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内学界过分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性并仅仅从黑格尔辩证法来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流行做法，即所谓“相同性命题”，以及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以来对上述做法中预设的概念与现实同一性原则的反思，有必要重新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上的实质差异，进而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内涵。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辩证法中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旨在通过文本和思想史研究，重新阐明马克思辩证法开始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进而扬弃后者的重要基础：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贯穿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多次改造中，也贯穿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逻辑中。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内核，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辩证法内核具有显著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视域的缘起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起点是法哲学批判，而正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集中体现了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有两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两句话经常被用来指责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辩护，被认为充满了政治保守主义色彩。凡是现实的都合乎理性，似乎黑格尔用理性统摄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绝对的、最终的、上帝的视角审视人们的生活，走向了逻辑神秘主义和实证的辩护论。再加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法哲学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逻辑神秘主义、逻辑泛神论的佐证，似乎更加“坐实”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但这里忽略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现实”一词这一关键背景。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理念就是国家的现实。《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说明对国家这一伦理世界应该怎样来认识”，但是这一“认识”不是从国家本身应该怎样的角度来看的，而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对于黑格尔而言，真正的哲学所关心的主要是理念、现实，而不应该关注现象，“除了理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的”。通过本质在外界中的映现所形成的无限繁复的情况，即这些无限的材料及其调整，是一种“过度智慧”，并不是哲学的对象。如果哲学纠缠在繁多现象里面，那是多管闲事。比如，柏拉图不需要教乳母抱孩子要经常摇，费希特也不需要亲自设计、改进护照警察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法哲学的使命就是理解并叙述清楚国家为什么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自觉的理性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现实世界中的理性的自我展开是同一的，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概念、形式）与作为现存世界的理性（实存、内容）也是同一的。两者的区别只是，前者是概念化的，后者是尚未概念化但在逻辑上终究会概念化的。一个现存的国家并不就是一个已实现了国家概念的国家，同样，现存的法并不一定实现了法的概念。但是，它们终究会成为或变革为概念的实现或现实。因此，“在现在的十字架中去认识作为蔷薇的理性，并对现在感到乐观，这种理性的洞察，会使我们跟现实调和”。上述理性与现实的同一性的判断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一方面，要对“蔷薇”或“玫瑰”（理性、概念）有自我认识，同时，也要对“现在的十字架”（现实的基督教国家）感到满足。哲学家就可以在现世间欢欣起舞，要对现在感到乐观，这种理性的洞察，会使我们走向与现实的和解。达到和解的办法就是对事情“以概念来把握”，即概念性地把握事情，而和解的结果就是“不仅在实体性的东西中保持主观自由，并且不把这主观自由留在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中，而放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中”。这也就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同一：形式就是作为“概念”认识着并自我认识着的那种理性，而内容是作为伦理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实体性的本质”的那种理性，哲学的自我意识就是判官，对概念与实存的同一性予以评判。
也就是说，法的理念就是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就是法的概念与实存的统一；其中，概念内在于现实，构成现实的“模具”，从而概念与现实具有逻辑同一性。现象界终归是杂乱无章的现象在其中堆砌、理性尚未显明和完成的领域，是随着精神的不断丰富终究要被扬弃的领域。既然如此，真正的哲学应该关注的就是精神最后的形态以及它如何发展至此的过程，而不应该驻留在现象界，应该上升到理性的领域进而把握住现象背后的理性。所以在《法哲学原理》第一节中黑格尔说，法哲学的对象是“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而理念就是“定在与概念、肉体与灵魂的统一”。又因为“除了理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的”，概念是理念的灵魂，因而也是现实的灵魂。概念同时内在于“理念”与“现实”，理念又通过概念与实存的统一而设定出现实对象，因而，从根本上确证了概念、理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上的同一性。
