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球新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缅怀恩格斯，我们需要思考与解答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恩格斯创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及其当代意义？这既关涉理论原创真相，更对在新时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大意义。回溯以往，“独特贡献”问题始终未被完整解答。在国内外学术史上，著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或《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们，无论是梅林、麦克莱伦、柯亨、科尔纽等，在概述恩格斯思想传记时选择以下三种维度，都回避了“独特贡献”这一问题，更无完整解答。一是强调“共在—共创图景”，强调马、恩在创立新世界观时既然“双星合璧”、合作共创，就没有必要对恩格斯的贡献作出独立阐述。二是着眼于“排序论”，既然马、恩思想完全一致，而恩格斯又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或“能手”，因而除个别领域之外，无需专论恩格斯的独特贡献。三是“宣传和阐释者”论，即将恩格斯主要定位和评价为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宣传者和阐释者，甚至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看作是“作者”与“读者”关系，根本排斥恩格斯“作者”地位，因而完全遮蔽这一重大问题。反之，西方“马克思学”“恩格斯学”领域代表人物莱文、特洛姆普等人公然主张“马恩对立论”，将恩格斯的思想歪曲地阐释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恩格斯主义”，因而对问题的解答误入歧路。概而言之，200年来，强调马、恩思想一致性时，恩格斯的“独特贡献”不在视域之中；强调“独特性”时则变成“马、恩对立论”，因而“独特贡献”依然在视域之外。因此，要还历史真实，必须要科学解答这一重大问题，准确说明马、恩各自贡献与思想一致性的相互关系，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真实图景。我们若能够深度理解恩格斯作出的“独特贡献”，也就更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的使命。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述恩格斯的“独特贡献”：第一，青年恩格斯是创立唯物史观的探路先锋。第二，从“观”到“体系”的建构，将“新世界观”发展、完善、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将“否定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发展、完善、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将“唯物史观”发展、完善为“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独立研究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深刻阐明生态文明的思想原则。第四，《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第一部经典文献。
一、创立唯物史观的探路先锋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发动哲学革命、创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青年恩格斯的“特殊贡献”集中表现在他是创立唯物史观的探路先锋。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青年恩格斯具有“场域优先”与“主体自觉”，因而率先从“反思的问题学”进展到哲学革命，在切近唯物史观创立之路的三个关键点上先于并影响了马克思。第一，青年恩格斯所处的德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场域，促使他自觉转变立场，率先抨击造成乌培河谷和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生存状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率先发现工人阶级独立登场、成为历史主体对于推动时代大变革、创立唯物史观的划时代意义，从而率先走向了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第二，反思和批判造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实场域的需要，使恩格斯率先进入创立唯物史观最必要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路径，并深刻启迪了马克思。第三，率先进入和汲取青年黑格尔派的施特劳斯“实体”派思想，从而走向客观地发现历史和经济学规律的道路，为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知识论视域范式。
“现实场域”是思想出场的起点、置身性的原底结构。起点是思想出场的先决条件，场域是构成起点的“周围感性世界”，任何思想出场都依赖于起点、场域，都是对历史出场问题的解答。唯物史观创立的起点不在思辨哲学，而在这一哲学之外的现实历史本身。包括马克思在内，德国共产主义者对现实了解太少，大多是从哲学前提出发，“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①。1841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在秉持黑格尔“哲学世界化”思辨梦想，还公开反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②，远离创立唯物史观的真实起点。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作为探路先锋的原因在于：与马克思从思辨“哲学走向生活”相反，恩格斯直接“从生活走向哲学”，创立唯物史观的起点具有“场域优先”性。恩格斯出生于乌培河谷穿越的巴门市内一个受虔诚派宗教统治而又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家庭，少年时代的“周围感性世界”就是每日遭遇的让他愤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乌培河谷工人阶级苦难生存状况，他高中未毕业就受父亲指派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英国曼彻斯特直接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每日每时都在近距离观察并感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让恩格斯更贴近唯物史观创立的出发点，使之思维发生着从“问题中的哲学”到“哲学中的问题”的转向，通过生活倒逼“哲学革命”的爆发而走向创立唯物史观之路。1839年3月，在“青年德意志”观念影响下，他通过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上匿名发表《乌培河谷来信》，表达了彻底革命的精神。18岁的恩格斯写道: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乌培河谷的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体现得最为明显。机器工业无情地摧毁了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工厂，致使大批手工工人流落街头。“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这些工人“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就是从外地来的身强力壮的细木工、手艺人或当地的皮匠，“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③在恩格斯看来，造成这种非人生活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厂主们惨无人道地压榨工人，而虔诚主义则为他们开脱罪责，充当辩护士。18岁的恩格斯不仅愤恨资本家，而且憎恨一切王侯和国王，他认为每一个王侯与国王都应当判处死刑。彻底革命的话语体现了恩格斯对于时代精神与民主思想的把握，他豪情满怀地宣告：“当时代精神象暴风一样袭来，带动火车在铁轨上疾驶时，我会迅速地跳进车厢乘上一段路……”④如果说，《乌培河谷来信》对苦难的工人阶级的同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愤恨是立场转变和走向创立唯物史观的起点，那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是恩格斯自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支持工人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创立唯物史观的标志。1845年3月,24岁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觉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宣告“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⑤，“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⑥，“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⑦。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人阶级状况最发达、最典范的国家，用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来系统描述和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充满穷困、绝望和饥饿”的状况及其根源，对资本逻辑的本性及其后资本道路作理论分析，深化为一种对“人道的共产主义”仅仅化为道德说教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超越，这已经为《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因为有上述先行起点优势，在与马克思合作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时，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资本逻辑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完美升华。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的原初文本中，恩格斯都是文本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人。概括地说，场域优先催使恩格斯在立场转变、资本主义批判和发现工人阶级历史主体地位方面都处在优先地位，这促成恩格斯率先走向创立唯物史观之路。
