅行为的方式引人注目地“打碎”大学运作机制，引发了法国五月运动的动员过程才开始启动。zlZ品论天涯网

拉开抗议活动序幕的学生集团，“狂怒者（Enragés）”和“三二二运动”与新左派知识领袖之间有明显的参照关系，至少可以说，是受了这些知识份子的著作和观点的影响。[7]具体说来，“国际造势主义者”的作品，也就是说，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和《争论》有关的团体，在行动的学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他们的行动策略（直接性，挑衅性和随势而定的策略），还是其自我理解（反教条，反官僚，反组织化，并且反极权主义）都是与新左派哲学相符合的。这两个集团的焦点都是大学——“狂怒者”力图取消大学，而“三二二运动”则要将大学改造成“批判型大学”，都把大学作为实现社会彻底变革的行动途径和起点。它们自视为这种变革的核心运动。它们动员起大批学生的成功做法一开始仅限于南泰尔大学校园之中。如果没有传播到索邦大学，那么这场运动本来可以很快沉寂下去，就像全法学联（UNEF）协助组织的那次罢课和此前的其他许多学生抗议活动一样。当局采用了镇压措施扑灭索邦大学里学生行动者的一个小核心集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批警察进入了校园）。这些事件显然激怒了未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学生，促使他们起来表达与积极参与运动的少数学生的团结。在几天之内，好几轮学生行动和政府镇压之后，在索邦大学周围和拉丁区的街道上事态逐渐发展成为群众和军警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过程中，运动动员得到加速发展。行动的动态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将中学生和年轻人（以及许多青年工人）推向大学生一边。zlZ品论天涯网

在一周（5月3日到10日）之内，法国已经赶上了其他西方国家运动发展的步伐。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中，法国学生运动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了。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表示出与学生的团结，是什么让法国工人与学生运动团结一致的呢？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二：学生抗议活动以某种“危机事件”（布尔迪厄）的方式传播到了工人当中。zlZ品论天涯网

在他的《学术人》一书中，布尔迪厄阐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危机事件”在同时潜藏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危机系列中具有创生作用和创生功能。进而，他给宏观社会学结构和结构性冲突的分析引入了“明确与偶然因素相关的”分析要素。然而，他也还坚持结构决定事件的理论，因为只有满足如下条件时事件才可能发展到“普遍危机”的“危机时刻”：“在感受到危机降临的当事人之间，在因生存状况相似（条件相同）而有相似倾向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调谐的客观关系”[8]。在布尔迪厄看来，在更大的依赖性结构中的这种独立性就是“危机的”历史事件的本质所在。zlZ品论天涯网

在法国，使不同社会集团的感知同时化的危机事件就是“街垒之夜（5月10日到11日）”，在那夜学生和青年人在进行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之后占领了拉丁区的一部分街区。他们接下来通过某种自发的和游戏的方式在占领区内开始构筑街垒。他们决定除非政府答应以下条件他们决不撤离这片占领区：（1）释放在镇压示威游行过程中逮捕的学生；（2）重新开放索邦大学，该校校长曾下令关闭大学，警察现进驻守卫在校园之中；（3）警察撤出拉丁区。5月10日到11日夜巴黎构筑起来的这些街垒是一种历史隐喻，隐喻着1871年巴黎公社的街垒和1944年从德国占领中解放的巴黎的街垒。街垒由中学生和大学生高高建起，它们不必模仿得一模一样就能唤起人们对历史上的街垒的回忆。它们的实质是表现而非工具。稍晚些时候，在这种挑衅行动和警察的应对部署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公众反应和政府与工会所采取的步骤使得学生抗议运动政治化了。zlZ品论天涯网

学生的行动主义吸引了大众传媒。由于在第一个街垒建起之后广播公司就立刻派出两台转播车深入到被占领街区进行实况报导，运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逐步加强。这种传播方式不仅使信息扩散到了拉丁区之外，而且也超越了首都范围。媒体报导制造了一个听众群，这些听众集中注意力紧跟事件发展，并且形成了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这样一来学生抗议运动的大火也就从巴黎烧到了外省。zlZ品论天涯网

政府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做出反应。无论是做出宽宏大量的反应还是采取镇压的措施，它都面临着失去合法性的危险。政府发现自己做出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却缺乏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也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此时总理不在国内，而内阁部长们也难于协调一致地行动。在那日夜里斡旋调解的努力都告失败之后，总统本人采取何种措施以应付局势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长们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局势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示威游行的学生是造反的暴徒，而示威提出的三项要求则是émeute（造反）。内务部长几经犹豫之后终于下令警察和公安部队于5月11日清晨移除街垒。警察部队的暴行（《明镜》周刊（DasSpiegel）将之描述为“无情的战斗”）引发了骚乱和共众抗议。危机事件爆发了。zlZ品论天涯网