这种本质与实存、内部与外部统一的现实观，给当时的德国民众带来了在现世中安身立命的知识和希望。市民社会代表的私利横行的领域会被国家统摄和扬弃，在“爱国心”的引领下，国家会成为国家理念的现实,即真正的、现实的、实现自身本质的国家，而人们都能看到现存国家本质上的合理性。国家理念就是国家概念与国家实存的同一即国家现实。早在柏林大学第一年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就说明了自己走向黑格尔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这次再度寻求的目的是，“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这里的理想主义指的是模仿康德、费希特建构理论体系所导致的“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峙，而所谓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则指黑格尔扬弃上述二元对峙，发现了事物自身中的理性。关键在于，黑格尔克服了现有和应有的统一性难题，以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具有同一性的创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罢。”要言之，黑格尔的同一性是存在论意义上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是精神自我发展视域下的差异的统一。
可是，黑格尔这种概念与现实具有存在论同一性的“现实”观点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起源处即遭到怀疑和反对。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越来越趋向于如下问题：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是否具有同一性？这时的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对于社会现实作黑格尔式的哲学解读会在概念与现实之间发生龃龉，即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为现实所否认，却尚未能完全言明黑格尔“离奇古怪”的调子背后究竟包含着一种怎样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及它的存在论根基是怎样的。这种思考直接指向他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也是他哲学革命的关键。马克思虽然有放弃黑格尔式的所有事物的发展都导向绝对精神的想法，反对绝对本质，却还是要在每一事物背后寻找它们各自的、特殊的理性本质，因而仍然处于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场域之中。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有了自我意识哲学与世界非同一性的思考，这里蕴含着对黑格尔式概念与现实同一性思维的最早的反思。他指出哲学本质的矛盾性：哲学自我意识一方面要面对哲学本身，另一方面也要面对世界。这种矛盾性表现为两个对立的流派：自由派和实证哲学。前者强调“世界的哲学化”，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世界化”。这种矛盾的解决就是要哲学不断突破自身进入外部世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而且，这种矛盾不只是哲学自身内在的矛盾，更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可以说，此处已经蕴含着概念与现实在原初处的非同一性。
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说到现实的生活，虽然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从其中对于政治国家尚未实现其使命的强调中可以窥见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并非要抛弃理性、抛弃“蔷薇”，但是对于理性的绝对性进而概念与现实的本然同一性产生了质疑，《莱茵报》时期经历的物质利益难题也促使他对此进行反思。黑格尔从理性出发透视的“现实”，恰恰是关涉社会历史层面的宏大问题：贫困、竞争、私利横行、个体原子化的分裂时代，到底人何以为家？人们需要理性、需要国家的引领，所以才有了透视到国家理念的黑格尔作为代言人横空出世：如果人们认识到了国家的合理性，就要与之相认同，并在行动中促成其实现。然而，马克思要追问的不是需不需要实现理性或人的“真实的本性”——当然是需要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此都会予以肯定——而是真实的本性没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究竟是因何所致？是否如黑格尔所说，在概念领域达到和解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集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此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重大分歧表现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过去的时代二者没有分化，在现代则是分裂对立的，黑格尔在抽象领域（概念王国）将双方和解。但马克思并不满意这种和解，反而认为它掩盖了许多现实的矛盾。国家与市民社会、理念与热情的矛盾不仅无法被概念的辩证发展扬弃，而且它们真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那里的矛盾、对立是不真实的，“黑格尔总是把国家和政府当做同一的东西放在一面，而把分为特殊领域和特殊个人的人民放在另一面”，可是“各等级到底怎样把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主张结合在自身中，黑格尔并没有说明”。对于矛盾的轻视和对于和解的含糊其词，让最强调理性的黑格尔在马克思那里成了逻辑神秘主义者和实证辩护论者——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论证成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把最尖锐的矛盾说成同一，把最大的不连贯性当成连贯性。
