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论客观主义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强调在认识和处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时，注重客观因素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但是，这种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在客观主义那里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客观因素有时成为放弃主观努力、消极无为的理由；在先进的社会力量处于弱小与被动时，客观因素甚至成了轻视理论、放弃社会理想和向各种错误倾向及落后势力妥协的借口。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把握客观因素不仅关系到对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更关系到对社会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正确把握。
我们知道，如果只看到客观因素，不能正确把握复杂的主观因素，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就不能理解阶级关系、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作用。所以，我们在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还要警惕客观主义的危害。由于客观主义者常常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往往不易识别，其危害也就不易被看到。有学者曾经指出：“客观主义要求把历史当作某种僵死的机械作用的结果来看待，不去分析那些正是在其冲突中实现着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力量，因而同主观主义一样，根本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生活，并在实质上与主观主义不谋而合。”（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1页。）物质主义、拜物教盛行的年代，往往是客观主义易于流行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时，客观主义更容易受到青睐。所以说，客观主义问题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认清客观主义的危害，对于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客观主义不能正确把握社会形势
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社会生活中自觉因素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自然历史性的同时，还十分强调主观因素的巨大作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割裂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客观主义往往轻视或忽视主观因素的创造性作用，坐等客观规律发生作用，听天由命地寄希望于客观条件的自发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将历史过程看作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来反对客观主义。 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社会学时，深刻揭示了客观主义的理论实质，认为“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363页。）列宁强调，一方面，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揭示了客观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中采纳了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客观事实出发，这个事实不是零星的片面的事实，而是反映事物本质和发展趋势的“事实的总和”，这个“事实的总和”包含着事实的方方面面。不同的阶级意识的差别和对立是社会形势的晴雨表，其背后是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个客观因素的对立与博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区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性，就社会事实而言，“事实的总和”还包括“人民意志”这个事实。“人民意志”当然具有主观性，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它往往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的根本利益的诉求，它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意志”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它是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列宁关于革命条件的精辟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正确把握“人民意志”这个社会事实的重要性，“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列宁所论述的进行革命的条件既是革命的主观条件，又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这个主客观相统一的事实，就无法对革命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里，“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就是“人民意志”，它是客观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将“人民意志”完全主观化就会导致忽视、轻视群众意志和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列宁抓住了“上层”和“下层”这对矛盾的焦点，也就把握了当时社会事实的总和。所以说，“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哲学研究》2010年10期。）。
我们知道，生产工具、生产原料等一般都被称为客观因素，它们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然而，如果从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料的使用与运用上看，就必然涉及一定的经济关系，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必然涉及不同阶级、阶层的需要、意志与情感。因此，不能将客观因素混同于自发性，也不能把主观因素混同于任意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中必须正确把握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只看到客观因素必然导致宿命论，只看到主观因素必然导致空想论。认识这一点是正确判断社会形势的需要，是正确把握群众的需要。“客观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束缚社会积极性、首创精神，产生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自流情绪。把希望寄托在客观规律的自动作用上，这在实践和理论活动中还是常有的事，而这使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付出很大代价。”（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59页。）在当代中国，我们同样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自流情绪”。这种自流情绪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不注意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市场自发性，认为任何难题只要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客观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如不加以克服，社会发展就必然要为这种客观主义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客观主义不能正确认识理论的重要性
客观主义片面强调客观而轻视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主义和事务主义，将重视理论视为思想僵化或教条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是十分有害的。列宁对这种客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认为客观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客观主义者不能正确把握物质因素与思想因素的关系。列宁指出：“他们（指经济主义及其拥护者——引者注）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6－327页。）由此可见，自发论或自发崇拜同客观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常常有人借口反对思想僵化来贬低理论，用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来兜售所谓的客观主义主张。列宁指出，这种行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的表现，“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列宁指出，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强调和坚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重要思想。因为，忽视理论就意味着放弃或失去前进的方向，这就谈不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所以，列宁强调，“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往哪里走”的问题常常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此时，行动指南或思想旗帜就显得极其重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战斗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同客观主义倾向作斗争，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队伍。因为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使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共产党人“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共产党人必须明白一个真理，这就是“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出现过许多危机和挫折，这与对“客观”的恐惧和轻视理论不无关联，“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7页。）。