街垒之夜既不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集团或参与其中的个人规划的。毋宁说，这个危机事件是政府不协调的决策，运动中个别集团随势而变的决定和警察方面的镇压行动的结果，或确切地说，是这些因素的同时作用。换句话说，制造了全新形势的偶然境遇促成了这个危机事件。该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常轨，也打破了未被质疑的事物的正常秩序。它将不同社会集团的认识同步化，并且把某个时刻转化为了一个公共事件，这个时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能够通过同一个参照系对之进行把握。它让法国工会与学生运动及其要求保持团结一致——不仅在词语上，而且在行动上。为了抗议镇压和支持学生的要求，工会号召团结起来进行24小时总罢工。一切都要为这个目的服务——至少是在这个时刻。zlZ品论天涯网

然而在第二次政治介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乔治•蓬皮杜总理于5月11日夜从阿富汗返回国内，也就是在野蛮清除拉丁区街垒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发表电视讲话接受学生的一切要求。总理的决定对危机事件转化为布尔迪厄所说的危机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9]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三：工人动员过程与学生运动的行动策略如出一辙。共同的价值将平行的运动合众为一。新左派的认知定位起到了使异质的社会运动统合起来的关键要素的作用。zlZ品论天涯网

同样，工人运动也始于少数积极分子的一次行动。5月14日，工会组织的24小时总罢工之后，南特附近飞机制造厂的青年工人拒绝恢复工作，相反他们占领了工厂车间，封存飞机，并拘留了厂长。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受到了巴黎学生行动的指引，后者在索邦大学重新开放一天之后就占领了大学校园，而且受到了大西洋岸卢瓦尔地区有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定位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联盟鼓动的影响。过去，这个联盟的代表就曾主张将直接行动当作实现工人要求的手段——但并未成功。只有在5月11日到13日之间那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形成之时，这个策略才可能成功。首都的行动者立即注意到了外省工厂被占领事件，接下来的几天里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雷诺汽车厂也开始了自发的罢工，罢工又从雷诺厂发展到其他工厂。仅仅几天时间，就有7.5百万到9百万工人投入到罢工之中——他们并非响应工会总部的号召，而是自发行动。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zlZ品论天涯网

五月事件前夕法国并未发生经济危机，因此自发的动员过程不能通过结构性经济因素解释。尽管存在分配冲突，失业率也在逐渐攀升，但是法国经济所遭受的衰退的影响较之于德国要轻得多，相比之下，法国更不易发生经济通胀和经济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1968年的法国是一个稳定的、无经济危机的国家。zlZ品论天涯网

这种潜在的不满不可能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原因中寻找其根源。它更其是对工业系统中极权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后果。到了1968年5月，这种潜在的不满转变成为了集体行动的意愿和甚至连工会领袖也无法控制的明确的抗议态度。学生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这一可能性预期也扩展到了其他集团当中。新的行动方式提高了工人们行动的意愿。有一份声明可以被看作对当时工人情绪的最好说明，这声明中记录了一个工人的话：“政府顺从了学生，它为什么就不能顺从我们呢？”　现在形势已经变得一切皆有可能，或者说是看上去如此。zlZ品论天涯网

国有工业中的工人也发起了罢工。在他们当中青年工人是一股特别冲动的力量，他们把其他人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直接行动迫使“Etat patron（国家老板）”服从他们。直接行动使动员的动力机制启动了。这类罢工以劳工运动的传统为基础，但其释放出的却是没有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意愿。比如说，对工厂的占领可能是（1）向政府和工业部门施加压力，为的是迫使它们做到谈判桌前或作出决定，（2）展示地方队伍独立性以及使之与老左派支配的工会机器区别开来的方式，（3）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和新左派思想双重基础上对工商业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改造的开始。这完全视行动者的意向而定。与学生运动的目标一样，工人罢工运动的目标的形成也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动力机制的结果。zlZ品论天涯网

