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①]在他的著作《享受的勇气》（Mut zum Genuss—ein Brecht-Handbuch fuer Spieler,Zushauer,Mitstreiter und Streiter）里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处于纳粹政权迫害之中的布莱希特曾流亡斯堪迪纳维亚半岛避难。居留丹麦期间，为了打发那些漫长而无聊的日子，布莱希特经常玩儿一个小游戏，他把这个小游戏称为“恢复真相”。游戏的玩法如下：拿来一张白纸，将其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一栏抄写当时纳粹党魁的言论，比如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新年献词之类，右边一栏写下真实的或较正确的情况，以揭露左边一栏的虚假和谬误。
韦克维尔特讲这个小故事，目的不是为关于布莱希特的逸闻趣事增添新的材料，而是为了在时隔六十多年的二十一世纪初，再一次玩儿这个游戏。在韦克维尔特那里，出现在左栏之中的，是大量关于布莱希特的丑闻和负面信息，其来源，是西方国家的各种媒体，出现的时间，大体上是在二〇〇六年前后，也即布莱希特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后。
在韦克维尔特那张白纸的左栏里露面的，简而言之，有这样一些或言之凿凿，或语焉不详的消息：布莱希特作为编剧之一的电影《库勒·汪贝》，是为希特勒的极权统治摇旗呐喊之作；布莱希特形象丑陋、不讲个人卫生，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布莱希特在民主德国担任柏林剧团领导期间，他的眼镜、帽子、衣服之类，都是或专门定制，或所费奢靡的高档货。当其时他应该是一个享受着统治者特殊优待的权贵人物；布莱希特一向有“女性利用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业余儒家”、“面目可憎的天才”、“永远的救济生”、“巨口男人”等等充满负面含义的绰号，这些绰号来自托马斯·曼、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文坛知名人士之口，等等。刊载这些消息的，包括《法兰克福汇报》、《读者文摘》、《每日镜报》等西方著名的媒体。
甚至连布莱希特的死，也有充满阴谋论的猜测，比如《每日镜报》由一盘前东德秘密档案里公布出来的录音带，推测布莱希特应该是死于史塔西的谋害。谋害他的目的在于，以一个死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来取代一个活着的现政权抗议者。
不难看出，上述有关布莱希特的各种消息，有的直接指向布莱希特本人，有的则指向当时的东德政权。所有的这些消息，且不论其真实与否，亦不论其初衷如何，都在布莱希特这个在西方现当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戏剧天才的生前身后，制造出了重重迷雾，在西方国家诟病布莱希特政治品德、个人的道德品质、戏剧和语言的能力，乃至生活习惯的大合唱里，加进了或高或低的和声。
其实关于布莱希特的各种负面评价，早在十几年前，也即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九九五年德国的一家出版社，名叫杜蒙出版社（DuMont Buchverlag）的，出版的一本名为《戏剧》[②]的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布莱希特的词条，这样写道：“布莱希特对女人极具魅力，他那些完全屈从于他的女友们，伊丽莎白·豪普特曼、玛格丽特·斯蒂芬，以及露特·贝劳，全都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事业以支持他的写作。玛丽路易斯·弗莱瑟尔在其影射真人的剧作《深海鱼》里，将她的恋人兼导师布莱希特描述成为了自己的成功而盘剥所有女人的‘帕夏’。”
而在此前一年，也即一九九四年，美国的一个布莱希特专家，名叫约翰·菲吉的，出版了一部长达七百多页的布莱希特传记，其中关于布氏与女人的关系，布氏与希特勒政权、斯大林政权，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政权的关系，都有大量负面的材料和评价。人们在这部传记里不难找到诸如布莱希特以毫无廉耻的手段将自己情人们的创作据为己有的劣迹，布莱希特在纳粹统治时期看风使舵，在斯大林大肆捕杀政治异己的时代里装聋作哑，不放过任何时机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描述。甚至对布莱希特能否像一个作家那样使用德语从事创作，都在被质疑之列。