今天，我们强调理论自觉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科学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在有些人那里，客观而复杂的社会事务、社会矛盾已经让人手忙脚乱了，哪里有工夫学习理论？他们不知道，理论素养的缺失正是手忙脚乱的重要原因；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如果没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丰富的理论素养，就不可能做到处变不惊、高瞻远瞩。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也是一种依靠力量。
三、客观主义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理想
客观主义在现实中与庸俗唯物主义是相通的，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只顾眼前、放弃远大理想，即“向暂时的利益让步，‘消费’心理，因小失大，只靠经济机制的自发作用（似乎经济机制同考虑活动的复杂的社会的、社会心理的、道德的和其他的动机毫不相干）。……凡是忽视道德因素、精神刺激作用的人，就要背离观念和物质的辩证法，转向庸俗唯物主义或经济唯物主义的立场，贬低共产主义的理想”（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87-288页。）。
只顾眼前的客观主义者无暇考虑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是遥远的事情，与现实无关，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无关。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歪曲由来已久，它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小的腐蚀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相当务实的，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臆造它争取实现的那个未来，而是在现实中发现未来，寻找向历史的必然方向前进的途径，“作为关于社会的专门科学，它向往未来。作为向往未来的科学，必定成为以改造现在为目的的政治和实践”（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客观主义崇拜自发性，它必然使整个社会意识退化，使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自私自利、随波逐流、贪图享乐成为主流的社会心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低下、理想丧失就成为必然现象。所以说，克服客观主义的过程同克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统一的，“意识落后于存在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和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愈来愈克服社会存在和我国一部分落后的人的意识的分离。意识的落后状态使人思想贫乏，把人限制在被粗俗地理解了的一己私利的狭隘框框里，并给社会带来严重损害，因为意识的落后状态使人消极无为，不愿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90页。）。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将精神上的退化、道德上的滑坡归罪于客观因素，从不肯承认许多错误是自我放逐、自我放弃、自甘堕落的结果，“我们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到，个别人的这些或那些偏见和不正确的行为，可能同他们的实际困难、生活不安定、战争的严重后果和创伤、私人生活的挫折和不幸等等有关系。但是，不能把某些人的卑劣行径归咎于客观情况，尤其不能归咎于社会主义原则。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习俗，不是同社会主义原则有关系，而是同歪曲社会主义原则有关系”（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93页。）。
客观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特征，客观主义者对客观事物的把握总不免流于表面化、片面性和直线性，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把握更是如此。资本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客观主义者完全拜倒在资本和金钱这些“客观”面前，历史停止或终结了，根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存在理由。但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把握依然显示出其科学的理论说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没有悲观的理由。“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中途出现各种最奇怪的曲折和复杂情况，世界历史的总趋势也不会为之改变。一代代人将会退出舞台，但事业必将消除不必要的幻想，从历史过程的客观‘狡猾’中发现新的力量源泉，照常走它自己的路。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的正确。在社会沉疴最恶性发作的时刻之一，十月革命为社会发展打开了摆脱‘文化悲剧’的实际出路。它所发出的反对战争、反对野蛮、反对反动思潮泛滥、反对用旧世界的官方纪律奴役群众和用僵死的、对共同事业不闻不问的庸人作风瓦解群众的号召，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真理。”（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2页。）
客观主义者放弃社会理想，其替代的一种精神追求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满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姿态只与自私有关，与崇高无关，与社会理想无涉。“为了把现代文化从它所面临的坏死危险中解救出来，必须站到矛盾重重和危机四伏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来。这里可是考虑不得什么拯救灵魂了。你躲在自己角落里留得一身清白，这与世界又有什么相干呢？立足于拯救灵魂的道德，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意义上的，一向是中了利己主义的毒的，热衷于谋求自己内心安逸的人甚至在恶棍面前都骄傲不起来。”（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4页。）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十分坚决地同“对共同事业不闻不问的庸人作风”作斗争。否则，就谈不上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就谈不上为共同事业和共同理想而奋斗。
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自一个基于工人运动的崭新的历史前景被揭示以来，世界历史发展有了许多变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在只顾眼前的客观主义者那里，只能产生悲观主义和失望情绪，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已经微不足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历史前景正变得暗淡无光。
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揭示历史前景与现实运动的内在关系，需要不断地用历史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如果认为现代最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向地上乐园的胜利进军，其间没有退却和危机，没有叛变和旧事物对新事物的腐蚀影响，那就是十分愚蠢的了。可是如果由于受到那些使历史前景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它无法辨认的各种现象的影响，以致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前景的话，那就更愚蠢了。辩证的运动规律仍然有效。这些规律不但适用于旧世界，而且适用于那些负有为了未来而摧毁这一旧世界的使命的社会力量。不论世界的社会进程多么曲折复杂、变化多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世界观仍然是正确的。”（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1-382页。）理论自信内在地包含了信仰自信，因为科学理论既指导现实又引领未来，是现实与未来相连接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理想的重要性，而实用主义没有给社会理想留下任何空间。
参考文献：