罢工委员会最初的要求与5月之前工会曾提出的要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社会运动决不等于它所公开发表的文字。被占领工厂中的大集会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沸腾状态”（effervescence créatrice），不仅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还要求对工商业结构进行改革。“法国民主总工会”（Confédérationfrançaise et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非总工会，缩写CFDT）的定位一直以来都是最接近新左派的，该联盟发明了一个新词来表达工人们的内心期待：工人自治。[10]第一次自发罢工发生两天之后，“工人自治”的新口号就为罢工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提出了“工人自治”之后，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就号召（1）改革工商业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2）废除等级制和权力集中，并且（3）工人有权利通过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释放创造性潜能。尽管工人自治发展和贯彻方式的制度细节和合法性细节尚不清楚，但其中蕴含的反等级制和反极权主义的成分却足以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目标上团结一致。大学民主化紧接着就是工业民主化：“A la monarchie industrielle et administrative, il faut substituer desstructures démocratiques à base d’autogestion（工业和管理的君主制必须被建立在工人自治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所取代）”。正是这么一种“communauté d'aspiration”（愿望共同体，因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期待而形成的共同体）使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了起来。[11]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四：老左派动用组织权力以对新左派的行动策略和目标定位进行彻底打压。冲突向作为集体谈判系统的制度化机制发展。zlZ品论天涯网

“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缩写CGT）不支持工人自治作为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目标。它认为工人自治的概念只是一种formule creuse（空洞的公式），相反总工会的基本目标定位是财富分配而不是改变权力和决策制度[12]。它坚决反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已经形成的联盟。一有可能，它就试图阻挠学生和工厂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愤怒地制止联盟成员和学生运动的“头子”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发生关系。此外，它在自己组织权限之内尽可能地对这场已经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的社会运动进行否定。大约有7.5百万到9百万法国公民参加了罢工活动，而这场危机也获得了向革命形势发展的潜能；但是总工会（CGT）却想尽一切办法把抗议活动纳入到调停解决的正常轨道中去。它也是推动工人与政府和工业界代表进行集体协商解决（5月27日格勒内尔协议）进而通过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逐步消弭危机的重要力量。但就当时暂时的情况而言，总工会（CGT）还没有能力有效地迫使草根阶层接受它的策略和目标。zlZ品论天涯网

工人在车间里举行了大集会以反对已经达成的工资协议解决方案。格勒内尔协议之后，没有复工，罢工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尽管工人拒绝同意工资解决方案——继续着。无论是在基层车间还是在整个工业单位，工会已经展开了改善劳资关系和提高工资薪金的谈判，并且做出持续努力以压制自发的抗议活动，力图将之纳入到体制化的渠道当中。罢工运动转变成了劳资纠纷，而罢工的各种异质要求也分散到了各个委员会和其他团体之中，而且这些委员会和团体是乐意接受经济上的妥协解决方案的。商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不再是讨论的主题。雇用方和工会之间有保障的谈判毕竟仍然是罢工运动的压力结果，正是这个压力迫使雇主坐到谈判桌前进行集体协商，也使他们有了妥协的意愿。格勒内尔协定第一次提出法国商业单位正式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的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工会分部在所在工作场所有进行工会活动的自由，公会成员有集会的权利，有在工作场所的布告板上张贴工会声明的权利，有分发工会报纸的权利。[13]可以说，工会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由于自发的罢工运动而得到了改善。zlZ品论天涯网

但是，这也还没有使法国工人达到德国工人的水平，德国工人早已在工业劳资关系当中享受到了参与的权利。可以确定的是，德国工会传统中的“共同决定”从来都不是法国工会的目标，法国工会认为“共同决定”会限制它们行动的范围。工会也不接受通过一个双方在明确合同期限内共同遵守的协议而使劳资关系制度化的思想。工人自治的口号只表达了少数工人的情绪，而且也从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模式。zlZ品论天涯网

仅仅只有一小部分商业单位试图引入自我管理的机制。大多数罢工者支持对这场社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自己的敌人不是雇主而是戴高乐政体本身。他们要求变革政治权力，认为这是社会结构改革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谈判则意味着运动目标定位的改变和冲突解决方式的改变。工会为危机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却无法使这解决方法得到贯彻。在格勒内尔谈判失败之后，工会谢幕，政党走向了前台。社会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是在这个阶段，由于其自发性和反政党特性，运动并未获得满意的结构性坚实基础，而其核心集团在概念上对这个基础也没有足够的准备。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五：蓬皮杜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相互冲突的策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这一系列后果导致了政治危机的恶化。蓬皮杜的策略旨在对这场社会冲突加以平息，去政治化和制度化，而戴高乐的策略定位是动员，政治化和通过全民投票维持权力。因此两种策略相互抵牾。zlZ品论天涯网

政治体制就此类社会运动做出反应的观点可以说分为两种可选择的策略：容忍和镇压。容忍的策略暗含了对运动旨趣的认可，也表示乐于进入对话或协商，至少是与运动中较温和的派别进行对话或协商。而镇压的策略则认为运动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法的，并因而彻底反对运动，通过动用警察力量取缔组织及其活动的方式来维持政治现状。这两种方式可以合在一起或交替使用——就像法国政府和总统在1968年5月所做的那样。这使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动力。zlZ品论天涯网

