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中美博弈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0周年诞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贯重视理论武装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在开展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原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际交往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独立自主开展党际交往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国际主义和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各国工人的国际联合与共同行动，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同时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用什么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尊重各党的选择权，应当“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反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任何一次国际行动，都必须就其实质和形式事先进行协商。”列宁在“各政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际关系思想，而且特别强调各国各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斗争策略，要有自己的特点，坚持走自己的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善于借鉴别国的经验，“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指导，也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同时也积累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处理党际交往的经验，为新中国开展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人们参加的共同事业，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因此，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结合本国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各自面临的实际问题，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始终强调，各国共产党应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是不能照抄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重视学习苏联等国的经验，但同样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毛泽东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对共产党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党际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既要珍视自身的自主权利，也要尊重别国党独立自主的选择，不能强加于人。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主张，各国党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各党负责各党内部事情，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在毛泽东和一些政党的坚持下，尊重各党独立自主的原则被写入这次会议的最后成果《莫斯科宣言》。毛泽东晚年专门批评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对外交往中出现的“左”的现象，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个基本原则。”
第二，党与党之间关系平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苏联共产党当时奉行的大国、大党主义做法进行了长期斗争，始终强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各党不管历史是长是短、力量是大是小，彼此之间一律平等。1956年10月，波兰发生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许多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引起苏共不满，苏共意欲武力干涉。对此，毛泽东认为：“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不仅共产党之间需要平等，而且同其他性质的政党也要平等相处。在会见来访的缅甸客人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就共产主义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时生的兄弟。”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党际关系平等，而苏联共产党要当“老子党”。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就公开发文指出：“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中国共产党不仅反对一些大国大党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而且不追求自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领导党”地位。
第三，“求同存异”。1954年8月，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工党虽然主张“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改良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见该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这里强调的两党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指两党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和平共处。在谈到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求同存异。他在1957年就指出，应该区别对待西欧、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关系，既要坚持独立自主，也要坚持求同存异。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求同存异就是要允许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在同资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的交往中，求同存异就是要敢于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进行友好交往。按照求同存异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发展同欧美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关系，为国家关系改善和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第四，党际关系不影响国家关系。党际关系是指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则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尽管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内容与形式上并不相同，但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好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如何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执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要把两者区别开来，认为中国发展对外双边或多边关系，往往是以政府或国际组织为对象，而不是以政党为对象，不应以党际关系代替国家关系，更不应以党际关系干涉别国的内政。1954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应邀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在你们国内也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别国如印度、印尼也有。但是我们不好干涉，不好对这些党派、团体和个人说，他们不应该反对我们。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针对我们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提出还是要同南斯拉夫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毛泽东尽管对赫鲁晓夫破坏中苏两党关系，搞“老子党”的做法十分不满，但仍希望能同苏联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认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当改善。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虽然有意识地从理论上区别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但是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外交任务的制约，在实践中还很难将二者区别开来，以党际关系亲疏决定国家关系好坏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克服。
二、坚持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深化发展
邓小平曾长期主管党的对外工作，多次率领代表团出访或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与世界各国政党的领导人有广泛交往。他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党际交往四原则”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指导方针，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
第一，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党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产生的恩恩怨怨。邓小平认为应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不应回避争论和矛盾，一切向前看。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反复强调；“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通过总结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与教训，邓小平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作为国际共运重大斗争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邓小平对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新型党际关系“新”在何处？就是要不受过去争论的束缚，解放思想，一切向前看，着眼未来发展党际关系。正是采取这种不纠缠于历史旧账、“向前看”的诚恳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放下包袱，打破僵局，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同各国共产党及其他重要政党的关系，摆脱了一度较为孤立的困境。依据邓小平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以中南（斯拉夫）两党恢复关系为突破口，先后恢复了与欧洲多数国家共产党以及印共（马）、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多米尼加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传统共产党的联系；与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恢复了关系，缓和了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同西欧国家的社会党、亚非拉国家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其他主要政党开始广泛交往，政党外交开创了“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全新局面。
第二，党与党之间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出现过“大家庭”体制，在革命和战争时期这种体制虽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容易产生“大党主义”和“老子党”现象，不利于各党平等交往，甚至使国家关系恶化。邓小平坚决反对“大党主义”和“老子党”，认为党与党之间应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应当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曾明确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在会见其他党代表团时也反复强调各党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他说：“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经验和模式神圣化、绝对化，这是导致各国共产党发生矛盾、引发争论乃至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以一国一党经验来评判他国他党是非，是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邓小平也不赞同外国政党照搬照抄中国的做法和经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只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第三，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党际交往的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只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交往，对有明显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党、保守党等采取排斥和不接触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开始了调整——从过去支持世界革命转移到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上来，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交往模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四大在阐述党的对外交往方针时，将之前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的表述修改为“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又修改为，“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一新的表述，把党的对外交往对象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扩展到“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并首次提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关系发展。这些重大调整，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同各国政党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党际交往目的注入了新的内容。1986年9月，邓小平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华莱士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而是要根据国与国之间的具体情况而定。邓小平在1989年10月接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强调了不计较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国家关系的观点，“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针对苏联解体后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发生很大变化的新情况，邓小平认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邓小平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过去只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进行交往的限制，先后与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荷兰工党等社会党及坦桑尼亚革命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并展开了交往。