对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切入点。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经济学难题还主要着力于哲学批判，希望走黑格尔所主张的“哲学的世界化”的路子，这必然招致失败。正如马克思而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指，就是“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⑧必须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历史观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出场。与马克思从哲学理论出发路径不同，恩格斯一开始就身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场域，率先自觉作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批判，进而发现这一批判必然要导致整个哲学历史观的变革，因而先行走向唯物史观的创立。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以私有制、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就是随着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这一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⑨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验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走入理性自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产生的“经济学革命”并没有改变“私有制的理论”性质，它不过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因而是“私经济学”，“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的存在”。⑩这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性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经济学表达，是一种“伪善”，更对这一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抽象价值与交换价值、需求与供给、竞争与垄断、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等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经济学—哲学反思与批判。这是走向创立唯物史观之路的最重要的前提。受恩格斯启迪，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当然，马克思比恩格斯更高地站在“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复调视域上，更强调从活劳动主体出发来反思“劳动—资本”的辩证关系，强烈的“哲学革命”意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深刻地穿透了历史深处。
对于恩格斯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客观的、罪恶的、非人道的存在境况，而这一境况只能诉诸社会现实的规律性嬗变。促使恩格斯第一次摆脱家庭宗教束缚的吹哨人正是主张社会存在与历史变迁根由的“实体”性即客体性的施特劳斯。虽然理论来源都来自黑格尔哲学，但是施特劳斯的“实体”意识恰好与影响马克思的鲍威尔主张的“自我意识”观处在对立的两极。因而恩格斯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从“自我意识”“从主体出发”去将这一现实看作是活劳动的异化，专注于如何从扬弃劳动异化而达致人本复归；而是在深刻分析和阐释社会运动规律的必然性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从社会存在和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出发阐释社会变革的规律性、必然性，强调历史的决定论，使恩格斯更容易走向唯物辩证地阐释历史之路，创立唯物史观。循着这一思维方式，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在深挖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时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社会现象都是在人们自觉意图支配下的行动造就的。行为动机似乎成为人们解释社会存在的根源，这就容易导致唯心史观。恩格斯进一步说：在行为动机背后存在着客观的动因，这一动因就是社会存在，就是利益和利益分化的阶级，而利益和阶级背后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是决定和产生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本原因。可见，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实践做“动机决定论”与“动因决定论”两种对立解释是具有可行性的。如果仅仅肯定实践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并不能保证这一解释一定是唯物史观的。虽然恩格斯肯定并强调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历史的基础，但是如果不对行为、实践做进一步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归纳分析，依然不能保证从“实践论”必然走向唯物史观。为摆脱“动机决定论”支配的“实践的唯心主义”歧途，必须走向崇尚“动因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着力强调的真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解释。
二、从“观”到“体系”的建构
在青年时代，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发动哲学革命，也曾经对这一“新世界观”尝试着做过理论体系名称的相关表述，如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等，但因为他们彻底否定旧哲学，宣告哲学终结，因而称哲学革命的结果形态不是“新哲学”，而就是一种“新世界观”。此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完善不仅要通过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路径，用“实证科学”发现现实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内部规律才能真正完成。然而，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反思的：青年时代他们的“经济史知识多么不够”，因而对“新世界观”还不能作出全面性和体系性阐释。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从激进的革命运动浪潮中抽身退步。中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产生了自然分工。马克思回到书房，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和《资本论》，恩格斯则回到英国企业管理实践之中，不仅无私地资助马克思，并且断断续续开展关于政治学、军事学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用自己丰富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学知识支持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并不是恩格斯发展、完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阶段。
