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工程”是我们党实施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建设工程。自2004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该工程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老领导，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前几天与您通电话时，您谈到工程咨询委员会10年共召开了102次会议，您参加了90多次，是参加最多的委员之一。请您从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谈谈工程的意义。
邢贲思：这个工程是十六大以后启动的，经过10多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在宣传思想领域的一项基本工程，用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来讲是一项标志性工程。
我们党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毛主席在革命年代就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两个杆子嘛，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把“笔杆子”提到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后来的几代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要“两手抓”，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习近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指示当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的事业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方向明、路子正，就不会犯一些重大的历史性错误。“马工程”就是我们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一项创新工程。过去我们抓理论工作、抓宣传思想工作，没有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动员全国这么多的力量，挖掘这么多的资源，形成一支千军万马的宏大的理论队伍，这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大，参加这项工作一方面感觉到是党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另一方面感觉到是一种责任担当，担子很重，大家都兢兢业业，尽管年龄都比较大了，都还是把它作为党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尽心尽力地完成。
记者：从“马工程”一开始，就有人在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是否需要以“工程”的形式来进行，因为理论的推进和创新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邢贲思：1962年我在《红旗》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主要是讲研究工作的特点。我认为，研究工作当然主要靠个人去探索，在实践的基础上去总结。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对于一些重大题目、重大课题的研究，有时候个人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我也参与了“哲学卷”的编写，光这一卷就动员了300多位哲学界的知名专家。整个《中国大百科全书》有72个领域，72个大的方面，你们算算动员了多少专家？文化领域也是一样，要攻克一些重大项目，还是要靠集体的力量。
从“马工程”的10年来看，我认为工程就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很有力抓手，因为通过工程这种形式，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去研究，就容易出有分量的东西。过去社科规划也搞过，什么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但只管规划不行，还要通过一些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人才组织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资源真正利用起来。所以我说工程是一个创新。我觉得叫“工程”很形象，我把它比喻成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三峡工程”，是一个战略性的、骨干性的、关键性的工程。当然，在集体研究、集体项目当中，个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集体项目同样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马工程”的每一本教材都是集体创作，但是每一位首席专家也好，主要成员也好，都在编写重点教材过程当中，发挥了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马工程”有两个身份，一是咨询委员会委员，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首席专家。记得去年我们约您写稿时，您患白内障，那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定稿阶段，您忙得连去医院做手术的时间都没有。最近眼睛好些了吗？您能不能谈谈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情况和体会？
邢贲思：手术一直没做，总是有事，我也不愿意去医院。眼睛好些了，但看书时间一长就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我在担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以后，学校委托我的一项任务。这个教材的编写团队是由清华、人大、北大、南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2009年启动，花了4年多的工夫完成，现在已正式出版，42万字。
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是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本书并不好写，里面有很多难点，比如斯大林主持苏联工作的这段怎么评价，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30年，等等。我反复思考，与团队的各位专家也多次沟通，大家取得共识，觉得要编好这个教材，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个是历史性与理论性的关系。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带有思想史、理论史的特点，所以它既是一个历史性学科，又是一个理论性学科，必须是这两个的有机结合。能否把握好这个关系，是检验这本书成败的一个关键。第二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跟工人运动实践的发展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所以这个关系要处理好，既不能把它写成一部工人运动史，又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单纯理论的发展史。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各国国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定要把它跟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形成的，德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后来传播到了俄国，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后来又传到了中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就很重要。第四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重点还是要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它的起始、发展到现在的最新成果，要把这条线理清楚。这里有两个难点：一个是马列跟中国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两个难点解决好了，才能使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正确认识。
记者：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更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任何重要的理论成果、思想成果，都是从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起步的，也都是在深入研究问题和科学回答问题中形成的。“马工程”一直以问题为导向。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是仍然要以问题为导向？您认为当前需要研究哪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邢贲思：问得好！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马工程10年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工程并不能“停工”、“结项”，它需要继续实施下去。除了要把高校的教材建立起来，继续搞好，还要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来研究探讨，还需要深化。第一个问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提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是要有所作为的，怎么有所作为？怎么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对非公经济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现在还刚刚开始放开，如果将来越来越放开以后，更多的领域让非公经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怎么把握，怎么保证它的主导地位？我是支持放开的，但放开之后，的确需要解决这个主导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分配问题。当前社会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分配问题是一个老大难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群众不答应。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加强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怎样加强法治国家建设，怎样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西方的那一套我们要坚决抵制，但是权力的监督、制衡问题还是要解决。没有监督，势必产生腐败。第五个问题，是文化发展问题。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关键是要提高质量。现在打开电视，内容似乎很丰富，但真正的精品力作太少了。必须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同时，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等，都需要研究。
其次是当前一些比较流行的思潮也要加强研究，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普世价值等。
当前有一种很奇怪的观点，就是爱国主义都不能讲。有的“历史虚无主义”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提出国家的利益不能超过个人的利益，如果有外敌入侵，宁可放弃国家也要“保护”人的生命、利益。按照这个说法，抗日战争就不应该打，打要牺牲很多人，还不如不打，还不如跟他讲和平，甚至投降。这种观念很可怕。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把道理讲清楚，讲清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现在有人讲民主，不区分什么性质的民主，好像真有一种“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这样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是不存在的，对此列宁早已 讲过。资产阶级民主里确实有虚伪的东西，你看美国那个参政两院、两党，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老百姓，为一些问题喋喋不休吵个没完没了，不惜以政府关门为代价。你说他们为了谁？我看还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民主在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澄清一些错误认识。
再就是“普世价值”的问题。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是学术问题；是否把西方的价值强加于我们，这是个政治问题，把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强加于我们，说成是“普世价值”，这是不正确的。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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