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的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土壤，是现实与传统的结合，是市场经济规律与社会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有机结合。它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又符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继承了传统家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群社会”的本质，是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之路。

　　1.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优势，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践形式。

　　集体所有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体所有制能把农民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调度，更快地完成资本积累，特别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有效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能够充分聚集资源，能够更快地创造规模经营，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集中调度土地，解决二产、三产用地问题，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能够提供平等的致富机会，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保障。农村土地没有私有化，这是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最后希望，是农村社区存在的最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使其不成为一盘散沙的最后手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有效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控制。控制土地本身不是实质，是组织农民的手段。没有了土地控制权，社区就散了，个体农民家庭就很难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繁荣铺平了道路，为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亿万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始终有后路，担负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作用，使我国没有出现类似拉美、印度的大城市贫民窟，使我国农村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集体所有制不仅与市场经济不矛盾，还有助于农民走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依靠农村社区集体，农村干部使农民能够有组织地、相对安全地迈入市场，节省了许多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对市场竞争具有出人意料的适应力和很强的竞争力，在小农和市场之间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

　　与个体农民相比，农村集体更有能力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为集体在获取资本、土地、技术、工业原材料、行政资源方面更有优势。与私人企业家相比，农村集体在市场中的信誉更好，较少的依赖“不规范”的手段来生存，甚至连海外投资者都更愿意与农村集体合作，认为集体更可靠，更守信用。

　　在国家改革经济体制、鼓励市场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农村集体，农村基层干部大力扶植乡镇集体企业，在技术、资金、土地、劳力使用、行政资源、教育设施以及社区凝聚力等方面给予支持，使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回归家庭耕作比较晚且不太彻底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通常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农民。在这些地区，社区纽带往往更强，集体有能力建设成本高昂的基础设施，乡镇企业更发达，腐败也比较少，社会比较稳定。相反就是另一种情况。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与农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传统密切相关。[1]农村工业发展历史表明，改革开放前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传统构成中国农村市场化的桥梁。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各种集体经济实践模式，都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壮大的。

　　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是最经典的集体经济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形式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绝大多数农村放弃了这种模式。但极少数农村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在本村带头人的带领下，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找到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农村中最早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村庄。

　　家庭承包经营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集体经济的实践形式。庭承包经营是为了克服这个弱点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而兴起的一种集体经济实践形式。这个模式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践形式。1983年的1号文件对这种实践形式作了很高的评价：“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文件还指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3]这种实践形式适应了中国改革初期的需要，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家庭承包经营的局限性就越发显现，完善这种模式的任务就越迫切。总体来看，这种实践形式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集体经济实践形式，是一种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初级形式。

　　专业合作社是家庭承包经营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最新实践形式，得到了政府和理论界的高度评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4]这一论述，既强调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又提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任务。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含有多种类型，如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产品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与农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农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凡是共产党领导有力的地方，集体经济发展就有保障，私营经济就越受规范。

　　党的领导是通过一个好的带头人和一个团结稳定有战斗力的村班子发挥出来的，是建立在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是靠领导农民、动员农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获得革命成功的，组织农民是中国革命留下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放弃对农民的领导、组织和教育，是愚蠢的。关键在于怎么组织，谁来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的领导，农民心就不可能齐。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同样也能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排除农民的经济，是没有希望的经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农民就是一盘散沙，就是千万条内斗的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农民就是一条打不败的龙。