法国的1968年五月事件之所以变成那样一种戏剧性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应付冲突的不同策略之间的内部斗争在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职权者——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总理——之间引发了权力斗争。法国的两极化政治体制本来是建立在这两极协调运作的基础之上的，可是现在却因两极公开的策略之争和隐秘的个人争斗而彻底永久性地被毁坏了。zlZ品论天涯网

蓬皮杜从阿富汗的喀布尔返回之后立即采取了缓和和调解的政策，而这不仅和戴高乐“国家不会投降”的立场相抵牾，而且，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那样[14]，使得这一立场显得非常荒谬。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罢工运动的背景之下愈演愈烈。蓬皮杜把所有赌注都押在集体协商这张牌上，而戴高乐希望证明公众对他的信任因而宣布全民投票，进一步使权力斗争戏剧化了。一旦宣布全民投票，就不可避免地使冲突政治化了，这一切都使通过集体协商消弭冲突的常规渠道达成社会经济的解决办法变得非常困难。抗议运动转入了政治舞台，也为戴高乐政权危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政权有可能将“Dix ans ça suffit（十年够长了）”的声明转变为一种政治决策。格勒内尔协议的失败和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可以想见的失败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议会中的反对党在这个形势中仿佛看到了他们建立“过渡政府”计划的成功希望。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六：非共产主义的新左派未能成功地利用形势来界定自身的政治立场。zlZ品论天涯网

一方面新左派把自身理解为通过行动动员起来的并忠于草根阶层的自发性的运动，另一方面联合行动，把各异的旨趣组织起来，并将之导向特定的政治目标的压力日渐增加，但是新左派未能在这两方面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它没有形成行动的政治方案，因而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主张建立起以民主模式为基础的全国协调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捍卫行动集体的基层动员。而另一派则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只有少数人支持——但实际上也太晚了——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Pierre Mendès-France）和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缩写PSU）提出的观点，统一社会党是一个受新左派思想影响的小党。这个提议主张运动代表组成过渡政府并重新组织选举。20年后，达尼埃尔•科恩-邦迪说，他们当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孟戴斯-法朗士：“我们应该提议选举，提名孟戴斯-法朗士”[15]。zlZ品论天涯网

然而，1968年5月底，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缩写PCF）采取了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个选择的立场。就像总工会（CGT）动员全体成员反对工人自治的思想一样，法共现在使用它的组织力量防止由孟戴斯-法朗士担任首脑的过渡政府的出现。甚至在孟戴斯-法朗士领导下的联合左派——即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iqueSocialiste ，缩写FGDS）——对孟戴斯-法朗士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间的分歧阻碍了反对戴高乐政权的统一左派联合的出现。5月底的戏剧性政治形势所提供的权力变革的良机就这样与左派失之交臂了。已经震动了法国社会也撼动了戴高乐政权的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平行运动现在开始解散了。新左派的联合思想过于薄弱；老左派的组织利益占了上风。zlZ品论天涯网

论点七：政府放弃了全民投票并决定重新举行内阁选举，进而重新确立了以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为基础的行动策略。zlZ品论天涯网

新选举将这场社会政治冲突纳入到了竞争的民主党派体系的传统渠道之中。政治和社会危机很快得到了平息。那些老正当和既有的利益集团支配着选战过程，而被动员起来的青年群众被剥夺了公民权，因为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政治党派经过这次危机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权利转移一度似乎是可能的，而且在危机高潮时期几乎成为现实，但毕竟没有发生。甚至在计票之前《人道报》就已经指出了谁应该为选举失败负责。第一轮投票结束的第二天勒内•安德里乌（René Andrieu）在社论中说：“Chaque barricade, chaquevoiture incendiée apportai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voix au parti Gaulliste,voilàla vérité（每一个街垒，每一辆燃烧的汽车都给戴高乐派政党带来了数以万计的选票；这千真万确）”[16]。只有统一社会党发表的声明指出1968年五月社会运动提出的所有难题仍然存在而且有待解决。zlZ品论天涯网

四zlZ品论天涯网

法国五月运动的发展是自发性的和不可预见的。它异乎寻常成功地动员起众多群众，并且极大地动摇了政治体制。可是要清楚地说明它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考察可以被视为此次运动结果的四个方面。zlZ品论天涯网

