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不是一人说黑、另一人说白的两人间的冲突，而是这样一种冲突：两人都说白，但是对白各有不同的理解。——雅克·朗西埃
大约一年前，我有位朋友不经意地提出，他很乐意见识一下著名异议人士乔姆斯基与齐泽克的论战。我非常确信地对他说，这一论战不可能会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这两位知识界巨擘彼此也没什么好谈的。虽然我的第一个预测已被最近两人的突然发作彻底粉碎，然而事实证明第二个说法却显得高度准确。也就是说，一方面，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语言学家和身为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确是爆发了口水战，但这场饱受期待的伟大辩论其实却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争论的双方似乎在自言自语，用一种对方毫不关心的行话表述自己的观点。
无论对乔姆斯基还是对齐泽克来说，争论都早已成家常便饭。他们每人都留下了大量论战文字，与众多理论家有过交锋。乔姆斯基先后与艾伦?德肖维茨和米歇尔?福柯等人进行过激烈论战，齐泽克则曾与大卫·霍洛维茨和恩斯特·拉克劳等人展开唇枪舌剑。然而，他们二人直到最近才以对方为攻击目标。这两位激进思想家论战的焦点何在？且不说自我意识，事实上什么利害攸关？而更重要的是，对身处左翼阵营的我们来说，假如支持任一方都意味着一次自我损耗，而我们可把精力放在更有用的方面，如某种进行中的政治进展、无休止的资本主义危机、全球监视丑闻、无人机暗杀计划、反举报者之战，以及政变、革命和反革命等，那何必还要如此自扰呢？的确，假如乔姆斯基-齐泽克之争只是把焦点从此类可怕现实中转移开，那也许最好别把它放在心上。
但我是他们的仰慕者，所以并不打算这么做。我认为，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参与这一白热化的交锋并非不可能，应该避免流血太多，要努力站在对方立场，认识到这一看起来敌对的知性论争其实可以互为补充。在对论争加以概括并对两人的立场进行批判性分析之后，接下来我将转向一种真实情景，即对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简短讨论，来考察上述两位思想家对我们评估现实政治究竟有何贡献。在我看来，不应该对任何一方亦步亦趋，而要弥合他们显在的分歧，并且尽力避免因同类相食而受到损伤。在乔姆斯基和齐泽克这一给定选择之间，我们的回答是清楚而响亮的：“是的，请吧!"
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战起因于2012年底对乔姆斯基的一次访谈，部分内容在2013年6月被转贴到YouTube网站。在访谈中，有人问乔姆斯基如何评价德里达、拉康和齐泽克等理论家。他直言不讳地讥讽道，他们著作中所展示的只是空洞的姿态、对流行文体的炫耀，以及与硬科学之类更“正经”学科的“实证性命题”相悖的研究方法。乔姆斯基特别指出，齐泽克是这一倾向的“一个极端代表”，对于齐氏著作，他甚至都怀疑能否被当成著作看待。
乔姆斯基这番评论迅速蔓延开来，并且在各种社会媒体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一周之后，另一段视频在YouTube上出现，该视频取自齐泽克在伦敦进行的一次问答式对谈。在承认对乔姆斯基的“深切敬意”后，齐泽克批评乔氏在政治学分析中使用实证方法，其言辞甚至激烈到这种程度，他开玩笑般地宣称乔姆斯基这种“常犯经验主义错误者实在难找”。接着还翻出乔姆斯基的陈年旧账，提到他关于红色高棉的有争议的论述，并宣称这表明枯燥的实证分析将不可避免地错失目标。所以说，齐泽克对乔姆斯基的主要指责即在于他在意识形态功能面前过分清高。
紧随其后，乔姆斯基和齐泽克各自向对方发公开信叫板，并在信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详细说明。在题为《幻想》的这封信中，乔姆斯基坚决否认在关于柬埔寨的论著中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声称“很髙兴看到它马上就能再版”。他更进一步指出，齐泽克兜售这些指控，只是在重复宣传性的美国官方论调，重点被放在美国反对者的“值得帮助的受害者”，而忽视美国盟友的“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如东帝汶事件)。他反对齐泽克说他的著作忽视意识形态这一指控，还反复重申，自己不仅承认意识形态，而且还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了戳穿意识形态谎言的事业方面。
反过来，齐泽克则试图对有关柬埔寨的评论加以澄清，他声称自己并没有 , 把乔姆斯基抹黑成种族屠杀支持者的意图。为了反驳乔姆斯基对他的指控，认为只关注“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是很成问题的，齐泽克从著作中指出多个例证，以表明自己对东帝汶的“不值得关注的受害者”其实也做过讨论。回到对乔姆斯基的攻击方面，齐泽克断言乔氏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并没有真正理解。认为他未能意识到自身立场的意识形态背景。换句话说，在齐泽克看来，乔姆斯基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没有做到像“值得的”与“不值得的”受害者间的区分那样分明，后者是立足冰冷、僵硬的事实所做出的客观分析。与此相反，甚至在似乎客观的分析中，源自其背景的未被注意到的大量偏见、各种假设与加工程序也一贯存在着。