　　中国共产党能否充任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保护神，取决于当地社会主义传统的强弱。社会主义集体在组织上和精神上保存得越完整，当地农民就越容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越容易适应市场，越容易成为市场的赢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分布在全国农村的成千上万个基层党组织及其带头人成为中国农民奔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带头人。正是在农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各地中国农民在中国农村实践着和探索着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特色村就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人无组织、无领导，只能是一盘散沙，而不能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搞好一个村，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不行，班子缺少一个办事公道，善于开拓进取的好带头人也不行。一个好的带头人常常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领头雁”。一个好的“领头雁”带领的班子是具有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的班子。这样的班子往往是以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为指导思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勤政的班子；是一个思想解放，团结务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班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格的魅力是有感召力的。只要领导班子成员一心一意想着村民，和大家一起干，抢在大家前面干，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群众自然就会跟着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也是领导班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领导班子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带领群众转变观念，开动脑筋，群策群力，从而闯出一条绝处逢生、开拓进取的新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政治保障，是农民走向市场凭借的有效组织资源。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组织，对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农民群众中去，密切党和政府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引导农民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保证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些村党组织建设搞得好的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对就强，群众生活水平较高，村庄秩序相对较好；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就弱，大都无钱办事又无人管事，群众生活水平低、困难多、意见大，社会秩序较差。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致富能力强又乐于奉献的带头人，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作支撑，单靠带头人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好的起步，却很难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在刘庄、在华西、在南街、在兴十四、在湾底、在毛家峪都有一个团结务实、一心为民的领导班子。吴仁宝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时曾强调，他最满意的不是说华西有多少经济，而是有多少干部，是华西村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党的农村工作就能落到实处，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就会少走弯路；领导班子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就难以团结和凝聚群众，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不好，发展集体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存在为期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对我国基层政权组织的形成与变革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集体所有制和党组织为村庄内的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行政者，准备了既可与外部行政体系接轨、又可超越家族自治自理村政事务的组织基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形成了具有高效率的“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农村强不强，要靠领头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认为，“看来只要有好的带头人，集体生产也可以搞好。”[5]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充分运用自身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一定的协调、组织、管理能力，并且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起了一定的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具有带动其他农民致富的能力和经验，能够担当起致富带头人的职责。农村改革30多年来，一些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求学、参军等途径，摆脱了小农思想的束缚，掌握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经营管理和发展理念，他们能够客观地分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并具有带领家乡人民致富的愿意。这些人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积累了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研究也可以看到，凡是集体经济实力强的农村，都有一个本身致富能力强同时乐于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村民共同富裕奉献的带头人。这些带头人之所以能够带领广大农民集体致富，凭借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在农民中的号召力。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是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面旗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50多年与时俱进、勇立潮头，50多年旗帜不倒、长盛不衰，50多年感召一方、引领一片，以坚强的组织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坚实的物质基础，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之路，成为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典范，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典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有一个感召群众的好带头人，是刘庄50多年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刘庄从当年“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的“长工村”，变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小康村，关键是有史来贺这样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好带头人。他们懂政治、 善经营、讲奉献。新一任党委书记史世领在史来贺的言传身教中继承了好传统，在刘庄创业创新的历程中积累了好经验，在与群众朝夕共处中培养了好作风。

　　有一个务实为民的好班子，是刘庄50多年与时俱进的组织保证。几十年来，村班子始终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团结协作 民主管理，始终坚持群众的事无小事，千方百计把群众的事办实、办好。始终密切联系群众，村“两委”成员坚持在生产一线和群众同劳动。始终充分尊重群众，重大决策都交给群众讨论。始终一切为了群众，把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新目标，建别墅，办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在以吴仁宝为书记的带头人带领下，成为全球第一村。华西村民每天必须工作9个小时，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党员每天要工作12小时，同样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在党员模范作用的感召下，华西成了有名的“苦干村”。[6]

　　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党委在“班长”王宏斌带领下，发扬“二百五”的“傻子”奉献精神，努力把南街村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王宏斌就在南街村党支部内发起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要求每个党员都学习一条流传至今的古训：“公生明，廉生威”。还确立四条党员行为准则：党员决不能“先富起来”，任何党员变得比普通村民富，是全体党员的耻辱；面对困难时，党员决不对群众说“给我干”，而必须说“跟我来”；党员不可以以权谋私，而应是全体村民的榜样；党员必须在日常的支部会上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兴十四村总支书记付华廷从1972年担任书记以来，近四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农民谋福利，艰苦创业、拼搏争先，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途径，闯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村经济产业化之路，把一个30多年前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建设成为拥有35家企业、1800多名员工、10多亿元总资产的“龙江第一村”。付华廷的人生信条是：“只要我干一天，就让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我别的啥也不图，我图的就是让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湾底村在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乡镇企业掀起“改制”高潮的关键时刻，村总支书记吴祖楣首先表态“拍卖不是选项”，婉言谢绝了有人劝他买下村办企业变为私营公司的建议。湾底村党支部明确向村民许诺“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天津市蓟县毛家峪村在全国优秀复转军人李锁的带领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穷村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并带动了周边农民走向富裕之路。

