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著：黄金译者的成就之道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促进了学术交流的发展。翻译在学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在学术翻译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质量问题也随之凸显。
心怀敬畏做翻译
造成翻译质量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既重要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对翻译工作的敬畏心情。没有敬畏之心，就会导致翻译工作中的随意性，甚至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不管什么题材的文章和著作，似乎无需专门和广博的知识，无须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只要懂得点外文就能够翻译。这种误解的直接结果便是翻译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质量却难以同步提高。在一个什么都求快的大环境下，“十年磨一剑”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常被忽视，老翻译家们那种“朝译夕改、孜孜数年以求”的态度已不常见。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翻译易，只有搞过翻译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因为“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在语言研究所工作，边做研究边办《国外语言学》。那时复刊不久，我们确定了翻译为主的办刊方针。吕先生与我们一起确定选题和译者，他还提出建议，不管译者是谁，凡决定录用的，每篇译文务必有人逐句对照原文进行核校。我们一些人当时觉得必要性不大，因为约请的译者大多是学养深厚、外文又好的学者，有的还在国外留学多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先生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对照原文核校的过程中，确实向老专家学到了许多翻译技巧，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商量修改译文的过程，同样使我们深受教育。
老先生们态度非常诚恳，绝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那时候稿费和编辑费都少得可怜，但大家从不计较。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编辑部能够坚持对照外文逐词逐句进行核校，但我确信这是减少翻译中的随意性和规避疏漏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希望有关行政部门在翻译和审校的报酬方面能够有一些特殊政策。
左顾右盼防失误
对一个非本族语使用者而言，可以说外语处处充满了“陷阱”。恩格斯对《科隆日报》派驻伦敦记者的翻译的批评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后者长期在伦敦生活，他在向德国读者报道牛津大学几个学生划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消息时，把英语成语catch a crab（划船时由于桨入水过深或过浅而未划好）译为“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犯了一个“荒唐的粗暴的错误”。
如果说语言知识方面的缺陷常常是造成某些失误的导因，那么主观随意性和想当然就会加剧这些失误的形成。比如，The comedian amused the crowd with his one-liners 被译成了“喜剧演员用一只袖子（注：应为“俏皮话”）把人群逗乐了”。这里，liner只有“衬里”的意思，并非“袖子”（sleeve），此其一。且不论liner理解有误，即使从词形上看，带连字符的one-liners是个复合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可能是“一只袖子”？此其二。即使不知one-liners的确切含义，只要查一下词典就能解决问题。出这种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责任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见到很多，如把industrial relations望文生义地译为“工业关系”（应为“劳资关系”）；还有把He is absent in Shanghai误译为“他不在上海”（应为“他外出了，现在上海”）。翻译中不看语境，不注意区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往往也可能导致错误。如同一个to table a proposal在英式英语中指“把议案付诸讨论”，而在美式英语中则恰恰相反，指的是“把议案搁置起来，暂缓讨论”。在翻译中，每向前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左顾右盼，谨防陷阱。
当然，也有一些句子，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对作者的真实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如Traffic jams are caused by slow lorries and buses carrying heavy loads，因为句中的slow既可只修饰lorries一个词，也可修饰lorries和buses两个词；而carrying也是既可修饰buses一个词，也可修饰buses和lorries两个词，这样就会有几种可能的译法。这种“永远的歧义句”不在少数，翻译时也只好加注释说明了。
经年累月读原著
中译外是文化和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除了国外的汉学家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这是一项比外译中更困难的工作。我总的感觉是，译得好的不少，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不在少数，其中中式英语的表达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老一辈语言学家告诉过我们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量阅读原著，尤其是名著。许国璋先生还希望年轻学人能多读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当代文献中，他建议我们常抽时间翻翻The Economist和Reader’s Digest。这些都是老一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值得重视。
“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工作者的价值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据说那个9世纪的‘翻译之王’、阿拉伯学者侯乃尼·伊本·伊斯哈格的薪金就是这样计算的……他受之无愧，因为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圣经·旧约》和盖伦的几乎全部科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古叙利亚文。”国际知名的阿尔泰语学者、对翻译理论颇有建树的丹尼斯·西诺尔曾这样说。可以说，优秀译者的价值，正在于他们担负起了对社会、对读者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网络编辑：张剑
