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
本刊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文化改革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必将有力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当前，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活动正在不断深入。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有哪些体会？
方克立：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清醒地把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缜密的制度设计，有步骤地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自立自强之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责任担当精神，适时地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鼓舞人心的口号。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这个重要文件，我的学习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带动整个民族文化自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走上伟大复兴之途的关键。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故能深刻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的历史走向，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文化的历史进步而奋斗，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本刊记者：您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
方克立：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彰显文化自觉。回顾9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结合学习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我认为《决定》表现出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高度文化自觉，具体包括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综合创新的能力、积极探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道路等四个方面。
本刊记者：我们党是怎样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
方克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贯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做出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的重要决策，说明其文化自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由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与党的价值目标的高度一致性所决定的。
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一直以思想文化的新觉醒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到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都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自己鲜明的文化纲领、目标、政策和口号，引领中国现当代文化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和解决了我们的文艺、文化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做出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P34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过曲折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文化自觉，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国内外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我们党更加意识到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分别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途径，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本质、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到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稳健地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事业，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有力保证。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作出的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宣言和纲领。这篇高瞻远瞩、坚强有力的文化宣言，这个目标宏伟、措施具体的文化纲领，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的地位认识、规律把握和责任担当上的自觉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决定》对当前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客观形势方面来说，突出地表现在四个“越来越”上，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主观决策方面来说，《决定》提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地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这种文化自觉是党做出新的战略决策的认识前提和基础。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几代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落后，过上富裕、文明、人格全面自由发展的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它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又努力满足他们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对我们党履行执政兴国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党的价值目标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本刊记者：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怎样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呢？
方克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创造，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生动体现。它在凝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方面将起到其他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思想，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项基本内容。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到了“兴国之魂”的显著地位，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并对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等四项基本内容做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工程来抓。这对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起到了动员令的作用。
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我们党抓文化价值观念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它与某个行业的共同价值观或某个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但却能对行业、个人的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精神旗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特点提出来的，但是也包含了人类历史对平等、均富的“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期待。这显然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是人类价值学说史上没有先例的最进步、最科学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是我们党为实现最高理想而确定的现阶段奋斗目标，体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这些体现了真、善、美价值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都整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人心，自然具有其他价值体系不可比拟的强大精神力量。
《决定》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要求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这里讲了一个“魂”与“体”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魂”，只有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和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承载与传播，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功能和教育功能，因此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的文化载体如果失去了精神价值的支撑，也只能变成毫无生命力的空洞无物的形式。所以，“魂”与“体”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只有强“魂”健“体”，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自从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组织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时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又如，为了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自觉划清“四个界限”，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作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标准，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各项措施，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这项主体工程搞好，是我们必须始终抓紧、不能松懈的一项长期任务。
本刊记者：我们党在文化上的综合创新能力是指什么，它是怎样表现我们党的文化自觉的？
方克立：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是我们党固有的宝贵文化资源，是其从创立走到今天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强基固本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党才具有丰厚、坚实的文化内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
领导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复兴，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精神，而且自身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和综合创新的能力。
