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的研究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则是以此为基础，更加注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由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三个面向。本文力图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上述三个面向及其当代价值。
01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起点与理论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对西方革命失败反思的结果。共产国际要求西方共产党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失败，引发了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对于西方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进一步拓展到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这一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和苏俄模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维度和现实维度，并运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文化价值批判、技术批判、生态批判，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强调西方革命的前提或者是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或者是形成个人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从而建立适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追问与探索，并由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流派和科学主义流派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点是探讨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使命和理论形态等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共同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以探讨世界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为目的的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强调马克思正是因为与近代哲学断裂而实现哲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并不是要发现某种形而上学的规律，而是通过探讨历史发展进程中主、客观因素形成的总体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而探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途径。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是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双重影响的结果。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看，西方现代化已经完成，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已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象，这就决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不可能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展开；从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传统看，面对西方现代化出现的负面现象，西方各国出现了一股反思理性和反资本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受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这股反思理性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具体而言，卢卡奇的理论建构深受马克斯·韦伯、齐美尔以及当时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葛兰西的理论建构深受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克罗齐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萨特的理论建构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阿尔都塞的理论建构深受以白歇拉尔为代表的法国科学认识论、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个性，而且他们借鉴和吸收的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辩证法和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思想，这使得他们既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缺陷，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传统。同时他们运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视角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论题，形成了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展开，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第一，通过对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境遇的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异化论题和异化理论。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齐美尔的文化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影响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卢卡奇把物化规定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P150)物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发展出现了相背离的现象，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不再是生产过程和自己劳动产品的主人，反而沦为生产过程的旁观者和物的奴隶。物化现象不仅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还导致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思维和工具思维盛行，使得人们无法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与趋势。卢卡奇的异化论题尽管存在着把“异化”和“对象化”混同，仅仅是从技术理性盛行的角度谈论异化现象的形成，但他的异化论题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尚未出版时提出的，既显示了他非凡的理论洞察力，也使得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异化论题”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并相继提出了“总体异化论”“日常生活异化论”“消费异化论”等理论，其共同点是指认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物的价值上升、人的价值下降，西方人处于身、心日益被西方社会总体控制和支配的异化生存境遇，西方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前提是要摆脱总体控制的异化生存境遇，形成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和西方人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看作是西方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基础和前提。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着诸如脱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把异化主观化，甚至由于混淆“异化”和“对象化”的区别把异化永恒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成一种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的缺陷，但他们的理论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西方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变化，深化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关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向度和主观向度及其辩证关系，更加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功能。
第二，重视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社会结构与俄国单纯的政治暴力统治不同，而是包括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这就要求应当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注重对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的培育，实行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文化心理革命是展开总体革命的基础与前提。基于以上认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视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在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的重要性，先后形成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柯尔施的“总体革命论”和葛兰西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分别提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和“文化工业论”，其核心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行使着控制人们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职能；阿尔都塞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两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科学认识，与意识形态无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承担意识形态职能，与科学认识无关。基于以上认识，阿尔都塞不仅先后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保证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条件，也凸显了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对于西方革命的重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培育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正确处理商品、需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树立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总的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摆脱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或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奠定基础和前提。
第三，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从科学技术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两个维度探讨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形成的原因。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的哲学基础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把原本包含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内的理性曲解为工具理性，进而把“有用性”作为判断知识是否是科学的标准，把那些关于价值和意义探讨的知识看作是应予以否定和抛弃的形而上学，从而割裂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导致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思维盛行，不仅使得科学失去了哲学和价值应有的指导作用，而且使得唯科学主义思潮盛行和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的社会基础则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这就决定了资本不仅不会使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对人的“额外压抑”。要解决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的负面效应，就应当重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重建人与人的关系。从重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看，就是要建立一支旨在抑制人的非理性欲望的技术伦理，使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从重建人与人的关系看，就是要变革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使科学技术创新和运用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社会。