顺便提一句，世纪之交时曾有一部名为《告别真相》的电视剧，人们在那里面能够看到一个名叫比尔比希勒的演员的表演：他站在布莱希特在前民主德国的故居的一条小路上，自称布莱希特——“身体佝偻，胡子拉碴，活像一个被人从农田里偷走了奶牛，正在为流逝的时光和大限临头而冥思苦想的巴伐利亚农夫。”在他的身边，作为背景，有一些以布莱希特后半生所有情人的形象露面的所谓“仙女”，在奔跑嬉戏。那部电视剧里的布莱希特，印证着几乎所有关于布莱希特的负面评价：肮脏、萎靡、耽于女色，不仅觊觎她们的肉体，而且掠夺她们的才情。
毫无疑问，在这样铺天盖地的报道、分析和描述里，布莱希特是一个投机家，一个剽窃者，一个贪恋女人的肉体，与此同时盘剥她们创造力的小人，一个不仅个人品质和政治品德低下，而且能力低下的伧夫俗子。
二
接着说韦克维尔特笔下那个名为“恢复真相”的小游戏。现在说那张白纸右面那一栏，也就是韦克维尔特列举事实，为布莱希特辩诬的那一栏。
在回应那篇关于布莱希特“脸上长着丘疹、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不注意个人卫生”的报导时，韦克维尔特这样写道：“因为我作为助理以及后来作为合作者一直相当近地坐在‘领导’身边，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那是一股硫磺的味道”，同时又明确地告诉读者，布莱希特极爱清洁，他不能容忍同事“带着宿醉，胡子拉碴地参加排演”，他总是拉开窗帘，让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吹进排演场里，他甚至写过一首名为《有关开始的乐趣》的小诗，详尽地描述他的一天的开始，“由清凉洁净的水触摸到他的脸”，到“清新的，让人感觉到凉意的衬衣”，等等；关于他的价格不菲的眼镜、时髦的工装和帽子之类，韦克维尔特告诉读者，那副眼镜比他本人的眼镜都不如，它经常由于布莱希特在排演场上大幅度地作出某个动作时滑落到地上，被韦克维尔特拣拾起来。那只不过是一副角质镜架的普通眼镜；他一直都穿在身上的工装，是由一位舞美师傅做的，剧团里很多人都穿那位师傅制作的衣服，价格低廉而合身，而且还能让那位舞美师傅赚上一点外快；至于那顶帽子，那是布莱希特从柏林街头走街串巷的小贩手里买来的，只为戴着舒服。
还有布莱希特的死，针對布莱希特死於谋杀的充满阴谋论意味的猜测，韦克维尔特作為亲历者，详细地描述了布莱希特由生病到最后死亡的整個过程。他的记录很完整，有各种细节，表明那是一场自然死亡。布莱希特的生命是由病魔夺去的，而非一场阴谋的牺牲品。
三
针对西方媒体对布莱希特的负面报道，韦克维尔特也有三缄其口的时候。比如面对那篇罗列着一系列著名人物赠与布莱希特那些尖刻绰号的报道，比如有关电影《库勒·汪贝》的报道，出现在韦克维尔特那张白纸右栏里的，就只有三个字：“无评论”。
韦克维尔特的“无评论”，其背后或许并非哑口无言，亦非一概承认了那里面的“事实”，应该是因为那些事实背后所涉干系颇多复杂，难以一下子作出非此即彼的评判。
所谓“盘剥女人的帕夏”、“巨口男人”、“女性利用者”之类，所指无非布莱希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在不同时期或同时发生的由情爱到文学创作合作者的关系。由上述绰号不难看出，布莱希特与女人的关系，是他个人品质当中最遭人诟病之处，由此才引发了布莱希特诸多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甚至进一步引出了对于布莱希特是否有能力创造出一系列德语文学中经典之作的质疑。
布莱希特在青年时代就曾有过多个女友，二十一岁时与宝拉·班霍尔策生了一个儿子，二十五岁时又与玛丽亚娜·佐夫生了一个女儿。那之后，他或先后或同时与多位女士，包括伊丽莎白·豪普特曼、海伦娜·魏格尔、玛格丽特·斯台芬、露特·贝劳等保持或长或短的婚姻或非婚的男女关系和创作合作者的关系。无可讳言的是，布莱希特的诗歌集《格言手稿》，他的很多戏剧作品，包括《三毛钱歌剧》、《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例外和常规》、《尖头党和圆头党》、《高加索灰阑记》等，都是和上述女士合作完成的产物。
关于布莱希特与人合作进行创作，韦克维尔特在他的《享受的勇气》里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
“布莱希特是一个好交往的人。人们或许也可以说，他的生活‘在私下里’也受到了他的实践哲学的指导。思考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行动，还有言谈、讨论、批评、计划、起草、放弃，等等。对于他来说，一种想法只有在他将其表达出来，最好是将其书写下来，才存在。对于合作者，他的选择标准并非取决于——如同在他的传记里所写的那样——他们在政治道德上有着共同的信仰，而是取决于最个性化的需要，当然也不是——一如在他的传记里曾描写的那样——为了榨取某个人。愿意或者能够自己单独工作，在他看来是在创作上的无能。甚至于写诗的时候，他都得召唤来某个人，因为他写出来的一首诗必得给人朗诵，那之后，那首诗对于他来说才算是存在。‘您认为怎么样？’这是当其时的第一个问题，而且他真地期待着一个（言之有理的）意见。他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乐趣，包含在谈话、聚在一起讲故事、大笑、沉思、闲扯、瞎说八道之中。而没有这样的乐趣，他有一次承认，他简直就不可能工作。”
