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为典型特征的金融资本的再度崛起和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然而，到目前为止，学者尚未对金融化的内涵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关于金融化最宽泛的定义系美国学者爱泼斯坦提出，他将金融化视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当事人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上升”。爱泼斯坦的定义反映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重要性的增强，然而尚不足以概括其本质特征。泼林（2004；2006；2007）、拉帕维查斯（2013）以及茨旺（2014）均将垄断资本学派视为“认识金融化问题的先驱”，沙奈（1996）、高峰（2011）、贝福雷和哈利维（2010）以及茨旺（2014）等人提出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将金融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同生产停滞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为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因此，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需要回到对异端经济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垄断资本学派。
垄断资本学派由巴兰和斯威齐在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两位先驱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创立。1966年两人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下文简称《垄断资本》）出版，标志着垄断资本理论的正式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理论。巴兰和斯威齐以美国为样本，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为中心论题，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增长趋势，以及剩余吸收的困难，并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在缺乏强有力的抵消因素的前提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是停滞；第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事实是停滞趋势与其抵消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存在诸如企业的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军事支出等抵消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早已自行崩溃，因此，理解这些抵消力量的性质和含义至关重要。随着战后繁荣在1974-1975年的终结，以及80年代金融爆炸的出现，垄断资本学派开始将金融视为抵抗经济停滞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将金融化定义为“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向金融”，提出了“垄断金融资本”的概念，剖析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将这种金融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新时期——“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时期”。
由于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化理论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跨度，研究人员众多且存在代际更替等问题，不同时期不同研究人员的思想散落于相关论文和著作中，为研究者系统、准确地理解其金融化理论造成了一定困难。这也成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化理论做系统性梳理的文献尚不多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充分利用垄断资本学派于不同时期发表的文本的基础上，阐述了该学派以生产与金融相互分离为内核的“垄断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条件，以在尽可能还原垄断资本学派金融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贡献加以适当评价。
一、金融化的两个阶段与垄断资本学派
股份公司的兴起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金融化提供了最早的制度前提。股份公司作为筹集巨额资金的有效手段越来越为大型工商企业所采用。随着公司法人制度日渐成为巨型垄断公司占据支配地位的企业产权形式，资本主义也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股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二重化，即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差别。这种差别为资本积累的二重化为生产性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提供了最早的制度前提，并为此后各类金融资产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希法亭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历史，并总结了由于垄断企业的出现所导致的积累方式的重大转变，将金融资本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法亭曾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但是在《金融资本》中他用了半数以上的篇幅详细考察第二个方面，却只在第三篇简略分析了第一个方面，这就使得他提出的金融资本概念存在重大疏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尽管希法亭已经意识到垄断组织的重要性，但他并未阐明金融资本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并忽视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基于此，列宁提出，需要将“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视为“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基础和实质内涵。
因此，根据希法亭和列宁的阐述，金融资本有两层含义：第一，金融资本的概念强调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是同人格化为金融寡头的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的；第二，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主要反映的是德国当时的历史经验。希法亭和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第一层含义实质上强调了垄断同信用的关系，以信用等手段实现资本集中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企业产权制度变革，是垄断金融资本出现的制度条件。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现代公司法人制度实现了出资者人格和公司人格的分离，原生的出资者资本所有权转变为两种派生的资本所有权，即由公司法人所拥有的生产性资本所有权和由股东所拥有的金融资本所有权。从而，整个经济被划分为生产和金融两个领域，这就为资本积累二重化为生产性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提供了制度前提。因此，希法亭、列宁和垄断资本学派都正确的认识到了应将生产与金融的二分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关键特征。不同之处在于，希法亭和列宁侧重于考察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生长；垄断资本学派着重研究了生产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分离。基于此，笔者以生产与金融的相互关系为参照，将金融资本的两次崛起划分为金融化的两个阶段，其中，生产与金融的相互融合是金融化第一阶段的典型特征，生产与金融的相互分离是金融化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希法亭和列宁正是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生长的角度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界定了金融化第一阶段的实质内涵。由于他们关于金融资本的界定主要来自于德国当时的历史经验，因而更为强调生产性资本同银行资本的融合以及银行资本在此融合中的优势地位。