对政治体系的影响zlZ品论天涯网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认为，为了使运动的中心思想成为唯物主义政治议程的一个部分，这些思想就必须由政治决策程序中的中间集团认可或接纳。但是在法国这样一种转换并没有发生，至少是在事件直接后果之中没有体现。zlZ品论天涯网

五月运动对政治党派的直接影响就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GDS）和共产党的之间攻守同盟的瓦解，还有就是民社左联（FGDS）自身的分裂，所以民社左联（FGDS）是1968年5月的大输家。民社左联（FGDS）不仅失去了它的选票和地盘，而且还丧失了保持内部统一性以及建立外部合作的能力。法国激进党离开了民社左联，因为它认为五月事件和匈牙利事变（1968年8月）[17]之后密特朗所谋求的与共产党的战术联络已经不再可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缩写SFIO）这个社会主义党也与密特朗和他的计划拉开距离，尤其对密特朗1968年5月28日专横的决定不满。[18]民社左联（FGDS）的瓦解以及因之而发生的一系列后果在196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与四年之前大为不同，左派不再以一名候选人参加选战，而是四名：代表民社左联（FGDS）的加斯东·德费尔（GastonDefferre），代表法共（PC）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代表统一社会党（PSU）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和代表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阿兰•克礼文（Alain Krivine）。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左派总共仅获得30.3%的选票，共产党候选人所得票数占其中的21.5%，统一社会党（PSU）候选人票数占3.7%。加斯东·德费尔仅获其中5%的选票而阿兰•克礼文得票率仅是百分之一点几。因此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总统选举的最终大战在戴高乐派候选人乔治•蓬皮杜和阿兰•波厄（Alain Poher）之间进行，后者则是由政治中间派提名而且受到了法国激进党（Partiradical）的支持——那时激进党已经从联合左派中分裂出来了。结果蓬皮杜以57.6%的得票率当选，而且超过了1965年戴高乐本人胜选时的得票率（54.5%），进而即使在戴高乐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戴高乐的政治权力仍旧得到了巩固。zlZ品论天涯网

总统选举的溃败加速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内部改造的进程，1969年7月该党和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缩写PS）一样都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进行了实现了重组。在随后的几年中，社会党（PS）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整合起来。1971年，由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并入社会党（PS），就像罗卡尔倒戈之后统一社会党（PSU）中大部分左派组织在1973年到1974年之间所作的那样。工人自治的思想在这些党派内部充当了某种起统合作用的庇护伞，从外部看也使它们获得了区别性的特征。新的社会党早在1969年就已表露出支持与法共（PCF）联合起来的意愿，在1972年的时候终于与法共（PCF）共同起草了一份选举纲领。这份选举纲领撇开了意识形态分歧，包含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为民社左联（FGDS）和法共（PCF）之间已有的选战联盟（1965-1968）附加了一个纲领性的政策范畴。[19]在五月事件之后左翼阵营的分裂之后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正式和解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首次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49.2%的选票，仅次于独立共和党戴高乐派候选人吉斯卡•德斯坦（Giscardd’Esting）的得票率（50.6%）。而1965年密特朗与戴高乐竞选总统时得票是43.7%，与那时相比，密特朗九年之后在得票率上提升了5个百分点，这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却透露出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将在1981年时使权力变革成为现实。在经历了1968年到1969年的相对的和绝对的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复苏了，这是由新一代投票者支撑起来的，他们在1968年时的年龄在17岁到20岁之间。法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nquête par sondage，缩写SOFRES）1974年民意测验结果，大部分青年投票者对五月事件持积极态度。[20] 1981年密特朗大选获胜引发的公众欢庆被一种情感鼓动起来，这是展望到一个新法国即将出现的情感，也是对1968年五月的兴奋场面的追忆之情——是一种觉醒的感觉，也是新的政治期待的一种投射。然而，两年之后，社会主义政府不得不再次改弦更张。经济现实为新社会的期待限定了边界。zlZ品论天涯网

对新左派的影响zlZ品论天涯网

法国五月运动将新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两难困境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它所起的独一无二的有力的动员作用让政府，政治党派和工会手足无措，但是作为运动的新左派最终没能胜过既有政治党派和组织。老左派的制度打败了新左派。新左派这次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所秉持的价值，而在于它拒绝为这些价值赋予一个持久的行动结构和制度基础。因而，“让想象力夺权”虽然作为最核心的规划使众多个体着迷并被发动起来，但在夺权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因为权力的基础不是想像力的动员，而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决策前提。新左派内部的紧张和受到局限的影响力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没有在打破权力之时掌握权力。zlZ品论天涯网