[1]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2]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3]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哲学研究》2010年10期。
[5]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马克思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
我们知道，如果只看到客观因素，不能正确把握复杂的主观因素，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就不能理解阶级关系、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作用。所以，我们在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还要警惕客观主义的危害。由于客观主义者常常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往往不易识别，其危害也就不易被看到。有学者曾经指出：“客观主义要求把历史当作某种僵死的机械作用的结果来看待，不去分析那些正是在其冲突中实现着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力量，因而同主观主义一样，根本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生活，并在实质上与主观主义不谋而合。”（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1页。）物质主义、拜物教盛行的年代，往往是客观主义易于流行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时，客观主义更容易受到青睐。所以说，客观主义问题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认清客观主义的危害，对于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客观主义不能正确把握社会形势
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社会生活中自觉因素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自然历史性的同时，还十分强调主观因素的巨大作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割裂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客观主义往往轻视或忽视主观因素的创造性作用，坐等客观规律发生作用，听天由命地寄希望于客观条件的自发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将历史过程看作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以此来反对客观主义。 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社会学时，深刻揭示了客观主义的理论实质，认为“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363页。）列宁强调，一方面，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揭示了客观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中采纳了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客观事实出发，这个事实不是零星的片面的事实，而是反映事物本质和发展趋势的“事实的总和”，这个“事实的总和”包含着事实的方方面面。不同的阶级意识的差别和对立是社会形势的晴雨表，其背后是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个客观因素的对立与博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区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性，就社会事实而言，“事实的总和”还包括“人民意志”这个事实。“人民意志”当然具有主观性，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它往往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的根本利益的诉求，它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意志”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它是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列宁关于革命条件的精辟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正确把握“人民意志”这个社会事实的重要性，“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列宁所论述的进行革命的条件既是革命的主观条件，又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这个主客观相统一的事实，就无法对革命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里，“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就是“人民意志”，它是客观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将“人民意志”完全主观化就会导致忽视、轻视群众意志和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列宁抓住了“上层”和“下层”这对矛盾的焦点，也就把握了当时社会事实的总和。所以说，“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哲学研究》2010年10期。）。
我们知道，生产工具、生产原料等一般都被称为客观因素，它们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然而，如果从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料的使用与运用上看，就必然涉及一定的经济关系，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必然涉及不同阶级、阶层的需要、意志与情感。因此，不能将客观因素混同于自发性，也不能把主观因素混同于任意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中必须正确把握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只看到客观因素必然导致宿命论，只看到主观因素必然导致空想论。认识这一点是正确判断社会形势的需要，是正确把握群众的需要。“客观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束缚社会积极性、首创精神，产生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自流情绪。把希望寄托在客观规律的自动作用上，这在实践和理论活动中还是常有的事，而这使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付出很大代价。”（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59页。）在当代中国，我们同样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自流情绪”。这种自流情绪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不注意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市场自发性，认为任何难题只要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客观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如不加以克服，社会发展就必然要为这种客观主义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客观主义不能正确认识理论的重要性
客观主义片面强调客观而轻视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主义和事务主义，将重视理论视为思想僵化或教条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是十分有害的。列宁对这种客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认为客观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客观主义者不能正确把握物质因素与思想因素的关系。列宁指出：“他们（指经济主义及其拥护者——引者注）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6－327页。）由此可见，自发论或自发崇拜同客观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常常有人借口反对思想僵化来贬低理论，用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来兜售所谓的客观主义主张。列宁指出，这种行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的表现，“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列宁指出，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强调和坚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重要思想。因为，忽视理论就意味着放弃或失去前进的方向，这就谈不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所以，列宁强调，“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往哪里走”的问题常常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此时，行动指南或思想旗帜就显得极其重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战斗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同客观主义倾向作斗争，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队伍。因为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使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共产党人“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共产党人必须明白一个真理，这就是“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出现过许多危机和挫折，这与对“客观”的恐惧和轻视理论不无关联，“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7页。）。