有趣的是，1941年斯威齐曾撰文分析金融势力在美国的减弱，并据此批评了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定义，提出“银行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它大致上是和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时发生的”。正是基于此，斯威齐对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中“银行家统治的含义”存有疑义，并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把这个词完全抛弃不用，而以‘垄断资本’来代替它”。用“垄断资本”取代“金融资本”，的确可以清楚地阐明垄断的实质，弥补《金融资本》在对垄断问题的分析上存在的疏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威齐表示“列宁的理论就肯定不会招致希法亭理论所受过的批评”。然而，斯威齐的上述做法过于侧重列宁对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强调，而割裂了列宁对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基础”和“实质内涵”的辩证把握，忽视了金融资本概念所包含的超越特殊历史语境的一般化含义。因此，尽管早在1956年写给巴兰的信中，斯威齐就曾提出应将金融整合进垄断资本理论，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垄断资本学派对生产与金融关系的理解，尚且停留在希法亭和列宁所提出的以生产和金融相互融合为典型特征的金融化第一阶段，并且过于强调生产集中和垄断，从而将金融资本的控制仅仅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
二、垄断资本学派对当代经济金融化的确认与“停滞-金融化”理论假说的提出
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通货膨胀、生产下滑以及债务猛增所导致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等现象。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霸权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便日趋激化。垄断资本学派最早注意到并系统跟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动向，总结了美国资本主义出现的四大变化，确认了其经济金融化转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停滞-金融化”理论假说。
第一，美国国内资本投资的下降和企业清偿能力的显著下降。一方面，哈里·马格多夫分析发现，美国国内资本投资日渐减少。据他估算，1947—1957年间，美国固定资本的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3%，这一比率在1958—1964年下降到了8.6%。另一方面，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比较1969—1970年的衰退与“二战”后的几次衰退时发现，此次衰退同之前相比不仅在整个衰退时期物价都持续上涨，更为特别之处在于企业的破产，这不仅仅是企业破产数及其所涉及的应偿债务量的增加，问题的关键在于“二战”后首次出现了大量巨型公司被迫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据他们估算，非金融公司清偿能力比率从1946年的73.4%下降到1969年的19.3%，并且清偿能力比率的下降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巨型公司而言尤为明显。这是“二战”后发生的一个关键变化，标志着公司抵抗破产的能力明显下降。
第二，美国日益依靠信用发展经济。一是表现为政府债务的增加。在1957年以前的十年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在其负债总数上平均每年增加约30亿美元，1957年以后，年均增加近60亿美元的债务。二是表现为消费者债务也日益增加。据估算，1969年消费者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同1946年相比增加了15倍，而消费者收入只增加了不到四倍。这其中，同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增长状况相比，消费者信贷增长得更快。在1961-1970年间，新增净按揭贷款年均为288亿，其中用于住房的按揭贷款年均为187亿；而在1971-1973年，新增净按揭贷款年均为558亿，其中用于住房的按揭贷款年均为344亿。这表明，美国在1957年之后已经日益依靠信用发展经济。
第三，金融体系出现了巨大的不稳定。美国包括长期债券和按揭贷款在内的长期债务从1940年的490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3630亿美元；股权资本从1940年的890亿美元增加至1970年的2010亿美元；债务资本占股权资本的比重从1940年的55.1%增至1970年的180.6%，并且这一比率在1965年之后显著增加；商业银行贷款的平均增长率在1965-1970年为9%，1971-1973年为15.2%，并在70年代后持续增加。以上种种表现表明银行日益远离其作为货币保管者的职能，而日益接近将存款全部贷出的界限。随着流动性下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会面临很大困难，这可以从银行的流动性系数及其股权资本状况中一览无余。这就使得债务外爆不可避免。据此，他们强调：“理解银行债务急剧扩张所具有的投机性至关重要……商业银行以及依赖于不稳定的融资结构的整个经济都已面临巨大风险。”
第四，经济周期与债务扩张出现新模式。随着“黄金年代”的终结，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债务扩张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信用周期的新模式。按照传统信用周期，信用扩张通常发生在经济从萧条或者衰退中恢复并上升时，而在经济衰退时，信用往往会收缩。然而，危机爆发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期出现了新情况。随着‘二战’后特有的刺激力量的日趋枯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停滞重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沉迷于债务所带来的刺激，信用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运行仍在继续，但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信用无论从一个经济周期的波谷到另一个周期的波谷，还是从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到另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都在一路攀升。在衰退和复苏阶段，整个经济越来越取决于政府和私人机构更多信用的注入”。