这一描述似乎可以给布莱希特从事戏剧创作和戏剧实践活动的方式提供一个侧面的佐证：布莱希特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创作风格，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在创作中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作家。其实那些诗歌也好，剧本也罢，虽由不同的人，而且大多是女性，与他一同创作出来，它们最终却成为有着鲜明的布莱希特个人印迹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支离破碎，不是面貌各异、思想混乱、风格博杂。这只能说明，那些作品，无论是由谁“捉刀”，其背后有的，是布莱希特巨大的个人身影。他才是那棵参天大树，而那些合作者，只不过是小树、小草罢了。
至于布莱希特身边情人不断，说句实话，在今天看来，无论是身为名人也罢，普通人也好，布氏所为并没有跨越道德伦理的边界。用“政治正确”的说法，那应该属于个人隐私。它们产生了诸多结果，有坏的也有好的。比如布莱希特对他的女友们大多造成过伤害，比如他最终死于心梗，似与他身边女人过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大抵可以算作是坏的结果；而布莱希特与他的情人们在保持男女关系的同时，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戏剧或诗歌作品，为现当代戏剧和文学史平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为人类现当代文化史创造了一座又一座高峰，这应该算作是好的结果。没有那些女人，这样的高峰也许没有，没有布莱希特，这样的高峰肯定没有。
四
电影《库勒·汪贝》的情形似更复杂。
这部电影拍摄于一九三二年，由杜多夫担任导演，布莱希特和奥特瓦尔德担任编剧，讲的是柏林的下层百姓为穷困的生活而争扎，最终呼喊出要改变不合理的世道的故事。导演杜多夫、编剧布莱希特和奥特瓦尔德，都是当时知名的左翼艺术家。很显然，这是一部左翼电影，其中贯穿着的，是布莱希特等左翼艺术家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变革的一贯思想。
电影产生的年代，正是德国历史上最为云谲波诡的时代。当其时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异常复杂，交织着遍布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后德国的重重危机、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德国纳粹党崛起等多重政治和经济线索。就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也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魏玛共和国土崩瓦解。几年以后，希特勒将整个世界拖入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世界大战之中。
韦克维尔特引用的那条来自《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提到一位当年的女性影评家，名叫弗里达·格拉菲的，在电影上映之初，对布莱希特等电影主创人员在这部电影里的政治立场提出了质疑：
“人们可能会不加考虑地将其道德立场归结为影片最后的对话：‘究竟是谁应该改变这个世界?’在电影里一个小市民问道。那个女性无产者回答他说：‘那些不满意它的人。’在一篇评论当时的电影的文章里（同时也影射一部纳粹的宣传片），女影评家弗里达·格拉菲接着问道：‘当比如冲锋队员勃兰特对这个世界不满时会怎么样呢？它不是改变了这个世界么？’可惜的是，她说的恰恰是对的。”
这篇报道用心颇险恶，在谈论电影《库勒·汪贝》时使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招数——引用当时的一位影评家的评论，利用电影《库勒·汪贝》的上映与希特勒上台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将《库勒·汪贝》所鼓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后来的希特勒上台捆绑在了一起。
将这部电影上演时德国特殊而复杂的历史状况剥离，从而把电影的上映与希特勒上台在时间上偶然的连续性凸显出来，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电影《库勒·汪贝》与纳粹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之间有着某种逻辑关系，暗示《库勒·汪贝》有为纳粹统治鸣锣开道之嫌，布莱希特与纳粹主义有撇不清的关系，是这篇报道的意图之一。