可见，马克思这里已经开始有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甚至斗争性观点的思想萌芽。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愿显著，但改造的方法和路径却尚显模糊。当然，马克思没有在此止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对立只是表面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实领域解决这个问题，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学基础即财产所有权与政治的分离也需要被揭示。这就为进入《巴黎手稿》的思想视域埋下了伏笔。
二、绝对与类本质：概念与现实非同一性视域的发展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穆勒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而这种批判的哲学基础正是对于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部分中尤其是关于意识与自然的关系、主体的绝对性与有限性等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
首先，马克思认为，在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中，概念的“设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意识设定对象，对象被设定并证明必然性的展开。设定这一过程意味着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的预先同一，因为“对他来说是本质的对象”并且是“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对象”，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在这里，马克思突出强调了黑格尔精神发展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自我复归的过程。经过了辩证法的环节，精神最终导向了肯定的、思辨理性环节，成为辩证法“肯定的结果”。
接着马克思考察了这种自我复归的前提。“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没有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绝对就是无对（象），没有对象就是非对象性，就是抽象，以思维作为前提，终究不会有自我和它物的分别，都是自我的自相区分与变形。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这样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不是真正的存在物，就是虚假的、神秘的抽象物。
那么人（类）这种特殊的存在物的情况如何呢？马克思认为，人也“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这似乎与绝对精神的要求一致。但要注意，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类存在物”。人是将劳动作用于自然对象上而不同于意识自身就设定自然为对象——自然的确作为人的对象，受到人一定程度的“设定”，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自然上，但是自然自身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人同样也反过来受到人化自然的规定，以此实现自己的本质。
具体来看，首先，马克思认为，对象有自己一定的自然的或社会历史的客观独立性，而不是完全被概念“设定”的，更不要说被设定为与概念自身相同一的。设定为与自身相同一的只有在概念领域，或者更基础的，在存在论上具有同一性时才可以实现。即这个对象与人这一直接的自然存在物是没有存在论上的同一性的——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设定出来的“它物”，黑格尔的这种“它物”就是主体自身，具有严格同一性——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就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所以，不是本质通过对象性活动设定与自身同一的对象这个过程在社会现实领域中真实地发生了——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的同一性在现实领域无法发生，这个过程被取消后，——反而是对象证明了本质的对象性活动。其次，“实现本质”也不是黑格尔自我复归意义上的实现，不是绝对本质的实现，而是有限性的人的类本质、特殊本质的实现。从这两点来看，人的历史也就是自己的自然史。“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这里马克思想强调的是“异在”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或是历史赋予的客观性，以及对于“自身”确证自身本质的重要性，而不是自我对于对象的绝对统摄性。被黑格尔当作自我设定物进入自我复归之环节的“异在”，却被马克思看作一种自然地或历史地产生的、不能被思想概念所完全消解同化的作为非同一性“剩余物”的“感性对象”。
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一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为何回复到理念自身，即绝对？而相反地，这一过程在马克思那里则只是人类扬弃自我异化而复归到有限性的类本质的过程。因为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扬弃对象性异在的过程，而对象又原本就是自我设定的、与自我保持本然同一性的，所以是自我复归，回到了理念，达到了和解与绝对。由此，辩证法的否定维度被遮蔽了。而马克思没有回归到理念，实现绝对，因为他的异化概念是以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为前提的。这里恰恰是人的特殊本质即类本质起了关键作用，它阻断了上升到绝对的道路，将人的实存与本质严格限定在“自然的人化”“人化自然”的有限性领域之内。也就是说，只要回归了或重新占有了类本质，扬弃异化和人的自我复归就完成了。这一扬弃异化自我复归的人性过程，不需要在逻辑前提上预设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也不需要在逻辑后果上导向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和解，即绝对。因为预设了概念与现实的逻辑同一性，黑格尔走向绝对只是为了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的一个结果，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个别的规定”都是“自我的规定”，后思地看，时空条件限定的一切有限存在物都是绝对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意识的现象形式。与之相反，马克思通过否定概念与现实的逻辑同一性，肯定了人类与自然存在交互生成的有限性存在论视角，否弃了绝对的和解。
