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我的经济学探索之路
一
走上经济学求索之路，是我自己的选择，但仔细想想，却应该说是时代引导了我的人生之路。
1941年高中毕业投考大学时，父亲希望我学理工科，成为一个工程师。但我却选择了经济学，考取了西南联大经济系。我生长在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考进江宁中学正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1935年，抗日救国浪潮已在全国兴起，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成都事件为借口，派军舰横闯长江，炮轰长江沿岸各大城市，我和同学们义愤填膺，上街游行示威。流亡重庆后，进入国立第二中学，高中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也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和信仰。在西南联大学习了5年，毕业论文是《地租理论纵览》。1946年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但因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坚持学业，由导师荐举旋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被选拔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夏天又被选拔到苏联留学，分配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由于考虑到祖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是亟需妥善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学位论文选的是《论物资平衡在国民经济平衡中的作用》。1955年毕业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协助苏联专家进行为加强我国企业财务的计划管理而建立流动资金定额管理制度的调查研究。工矿企业资金定额管理制度的普遍建立，是推动我国企业实现经济核算制的重要一步。
1957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老一代职业革命家孙冶方到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他特别强调和重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开拓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之路。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和做法，难免会与当时“左”的倾向相抵触，孙冶方带领经济所研究人员的理论追求，曾被作为“修正主义思潮”遭到批判。我到经济所开始的从计算与统计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转各种的工作，使我走上了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学术出发点和道路。
1958年，经济所建立综合平衡组(即后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室)，杨坚白任组长，我和董辅袵担任副组长。经过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在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挫折。怎样从理论上总结和认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有责任从经济学原理上来回答这些问题。1961年到1964年，我曾致力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发展速度与比例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等问题的研究，在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又思考和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认为传统体制不利于综合平衡，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1980年，撰写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经济中的应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关于速度问题和积累问题的一点看法》等文章。“文化大革命”之前，孙冶方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就受到了批判，我也被划入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一伙人”，受到冲击和审查。这种压抑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不能不在苦闷中思考祖国的未来。
我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使我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我们抓紧研究和思考，这一时期是我的思想进展较快的时期，应该说，是时代推动我在经济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二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一些出访考察。1982年，我与国家计委柳随年、郑力受国务院派遣，到苏联做中苏论战以来的首次学术访问，考察其经济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情况。以期寻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避免走弯路。考察回国后，我们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苏联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经过了时间不短的几次有快有慢、有进有退的改革，但进展并不大。我认为，从苏联经济体制的整体情况来看，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弊病还是很多的，不能解决传统经济体制中的那些老大难问题。苏联的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遇到困难。所以，从整体上看，苏联经济体制不能成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摸索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改革有些已经突破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做法，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向，不能像苏联那样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要认识、在实践中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在整个基础上，认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僵化等弊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改革初期，我也比较集中地思考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点问题，当时是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1979年，我在与赵人伟合作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论证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认为两者既不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由于这篇文章的突破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研究新问题和探索改革之路的标杆文章。1982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文曾较早提出削减、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取向的指导性计划观点曾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体制改革在基本方向上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到底要改革成一个什么目标模式呢?这是在理论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设定出一个目标模式，才能综合地协调改革的步骤，向这一目标前进。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分类和目标选择，开始时我试图在归纳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我国实际和需要的选择。我曾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纳为六类。后来，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市场取向和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三个选择原则出发，由开始时主张“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点是：(1)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2)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实行多种分配方式；(3)在运行机制上，实行国家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宏观管理以计划为导向，力度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是对具体的经济体制排除了细节的一种理论抽象，它是对一种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定性的概括，它的基本框架是三个主要运行原则的总和。这种意义的模式反映了一种经济体制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还在于，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不完善、不合理的细节的修改补充，而是要改造原有的经济模式本身。如果对于原有体制的不合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运行原则不加触动，只是对里面的具体细节进行修改补充，那就不能叫做改革。当然，这种改造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1992年，我在十四大前夕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政策和调节手段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到底应该怎样走这个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路径和方式选择问题，我和一些有共同认识的同志认为，应推行渐进积极的改革，要遵循渐进原则和配套原则。其依据主要有四个：一是模式转换的实质是从以半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走向基本规范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较健全的市场机制；二是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必然引起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并有赖于观念更新，这都不能急于求成；三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明显，一步走难免一刀切，必然脱离部分地区的实际；四是改革缺乏现成样板，在理论、经验和规划上都需要探索和积累，否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同时，在渐进求实的行进中，应当也可能作出总体设计，使各项改革整体配套，同步前进。这种思路曾被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几个主要派别中的稳健改革派。