以《反杜林论》为标志，逐步进入老年的恩格斯开启了发展、完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作出重大贡献的鼎盛时代。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指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广泛传播，使认真总结和系统阐释理论体系、从“观”进展到理论体系的命名和阐释，既完全必要也成为可能。必要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对于完整准确理解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产生强烈的需要。但是，拉萨尔主义、工团主义等错误思潮又影响甚大，在工人运动中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批判、清除各种错误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有准确、全面、体系性的理论阐释，告知工人阶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为之命名、体系性阐释就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工作。另一方面，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之后，西方学者以封杀和沉默来消解其影响。工人政党中一批年轻人又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经济唯物主义”，甚至仅视马克思为一名经济学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理解的自我遗忘”。马克思“新世界观”虽然是完整的，但是由于马克思的主要研究使命是完成《资本论》，独立阐述哲学表达虽有愿(如他曾经发愿要以专册形式阐释辩证法)但无暇。凡此种种，历史的重任只能落在恩格斯肩上，需要恩格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说明和全面阐释。这一时期恩格斯伟大贡献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全面总结“新世界观”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内容的基础上，重在将“观”拓展到“体系”，其中着力表现在：将“新世界观”发展、完善、阐释和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将“否定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发展、完善、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将“唯物史观”发展、完善、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识和主要继承的理论样态。
恩格斯从“观”到理论体系性阐释是在发展、完善中加以实现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性形态加以完整说明的积极尝试。《反杜林论》出场路径虽然是与杜林展开对话、论战与批判的需要，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虽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写作阶段依然用“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是，《反杜林论》已经第一次将“新世界观”扩展为较为系统、体系性理论的形态，至少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的完整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性的阐释由此发端。特别是在《哲学篇》中，恩格斯用了十三章对杜林唯心历史观、认识论和思辨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同时，第一次体系性地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遗忘偏向，奠定了体系性阐释的理论基础。
关于“新世界观”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命名工作，从《反杜林论》开端，恩格斯就作了多方面的说明。进一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新世界观”如何转为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作了认同性的说明。
关于推动“否定的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性阐释，恩格斯认为不仅需要解决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问题，而且要解决唯物的和辩证的“自然观”问题。只有两者都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建构。为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青年时代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着力通过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这一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高度自觉，马克思在研究写作《资本论》之余还深研数学，留下《数学手稿》。恩格斯则花费八年时间“脱毛”，探索数学和自然科学，并对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以及先验思辨体系加以批判地反思，坚定地认为：“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对恩格斯来说，他自觉补位的是去发现：“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正是这一阐发，使恩格斯未完成的手稿《自然辩证法》成为典范之作。虽然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将他所主张的新世界图景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一命运几乎立即得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高度认可。从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性理论阐释，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系列著作中完成的，这一重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划时代标志。当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加以重新阐释，但是对于恩格斯当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完善所作的伟大贡献，也决不能忽略。
恩格斯一生关于“唯物史观”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性阐释的转化所倾注的心血最为集中。这不仅表现在早年撰写《乌培河谷来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而走向创立唯物史观之时，更体现在他晚年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等系列论著中。从唯物史观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呈现三大维度。一是鲜明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作用，其中既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更强调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和多样的反作用。既强调了人类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也强调了历史进路的多样性。既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历史合力的作用。二是特别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之名言，强调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存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多种生产(包括人口生产)之间关联以及分别对于人类史的作用。三是修正了关于实现国家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论唯一性理论，阐明了走向后资本道路方式的多种可能性。
从“观”发展、完善到体系性阐释，需要对两者关系加以说明。两者在本质上呈现一致性而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差别性。正如黑格尔在讨论“方法”与“体系”关系时曾说：“方法”是体系的灵魂，体系则是“方法在内容中的扩展”，“体系=方法+内容”。恩格斯实现从“观”发展、完善到体系性阐释，也经历了这一逻辑进程。新世界观扩展深入到各个领域内容之中积淀成为具体观点，因而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完整、思维一贯的理论体系就逐步形成，这就能够被恩格斯用新的命名来加以体系性梳理和阐释，进而让新世界观呈现出一幅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性图景，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于深入人心。