这一论争的关注者似乎常常陷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要么宣称支持乔姆斯基并把齐泽克斥责为伪理智之源 (a fountain of pseudo-intellectual dribble), 要么把齐泽克当成优胜者并宣称乔姆斯基应该愿赌服输。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把两位思想家削减成毫无创造性的漫画式人物，并认为事实对乔姆斯基来说就是全部、而对齐泽克则一无所是。他们谁也不会同意对自己的立场做这种庸俗化的描绘，不过从这场论战中确实可以看出区分两人知识规划的几条清晰界线。对乔姆斯基来说，至少其政治学著作在驾轻就熟地运用实证性数据和对事实的全方位掌握方面能对对手形成有力的攻击。而更能引起齐泽克兴趣的是，人们在影响其认知世界方式的象征律法和规则下如何对这些事实加以理解。因此，如果说乔姆斯基所强调的是事实本身，那么齐泽克的主要关切则在于影响对事实进行解释的意识形态框架。
重要的是，这两种态度并非像表面见的那样截然对立、格格不人。二者彼此间不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关系，而只是各自处在一个不同的维度而已。乔姆斯基和齐泽克在论战中所探讨的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抽象化程度不同，但我认为，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对政治斗争而言都是重要而迫切的，乔姆斯基运用事实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政治异议人士的崇高声望。他的著作代表着实证数据这一强大武器。而齐泽克无疑对意识形态有着清醒认识，他始终对它加以猛烈批判，政府的虚假宣传、媒体的各类偏见以及伪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皆属此列。乔姆斯基认为，意识形态遮蔽了社会非正义的事实。在意识形态的伪饰之下，非自由变成了自由、战争被当作和平、帝国主义则成了人道主义，如此等等。尽管乔姆斯基当然不应被混淆成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意识形态方法与虚假意识这一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倒非常相似，该观点认为，人们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宣传欺骗，要认清世界本来面目就必须从这种麻痹状态中苏醒过来。正如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一书的接近开头部分所言，“民主社会公民要展开智识性自卫以使自身免受摆布和操控。”他的观点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世界被划分为事实领域和虚构领域两部分。在此，我们只需回忆一下乔姆斯基著作对媒体研究中有影响力的宣传模式——奥威尔式新语的大量论述就够了，或者更晚近些有关茶党抗议者的论述，在他看来，这些人 “被训导得对政府既仇恨又恐惧”。他以此确立自己外在于意识形态的立场。
乔姆斯基攻击对手意识形态性的方法是运用无穷尽的事实和非事实，并提供数据来证明宣传的虚假性质。这一类著作确实非常重要，但鲜有与这些事实有关的新颖观点，这一方法并非总能满足需要。原因在于他不重视甚至忽略他自身的意识形态预设，错误地认为事实本身就能戳穿与之对立的观点。所以尽管他一贯坚持事实，但冷漠、僵化的事实本身并不能确保其政治学阐释的正确性。星星可能会发光，但它们的光并不能自动带来众多星座的光亮。有必要指出，第一个对乔姆斯基进行如此批评的理论家并不是齐泽克。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为乔氏《致命三角关系》所写的书评中所指出的，“不容否认乔姆斯基提供了大量事实……但其著作在对自身前提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方面仍显得很不够。”
乔姆斯基依据事实说话，而齐泽克则关切解释事实的意识形态框架。必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齐泽克那里事实毫不重要，而是说事实不是其思考的重点。出于这一原因，齐泽克的批评者经常由于事实错误而对他加以贬低。尽管出现任何实证数据错误都无疑令人遗憾，但齐泽克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事实有无方面。对他和另外一些理论家来说，事实从不能为自己代言，它们总是已经被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力量所过滤和调节。假如乔姆斯基意在指出我们要用事实向虚构宣战，那么齐泽克则反对在两者间进行明晰的区分。其目的不是摆脱一切意识形态控制，而是要指明其裂缝和失败点，正是这些例外证明了意识形态主张的欺骗性。
因此，在红色高棉这个主题上，乔姆斯基轻松地显得比齐泽克技髙一筹也并不奇怪。实证数据领域本就是乔姆斯基的看家地盘，而齐泽克敢于发起挑战，其笨拙在此一览无余。就此而言，齐泽克声称乔姆斯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就只不过是愚蠢的挑衅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局面何以迅速反转？齐泽克的批评者却未能认识到。的确，对任何熟悉齐泽克著作，或者更宽泛些，对熟悉欧陆哲学话语和文化理论的读者来说，乔姆斯基一旦谈论意识形态，其言辞就一下子变得格外笨拙和幼稚。因此，当齐泽克指出乔姆斯基讨论的问题比自己所讨论的远为宽泛，他无疑是正确的。正如他所言，“我们的争执……无非是所谓欧陆哲学与盘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传统之间无休止对抗的延续。”