三、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运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两极对立格局被打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面临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不改变。进入21世纪，“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自觉地把党的对外交往原则与国内执政理念结合起来，把经济因素注入党际交往，在对外交往中注重就各国普遍关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学习和借鉴，进一步丰富了党际交往内容，开辟了党际交往的新领域，为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第一，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随着两极格局终结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西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世界出现新一轮多党制浪潮，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多元并存，世界越来越多彩多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江泽民对世界格局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认为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一种历史必然和客观存在，理应受到尊重，对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多样性，也应当尊重。江泽民指出：“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江泽民在批驳西方人炮制的“文明冲突论”时，深入阐述了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观点，他指出：“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求同存异、提倡和而不同等观点，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广泛开展交流合作、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依据之一。
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所以能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前提是和平共处，走和平发展道路。胡锦涛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符合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外大政方针，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要“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的国际关系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为世界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的崇高使命和宽广胸怀。
第二，发展党际关系的目的是为国内建设争取良好国际环境。
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我们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国际形势，恰当处理对外关系，以利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加快国内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这里清楚表明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在2004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要求外事部门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科学制定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列为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内外兼顾，在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使党际交往主动塑造能力和对外交往机制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取得明显成效。
第三，在政党交往中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
通过政党外交，树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执政党的良好国际形象，是增强党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为了更好地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加大了自身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通过政党外交向世界宣传介绍自身，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向世界充分展示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成就，说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不断深化同各国政党的思想理念交流，进一步夯实党际关系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世界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越来越把目光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宣传中国，正确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已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的一大任务。在2003年7月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对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反应，妥善应对国际社会的有关关切，积极做好化解不利因素的工作，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牢牢把握对外工作的主动权。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进一步提高工作成效，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就对外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作出指示，在对外宣传内容上，要求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发展状况、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等；在对外宣传形式上，要求积极参与政党多边外交、健全党和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积极开展党的对外信息传播，“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在对外宣传的方法上，强调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的方针，“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广泛参与党的对外工作，直接与外国政党政要交流对话，宣传党的主张、展示党的形象，形成党的对外信息传播的强大合力。
四、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亲自擘画运筹，提出了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新举措、新战略，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党的对外交往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第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科学判断我国外部环境和准确把握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基础上，明确了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战略目标，即“中国外交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习近平指出：“面对变局，最根本的是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抓住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诉求，走合作共赢道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共建“一带一路”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规定了政党外交应遵循的任务和宗旨，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政党外交提出了新要求，是新时代政党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明确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习近平倡导建立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传统国际关系不同，不搞零和博弈，不以武力寻求霸权，推崇“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真诚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推动本国发展同人类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的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规定了党的对外交往应遵循的任务和宗旨，是新时代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三，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是习近平对新时代党的对外交往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愿意在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政党交往不是拉帮结派搞对抗，政党对话不是搞“小圈子”谋私利。新时代政党外交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开展政党外交，不追求狭隘的自私目标，而是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的角度出发，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交往对象的需求，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进步。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关于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倡议，是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新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提升至一个新高度，这无疑是政党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党气派和大国大党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逻辑和新时代政党外交的实践逻辑的延伸展开。在新型政党关系的三大要素中，求同存异是基础，相互尊重是关键，互学互鉴是目的，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最终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中国共产党发挥政党外交特色优势，加强对各国政党的政治引领，为进一步深化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助力，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担当，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看清人类进步方向，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各国政党的沟通交流合作，积极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和完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在多边政党交往中加强政治引领作用，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切入点，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旗帜鲜明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基础，通过新时代党际交往凝聚起各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天津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