通过批判性解读《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章，马克思揭示出黑格尔的思辨抹杀了概念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差别，从而虚化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物质存在，因而也就将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抽象化为自我意识，即趋向于绝对的纯粹精神活动。由此，马克思重新肯定了劳动实践活动对于自我意识的生存论根基地位，建立了以劳动实践活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为基础的有限性的人类主体论。
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是思辨趋向于绝对的必然前提，而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在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的基础上就能开启有限性的人类主体及其历史科学的道路。就像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那样：“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独立的哲学”、“抽象”终止的地方，正是马克思开始的地方；概念自身异化回归绝对的道路被终结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发现人（类）主体的地方；概念与现实非同一的地方即黑格尔发现矛盾并准备将其在概念领域扬弃的地方，反而就是马克思转而在现实领域真实地解决它们的地方，即“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可以说，这时的马克思是在尝试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分析框架来分析现实中的异化问题。他虽批判地使用黑格尔思辨的术语，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范畴和找到更科学的分析方法，因而大量存在与黑格尔使用同一术语却在其中糅合不同概念含义的情况。这些涉及历史主体从绝对精神到人类，从无限性主体向有限性主体的重大转换，即以预设自然存在与自我意识的区分、预设自然存在的独立前提的“劳动主体论”取代黑格尔思辨地消解自然存在独立性的“自我意识主体论”，根本上是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立场差异所致。然而，马克思经过这里的思想实验得出的结论尚不成熟，没有深入到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没有发现资本的运行规律，也还没有找到扬弃和重构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
三、创生或再现：概念与现实非同一性视域的升华
随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思考着力点已不再是作为自然存在和人化自然的人类主体及其历史过程和普遍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运行规律及其相应的社会存在论和社会认识论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之前思考了人类存在者如何实现自己的本质的问题，并且都是站在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具有非同一性的立场上，那么现在马克思要更进一步去探究的问题就是特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如何在存在论上具有非同一性，而在认识论上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此最突出和集中的思考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
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思维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可见，在第一条道路上，混沌的表象、经验材料被思维抽象为概念，从而“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此过程中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只存在于认识论领域，而并不存在于存在论领域。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中，就出现了如下疑难问题：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是否不仅发生在认识论中，而且发生于存在论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自觉地区分于黑格尔的关键。
黑格尔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概念与现实同一性、认识论与存在论二者合一的精神展开方式和自我认识方式决定了他的具体范畴（理念）的（通过认识异在）自我认识与（通过设定异在）自我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实体即主体，精神的现象与意识的经验都是思维的科学，认识论的主体与存在论的实体实为同一物。那么，精神通过认识现实对象而自我认识的过程恰恰也就是其设定它物，创生现实对象，进而自我复归的过程。理念设定现实，现实与理念同一，这是坚持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上的同一性前提的必然结果。这里，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同一性的立场不言而喻，实体即主体的原则被贯彻到底。进而，“哲学根本不研究单纯的抽象或形式的思想，而是唯独研究具体的思想”，这里的具体就是“具体本身”“思维的具体”，同时也就是“现实的具体”。