为了实现改革的稳健发展，不仅要注意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依存，而且注重能为改革提供支持的良好经济环境。从这一角度，我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有限买方市场”概念。因为要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给它创设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买方市场，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方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买方市场问题不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而且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宏观决策的问题，一个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的问题。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我和一些经济学家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我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即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在1988年初在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以《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发表，强调稳定物价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中央提出从1980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的四化建设的宏伟纲领，制定到2000年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凸显“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受社科院领导的委托，负责组织进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归纳出判定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目标，不是要求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求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二是这个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这个战略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四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外延为主逐步转向内涵为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五是在重视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要越来越重视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六是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七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过去过分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转变为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新体制。我领导的研究班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断针对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调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改革是为了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在改革时期，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为了在更高层面把握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两大任务，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提出了我国经济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5年撰写的《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我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从“双重模式转换”中可以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我深切感到，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也与“双重模式转换”和“两个根本转变”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历史性改革，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一场大试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我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考，由于事关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作为一位改革开放的坚定推动者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觉得应该对一些错误的倾向提出自己的批判意见，应该坚决抵御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2005年7月，我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了一些看法，谈话整理成文章后，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在《高校理论比较》第9期和《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文章中指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希望大家严肃地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不必讳言，对这个重大问题，理论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信奉并主张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我主张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该揭露和抵御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干扰中国发展方向这个根本问题。我感到，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整理成文章的讲话内容公开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当然不少，反对者也有之，有人给了我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必须坚持的。这场改革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历史发展规律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但为了达到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这场历史性改革的目标，必须排除各种错误干扰。这些年，我针对一些错误思潮和倾向，发表了一些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要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2005年，我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目前的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第二，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反对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2005年，我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我因年事已高没再参加，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
第三，我在2007年《红旗文稿》第24期发表了《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认为在有关改革收入分配的众多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制与所有制的关系。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大力度。而且，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这“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反对否定其计划性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就要包含计划调控，它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不能因为字面上没有“有计划”，就不要计划，不发挥计划的作用了。邓小平一再讲计划和市场两手都要用，用市场化来概括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面的一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们要尊重市场，但却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不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界、理论界，甚至于财经界，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谈。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态势下，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计划调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曲解的“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计划调节的加强和完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主要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计划，但它同时必须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也就是有导向的作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第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化。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划清四个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条。不过要弄明白，私有化和单一化这两个错误倾向，目前哪一个是主要的。应该看到，当前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对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化两种倾向各打五十大板，不中要害，实际上是把私有化错误轻轻放过。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降得很低，甚至趋于零，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现在连国家统计局局长都在讲我国的经济成分一直是公降私升，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某些人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像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和体制内的某些追随者喋喋不休地叫嚷的那样。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让私营经济进入这些天然是高利的部门，让私人资本来发大财。这是不能允许的，要知道，孙中山当年还提出过节制资本的口号呢!