我们党自身固有的优质文化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直滋养、哺育着党的成长，从中获得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和取之不竭、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也一直把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早就向全党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母体，必须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承创新的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我们党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用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是90年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传统，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再生再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我们不断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我们讲“老祖宗”不能丢，就是上述宝贵文化资源一个也不能丢，不能忘本，不能割断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文化的精神血脉。《决定》在制定今后文化改革发展战略时，非常清楚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对自己固有的优质文化资源十分珍惜并充满敬意，就如何传承和弘扬做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决定》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措施的论述十分具体，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决定》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与普及弘扬并重，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强调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革命文化，《决定》也提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等具体措施。这些强基固本工程对于保证文化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珍惜保存和弘扬强化我们固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之同时，《决定》还提出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来对待外来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原则，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推动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丰富发展，走向繁荣兴盛。开放包容的胸怀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交融、交锋中具有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既来自于自身的深厚底蕴，也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这里有一个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而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中国文化的今天与昨天、前天是连接在一起的。前天、昨天、今天生生不息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主体文化（或者说母体文化），它是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外来文化来说也是接受主体。《决定》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明确肯定了它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之“魂”的地位。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都可以作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和思想资源上的“马魂、中体、西用”格局，其特点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两者都是强基固本工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具有吞吐百家、综合创新的气概和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建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本刊记者：我们知道，“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您提出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论断。您能结合学习《决定》，展开谈谈这一问题吗？
方克立：中国人一贯重视文化的体用问题，历史上就有“器体道用”和“道体器用”之辨，近代以来又有“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体用范畴的本义是指有形质的物质实体、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讲的“本体”（“第一本体”）与“数量”、“性质”等九范畴的关系十分类似。除此之外，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还有多重涵义，哲学家们也经常从本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来谈体用，故有“内体、外用”之说。
宋代哲学家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区分文化之体用的。他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体”是指封建文化中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具体实践，即“举而措之天下”的应事之方术。这种说法被看作是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经典表述。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以体用区分内在的精神原则与外在的应事方术的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劝学篇》），企图借助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用”，来卫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之“体”。这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西体中用”论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对体用范畴的涵义做了完全不同的界定，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体西用论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认为科技是用而不是体，其实科技恰恰是体”。在他们看来，中国必然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化源于西方，所以这是一条将“西体”运用于中国的道路。
90多年前，一种新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就不再是中西对峙而是中、西、马三者对立互动了。由于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不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局面。“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文化观都不能解决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在长期论争交锋中，一种新的文化观即“马魂、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突破“体、用”二元传统思维模式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形成“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在于把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马魂、中体、西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这是最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一种文化观。
我们高兴地看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决定》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决定》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这就充分肯定和格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决定》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文化（“我”）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有益文化之“用”的地位、“他山之石”地位。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谓一目了然。
《决定》除了从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的角度涉及“马魂、中体、西用”的定位之外，还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魂”、“体”、“用”三者关系问题，即以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以承载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各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和传播手段为“体”，结合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强“魂”健“体”的具体措施，强调只有处理好“魂”与“体”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完成当代中国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识形态使命，才能有效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精神支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才能发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作用。这是对“强魂健体才能成大用”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生动说明。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我们是在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在与各种文化主张的长期争论中，才逐渐形成“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和“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等规律性认识的。从古代“内体外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再到我们今天对文化之“魂、体、用”辩证关系的认识，反映人们的文化理念是不断发展更新和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自己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不断开辟认识文化的新视野，达到对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和作用功能的科学认识。《决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阐明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辩证法的典范。它不仅对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指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
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宣传文化领域各项事业的改革、繁荣和发展。正如您说的，它是我们党强“魂”健“体”、高度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
方克立：我们党在十六大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文化改革发展之路。这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
在文化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形成“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十年来付诸实践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大幅度增加，多项文化惠民工程惠及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证，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一大批过去吃皇粮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为工商登记注册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并成为好手，释放了文化生产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实践证明“两手抓”、“两加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但开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而且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实践给我们启发最大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弘扬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不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占有了较大的文化市场份额，而且加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这就真正达到了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
《决定》以很大篇幅分别论述了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它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即“两手抓”的问题，力图巩固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加自觉地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办事。文件强调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体现了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的精神，是真正的文化惠民工程。文件强调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这一切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繁荣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并在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惠民性质十分明显，为什么说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多样化需求、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文化产品的两重属性、两种效益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问题。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由国家包下来的时代，我们比较重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而不太重视其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这样才会出现我国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德国某集团一家的年收入，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加拿大一个著名马戏团的尴尬局面。