但是，概念与现实、思维与对象是否真的具有黑格尔这种包容了认识过程与存在过程的同一性？思维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自身设定出、创生出现实对象而具有这种绝对性？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由于思维具体再现现实具体的过程被理解为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即认识论与存在论合一意义上的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黑格尔就抹杀了思维的有限性与概念的条件性，取消了概念与现实的存在论界限，从而陷入了抽象同一化的幻觉。显然，马克思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精神现象学批判和《巴黎手稿》的思想实验，以预设自然存在前提的劳动主体论取代了黑格尔的消解自然存在独立性的自我意识主体论，对于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见解，也与黑格尔有了更为深刻的分歧：第一，思维只是社会历史性的人的有限思维，不是自本自根、自身复归的思维本身或绝对的思维，概念与现实、思维与存在具有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具体深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内在前提；第二，具体总体范畴并非现实社会本身，而只是现实的具体总体被有限性的人类在思维中再现或再生产出来，这就在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非同一性的基础上凸显了二者认识论的同一性。这里有一个文本的细节需要注意，reproduciren一词本意是“再生产”（前缀re表示再一次、又一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将其翻译为“再现”而非“再生产”，可能意在凸显思维过程和现实历史过程的重大存在论区别，同时避免了与“物质再生产”“资本再生产”的混淆，这一区别在存在论上的表现就是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
以概念与现实非同一性为基础，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观点上实质区别于黑格尔。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逻辑与历史的黑格尔式“思辨的统一”，而是“再现的统一”。统一是多样性的具体统一，不是抹杀非同一性的抽象同一。逻辑与历史的思辨统一，其暗含的存在论根基是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这恰恰是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坚持的是二者存在论基础的非同一性，因而其观点是历史化的范畴逻辑与特定的历史规律、历史趋势、社会结构相统一。
可以发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概念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为精神丰富自身与认识自身的过程同一，那么伦理性矛盾会随着社会发展成真正的理性国家进而实现为绝对而被扬弃，因此矛盾的和解则必然在概念思辨领域中达到绝对的自身肯定即辩证否定自身的扬弃；而如果概念与现实具有非同一性，社会存在就为社会认识奠基，特定社会认识就能在思维中再现或再生产特定社会存在，并且体现出内含于特定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自身否定性和暂时性，从而凸显辩证法的否定性向度。
四、和解或否定：概念与现实非同一性视域的旨趣
由上可以发现，简单地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论的、保守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革命的，这些观点实质上仍是一种“简单颠倒论”，仍然没能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实质地、根本地区分开来，仍然暗中将两种辩证法的内核相等同，从黑格尔辩证法来理解和同化马克思辩证法，从而错失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辩证法内核。问题的关键在于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指向了“和解”，而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指向了“否定”。
按照黑格尔《小逻辑》第79—83节的划分，“逻辑的东西”从形式上讲有三大环节，“辩证法”实际指“概念或每个真实东西的”三大环节的第二环节，即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而并不是能够泛化到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方法论。由之扬弃而来的是思维的第三环节即肯定的理性或者和解的理性：“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就是说，否定的辩证法的目的和真理是和解。那么，是什么与什么的和解？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精神内生于自己的世界，那么精神的和解自然是与自己和解，而且它是内容丰富的、具有现实性的。
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使用的“和解”（Vers?hnung，vers?hnen）一词源于“赎罪”（Sühne，sühnen）。这个词有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背景，构成了黑格尔在概念领域思辨地解决矛盾的深刻宗教背景。实际上，所谓“和解”就是对已经先行出现于宗教表象（概念与形象的混合）中的“救赎”所进行的概念提纯。“和解”指的是矛盾各方斗争后的和平共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更不是屈服。和解强调的是现实与概念从非同一走向同一：现实不断趋向概念，进而趋向自己的真理，并在概念与现实的思辨同一中实现自己的真理。对此科拉科夫斯基有深刻总结：“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一种可与其被应用的主题相分离而被转移到其他任何领域的方法。它是根据意识克服它自己由于自我差异经常出现的偶然性和有限性而对历史过程所做的说明。”要言之，和解是从概念与现实的本然同一性出发，历经诸种自相区分、自我异化及其扬弃，最终复归到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自身，即绝对。显然，这种和解会导向一种自我复归意义上的、以同一性为初始原则的永恒确证，也就是导向“绝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因素只是服从于绝对的自我复归与永恒肯定的内生动力和环节工具。