　　对于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领头人的共同点，1987年5月，史来贺等28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座谈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带头人“不再是仅仅能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农业生产行家里手，而且是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善于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他们总结带领农民致富的经验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情投身农村改革，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破除小农生产观念，树立市场、竞争、信息、效益观念，利用本地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坚持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确保粮食增产和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再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和科学知识水平。”[7]

　　为了有效实现党的领导，集体致富村在处理带头人和班子关系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着力建设坚强的领导集体，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团结是基础，协作聚合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一班人能够正常交流而无戒备之心，通力合作共事而无后顾之忧，正常接触冲突而无防范之意，让每一个人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

　　一是找准自身定位。带头人处在核心和主导地位。要谋好大事、管好方向，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塑好形象、树好风气，用勤奋的工作、优秀的业绩来报答党和人民的厚爱。副职要做到尽职尽责，创造佳绩，始终与正职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四个服从”的关系。个人服从组织，围绕组织决定解疑释惑、梳理情绪、缓和矛盾，绝不能挑拨是非、激化矛盾，更不能产生与组织决定对立的情绪。少数服从多数，在充分讨论，服从真理、服从大局的前提下做出决定，有不同意见，在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更多支持的基础上再行决定。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严格工作程序。三是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摆正个人在班子集体中的位置，正确估价自己在集体中的作用。正确看待个人在班子集体中的成绩和失误，任何时候都要虚怀若谷，不能把自己做出的成绩作为向组织上伸手的资本。要对班子的集体决策负责，毫不犹豫、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处理问题。四是善于团结共事。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真团结是大境界。要胸襟宽广、虚怀若谷，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理解尊重别人的个性和差异，谅解包容别人的缺点和不足，要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不揽权、不争功、不诿过。

　　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在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坚持发扬民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做到管理民主，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

　　在这些村每届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充分发挥农民的意愿，从来没有出现贿选现象。兴十四村几十年村民委员会换届，不提候选人，让农民自己随便填，以付华廷为首的班子每次都是全票当选。刘庄村的老书记史来贺去世后，遵照他病中的嘱托，刘庄村的党委书记采取直选方式产生，结果，117名党员有116位投了史来贺儿子史世领的票（史世领自己投了别人一票），随后，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史世领也以高票当选。华西村的接班人也是全体村民选出来的。

　　做到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对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要求。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其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不能不注重加强科学管理，不能不注重提高其管理水平。从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上来看，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民的共同财产，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方面真正体现了村民的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更好地避免独断专行和决策失误。不断完善科学管理的新方法，刘庄人在发展中学会了向管理要效益，在实践中创造了独具刘庄特色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因为有了村民民主的贯彻落实，刘庄、南街、华西等村的集体经济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党组织始终代表全村农民的根本利益，并把决策建立在充分尊重本村农民的意愿基础上；党员始终能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集体致富村的党的领导获得了农民的充分支持，享有崇高的威望，能够始终带领农民走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3．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在发展道路上，结合各自实际，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在当地实现了农工商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使村庄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社区。

　　坚持农业现代化（机械化、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前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民要富裕，必须改变单一的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是可以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出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二是可以延长农业生产链，增加农业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可以使土地资本化收益留在农村，从根本上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为实现以工补农、以工带农提供物质基础。