有13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化消费大国，事实上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从其文化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来看，还远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在文化产品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十年探索实践，上述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关键是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需求有了更明确的区分，形成了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这一认识转变，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的文化产业已出现健康向上、迅速发展的势头。比如“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都比“十五”期间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文化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也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文化作为价值形态的东西，它的力量决不只表现为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而更在于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精神力量。所以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防止另一种片面性，就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迎合低级趣味，误导和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决定》强调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所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放在首位，把这个“魂”融入各种文化产品中去，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就是要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针，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的全过程中贯彻人民至上的原则，要让人民群众觉得好看、受益、愿意花钱买你的产品并且买得起，他们在得到真、善、美的享受之同时，文化产业的出版码洋、票房价值等等也上去了。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效果。
本刊记者：确实，通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有力地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您认为《决定》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方克立：《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有两个重点或者说两大亮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这个理论新概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二是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二分”的思路，分类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显然，前者的着力点在增强文化价值软实力，后者包含增强文化经济硬实力的内容，但不仅限于此，文化经济需要文化价值的支撑，而且还包括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等内容。这两大亮点都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发展、新贡献。二者在内容上又是密切联系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撑、互相辉映，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现实道路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我们注意到，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这两大亮点、两大理论创新，都是在新世纪十年提出来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它说明我们党的这一代领导人政治上坚定成熟，文化上高度自觉，理论上富有创造创新精神，有能力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地推向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多次讲文化自觉问题。他最典型的表述是：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思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2年12月召开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二次会议即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与会学者都高度认同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此后即广泛传扬并日益深入人心。费老是从个人的文化反思讲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出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更大贡献。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总是有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有所觉悟，然后带动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共同团结奋斗。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以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为己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远的不说，前面提到过的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化自觉的产物。文化自觉是我们党始终具有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党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对文化自觉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连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6、17期的云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就是一篇代表作。《决定》把这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之路开拓得更加宽广，考虑得更加周全，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我们相信，这个目标明确且具有很强操作性的重要文件，一定会产生精神变物质的巨大力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一定能从文化大国变成让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P24)
本刊记者：通过您的解读，我们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对《决定》怎样充分体现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有了深入了解和把握，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谢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网络编辑：张剑
方克立：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清醒地把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大势，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缜密的制度设计，有步骤地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自立自强之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责任担当精神，适时地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鼓舞人心的口号。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这个重要文件，我的学习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带动整个民族文化自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走上伟大复兴之途的关键。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故能深刻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的历史走向，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文化的历史进步而奋斗，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本刊记者：您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
方克立：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彰显文化自觉。回顾9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结合学习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我认为《决定》表现出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高度文化自觉，具体包括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综合创新的能力、积极探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道路等四个方面。
本刊记者：我们党是怎样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
方克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贯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做出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的重要决策，说明其文化自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由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与党的价值目标的高度一致性所决定的。
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一直以思想文化的新觉醒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到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都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自己鲜明的文化纲领、目标、政策和口号，引领中国现当代文化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和解决了我们的文艺、文化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做出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P34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过曲折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文化自觉，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国内外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我们党更加意识到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分别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途径，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本质、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到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稳健地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事业，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有力保证。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作出的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宣言和纲领。这篇高瞻远瞩、坚强有力的文化宣言，这个目标宏伟、措施具体的文化纲领，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的地位认识、规律把握和责任担当上的自觉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决定》对当前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客观形势方面来说，突出地表现在四个“越来越”上，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主观决策方面来说，《决定》提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地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这种文化自觉是党做出新的战略决策的认识前提和基础。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几代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落后，过上富裕、文明、人格全面自由发展的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它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又努力满足他们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对我们党履行执政兴国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党的价值目标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本刊记者：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怎样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呢？