第四，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既存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第一重矛盾”，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第二重矛盾”。前者会带来因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后者会带来因生产条件破坏使生产无法进行的生态危机，并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主要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他们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之后，进一步强调以资本为基础的物欲之上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则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危机，而且还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运动造成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这就要求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把“全球性思考”与“地方性行动”、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破除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破除以资本为基础的物欲至上和狭隘的人类主义的价值观，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幸福观，建立以生态理性和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对平等、正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合法性危机与公共领域的理论、承认理论，特别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和对正义的追寻，实际上是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展开的论析，不仅开启了从规范性维度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而且也挖掘和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提供思想资源。
0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与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理论问题无论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借口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强调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主体的社会，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已经无法反映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也意味着阶级政治已经不现实。他们又立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强调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作为本质予以否定和抛弃，认为可以借用和修正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建构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的注重偶然性、激进民主和以“接合理论”为基础的“新霸权理论”。但他们的借用和修正是建立在歪曲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原意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物主义解读，另一方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唯物主义哲学，并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能够把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主体“接合”起来，为建构新霸权理论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却又脱离葛兰西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夺取领导权问题，甚至要求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当作应予以否定和抛弃的本质主义的残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阿尔都塞理论的理解上。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的命题是为了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理解，他在提出这一命题时反复强调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它是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基础。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既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必然性的概念，又突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多元性、多维性的特点，正好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主体和差异性日益突出的现实，由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观是建立在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一点恰恰是阿尔都塞理论应予否定和抛弃的内容，应当予以否定和抛弃。“假如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中产生它对总体的解构作用，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要适应阿尔都塞话语之中另一个中心因素的企图、严格地说，即适应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2](P106)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歪曲地借用和引申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思想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但也彰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
第二，以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以及英国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建构，从哲学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理论问题两个维度上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维度看，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就是通过借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和注重共时态的研究方法，来批评那种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并肯定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和共时态的研究方法能够克服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擅长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分析，却存在着较少对社会结构展开细致分析的缺陷，强调要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就必须把共时态的研究方法和历时态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詹姆逊反复强调肯定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和注重共时态的研究方法就必须始终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附带条件和基础，“必须用一个关键的附带条件来完成这番描写，即“只存在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方式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3](P26)才能避免使阿尔都塞的上述理论和方法滑向后马克思主义和拉康唯心主义的倾向；而英国文化研究思潮在研究方法上深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的影响，形成了文化研究上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的是文化与人类实践经验的内在关联，突出的是文化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则强调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形成的介入作用，虽然英国文化研究思潮的共同点是反对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物论的解释，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英国文化研究思潮不同理论家到底是把文化看作是人类实践经验的产物，还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到底是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因而也决定了英国文化研究思潮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主题和理论旨趣；从具体理论问题的维度看，晚期马克思主义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文化理论和空间理论的影响。强调“总体性”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和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晚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借口总体性等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消解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沉醉于单纯的抽象文化批判的做法，强调应当在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内的总体批判，在实践中应当探寻把地方性的反抗资本主义微观斗争上升为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斗争的有效途径。而晚期马克思主义在上述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的影响，这在詹姆逊等人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詹姆逊在强调总体性对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细化和具体化，他由此通过把阿尔都塞的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论与凯文·林奇在《城市的意象》一书中提出的“认知测绘”概念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认知测绘”方法，其核心是要求在把握资本主义总体化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生存境遇和经验，找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规划，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对于西方革命的重要性，由此非常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重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的揭示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点之一。詹姆逊反复强调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詹姆逊不仅肯定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和商品化的实质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明确肯定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等人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论和大众文化理论正是把物化理论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的后果与实质的积极成果，并由此肯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分析的力量，在于它表明了商品结构如何出乎意料地、不被察觉地进入到艺术作品本身之中……像是通过手段与目的世界的逻辑对非实践性的最终领域的稳定的征服和殖民化，或者是对纯粹游戏和反实用的征服和殖民化”；[4](P55)进而借鉴马尔库塞强调艺术审美在恢复人的自主意识、政治批判意识在摆脱资本主义异化和总体统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全球扩张与后果的分析上。列斐伏尔明确提出了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论述了以物质生产和劳动生产为基础的“空间的实践”、以统治阶级主观构想的“空间表征”和以人们真实体验为基础的“再现性空间”基础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的异化和破碎化的后果，提出应当用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空间代替充满矛盾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空间，实现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晚期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受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影响，詹姆逊在《认知的测绘》一文中认为“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生产它所特有的空间，尽管资本主义空间的这个特定阶段显然比其他生产方式的空间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5](P295)并明确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的逻辑”已经代替了“时间的逻辑”，能否使用“认知测绘”的方法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逻辑，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而且也关系到能否实现以总体性变革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转向使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两次转向”的特征。