心怀敬畏做翻译
造成翻译质量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既重要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对翻译工作的敬畏心情。没有敬畏之心，就会导致翻译工作中的随意性，甚至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不管什么题材的文章和著作，似乎无需专门和广博的知识，无须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只要懂得点外文就能够翻译。这种误解的直接结果便是翻译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质量却难以同步提高。在一个什么都求快的大环境下，“十年磨一剑”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常被忽视，老翻译家们那种“朝译夕改、孜孜数年以求”的态度已不常见。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翻译易，只有搞过翻译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因为“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在语言研究所工作，边做研究边办《国外语言学》。那时复刊不久，我们确定了翻译为主的办刊方针。吕先生与我们一起确定选题和译者，他还提出建议，不管译者是谁，凡决定录用的，每篇译文务必有人逐句对照原文进行核校。我们一些人当时觉得必要性不大，因为约请的译者大多是学养深厚、外文又好的学者，有的还在国外留学多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先生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对照原文核校的过程中，确实向老专家学到了许多翻译技巧，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商量修改译文的过程，同样使我们深受教育。
老先生们态度非常诚恳，绝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那时候稿费和编辑费都少得可怜，但大家从不计较。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编辑部能够坚持对照外文逐词逐句进行核校，但我确信这是减少翻译中的随意性和规避疏漏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希望有关行政部门在翻译和审校的报酬方面能够有一些特殊政策。
左顾右盼防失误
对一个非本族语使用者而言，可以说外语处处充满了“陷阱”。恩格斯对《科隆日报》派驻伦敦记者的翻译的批评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后者长期在伦敦生活，他在向德国读者报道牛津大学几个学生划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消息时，把英语成语catch a crab（划船时由于桨入水过深或过浅而未划好）译为“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犯了一个“荒唐的粗暴的错误”。
如果说语言知识方面的缺陷常常是造成某些失误的导因，那么主观随意性和想当然就会加剧这些失误的形成。比如，The comedian amused the crowd with his one-liners 被译成了“喜剧演员用一只袖子（注：应为“俏皮话”）把人群逗乐了”。这里，liner只有“衬里”的意思，并非“袖子”（sleeve），此其一。且不论liner理解有误，即使从词形上看，带连字符的one-liners是个复合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可能是“一只袖子”？此其二。即使不知one-liners的确切含义，只要查一下词典就能解决问题。出这种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责任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见到很多，如把industrial relations望文生义地译为“工业关系”（应为“劳资关系”）；还有把He is absent in Shanghai误译为“他不在上海”（应为“他外出了，现在上海”）。翻译中不看语境，不注意区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往往也可能导致错误。如同一个to table a proposal在英式英语中指“把议案付诸讨论”，而在美式英语中则恰恰相反，指的是“把议案搁置起来，暂缓讨论”。在翻译中，每向前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左顾右盼，谨防陷阱。
当然，也有一些句子，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对作者的真实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如Traffic jams are caused by slow lorries and buses carrying heavy loads，因为句中的slow既可只修饰lorries一个词，也可修饰lorries和buses两个词；而carrying也是既可修饰buses一个词，也可修饰buses和lorries两个词，这样就会有几种可能的译法。这种“永远的歧义句”不在少数，翻译时也只好加注释说明了。
经年累月读原著
中译外是文化和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除了国外的汉学家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这是一项比外译中更困难的工作。我总的感觉是，译得好的不少，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不在少数，其中中式英语的表达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老一辈语言学家告诉过我们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量阅读原著，尤其是名著。许国璋先生还希望年轻学人能多读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当代文献中，他建议我们常抽时间翻翻The Economist和Reader’s Digest。这些都是老一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值得重视。
“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工作者的价值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据说那个9世纪的‘翻译之王’、阿拉伯学者侯乃尼·伊本·伊斯哈格的薪金就是这样计算的……他受之无愧，因为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圣经·旧约》和盖伦的几乎全部科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古叙利亚文。”国际知名的阿尔泰语学者、对翻译理论颇有建树的丹尼斯·西诺尔曾这样说。可以说，优秀译者的价值，正在于他们担负起了对社会、对读者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3-11-03 2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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