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著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２．《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
３．《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４．《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５．《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６．《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７．《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
８．《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
９．《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光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１０．《理论·历史·现实——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命运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二）论文
１．《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刊载于《当代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２．《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刊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３．《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及其对我国改革的影响》，刊载于《学习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４．《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刊载于《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我们的制度优势》，刊载于《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二、周新城的批判与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必须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周新城教授指出，我国的改革始终伴随着各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缺乏相关经验之外，错误思潮的干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将这一要求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十分及时的。
概括地讲，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就属于这一种。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主张“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由于得到国外某些人的支持，这种思潮曾盛行一时。然而细究起来其荒谬性便十分明显，其主要观点透着一股封建僵尸的臭味，因此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另外一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邓小平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竭力宣传和推行的思想。上述两种思潮的性质以及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但它们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有时出现合流的趋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主要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在历史学领域则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几种流行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名称不同，使用的词藻不同，具体的主张也不大一样，但实质都是一样的。
周新城教授深入剖析了上述种种思潮，并进行了深刻批判［１］。
周新城教授指出，从政治目的来说，它们都要求我国放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要求以美国为榜样，有的要求以西欧为榜样。在政治上，它们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它们要求废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它们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一句话，它们就是要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是它们的出发点。它们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当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然后由此得出各种政治结论。在政治上，它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那种自由、民主、公平看作“天赋人权”，看作上帝赐予的东西，认为其具有“普世性”，进而要求按照这种价值标准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它们把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私思想当作人的本性，从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结论，要求实行私有化。
从历史观来看，它们主张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它们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告别革命”。它们集中力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迷误。它们的观点是，那时走了一条歧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近代文明的主流”，它们要求回归“以英美为师”的“文明主流”，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一概予以否定。
可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确保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周新城教授就此强调，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周新城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际性思潮，它在政策上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美国竭力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希望中国的改革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其目的就是把中国的改革引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这一点，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国有一些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由于他们控制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一度造成西方教条主义泛滥、洋迷信盛行的后果，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对我国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误导。因此，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揭露它的实质，廓清理论迷雾，分辨理论是非，教育广大群众，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周新城教授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应该作科学分析。新自由主义中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含以下两点：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主张私有化；从市场经济万能论出发，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调控。
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经济人”假设。就这一点而言，新自由主义同西方经济学其他流派是没有区别的。然而“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它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自私自利，作为一种观念，它既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也不是人亘古不变的本性，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自私自利思想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经济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在现实社会里，所谓的“人性”，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人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性。新自由主义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人性，说成共同的人性，并据此分析各种经济现象。
“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它被一些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是这样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只能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而公有制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公有制注定是没有效率的。结论自然就是，改革必须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实行私有化。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炮制了种种私有化“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只有把国有财产落实到个人，产权才是明晰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搞市场经济；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国退民进”，国有经济的规模应该限于保证私营经济正常运转。这些“理论”背后的依据就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由于我国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曾经泛滥一时，在某些地区出现私有化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也许是最具有迷惑性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新自由主义竭力鼓吹的是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似乎我国的改革方向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有人据此宣传，我国的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和否定改革。周新城教授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剖析。
周新城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市场经济，我国的改革也要求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毫无疑问，二者存在若干相同之处。在改革中，我们的确应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做法。但是，就指导思想来说，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则和目标来说，我国的改革同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要搞市场经济是一回事，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以及怎么搞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不在于要不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搞什么模式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还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国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两种改革观存在分歧的地方。我们决不能认为凡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必然要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现在有些人故意制造理论混乱，在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画等号。他们利用人们对改革的认同感，抵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和调节经济的手段，认识市场经济，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些问题：这种方法和手段由谁来使用，使用的目的是什么，使用它来为谁谋利益。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是同哪种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和手段从来都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总要同某种主体相结合。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市场经济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
周新城教授指出，除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外，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原则性分歧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并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们要建立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一主张。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手段由计划改为市场，使市场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但从整体上说，仍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否定计划，主张市场经济万能。新自由主义者迷信市场，仿佛一搞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新自由主义者攻击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主张彻底抛弃计划和一切调控措施，由市场自发调节。他们甚至要求在非经济领域也实行市场经济，提出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口号。他们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显然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抵触的，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对我国的改革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２］。
周新城教授认为，２００７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许多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纷纷谴责新自由主义。他们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得如此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他们认为，所谓“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却连这点“觉悟”都没有，他们甚至把金融危机的爆发归罪于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够，这表明他们深陷新自由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搞下去，我国不仅也会发生危机，而且发生的危机会比西方更为严重［３］。
参考文献：
［１］周新城．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Ｊ］．国企，２０１１（７）．
［２］周新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及其对我国改革的影响［Ｊ］．学习论坛，２０１０（１）．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新城［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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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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