　　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有一个科学发展的好思路，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50多年来，刘庄始终抓住发展不放松，结合实际，选准兴村富民的好产业，走出了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好路子。不断寻求科学发展新目标，发展层层递进、步步加速，目前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管理民主化。不断培育高效节能新产业，华星药厂已成为能生产数十种原料药和成品药的外向型企业，是全国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和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2008年，大寨经济总收入3个亿，人均纯收入1万元，上缴税收1700多万元。其中旅游，从1996年到2008年底，虎头山接待游客累计200万人次，收入近3000万元，成为大寨经济发展的新亮点。由于集体实力增强，从1993年起发放养老金，免除学杂费，全村实行了少有教（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考有奖（凡考上中专以上学校的学生由集体发给奖学金）的社会保障制度。

　　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始终坚持不懈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做精第一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实现了农区工业产业化。兴十四村积极立足当地农畜产品资源，大力发展村办工业，先后建起了乳品厂、甜蜜素厂、柠檬酸厂、饲料厂和淀粉糖厂等多家企业，组建黑龙江富华集团，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做大做强第二产业。积极以工业反哺三产，进一步做活第三产业，发展旅游业、教育产业。

　　4．坚持思想道德教育，实现集体主义与农村优秀传统道德相结合

　　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坚持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实现集体主义与农村优秀传统道德相结合，用集体主义观念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农民。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灵魂。没有集体主义作支撑的集体经济，很快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吴仁宝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关于华西村如何保持集体经济这一问题时，对集体主义思想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华西村的集体主义有两点，一是华西的资产是集体所有，二是华西有集体主义思想。在华西是物质精神双富有，是以公有制为主；又加强思想教育。如果只有集体资产，没有集体主义，这个资产也就没有了；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作保障，共同富裕的风险就很大。[8]

　　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亿万农民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集体主义精神。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维持了农村社区的内聚力，使它们能够成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坚强堡垒，促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不管是自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还是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都是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深刻影响，加之小农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广大农民仍然会不可避免地保存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同广大农民存在的小农思想残余之间的矛盾，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持续深入持久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渗透进农民头脑，改造他们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这样才能真正把旧社会的小农改造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从根本上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华西村民团结一心，得益于密集的政治思想教育。统一思想是组织农民、维持社区团结的重要手段。吴仁宝和村党委发明了一套“思想体系”，被称作“六爱、三不忘”。“六爱”指的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友、爱自己”。“三不忘”指的是“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每年进行党员评议，年年都评选“六爱家庭”，村里到处都张贴着“六爱、三不忘”的标语。1988年成立“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举办各种讲座，宣传村里的主流意识，宣讲道德准则，普及法律知识，打击神鬼迷信。还办夜校，教普通话、教外语、讲授关于市场竞争的知识。吴仁宝坚信，集中领导和“教育农民”，正是华西“成功的武器”。

　　南街村特别注重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开会是南街村对人们进行教育、灌输革命思想的重要方法，特别是思想教育会。还有干部的斗私会、村民的故事会，职工的学习会。南街村把政治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认为：“我说精神文明建设不是空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本书说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个群众组织运动。我们南街村抓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以群众团体为依托，以搞好各项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党组织有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团组织有团组织的活动内容，民办队伍有民兵的活动内容，妇联会有妇联会的活动内容。我说南街这些年来，从没有间断过各项活动。生命在于运动，你不运动那就会影响身体健康，我们认为党的机能也在于运动，如果党不运动，就会影响党的健康。1984年一开始，我们就搞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后来又开展了讲故事运动，南街人自己讲南街的事，再后来又开展了‘五献一留活动’，开展‘九爱一坚定活动’。现在我们又开展了‘三讲’运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中间还进行了整风活动，南街人这十几年来就没有间断地开展一切活动，并以各项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9]“人的思想就像琴弦，时间一长，就会自动松弛，稍一松弛，就会变调。如何使人们的头脑中的这跟弦绷得紧紧的，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呢？光说不行，要动真格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也就是常说的要硬起手腕来。”[10]“坚持毛泽东思想体现在对人的管理方面。投资的目的为创效益，但创效益不但是靠设备机器，还要靠人的积极性，对企业作奉献。”“有了正确的理想追求，个人报酬是次要了的，一直能发挥积极能动性。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一大优势。高举毛泽东思想，从经济角度来说，降低成本增长收入，从政治角度来说，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方向，为集体为大家，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经济、政治二者皆有利，何乐而不为？”[11]村民的十星级评比是南街村一直坚持进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这个评比不是空对空，而是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福利挂钩，这是南街村党委加强对村民管理、规范村民行为、提高村民素质，使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有效举措。“福利统管，星级制约，这一下叫治住病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南街村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的经常性活动方式。南街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有以下特点：第一，非常强调“对上符合中央精神，对下符合民意”；第二，非常善于利用时机，特别是上级领导的政策精神；第三，每次活动要带动促进企业生产。