新左派以通过行动实现自我组织的策略动摇了权威结构，暂时使经济陷于瘫痪并使法国的政治系统陷入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的严重危机之中。它的策略在最初阶段很成功，推翻既有结构的那些行动也是毫不费力，但新左派毕竟没能将它的动员策略造成的冲力保持下去。以行动方式实现的动员总是一种短命的机制。不对动员手段和资源加以稳定化，持久的动员将是不可能的。运动的稳定性是以组织为前提的。新左派从未给其价值和实践中的反极权主义和反官僚方面赋予永久的组织结构。zlZ品论天涯网

它在运动中没有建立起来有效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和可控制的领导权，因为它相信组织结构必将导致寡头政治。因而，它所依靠的是草根阶层通过持续讨论和交往程序独立自治地决定运动目标，方法和行动方式的那种自发性和创造性。运动的志愿精神和行动主义极大地释放了能量并解放了想像力。个体通过行动而得到改造，但是社会制度却未被触动。正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分析1968年运动时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社会没有地址，只要你想对他提出要求，就必须向组织说话。”[21]zlZ品论天涯网

新左派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把焦点放在运动的自治和真诚性之上，因而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新左派拒绝与中间组织建立政治合作关系，进而未能与政治建制中的潜在伙伴建立联盟。联盟，应该被界定为自治但内敛的各政治权力的平等协调的合作关系，如果缺乏联盟，任何运动都无法成功地实现它的目标。由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起政治联盟网络，新左派封死了所有调解的机会并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zlZ品论天涯网

撇开它在动员方面的成功不谈，作为运动集体当事人的新左派错失先机。在运动过程中，反极权主义因素逐渐受到极权主义左翼团体的干部渗透。这些干部当中首先是毛主义者，他们虽然在反对戴高乐和共产党的问题上与新左派观点一致，但是却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模式的毛主义正统。通过行动战役的方式发动的“愤怒行动的疾风”正是作为运动的新左派的结构性弱点，这也为等级化组织的干部团体打开了大门。[22]这些团体的影响力的增长与新左派动员能力的衰退成正比。1968年5月之后，它们不仅抛弃了新左派运动的遗产而且彻底取代了它。它们甚至完成了军事化并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进而彻底摧毁了“观念的超凡魅力”。zlZ品论天涯网

新左派将自己摒弃于政治利益联盟机制之外，这就使新左派运动被孤立，并失去了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尽管新左派也曾讨论过与孟戴斯-法朗士分享权力的可能性，但终究未曾付诸行动。与密特朗领导的左翼联盟进行合作，甚至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的。新左派核心集团的想像力和能量从未指向政治上可行的变革，相反指向的却是创立一个自治的左派运动的观念。只有削弱老左派，打破它的组织权力，并且通过自发行动而使其成员参加进来才能实现新左派所构想的那种运动。zlZ品论天涯网

对工商业结构的影响zlZ品论天涯网

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同时对经济增长抱有信心的新左派首先将社会问题看作是分配问题，也就是说首先看到以物质平等化纠正社会不公，废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和人类关系中的不平衡现象的重要性。它努力通过扩大参与权和经济合作机会的方式实现机会均等。新左派还非常关注通过工人委员会的途径而不是通过建立新型工业组织的方式控制经理权的问题。由于其定位的反制度化特性，新左派也提倡形成工商业既有制度的反制力量。即使它这样定位自己的权力，新左派也不会建立一种稳定的反体系。zlZ品论天涯网

在自发地占领工厂车间的行动爆发之始，运动对老左派组织扩张和成员招募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新左派最终没有通过其行动永久性地把握住工人。占领车间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工业结构或工厂车间的所有权和权威。从工人自治发展而来的对领导权和决策权进行重新分配的思想在1968年并不具备制度形式，最终这种思想被工会的物质要求和改善不公的平等化策略战胜。zlZ品论天涯网

即便不是在选战开始之前，也是在选战开始的时候，新左派便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老左派的组织力量压服了。格勒内尔集体协商失败之后，老左派在因持续罢工而恶化的政治危机环境下已经获得了给出替代性行动策略的不容置疑的地位。老左派参加新议会选举的意愿对所有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形成的政治立场的所有希望而言不啻是釜底抽薪，这种意愿只能加强工会作为中间协商伙伴的力量，只能有助于罢工的平息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中间协商机制持续运作（甚至是在总罢工所创造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的运作）是1968年五月大危机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zlZ品论天涯网