三
我信奉的重要人生格言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我坚守的学术目标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我赞赏的学风是“把前人的东西钻研好，在掌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调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的思想”。我虽然已经年近90，但只要我的人生之路还在延续，我的经济学探索之路就不会停止，我所信守的这些信念就不会放弃。从我走上经济学探索之路起，我就希望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和幸福。我坚信，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构建，一定可以实现我的这一心愿，当然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网络编辑：岚河水
走上经济学求索之路，是我自己的选择，但仔细想想，却应该说是时代引导了我的人生之路。
1941年高中毕业投考大学时，父亲希望我学理工科，成为一个工程师。但我却选择了经济学，考取了西南联大经济系。我生长在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考进江宁中学正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1935年，抗日救国浪潮已在全国兴起，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成都事件为借口，派军舰横闯长江，炮轰长江沿岸各大城市，我和同学们义愤填膺，上街游行示威。流亡重庆后，进入国立第二中学，高中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也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和信仰。在西南联大学习了5年，毕业论文是《地租理论纵览》。1946年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但因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坚持学业，由导师荐举旋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被选拔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夏天又被选拔到苏联留学，分配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由于考虑到祖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是亟需妥善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学位论文选的是《论物资平衡在国民经济平衡中的作用》。1955年毕业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协助苏联专家进行为加强我国企业财务的计划管理而建立流动资金定额管理制度的调查研究。工矿企业资金定额管理制度的普遍建立，是推动我国企业实现经济核算制的重要一步。
1957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老一代职业革命家孙冶方到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他特别强调和重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开拓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之路。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和做法，难免会与当时“左”的倾向相抵触，孙冶方带领经济所研究人员的理论追求，曾被作为“修正主义思潮”遭到批判。我到经济所开始的从计算与统计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转各种的工作，使我走上了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学术出发点和道路。
1958年，经济所建立综合平衡组(即后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室)，杨坚白任组长，我和董辅袵担任副组长。经过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在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挫折。怎样从理论上总结和认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有责任从经济学原理上来回答这些问题。1961年到1964年，我曾致力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发展速度与比例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等问题的研究，在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又思考和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认为传统体制不利于综合平衡，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1980年，撰写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及其在生活中经济中的应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关于速度问题和积累问题的一点看法》等文章。“文化大革命”之前，孙冶方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就受到了批判，我也被划入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一伙人”，受到冲击和审查。这种压抑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不能不在苦闷中思考祖国的未来。
我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使我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我们抓紧研究和思考，这一时期是我的思想进展较快的时期，应该说，是时代推动我在经济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二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一些出访考察。1982年，我与国家计委柳随年、郑力受国务院派遣，到苏联做中苏论战以来的首次学术访问，考察其经济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情况。以期寻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避免走弯路。考察回国后，我们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苏联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经过了时间不短的几次有快有慢、有进有退的改革，但进展并不大。我认为，从苏联经济体制的整体情况来看，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弊病还是很多的，不能解决传统经济体制中的那些老大难问题。苏联的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遇到困难。所以，从整体上看，苏联经济体制不能成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摸索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改革有些已经突破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做法，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向，不能像苏联那样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要认识、在实践中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在整个基础上，认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僵化等弊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改革初期，我也比较集中地思考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点问题，当时是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1979年，我在与赵人伟合作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论证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认为两者既不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由于这篇文章的突破性，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研究新问题和探索改革之路的标杆文章。1982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文曾较早提出削减、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取向的指导性计划观点曾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体制改革在基本方向上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到底要改革成一个什么目标模式呢?这是在理论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设定出一个目标模式，才能综合地协调改革的步骤，向这一目标前进。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分类和目标选择，开始时我试图在归纳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我国实际和需要的选择。我曾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纳为六类。后来，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市场取向和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三个选择原则出发，由开始时主张“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点是：(1)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2)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实行多种分配方式；(3)在运行机制上，实行国家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宏观管理以计划为导向，力度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是对具体的经济体制排除了细节的一种理论抽象，它是对一种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定性的概括，它的基本框架是三个主要运行原则的总和。这种意义的模式反映了一种经济体制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还在于，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不完善、不合理的细节的修改补充，而是要改造原有的经济模式本身。如果对于原有体制的不合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运行原则不加触动，只是对里面的具体细节进行修改补充，那就不能叫做改革。当然，这种改造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1992年，我在十四大前夕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政策和调节手段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到底应该怎样走这个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路径和方式选择问题，我和一些有共同认识的同志认为，应推行渐进积极的改革，要遵循渐进原则和配套原则。其依据主要有四个：一是模式转换的实质是从以半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走向基本规范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较健全的市场机制；二是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必然引起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并有赖于观念更新，这都不能急于求成；三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明显，一步走难免一刀切，必然脱离部分地区的实际；四是改革缺乏现成样板，在理论、经验和规划上都需要探索和积累，否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同时，在渐进求实的行进中，应当也可能作出总体设计，使各项改革整体配套，同步前进。这种思路曾被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几个主要派别中的稳健改革派。