在垄断资本学派看来，投资的下滑，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以及对信贷的依赖决定了1973-1975年危机不是周期性的、临时性的危机，而是“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类似的将会带来重大历史变化和转变的、更为深刻且长期的经济停滞”。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从经济停滞图景出发，将信用系统、财政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视为这一时期对抗美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因素。他们提出，“债务以及银行的过度扩张是为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利润、暂时克服其矛盾以及支持帝国主义扩张和美国的战争所必要的”，并明确表示，1973-1975年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方面取决于政府债务，另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贷款的大量增加”，并提出了“消费信贷-购买力假说”。这是他们基于经济停滞图景，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初步尝试。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趋深化，斯威齐曾于1980年明确提出，需要回到马克思—卡莱茨基—斯坦德尔的经济停滞理论，这是垄断资本学派“停滞-金融化假说”提出的理论前提。1982年，明斯基提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金融结构表现出一种内部缺陷，迫使资本主义经济在稳定状态和不稳定状态之间来回转换，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容易出现大萧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债务紧缩，试图从理论上构造解释金融不稳定和债务爆炸的理论模型。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明斯基文章发表仅两个月之后，迅速回应了明斯基。他们肯定了明斯基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他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缺少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很明显、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加强的停滞现象的充分认识，从而无法说明美国资本主义金融部门为何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
上述分析表明，垄断资本学派在洞察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四大新变化之后，已经意识到需要从停滞出发理解经济停滞与金融爆炸之间的关系，并将金融爆炸视为对抗经济停滞的重要手段，提出了“停滞-金融化”假说。对这一假说的论证，事实上分为两个部分：哈里·马格多夫、斯威齐和福斯特从生产与金融相互分离的角度考察了垄断金融资本形成的“推力”；哈维关于阶级-垄断地租、都市化和金融化的分析在强调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出发理解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考察了垄断金融资本形成的“拉力”。笔者将前者称之为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将后者称之为广义的垄断资本学派。
三、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与金融化形成的“推力”
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以经济停滞为图景，强调了凯恩斯-汉森/卡莱茨基-斯坦德尔所提出的“关于投资机会日趋枯竭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由于巨型公司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储蓄能力，然而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一储蓄潜力并不会转变为真正的资本并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只会导致更低的收入、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长期萧条或停滞。1965年后，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就业率均呈下滑态势，这表明投资的刺激效应日趋减弱。此外，自1973年以来，美国投资严重受阻，尽管新兴产业部门投资有所增长，但尚不足以抵补投资的整体性下滑，这在1983-1984年美国经济复苏中尤为明显。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此次复苏表明“投资增加的部门绝大部分都与赚钱相关而非与制造产品相关，或者正如凡勃伦所指出的，出于金钱追求而非工业追求……这表明，除了与赚钱有关的部分部门外，目前这次复苏从根本上是缓慢的，并且反映了十多年以前开始的停滞的继续……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根深蒂固的特征”。换言之，由于“强烈的储蓄倾向和疲软的投资倾向”，20世纪70年代，停滞以“滞涨”的面貌再次游荡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
基于上述观点，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对阿尔弗雷德·卡恩所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展开了批判。在卡恩看来，证券、房地产以及公司并购等投机活动“不过是现有资产的买卖……完全不会使用现实资源”。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由于有超过10%的失业率以及超过30%以上的生产能力闲置……现有资产的买卖虽然不需要使用现实资源，但确实为原本可以转化为现实资本的货币资本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提出“适当的分析方法不是分割实体领域与货币领域（所有领域都既是实体的又是货币的），而是分为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从而人们可以合理地区分经济的生产性基础与其金融上层建筑……的区别”。
这是因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活动发生在个人企业或者合伙企业，金融上层建筑相对而言无关紧要，货币只起着交换媒介的作用。为了集中资金以及规避风险，众多投资者共同组建了公司，公司制由此产生。这就使得“拥有实际资产和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利之间的区别”凸显，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质变，从而，“各种类型和数量的公司证券的发行导致有组织的股票和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新形式的银行以及一种被凡勃伦称作能够迅速跃升至资本主义财富和权力等级之巅的金融舵手”[25]出现了。希法亭和列宁正确认识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同股份公司的崛起相伴，并且正确的将经济划分为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垄断资本学派秉持了马克思-希法亭-列宁的这一研究思路。
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更侧重于分析生产与金融的融合效应，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与金融的分离出现了。“在20世纪，相对于生产部门而言，金融部门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战后长期繁荣阶段，伴随着投机活动的日益频繁，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各种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大量增加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并非直接转化为从对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上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性资本……而是被用于购买生息的或者可分红的金融资产”，这就使得“投资于各类金融资产的货币资本会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现实资本的形成”的基本假定不再成立。