阐释恩格斯如何从“观”到体系性叙事转换，我们需要坚持两个观点：一是这并不意味着“新世界观”的内容和结构是“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恰好相反，正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释经历着“一般逻辑”、《资本论》时代经济逻辑和“西欧逻辑”以及晚年“东方逻辑”一样，恩格斯对新世界观的理解也经历了发展和完善。二是更不能将恩格斯所阐释的体系性理论形态看作是“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时代变迁与中国化的创新史实，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三、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生态文明观：一种新的阐释体系
迄今为止，恩格斯的自然观或自然辩证法研究始终被学术界看作是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独特在场方式。然而，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深度追问与解答。
第一，为什么恩格斯如此倾力研究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在恩格斯看来，完整的“新世界观”包括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核心，但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是不可或缺的。对自然科学作唯物辩证的自然观阐释是彻底解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确立“新世界观”主导地位的主要支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变革的动力源泉。自然科学三大划时代发现构成了“新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此，恩格斯在1848年之后，就着手收集数学和自然科学资料开展系统研究，在撰写《反杜林论》时恩格斯自觉还处在“脱毛”状态，只是一个“半通”。到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时，恩格斯已经完成“脱毛”状态，与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同步，对时代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唯物辩证的解读，留下了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观包括了博大精深的内容。不仅科学阐释了人类自然观发展、自然科学史发展的出场规律，通过数学和自然科学发现深描阐释具有物质的辩证的自然图景，自然科学与辩证哲学的内在关联，以及这一图景对于“新世界观”出场提供的重大自然根据，更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图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文明构想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关联，等等。
今天，重提恩格斯的自然观具有重大价值。由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自然观存在误读与消解，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科技革命内在关联被人为淡化与遮蔽。21世纪，新科技革命成为引领人类历史变革的第一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关系却正在脱节。为此，我们不妨像恩格斯当年那样追问：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技革命知识基础是什么？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摆脱“应对新科技革命的诸多挑战”的被动状态，像当年恩格斯那样科学解读全球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并指明发展方向？显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必须要像恩格斯那样关注、研究新科技革命的最前沿，成为思想引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没有对21世纪全球新科技革命本质和趋势的规律性揭示并指引其发展方向，也就没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恩格斯的自然观究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还是实践论意义上的自然观？在思维方式上，是单纯的“实证科学”知识抽象还是基于“实证科学”抽象的辩证哲学？在这两个问题上，第二国际、前苏联学者大多主张前者，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恩格斯的自然观当作自然本体论、实证主义思维而加以拒斥。莱文将恩格斯的自然观看作是与马克思的人道的实践主体论完全对立的两种思维。其实，上述见解都是对恩格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误读。在恩格斯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论与本体论是完全一致的，对“实证科学”知识抽象与辩证哲学解读是完全统一的。就实践论世界观而言，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在早年发动哲学革命时都强调“实践哲学”路向，即旨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我们只要读一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就一目了然，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始终坚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强调对不可知论的最彻底的驳斥是“实践”，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恩格斯强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深度讨论现代工业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改变，系统阐述在劳动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就不难看出恩格斯对实践的唯物主义思维路线的一贯坚持。
但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实践哲学”或“实践本体论”不同，恩格斯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所表达的物质世界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图景(包括人工自然)。虽然它是自然科学研究与实践的结果形态，必然随着自然科学发展而变化，但是其源头依然是客观世界。正因为如此，人们思维最切近的基础，包括着人引起自然界的变化以及自然界本身。两者共同构成了人必须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与探索表明：“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这一辩证自然图景恰好与辩证自然观高度一致，被自然科学研究与实践结果所证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强调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反对将实践导向任何脱离物质世界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恩格斯那里，实践观与物质观是完全一致的。脱离了实践观的物质观必然导向旧唯物主义；而脱离了物质观的实践观，必然导向实践唯心主义。
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基于实证科学抽象的辩证哲学。一方面，恩格斯强调：没有实证科学抽象，自然观就等于从康德到黑格尔那种企图通过外部反思将思辨强加给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而恩格斯主张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这一辩证哲学必须要构筑于自然科学之上，它集中反映了“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这是在实践观上坚持唯物地表达辩证哲学的基本要求。反过来，恩格斯也认为自然科学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混乱状况而自然而然地实现发展，但是没有辩证哲学，必然具有盲目性和曲折性。恩格斯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当自然科学处在大变革时代，“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联系”。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自然观本质上不是实证科学，而是充分占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经过实践检验的辩证哲学。