因此，乔姆斯基与齐泽克的论战远非那么简单。问题并非在于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而是说这反映出两位思想家在不同层面的运思。乔姆斯基的著作代表着事实层面的最高水准，齐泽克在理论层面则无疑有着更大影响。毋庸置疑，在当今政治学写作领域，乔姆斯基无疑仍位居最敏锐的观察家之列，而且说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大多数都直接站在他肩膀之上，应该是毫不夸张。然而，由于他对意识形态运行背景的认识不尽正确，他有陷人自己所设陷阱的风险，可能犯下与遭受他攻击的对手同样的错误。齐泽克所面临的危险则明显不同。他的著作忽视事实，这就有陷人乔姆斯基所指责的空洞姿态的风险。然而，一旦立基于坚实的经验事实，齐泽克的理论探索显得真正灵感迭出发人深省。这就解释了他的著作为何能广为接受，从纽约的祖克蒂公园到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的人们无不为之狂热。以此来看，他们两位并非必定水火不容。且不管争执带来的一切骚动，两人的知性规划甚至能够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携手合作。
为了更好地证明乔姆斯基和齐泽克如何能把口角置之一旁而彼此相得益彰，接下来我转向对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讨论，此事应该说大家已早就了解：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持续发酵的传奇故事，他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实践的揭露。斯诺登泄密事件已经改变了相关讨论的整体框架，因此其影响绝不亚于一场大地震。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有关评估新的实证数据在当下之重要程度的事实。把此类事实传向公共空间已激起政府方面的强烈反弹。我们只需回忆斯诺登对信息的披露是如何迅速暴露出国安局长詹姆斯·克莱珀尔早先向国会撒谎的就够了。因此，《卫报》的格莱恩·格林沃尔德及其编辑选择逐步刊发斯诺登对真相的揭露其实是很明智的，这避免了使消息一下成为过时的新闻。
然而对事情的讲述发生了迅速转变。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权力能够迅速调动新信息以平息事端。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最初颠覆性的事物能被“现状当成其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迅速消化掉”。因此，政府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阻止斯诺登言论中的实证性内容。他们更愿意把这些内容以反恐之名加以合理化。斗争场域就以这种方式滑向了另一个维度，从事实争议这一领域转向了争议如何对事实进行解释的领域。
关于最近发生的国安局监视丑闻，乔姆斯基和齐泽克提供的分析方法迥然不同，但对左翼理论界展开批判均大有裨益。乔姆斯基很清楚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直面最新披露的被监视状态，乔姆斯基将会致力于深挖大量数据，把政客们的言行不一行为一一罗列，曝光他们在关于自由的堂皇说辞背后种种见不得人的行为，以揭示他们彻底的伪善嘴脸。在此类论证方面乔姆斯基确实堪称大师，在《霸权抑或幸存》 —书中，他拿布什政府官员的民主言论和反民主的行为进行了出色的对比分析。或许他还会证明国安局监视事件绝非历史上偶然的失常行为，而是美国过去一贯政策的延续，这当中包括最臭名昭著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早期美国联邦调査局的反情报工作计划。
不过，齐泽克可能会用多种方式对此展开分析。为了表明对国安局监视事件感到义愤填膺其实有可能是一种不作为，有可能会充当重要的政治斗争的替代品，他将会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正如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第一章中所做的精彩论证那样。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们还是会这样做；我们很清楚自己正受到政府的监视，但我们仍然会（通过投票等行为）支持它。齐泽克可能还会论证，监视实践作为一种主体化（subjectivisation)的方法为何终究失败，有托马斯·德雷克、布莱德利·曼宁、爱德华·斯诺登以及将来步其后尘的泄密者，这一现象本身即已证明，监视的技术手段和安全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确保其意欲控制的人们完全参与其中。正如齐泽克所反复强调的，主体化是失败的。
更重要的是，乔姆斯基和齐泽克的分析方法都是正确的。二者均富有成效， 并且为我们进一步的反思和思考扫清了道路。诚然，政治斗争从来都不仅仅存在于一个领域，也不仅仅具有单个层面。毋宁说，它们总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具有多重维度。因此，在乔姆斯基或齐泽克两人中否认任何一方的重要贡献都无异于进行自残，无异于割断鼻子害自己的脸。既存的权力结构不可能只在一个层面展开控制，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么做。所以要直面这些权力结构，我们必须采取多种策略。于是乎，乔姆斯基敏锐的政治学分析和齐泽克对意识形态功能富有创造性的探寻可能都大有裨益。因此，二人的论战就不再成其为论战，在两者间选其一，也就成了虚假选择。既然二者兼得并不难，我们为何还要仅选其一呢？ （欧阳灿灿译）
（作者单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译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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