相反地，马克思则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一种以否定性为导向的辩证法。他指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对此，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的《序言》中将建立否定辩证法的任务确定为解决哲学的具体化问题，即如何将现实、特殊和个别纳入哲学思维形式之中，建立具体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否定”意味着其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断打破黑格尔式的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上合一的同一性。阿多诺强调思辨同一性是虚假的，非同一性是不可消解的，指出“非概念性”靠自身成为概念的中介并具有意义，这种意义反过来奠定了它的概念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与客体相等同，或者表达出客体的全部内容，一切概念都源于非概念的东西和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虽然问题域不完全相同，但是阿多诺对辩证法否定性的重申引人深思。由此反观上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对自己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分，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关键在于思维主体转换与特定性转向。
首先，是思维主体的转换。黑格尔那里思维的主体就是思维自身，实体即主体。在这样的观点下，概念与现实必须同一——不仅在存在论上而且在认识论上均须同一。这种同一性决定了他的辩证法必然导向自我复归。马克思先是用现实的人取代了绝对的思维，更进一步用社会存在为社会认识奠基。
其次，更重要的是特定性的转向。黑格尔最终以绝对的视角“后思”社会历史问题，世界历史本质上就是精神自我认识史，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作为中介来让精神认识自身，社会总是要辩证地向前发展，而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只是这整个普遍性过程的一个过渡性的特定环节。因而世界历史呈现为“抽象的普遍性概念——特定性现实——具体的普遍性概念”的自身复归运动，特定性仅仅作为普遍性理念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临时中介而存在，并最终被扬弃于普遍性自身。与此不同，马克思则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并聚焦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的运转机制和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追溯其历史起源并预测其未来趋势，从而基于特定性社会结构的研究而合理抽象出真正的历史普遍性规律范畴。在这里，特定现实并不充当普遍性概念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中介，而是真正构成了普遍性规律及其概念得以可能的历史先验基础。说到底，现实性在于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定性存在，而普遍性规律只能寓于特定现实之中，只有从特定现实中才能合理抽象出普遍性范畴。所谓超离于特定现实而自我生产、自我认识的普遍性概念或普遍性现实，只能是对概念与现实的混淆与抽象同一化。坚持特定现实相对于普遍性的第一性，就是坚持概念与现实的存在论非同一性的立场。
可以看出，马克思坚持了辩证法的否定向度，确立了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开启了辩证法的开放性未来向度。其历史辩证法的特定性取向使得其不能容忍概念与现实的存在论同一性。因为概念总是自在的普遍性，并且是自为的普遍性。而现实之所以是现实，在于它的历史地规定着的特定性，并且现实的普遍性也源自于这种特定性的发展，而须臾不能逾越这种历史的定在而与概念的普遍性发生抽象同一化。也就是说，矛盾不会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普遍解决方式，因为它就是当下历史阶段的矛盾，只能有现实的、特定的解决方式。这样才会有以革命而非改良来改变社会的观点出现，这也是“简单颠倒”论不能透视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差异之处。如果说黑格尔指引人们在蔷薇（暗喻理性）处起舞，那么马克思则是告诫人们，这里有自身否定的蔷薇，毋须它求，就在这里战斗吧！
马克思不追求适合于一切历史时代的万灵药方或者普遍公式，而要求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如果取消了否定性，放弃了暂时性，固守住同一性，也就阻断了辩证法的开放性。对此阿多诺有言，黑格尔让所有人都对国家感恩戴德是明显夸张的说法，因为他的归于一般目的的那种“不运动性”不能用来说明动态的社会。黑格尔的做法反过来证明国家可以凌驾于辩证法之上，他的概念没有被理解为“特殊的国家”而是按其自身来看待，原则上还是顺从了一种精神结构，这就造成了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也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评黑格尔的地方。“现实的和谐迫使黑格尔违背他的意志修改关于观念的现实性命题”，他“不信任辩证法作为自我治疗的力量”，甚至不承认“辩证法之辩证地确立同一性的担保”，从而“中断了辩证法”。
总的来说，否定不是抛弃一切，而是一种扬弃。这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辩证法上都坚持的向度。二者的区别在于扬弃的基础、过程和趋向：黑格尔依赖于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而不断走向绝对或“和解”，而马克思走向特定条件下的似自然规律性或自身否定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和叙述，揭示了外部现象形式背后隐而不显的特定内在联系，洞察了特定社会形态及历史阶段的矛盾和趋势。这些都在理论上呈现为一种具体形态、特定形态的否定辩证法。而这种否定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正是概念与现实在存在论层面的非同一性，也就是现实作为概念无法完全统摄的“剩余”而始终保有的那种对概念的否定性。这种现实对概念的否定性以及现实的自身否定性，始终构成了辩证法沿着特定性、生成性和开放性道路深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从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上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超越，有助于克服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同性”命题所预定的抽象同一性，从而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实质与当代价值、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了广阔的思想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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