这篇报道还有更深一层用意——在《库勒·汪贝》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場和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在德国开始其独裁统治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種逻辑联系，將布莱希特批判资本主义、鼓吹改变世界的左翼立场与希特勒以极右的纳粹主义改变這個世界的事实混为一谈，从而在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建立联系，暗示它们之間有诸多暗合之處，以应和西方世界久已有之的一种理论，即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一對孪生兄弟，它们表面上虽有不同，其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对世界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五
如果把西方媒体对布莱希特的“祛魅竞赛”比喻成一场戏，那篇有关《库勒·汪贝》的报道，或者所有关涉到布莱希特政治立场的报道，堪称“戏眼”。它（们）才是所有那些关于布莱希特男女關係之类，关于布莱希特衛生習慣之类，关于他有沒有才华乃至驾驭德語的能力之类报道的核心。而所有那些由推测和道听途说大肆炒作的细枝末节所包裹的，归根结底还是布莱希特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問題，也即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
说到底，布莱希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一重政治身份，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决定了他在苏联解体、两德合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的现实情境之中难逃一劫。注定了他那些陈年旧账一定会被翻出来，使得他在世纪之交时成为西方媒体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其实，讨论一种历史现象，臧否一个历史人物，需要一个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常识。布莱希特是一个戏剧家，讨论他，最终应该回到戏剧史上来。那是他的基本面。
从西方戏剧史的上下文关系看，布莱希特有比肩者，无出其右者。亞里士多德的戏剧观所倡导的卡塔西斯，左右了西方剧坛一千多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说影响了东西方戏剧近百年；而直到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出现，整個西方戏剧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戏剧观众这个戏剧最重要的因素，真正被纳入了戏剧创作者的视野，一种理性、冷靜，与此同时又是观众参与的，丰富多彩的，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戏剧出現了。布莱希特以辩证的思想，用陌生化這個杠杆，撬动了整個西方戏剧史。那之后的现当代西方戏剧运动，大多都难以逃脱布莱希特的影响。
布氏与女人的关系，他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人生阅历，其中或许不乏可诟病之处，却无损于他作为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和戏剧艺术家的历史地位，无损于他对整个现当代西方戏剧的影响力，无损于他伟大的戏剧成就。
这样的布莱希特，也许是另一个布莱希特，一个祛魅的，被拉下神坛的布莱希特，却仍然是布莱希特。
注释： [①] 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Manfred Wekwerth）曾于1951年至1956年先后给布莱希特担任助手、副导演等，布莱希特去世后曾出任柏林剧团总导演等职务。《享受的勇气》已由笔者译出，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②]Anderea Gronemeyer,Theater,DuMont Buchverlag,1995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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