为了实现改革的稳健发展，不仅要注意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依存，而且注重能为改革提供支持的良好经济环境。从这一角度，我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有限买方市场”概念。因为要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给它创设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买方市场，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方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买方市场问题不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而且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宏观决策的问题，一个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的问题。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我和一些经济学家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我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即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在1988年初在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以《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发表，强调稳定物价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中央提出从1980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的四化建设的宏伟纲领，制定到2000年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凸显“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受社科院领导的委托，负责组织进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归纳出判定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目标，不是要求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求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二是这个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这个战略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四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外延为主逐步转向内涵为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五是在重视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要越来越重视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六是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七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过去过分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转变为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新体制。我领导的研究班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断针对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调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改革是为了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在改革时期，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为了在更高层面把握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两大任务，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提出了我国经济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5年撰写的《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我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从“双重模式转换”中可以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我深切感到，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也与“双重模式转换”和“两个根本转变”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延续性。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历史性改革，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一场大试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我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考，由于事关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作为一位改革开放的坚定推动者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觉得应该对一些错误的倾向提出自己的批判意见，应该坚决抵御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2005年7月，我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了一些看法，谈话整理成文章后，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在《高校理论比较》第9期和《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文章中指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希望大家严肃地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不必讳言，对这个重大问题，理论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信奉并主张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我主张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该揭露和抵御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干扰中国发展方向这个根本问题。我感到，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整理成文章的讲话内容公开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当然不少，反对者也有之，有人给了我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必须坚持的。这场改革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历史发展规律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但为了达到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这场历史性改革的目标，必须排除各种错误干扰。这些年，我针对一些错误思潮和倾向，发表了一些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要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2005年，我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目前的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第二，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反对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2005年，我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我因年事已高没再参加，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
第三，我在2007年《红旗文稿》第24期发表了《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认为在有关改革收入分配的众多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制与所有制的关系。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大力度。而且，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这“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反对否定其计划性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就要包含计划调控，它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不能因为字面上没有“有计划”，就不要计划，不发挥计划的作用了。邓小平一再讲计划和市场两手都要用，用市场化来概括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经济制度下面的一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们要尊重市场，但却不可迷信市场。我们不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同样是人类发明的调节手段，弃而不用。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界、理论界，甚至于财经界，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谈。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态势下，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计划调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曲解的“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计划调节的加强和完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主要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计划，但它同时必须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也就是有导向的作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第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化。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划清四个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条。不过要弄明白，私有化和单一化这两个错误倾向，目前哪一个是主要的。应该看到，当前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对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化两种倾向各打五十大板，不中要害，实际上是把私有化错误轻轻放过。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降得很低，甚至趋于零，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现在连国家统计局局长都在讲我国的经济成分一直是公降私升，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某些人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像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和体制内的某些追随者喋喋不休地叫嚷的那样。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让私营经济进入这些天然是高利的部门，让私人资本来发大财。这是不能允许的，要知道，孙中山当年还提出过节制资本的口号呢!
三
我信奉的重要人生格言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我坚守的学术目标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我赞赏的学风是“把前人的东西钻研好，在掌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调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的思想”。我虽然已经年近90，但只要我的人生之路还在延续，我的经济学探索之路就不会停止，我所信守的这些信念就不会放弃。从我走上经济学探索之路起，我就希望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和幸福。我坚信，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构建，一定可以实现我的这一心愿，当然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11-08 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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