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的一天清晨，川西北丘陵山区的中江县回龙镇一座书香门第之家传出了几声婴儿的啼哭声，全家上下充满了喜悦，这座宅院又喜添男丁。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干事、著名经济学家、将《资本论》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陈豹隐先生就诞生在这里。
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幼时聪慧，深受父亲陈品全爱国思想的影响，立志长大报国。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陈品全对清王朝丧失信心，他决心不让儿子走科举之路，而是希望启修接受西方文化，学习先进科学，以图振兴国家。父亲安排启修到广州，进入丕崇书院读书。丕崇书院是法国人为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学校，是一所五年制初中，只收少数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开讲法文课。丕崇书院虽然在中国开办，却歧视中国学生。校内有座玫瑰花园，繁花似锦，芳香扑鼻。但花园四周围了铁丝网，只有法国孩子才能进去游玩，中国孩子只能隔网张望。陈豹隐深感屈辱，幼小的心灵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印记。
陈豹隐丕崇书院毕业，正逢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全国即将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许多有志青年都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习新知识，以迎接这个新高潮的到来。陈豹隐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于1907年也到日本自费留学。陈豹隐考入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学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所名校，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即可直升东京帝国大学。为鼓励学生奋发读书，清政府规定，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可享受官费待遇。陈豹隐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勤奋读书，他想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使中华民族不再蒙受洋人的欺侮。陈豹隐留学期间，国内推翻帝制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思潮风起云涌。1911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接着又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中国何去何从？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无不担心国家的前途。这时候，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在日本流行。陈豹隐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阅读了各种流派的书，广泛接触着各种思想，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吸吮着四面八方的水分。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陈豹隐第一次知晓了马克思主义，这对他一生的治学立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8年春，消息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陈豹隐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经吴玉章推荐，陈豹隐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北大，陈豹隐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当时北大分新旧两派。
新派以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为主，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文化思想进行广泛猛烈的攻击，《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陈豹隐、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等也参加了新派，陈豹隐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豹隐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也日益增多。他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通过“五四”运动，陈豹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如1920年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新课；同年9月，与李大钊等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陈豹隐以新观点、新内容讲授新课程和做学术报告，深受学生及听众的欢迎。他讲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教室一再由小换大，后来换到北大最大的教室讲课，也是座无虚席。
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组织。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陈豹隐在其中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该会每月举办两次演讲会，陈豹隐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讲，深受学生和听众欢迎。研究会还举办辩论会，如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等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与会，辩论十分激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陈豹隐经常与李大钊一起深入研究教学问题，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期间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术派别。
1922年12月，陈豹隐被派遣到欧洲考察。在柏林，他认识了朱德并建立了友谊。他在欧洲调查研究8个月后，离开德国，前往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豹隐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他在东方大学刻苦勤奋地听课读书，还在熟稔四门外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俄语，这为他日后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翻译马列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年冬，陈豹隐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国民党。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陈豹隐由苏联回国，仍在北大执教，同时也在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1926年，陈豹隐应邀赴广州，与恽代英一道被聘为政治讲师，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授政治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在中国还不多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设新课程，阐述新问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陆续来到上海，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外界不明底细，称之为“第三党”。陈豹隐也参与了组党活动。
由于国民党的追缉，陈豹隐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陈豹隐更深层次地研究了《资本论》，发现《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陈豹隐感到《资本论》对中国革命实践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他发现在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资本论》的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费天觉，他们的论说都不全面，无法全面诠释《资本论》的精髓。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资本论》，流亡日本的陈豹隐决定全面翻译《资本论》。
翻译《资本论》，陈豹隐拥有太多的便利条件，他不仅拥有深厚的中文功底，还熟练地掌握有5门外语，而且在学生时代即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更有多年教授马克思主义的经验。陈豹隐在北大“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对《资本论》已烂熟于心。
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中国工业十分稚嫩，《资本论》中的许多外文名词在中文中没有现成的名词可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陈豹隐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但他却乐此不疲。《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陈豹隐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翻译，他先译第一卷第一编，出书时写明是第一卷第一分册。《资本论》用分册的形式出版是马克思肯定的，他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和“跋”中写道“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译本的意思，我是十分赞成的”。第一卷第一编“商品与货币”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最难翻译。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以便读者参考，易于理解。正文中的“陈注”有47条，除3条注译地名，其余都是讨论名词的翻译问题，这47条“陈注”闪烁着译者智慧的光芒，也是陈豹隐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所留下的47个深深的印记。全书437页，正文237页，其余是“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以及《资本论》第一、二版序言。1930年3月，译本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资本论》中文译本。
1930年，邓演达从英国伦敦秘密回国。陈豹隐也由日本回到上海。1930年8月，陈豹隐受邓演达先生的邀请，秘密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参加由邓演达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陈豹隐在“一干会议”上当选为干事，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干会议后，陈豹隐回到北平，受蔡元培的聘请，重返北大，讲授经济学。由于他在日本从事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著述，提高了学术水平，讲课内容丰富多采。陈豹隐的讲课内容，汇集成《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两本专著，后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他一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结晶。《经济学讲话》联系中国实际，讲述了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内容，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详细地批判了各家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表现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识的渊博和精湛。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他们对陈豹隐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张群劝说他去台湾，杨森将其列入黑名单。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陈豹隐教授在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保护下，他坚决留在祖国大陆，并积极参与中共组织领导下的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重庆大学教授、助教、职员“三会”和学生自治会，组成冬防委员会选举陈豹隐等为委员。用“合法”组织的形式进行护校。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随重庆大学金融保险系调整到成都即将成立的四川财经学院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主持教务工作。1956年，陈豹隐在全国高等院校教师定级时，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校一级教授仅他一人。1960年9月9日，陈豹隐去四川省政协开会途中，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终年74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四川日报》刊登了讣告，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政协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民革四川省委、四川财经学院等机关单位，周恩来、陈毅、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陈豹隐的一生。
1986年9月27日，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共同集会，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教授诞辰100周年。西南财经大学校刊发表了纪念专辑，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者：农工党德阳市委会副主委）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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