今天，我们强调理论自觉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科学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在有些人那里，客观而复杂的社会事务、社会矛盾已经让人手忙脚乱了，哪里有工夫学习理论？他们不知道，理论素养的缺失正是手忙脚乱的重要原因；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如果没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丰富的理论素养，就不可能做到处变不惊、高瞻远瞩。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也是一种依靠力量。
三、客观主义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理想
客观主义在现实中与庸俗唯物主义是相通的，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只顾眼前、放弃远大理想，即“向暂时的利益让步，‘消费’心理，因小失大，只靠经济机制的自发作用（似乎经济机制同考虑活动的复杂的社会的、社会心理的、道德的和其他的动机毫不相干）。……凡是忽视道德因素、精神刺激作用的人，就要背离观念和物质的辩证法，转向庸俗唯物主义或经济唯物主义的立场，贬低共产主义的理想”（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87-288页。）。
只顾眼前的客观主义者无暇考虑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是遥远的事情，与现实无关，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无关。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歪曲由来已久，它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小的腐蚀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相当务实的，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臆造它争取实现的那个未来，而是在现实中发现未来，寻找向历史的必然方向前进的途径，“作为关于社会的专门科学，它向往未来。作为向往未来的科学，必定成为以改造现在为目的的政治和实践”（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客观主义崇拜自发性，它必然使整个社会意识退化，使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自私自利、随波逐流、贪图享乐成为主流的社会心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低下、理想丧失就成为必然现象。所以说，克服客观主义的过程同克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统一的，“意识落后于存在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和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愈来愈克服社会存在和我国一部分落后的人的意识的分离。意识的落后状态使人思想贫乏，把人限制在被粗俗地理解了的一己私利的狭隘框框里，并给社会带来严重损害，因为意识的落后状态使人消极无为，不愿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90页。）。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将精神上的退化、道德上的滑坡归罪于客观因素，从不肯承认许多错误是自我放逐、自我放弃、自甘堕落的结果，“我们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到，个别人的这些或那些偏见和不正确的行为，可能同他们的实际困难、生活不安定、战争的严重后果和创伤、私人生活的挫折和不幸等等有关系。但是，不能把某些人的卑劣行径归咎于客观情况，尤其不能归咎于社会主义原则。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习俗，不是同社会主义原则有关系，而是同歪曲社会主义原则有关系”（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493页。）。
客观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特征，客观主义者对客观事物的把握总不免流于表面化、片面性和直线性，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把握更是如此。资本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客观主义者完全拜倒在资本和金钱这些“客观”面前，历史停止或终结了，根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存在理由。但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把握依然显示出其科学的理论说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没有悲观的理由。“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中途出现各种最奇怪的曲折和复杂情况，世界历史的总趋势也不会为之改变。一代代人将会退出舞台，但事业必将消除不必要的幻想，从历史过程的客观‘狡猾’中发现新的力量源泉，照常走它自己的路。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的正确。在社会沉疴最恶性发作的时刻之一，十月革命为社会发展打开了摆脱‘文化悲剧’的实际出路。它所发出的反对战争、反对野蛮、反对反动思潮泛滥、反对用旧世界的官方纪律奴役群众和用僵死的、对共同事业不闻不问的庸人作风瓦解群众的号召，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真理。”（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2页。）
客观主义者放弃社会理想，其替代的一种精神追求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满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姿态只与自私有关，与崇高无关，与社会理想无涉。“为了把现代文化从它所面临的坏死危险中解救出来，必须站到矛盾重重和危机四伏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来。这里可是考虑不得什么拯救灵魂了。你躲在自己角落里留得一身清白，这与世界又有什么相干呢？立足于拯救灵魂的道德，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意义上的，一向是中了利己主义的毒的，热衷于谋求自己内心安逸的人甚至在恶棍面前都骄傲不起来。”（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4页。）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十分坚决地同“对共同事业不闻不问的庸人作风”作斗争。否则，就谈不上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就谈不上为共同事业和共同理想而奋斗。
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自一个基于工人运动的崭新的历史前景被揭示以来，世界历史发展有了许多变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在只顾眼前的客观主义者那里，只能产生悲观主义和失望情绪，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已经微不足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历史前景正变得暗淡无光。
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揭示历史前景与现实运动的内在关系，需要不断地用历史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如果认为现代最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向地上乐园的胜利进军，其间没有退却和危机，没有叛变和旧事物对新事物的腐蚀影响，那就是十分愚蠢的了。可是如果由于受到那些使历史前景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它无法辨认的各种现象的影响，以致看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前景的话，那就更愚蠢了。辩证的运动规律仍然有效。这些规律不但适用于旧世界，而且适用于那些负有为了未来而摧毁这一旧世界的使命的社会力量。不论世界的社会进程多么曲折复杂、变化多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世界观仍然是正确的。”（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1-382页。）理论自信内在地包含了信仰自信，因为科学理论既指导现实又引领未来，是现实与未来相连接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理想的重要性，而实用主义没有给社会理想留下任何空间。
参考文献：
[1]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李亚卿、张惠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2]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3]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哲学研究》2010年10期。
[5]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马克思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3-06-24 22: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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