方克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创造，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生动体现。它在凝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方面将起到其他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思想，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项基本内容。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到了“兴国之魂”的显著地位，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并对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等四项基本内容做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工程来抓。这对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起到了动员令的作用。
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我们党抓文化价值观念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它与某个行业的共同价值观或某个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但却能对行业、个人的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精神旗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特点提出来的，但是也包含了人类历史对平等、均富的“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价值期待。这显然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是人类价值学说史上没有先例的最进步、最科学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是我们党为实现最高理想而确定的现阶段奋斗目标，体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这些体现了真、善、美价值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都整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人心，自然具有其他价值体系不可比拟的强大精神力量。
《决定》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要求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这里讲了一个“魂”与“体”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魂”，只有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和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承载与传播，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功能和教育功能，因此加强文化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的文化载体如果失去了精神价值的支撑，也只能变成毫无生命力的空洞无物的形式。所以，“魂”与“体”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只有强“魂”健“体”，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自从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来，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组织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时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又如，为了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自觉划清“四个界限”，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作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标准，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各项措施，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这项主体工程搞好，是我们必须始终抓紧、不能松懈的一项长期任务。
本刊记者：我们党在文化上的综合创新能力是指什么，它是怎样表现我们党的文化自觉的？
方克立：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是我们党固有的宝贵文化资源，是其从创立走到今天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强基固本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党才具有丰厚、坚实的文化内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
领导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复兴，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精神，而且自身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和综合创新的能力。
我们党自身固有的优质文化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直滋养、哺育着党的成长，从中获得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和取之不竭、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也一直把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早就向全党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母体，必须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承创新的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我们党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用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是90年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传统，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再生再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我们不断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我们讲“老祖宗”不能丢，就是上述宝贵文化资源一个也不能丢，不能忘本，不能割断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文化的精神血脉。《决定》在制定今后文化改革发展战略时，非常清楚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对自己固有的优质文化资源十分珍惜并充满敬意，就如何传承和弘扬做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决定》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措施的论述十分具体，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决定》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与普及弘扬并重，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强调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革命文化，《决定》也提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等具体措施。这些强基固本工程对于保证文化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珍惜保存和弘扬强化我们固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之同时，《决定》还提出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来对待外来文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原则，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推动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丰富发展，走向繁荣兴盛。开放包容的胸怀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交融、交锋中具有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既来自于自身的深厚底蕴，也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这里有一个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而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中国文化的今天与昨天、前天是连接在一起的。前天、昨天、今天生生不息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主体文化（或者说母体文化），它是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外来文化来说也是接受主体。《决定》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明确肯定了它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之“魂”的地位。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都可以作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和思想资源上的“马魂、中体、西用”格局，其特点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两者都是强基固本工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具有吞吐百家、综合创新的气概和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建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本刊记者：我们知道，“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您提出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论断。您能结合学习《决定》，展开谈谈这一问题吗？
方克立：中国人一贯重视文化的体用问题，历史上就有“器体道用”和“道体器用”之辨，近代以来又有“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体用范畴的本义是指有形质的物质实体、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讲的“本体”（“第一本体”）与“数量”、“性质”等九范畴的关系十分类似。除此之外，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还有多重涵义，哲学家们也经常从本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来谈体用，故有“内体、外用”之说。
宋代哲学家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区分文化之体用的。他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体”是指封建文化中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具体实践，即“举而措之天下”的应事之方术。这种说法被看作是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经典表述。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以体用区分内在的精神原则与外在的应事方术的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劝学篇》），企图借助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用”，来卫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之“体”。这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西体中用”论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对体用范畴的涵义做了完全不同的界定，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体西用论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认为科技是用而不是体，其实科技恰恰是体”。在他们看来，中国必然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化源于西方，所以这是一条将“西体”运用于中国的道路。
90多年前，一种新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就不再是中西对峙而是中、西、马三者对立互动了。由于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不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局面。“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文化观都不能解决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在长期论争交锋中，一种新的文化观即“马魂、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突破“体、用”二元传统思维模式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形成“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在于把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马魂、中体、西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这是最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一种文化观。
我们高兴地看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决定》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决定》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这就充分肯定和格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决定》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文化（“我”）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有益文化之“用”的地位、“他山之石”地位。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谓一目了然。