　　刘庄村注重用史来贺精神教育村民。史来贺带领刘庄人民50多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成功经验，塑造了优秀农村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史来贺精神，成为鼓舞刘庄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和激励刘庄村民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科学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刘庄村深刻理解史来贺精神的实质，实现了跨越发展。在史来贺精神的感召下，全村人民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奋发向上，不仅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而且培育和营造了始终团结向前、逐日求新的干事创业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刘庄村党委要求，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都要认真学习和弘扬史来贺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激发全村人团结奋进、实干创业的热情，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兴十四村不仅建立了村史展览馆，而且把不同时期的村民住宅保留下来，作为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有效载体，让村民在历史的对比中感受兴十四发展的不易，认识到不发展集体经济是死路一条。

　　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一方面弘扬集体主义观念，另一方面注意挖掘传统道德中的优秀因素。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注重血缘、地缘联系，形成了注重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好传统。因此，这些村庄非常注重农村优秀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广大，并使这些好传统与集体主义观念结合起来，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

　　5．坚持营造好的发展氛围，实现内部和谐与外部发展的统一

　　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坚持营造好的发展氛围，实现了内部和谐与外部发展的统一。

　　在内部，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坚持共同致富，充分实现管理民主，心往一齐使，实现了内部和谐，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全体村民的一致支持。

　　在外部，积极争取各种社会资源，获得社会支持，实现了对外发展。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必须获取外部支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集体经济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为了把集体经济做大做强，注意突破农村社区的局限，坚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外部各种资源，如政策、资金、人力、社会舆论。伴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再仅仅表现为资产运作，还有可能表现为资本运作、股权运作等方式。这为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巧借外力，发挥比较优势，通过与其他经济体的联合与合作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提供了机遇。

　　南街村在发展过程中，突破了原来封闭的局面，与外部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王宏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生产队长，成为临颍县县委副书记，省人大代表、党代表，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模，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作为一个魅力型农民领袖远近闻名。王宏斌坦言，“没有社会大力支持南街村发展不起来。”“支持不只是土地规模经营一个方面，而是经济全面发展。上级领导看到南街村的发展，把南街村树为典型，金融方面开绿灯，贷款倾斜。”“还有党政精神方面的支持。”[12]

　　近四十年来， 兴十四村自始至终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历任省委书记都到过兴十四视察。兴十四村遇到困难，各级党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解决。

　　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带头人获得了各种荣誉，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有的还兼任当地党政领导。华西村的吴仁宝、刘庄村的史来贺当选为建国60周年感动中国的“双百人物”就是充分的证明。

　　没有一个好的发展氛围，没有外部支持，集体经济是不能可能封闭的农村社区的限制的，也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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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5]《市场与调控 李鹏经济日记》（中），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第621页。

　　[6]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5页。

　　[7]肖俊熙：《新时期农业劳模素质发生历史性变化，农业劳动模范在京座谈交流经验》，《人民日报》1987年5月8日。

　　[8]参见《吴仁宝谈走进华西村，感受新农村》，人民网强国论坛2007年9月7日。

　　[9]参见刘倩：《南街社会》，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10]参见刘倩：《南街社会》，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1]参见刘倩：《南街社会》，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12]参见刘倩：《南街社会》，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