没有一个政党在选战期间接受工人自治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表达了“消除异化和剥削，普遍消除等级制和强权，废除工资劳动和劳动分工，总之，实现真正民主”[23]的愿望，但要真正贯彻和实现这一理想则是需要时日的。直到1970年，也就是在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内部得到论证和理论上的发展之后[24]，这个思想才深入人心。1972年社会党和共和制度大会党合并之后，新社会党将工人自治写进了政纲之中，这份政纲的标题是“Changer la vie（改变生活）”。激进派和民主派在社会党内都得到了发展，当然，这两派对工人自治有自己各自的理解。[19]最终，甚至连在1968年5月将这个思想当作formule creuse（空洞的公式）予以拒斥的那个党派，也就是说共产党，在1977年到1978年的那段时间里也以含蓄方式采纳了这个思想。但这么做并没有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概念上发生改变。zlZ品论天涯网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zlZ品论天涯网

制度体系的稳定性迫使新左派的推动力转向了新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亚文化实验，迫使新左派通过从制度难题当中抽身的方式去解决制度难题。zlZ品论天涯网

既具个人主义又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左派对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异化进行反抗。他们在与异化斗争的过程之中打破了禁忌，规范和传统价值。他们抵抗规则，目的是挑衅权威制度并使之去合法化。大多数行动者在抵抗规则和蔑视组织和权力的既有结构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个体的解放。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通向个体自我决断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得到发展的亚文化使觉醒的氛围得以保留，并呈现其新左派起源，但是新左派的政治规划却日益让位于对个体不幸感的某种崇拜形式。所以，1968年的觉醒对许多人来说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形成，生活选择和生活冒险的个体化，而且也是从政治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撤离。zlZ品论天涯网

以消除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异化为基础的个体解放乃是新左派的固有策略。但是新左派关于改造的思想并不止于个体的自我实现，此外还包括了以集体性的自我支配和自我管理方式实现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根本目标是摆脱“stahlharten Gehäuse der Hörigkeit（奴役的铁笼）”，这铁笼一直以来将它的威权加在人类的头上，让人们受制于商品消费的需要，受制于对控制着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的依赖，从而窒息了个人的行动。新左派的规划质疑的不仅是西方社会追求效率的世俗趋势，而且还质疑现代生活方式和使之成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它是充溢着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的那些梦想的源泉。zl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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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zlZ品论天涯网

[1]有关运动在政治和社会框架中造成的更激烈的变革请参看克劳斯•奥弗（Clause Offe），“挑战制度政治的疆界：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of Institutional: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1960s）”，载于查尔斯•S.迈尔(Charles S. Maier）编：《变化的政治疆界：欧洲国家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的演进平衡论文集》（Changing Boundaries ofPolitical: Essays on evolving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ublic andPrivate in Europe, New York, 1987），第63-106页。zlZ品论天涯网

[2]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学术人》（Homo academicus, Frankfurt am Main, 1988）；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封闭社会》（La Société bloqués , Paris, 1970）；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柯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CorneeliusCastoriadis）：《裂隙：对事件的初步反思》（La Brèche: Premièresréflexions sur les évènements, Paris, 1988），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后工业社会》（Die postindustrielle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72）。zlZ品论天涯网

[3]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Friedhelm Neidhardt）和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社会运动分析：目前发展水平和深入研究的几个观点（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omePerspectives of Further Research）”，载于迪特•鲁赫特编：《社会运动研究：西欧和美国的发展现状》（Research on SocialMovements: the States of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Frankfurt am Main, 1991）。另见鲁赫特，“作为社会运动要素的公众动员（Öffentlichkeit als Mobilisierungsfaktor für soziale Bewegungen）”，载于弗里德海姆•奈德哈尔特编：《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增刊》（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eMeingung, soziale Bewegungen, supplement to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und Sozialpsychologie），No.34（1994）：338-339。zlZ品论天涯网

[4]布尔迪厄：《学术人》，254以下。zlZ品论天涯网

[5]罗恩•艾耶尔曼（Ron Eyerman）和安德鲁•杰米森（Andrew Jamison）：《社会运动：一种认知的理解》（Social Movements: A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1991）。zlZ品论天涯网

[6]吉尔舍-霍尔泰：《权力幻想》，第44—104页。zl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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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狂怒者”，请参看勒内•维奈（René Viénet）：《占领运动中的狂怒者和造势主义者》（Wütende und Situationistenin der Bewegung der Besetzungen, Hamberg, 1977）。zlZ品论天涯网

[8]布尔迪厄：《学术人》，第276页。zlZ品论天涯网

[9]有关危机时刻的模式，请参看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街垒之夜：社会抗议运动动力学的个案研究（Die Nachtder Barrikaden: Eine Fallstudie zur Dynamik sozialen Protests）”，载于奈德哈尔特编：《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增刊》，第375-392页。zlZ品论天涯网