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认为与马克思不断从哲学研究走向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越来越转向哲学研究，重点是转向对上层建筑中的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转向使他们注重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作用的强调，并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和阐发上，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即文化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积极作用在于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并揭示了西方革命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但除了葛兰西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的时候，并没有正确地解决好主观与客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辩证关系问题，他们的这一理论缺陷被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利用，使得后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规律，片面强调抽象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消极影响；晚期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否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片面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缺陷，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和对总体性的追求，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把文化批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并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他们理论的重点，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和理论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探讨是其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使命和理论体系等关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他们的探索使我们更加完整地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的整体图像，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有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人的主体性、人学、哲学形态、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改革等问题的探讨，都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双向互动的关系，使得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接受史与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史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其二，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其具体研究结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的理论本性。他们的上述探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既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讨论；第三，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新的研究论域的开启，有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实践、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的视角，提出的异化等诸多新的论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文化哲学、生活哲学、技术批判哲学、生态哲学等新论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走向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有利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
0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应与现实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划分为以探寻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理论和以探寻作为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两种类型的理论，前者主要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后者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为代表，他们不仅具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而且他们的实践效应和现实价值分别体现在推进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
秉承以探寻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认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如何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他们由此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阐发，注重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客观因素所构成的总体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注重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强调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通过阶级政治才能实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也应当建立在人的主观精神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并由此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强调西方应当建立一种适合西方民主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卢卡奇在高度赞扬列宁对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专制本质，批评斯大林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进而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完全忽视了民生和民主问题，并在揭示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对自由的操纵和虚假的民主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既意味着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又是一个使人们日常生活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葛兰西和柯尔施则强调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以工人自我管理和工人自治为特征的“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将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使生态运动走向激进的政治运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以生产正义型为基础，生产和管理过程民主化，科学技术的成就服从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上是正当、正义的，而且建构了“证券”市场社会主义和“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平等、不正义现象的产生。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在通过增加竞争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又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不公平的现象，是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总的看，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主观精神高度发展，没有剥削、自由和平等的社会。
以探索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又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官僚制的社会，二者都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他们由此提出应当通过走既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又建立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他们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反抗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学说，把实现“第三条道路”的革命主体寄托在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上，并力图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异化和总体控制，通过文化批判和艺术审美来培育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他们提出了通过走“第三条道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把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为一个克服了异化，人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充满爱和相互尊重的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推进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上。“青年学生造反运动”起源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并迅速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其原因在于学生不满当时西方社会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人的精神世界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支配，社会呈现出单向度发展趋势，并使得大学教育沦为职业培训所，因而把反叛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当时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正是“对大学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疑”。[6](P12)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理论观点成为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萨特的异化理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采取“大拒绝”和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方略为青年学生所推崇；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走上街头，支持和声援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五月风暴”中得以实践，彰显了他们理论的重要影响。
伴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西方社会产生了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生态中心论生态思潮的盛行引发了不顾人类的生存权利，片面强调生态利益的激进环境运动，由此产生了生态自治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和生态政治运动；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引发了西方世界基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绿色发展环保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评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脱离生产方式抽象地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看不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的全球化的内在关联，脱离资本的全球化，片面强调地方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的本质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其理论的价值立场绝不是为了维系他们所标榜的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是为了维系资本的利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的全球化，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破除资本和古典经济学的虚假的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建立在人类真正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的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既避免忽视人类生存权利的激进生态运动，又避免使生态运动变成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的环保运动，从而使生态运动真正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共同发展。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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