《决定》除了从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的角度涉及“马魂、中体、西用”的定位之外，还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魂”、“体”、“用”三者关系问题，即以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以承载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各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和传播手段为“体”，结合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强“魂”健“体”的具体措施，强调只有处理好“魂”与“体”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完成当代中国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识形态使命，才能有效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精神支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才能发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作用。这是对“强魂健体才能成大用”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生动说明。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我们是在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在与各种文化主张的长期争论中，才逐渐形成“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和“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等规律性认识的。从古代“内体外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再到我们今天对文化之“魂、体、用”辩证关系的认识，反映人们的文化理念是不断发展更新和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自己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不断开辟认识文化的新视野，达到对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和作用功能的科学认识。《决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阐明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辩证法的典范。它不仅对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指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
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宣传文化领域各项事业的改革、繁荣和发展。正如您说的，它是我们党强“魂”健“体”、高度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
方克立：我们党在十六大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文化改革发展之路。这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
在文化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形成“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十年来付诸实践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大幅度增加，多项文化惠民工程惠及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证，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一大批过去吃皇粮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为工商登记注册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并成为好手，释放了文化生产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实践证明“两手抓”、“两加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但开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而且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实践给我们启发最大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弘扬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不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占有了较大的文化市场份额，而且加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这就真正达到了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
《决定》以很大篇幅分别论述了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它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即“两手抓”的问题，力图巩固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加自觉地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办事。文件强调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体现了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的精神，是真正的文化惠民工程。文件强调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这一切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繁荣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并在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惠民性质十分明显，为什么说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多样化需求、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文化产品的两重属性、两种效益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问题。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由国家包下来的时代，我们比较重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而不太重视其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这样才会出现我国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德国某集团一家的年收入，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加拿大一个著名马戏团的尴尬局面。有13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文化消费大国，事实上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从其文化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来看，还远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在文化产品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十年探索实践，上述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关键是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需求有了更明确的区分，形成了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这一认识转变，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的文化产业已出现健康向上、迅速发展的势头。比如“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都比“十五”期间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文化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也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文化作为价值形态的东西，它的力量决不只表现为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而更在于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精神力量。所以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防止另一种片面性，就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迎合低级趣味，误导和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决定》强调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所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放在首位，把这个“魂”融入各种文化产品中去，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就是要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针，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的全过程中贯彻人民至上的原则，要让人民群众觉得好看、受益、愿意花钱买你的产品并且买得起，他们在得到真、善、美的享受之同时，文化产业的出版码洋、票房价值等等也上去了。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效果。
本刊记者：确实，通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有力地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您认为《决定》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方克立：《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有两个重点或者说两大亮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这个理论新概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二是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二分”的思路，分类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当代中国文化之“体”。显然，前者的着力点在增强文化价值软实力，后者包含增强文化经济硬实力的内容，但不仅限于此，文化经济需要文化价值的支撑，而且还包括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等内容。这两大亮点都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发展、新贡献。二者在内容上又是密切联系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撑、互相辉映，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现实道路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我们注意到，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这两大亮点、两大理论创新，都是在新世纪十年提出来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它说明我们党的这一代领导人政治上坚定成熟，文化上高度自觉，理论上富有创造创新精神，有能力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地推向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多次讲文化自觉问题。他最典型的表述是：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思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2年12月召开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二次会议即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与会学者都高度认同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此后即广泛传扬并日益深入人心。费老是从个人的文化反思讲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出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更大贡献。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总是有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有所觉悟，然后带动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共同团结奋斗。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以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为己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远的不说，前面提到过的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化自觉的产物。文化自觉是我们党始终具有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党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对文化自觉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连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6、17期的云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就是一篇代表作。《决定》把这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之路开拓得更加宽广，考虑得更加周全，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我们相信，这个目标明确且具有很强操作性的重要文件，一定会产生精神变物质的巨大力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一定能从文化大国变成让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P24)
本刊记者：通过您的解读，我们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对《决定》怎样充分体现我们党的高度文化自觉，有了深入了解和把握，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谢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3-11-03 22: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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