[10]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的全国机构在正式场合提出工人自治的术语，这尚属首次。有关这个口号的内部争论可以追溯至1963年。有关工人自治这个概念，请参看皮埃尔·库-萨里（Pierre Cours-Salies)：《CFDT：一个在过去承担未来的角色——1946年以来的工团实践和策略争论》（La CFDT: Un passéporteur d’avenir : Pratiques syndicales et débats stratégiques depuis 1946, Paris, 1988）；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工人自治的年代》（L’Age de l’autogestion,Paris, 1976）；以及格赞•施万（Gesine Schuwan）：“福利国家和自我管理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zwischen Wohlfahrtsstaat undSelbstverwaltung）”，载于汉纳洛尔•霍恩（Hannelore Horn）等编《理论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理查德•洛文塔尔纪念文集》（Sozialism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Festschrift für Richard Löwenthal, Berlin, 1978）。zlZ品论天涯网

[11]阿尔伯•德特拉斯（AlbertDetraz）和其他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战斗者：“CFDT在1968年5月中的立场和行动（Positionset action de la CFDT en mai 1968）”，载于《工团主义》（Syndicalisme）增刊（1969）zlZ品论天涯网

[12]也可参看彼得•杨森（Peter Jansen）等人编：《法国工会：历史，组织和方案》（Gewerkschaften in Frankreich: Geschichte,Organisation, Programmatik, Frankfurt, am Main,1986）第36页。zlZ品论天涯网

[13]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知识与责任：回忆录》（Erkenntnis und Verantwortung: Lebenserinnerungen, Munich, 1985），第335-336。zlZ品论天涯网

[14]转引自阿蒙和洛特曼编：《那一代》，第555页。zlZ品论天涯网

[15]参看《人道报》（L’Humanité），6月24日，1968，1。zlZ品论天涯网

[16]弗朗索瓦-乔治•德雷福斯（François-Georges Dreyfus）：《1940年到1974年的法国左派史》（Histories des gauches en France, 1940-1974, Paris, 1975），第308页。zlZ品论天涯网

[17]有关5月28日事件，请参看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权力幻想》，第五章；有关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批判，参看菲利普•亚历山大（Philippe Alexandre）：《戴高乐-蓬皮杜决战》（Le Duel de Gaulle-Pompidou,Paris,1970），以及《快报》（L’Express）, 第888期，1968年六月15-21日， 第8-9页zlZ品论天涯网

[18]参见沃尔夫冈•雅戈尔（Wolfgang Jäger）：“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党（Die sozialistischePartei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Frankreichs）”，载于迪特•奥博恩霍弗尔（DieterOberndörfer）编：《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第一卷南部国家》（Sozialistische undkommunistische Parteien, vol. 1: Südländer,Opladen, 1978），65页以下。zlZ品论天涯网

[19]热洛姆•雅弗里（Jeröme Jaffré）：“法国政治世代初览（A Preliminary note onFrench Political Generations）”，载于《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Political Research），第五期第二卷（1977）：第151页。zlZ品论天涯网

[20]参看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作为环境的大学：一个短论》（Universität als Milieu: Kleine Schriften,Bielefeld, 1992），第152-153页。zlZ品论天涯网

[21]雷纳•帕里斯（Reiner Paris）：“愤怒行动的疾风（Der kurze Atem derProvokation）”，载于《科隆社会学和心理学学刊》，41（1989），第33-52页。zlZ品论天涯网

[22]施万：“福利国家和自我管理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载于汉纳洛尔•霍恩（Hannelore Horn）等编《理论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第584页。zlZ品论天涯网

[23]参看罗桑瓦隆：《工人自治的年代》。zlZ品论天涯网

[24]详见1975年巴黎联盟大会，见雅戈尔：“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党”，载于奥博恩霍弗尔编：《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第93-100页。zlZ品论天涯网

[25]参见沃尔夫冈•雅戈尔：“法国工会和左翼党派（Gewerkschaften undLinksparteien in Frankreich）”，载于汉斯•吕勒（Hans Rühle）和汉斯-约阿钦姆•韦恩（Hans-JoachimVeen）编：《西欧民主工会，第一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Gewerkschaften in denDemokratien Westeuropas, Vol. 1: Frankreich, Italien, Spanien, Protugal,Griechenland, Paderborn, 1983），第63-67页。zl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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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生产》第6辑）zl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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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张剑zlZ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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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ptext.nju.edu.cn/home4.php?id=6345zlZ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