第三，恩格斯的自然观包括人工自然观，其中原创的生态文明观至今依然是思想的时代旗帜。生态文明、生态与人类活动的矛盾关系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上重新加以总体反思。生态与文明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成为一体的？文明的生态化、生态的文明化的可能性何在？资本逻辑可以作为生态力量吗？人类与自然矛盾的认识论悖论和实践论悖论何以求解？为此，我们依然需要回到恩格斯所阐明的生态文明的思想原则下来思考。
一是关于恩格斯阐释生态文明观的哲学基础，是基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论的统一。生态问题发生的场域，在于人工自然，或者按照恩格斯的表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人工自然的根由当然是人类实践，特别是现代大工业条件下的生产生活实践。生态问题的根由恰好是人类实践没有遵循自然生态保持的物质规律，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与冲突。生态问题、生态危机鲜明地表现了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实践论的本质局限。自然界物质规律的在场不断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实践之外，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是实践论发生的前提条件。如果人类实践论抛弃物质本体论，仅仅醉心于自己的劳动、生产、实践“支配自然界”，全然不顾自然物质规律的制约，那么这一实践必然被物质规律所毁灭。只有坚持物质规律优先性与实践发展的统一性、物质本体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性，才能达到“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的哲学表达，就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论的统一。
二是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可能性的哲学逻辑。人类史就是生态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史。生态原初是荒野，文明是人工实践的产物，两者的矛盾就是人类实践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将生态变成文明、文明变成生态即创造生态文明何以可能？不顾生态自然规律的实践论是不可能的；反之没有人类实践的生态也是不文明的。将生态与文明统一、造就一种超越人类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其哲学逻辑就在于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优先性的物质本体论与尊重人类主体性文明的实践论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着力点在于尊重和利用自然生态规律，调整实践方向，用能够优化生态自然环境的积极人类实践促进人类幸福的增长，达成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三是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逻辑是现代造成生态破坏的主要祸首。“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他并不关心由此造成的阶级分化以及“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引起水土流失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可以说，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造就人类生存自然条件毁灭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见解，无一不可以从恩格斯对资本逻辑上述批判中找到思想根源。
四、创建马哲史学科的第一部经典文献
中国马哲史学术组织肩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考察原典作家如何创建马哲史学科。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面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发动的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的进程，即“如何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如何脱离”的历史，这是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创建的第一个天才文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恩格斯在1886年发表这一文献意义深远。创建马哲史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对象历史的存在。任何历史都将经历“自在”与“反思”两次过程。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在发动哲学革命之初，属于创造历史的“自在”阶段。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进行信仰的“自我清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思想演化历史，在《资本论》序言中也曾涉及这一主题，但是“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而对他们思想影响巨大的费尔巴哈，在哲学革命之后却从来没有对其给予过回顾。只有到1884年，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也进入晚年，在着手整理出版马克思遗稿之时，恩格斯开启了自觉反思的历史，对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科学体系、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做全面历史总结。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概括从“观”到“体系”阐释一定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因而历史回顾就成为体系阐释的必要前提。这一阶段恩格斯笔耕不辍，1884年撰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85年发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6年正值他们发动哲学革命的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40周年，恩格斯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7年，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的序言等等。可见，“历史”成为晚年恩格斯自觉反思话语的主题对象之一。与此相关，恩格斯推动“观”向“体系”阐释转变。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史作为话语对象、创建马哲史学科、同步总结阐释“体系”就显得水到渠成。此外，由于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来源与主要对象的黑格尔甚至费尔巴哈都被当作死狗一样抛在一旁，而新康德主义的出场，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法国青年教条派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误解误读需要澄清，而人们更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因而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发动哲学革命的深刻意义。为此，借助于评论费尔巴哈这一出场路径，恩格斯下决心对“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
这一文献第一次明确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演进表述为三个阶段(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派和新世界观)、两大转折(从黑格尔主义到费尔巴哈派、从费尔巴哈派到新世界观)；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出场学的分析框架、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阐释这一进程，不仅透彻地阐明了马哲出场史与马哲体系逻辑的统一，更穿透到思想演进背后去阐明让思想出场的现实历史进程：“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第一次对“哲学革命”的含义及其重大意义做了原则的判定；第一次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全貌作了比《反杜林论》更加完整而准确的表达。上述诸多“第一次”，对当代中国马哲史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至今日，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发动的哲学革命的性质以及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依然是中国学界激烈争论的当代话题，每一次争论都会重回这一文献的语境。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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