上述观点构成了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对希法亭-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的关键性发展，笔者将他们所强调的生产与金融的相互分离视为金融化的第二阶段。
在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看来，对于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而言，一方面，在生产部门中，由于需求停滞和产能闲置，投资只能维持在设备维修和更新上，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十分匮乏，从而经济停滞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在此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势必日趋尖锐；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资本可以“在金融部门内部保持货币资本循环的形式，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部门有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只要金融资产的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弥漫于整个金融圈的投机心理”就会被点燃。
因此，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用“垄断金融资本”取代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来表达以生产和金融的相互分离为典型表现的金融化的第二阶段。在他们看来，垄断金融资本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这一根深蒂固且不可逆转的经济僵局的共生现象，这就使得：第一，潜在经济停滞意味着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膨胀，以保持和扩大其货币资本；第二，金融上层建筑无法独立于生产性资本而实现扩张，从而投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成为周期性现象；第三，金融化无法克服生产部门内部的停滞问题。因此，生产性部门的停滞使得资本积累主要取决于金融部门的增长，从而金融成为吸收剩余的重要力量，过剩资本正是在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中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由生产性资本主义转向了金融资本主义，并且“在资本主义目前的历史阶段……生产性部门停滞和金融部门膨胀势必长期共存”。
基于上述认识，斯威齐对他们在六十年代提出的观点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垄断资本》存在如下三大问题。第一，《垄断资本》假定巨型公司是拥有长远计划和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企业共同体，然而20世纪80年代并购和杠杆化浪潮使得大量货币资本集中到金融公司手中，金融公司借此买断巨型公司的股权并将大量债务留给它们。因此，巨型公司为了降低恶意收购带来的风险，将采取与金融公司相似的行动，这就动摇了《垄断资本》所构建的公司范式。第二，《垄断资本》未能预测到20世纪70、80年代对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具有深远影响的金融爆炸。斯威齐强调需要深入研究金融爆炸的四个关键方面：（1）金融市场类型与金融资产的种类，包括股票期货、期权、政府债券以及外汇等金融产品；（2）金融市场活动的急剧扩张；（3）金融部门就业数量的绝对与相对增长情况；（4）金融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份额的增加状况。第三，《垄断资本》未能预见到总投资方向的重大转变。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发现，传统上经济复苏主要通过大量增加制造业、运输业以及公用事业部门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然而在此次复苏过程中，与金融保险房地产相关的泛金融部门（FIRE）投资大幅增加，传统投资反而增幅不大。斯威齐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一书关于资本积累的概念是片面且不完备的。他提出，资本积累不仅是增加资本品存量的过程，也是增加金融资产存量的过程，并且资本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因为忽视了资本积累的二重性特征，才导致他们当时对黄金年代结束后急剧扩张的金融部门缺乏关注，更没有做出解释。因此，只有在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实体层面和金融层面相互关系的更为精确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垄断资本主义才有可能。
四、广义的垄断资本学派与金融化形成的“拉力”
1994年，年逾84岁的斯威齐在《金融资本的胜利》一文中再次强调金融与实体的反向关系是理解当前世界新趋势的关键。不过他坦承，“现在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时间有限，因为这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其他人对这一问题亦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主流经济学家完全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日益脱离现实”。的确，以斯威齐等为代表的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对于金融如何对抗经济停滞的论述并不充分，这一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广义的垄断资本学派完成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维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通过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他提出了传统阶级概念之下“次生阶级”的概念，探讨了金融资本通过“阶级-垄断”权力攫取“阶级-垄断地租”，以及资本积累从“初级循环”转入“次级循环”的具体过程。哈维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是对垄断资本学派金融化理论的重大补充，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分别对应的是生产性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进入次级循环其实就是进入金融资本积累。哈维以都市化为例详细分析了金融资本积累的具体作用机制。
第一，同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类似，哈维也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不断增长与剩余吸收的困难视为资本积累面临的核心矛盾，提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积累是资本转入次级循环的必要条件。在2010年出版的《资本之谜》中，哈维就曾提出“通过借贷的方式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基础设施，通过郊区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型建筑技术，重建整个大都市区……摩西（纽约都市化改造的设计师——引者注）找到了利用过剩资本和剩余劳动赚取利润的方法”。以斯威齐等为代表的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提出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过剩资本急需在生产性资本积累之外谋求增殖。因此，哈维的上述分析实质上是建立在狭义垄断资本学派所强调的资本积累由初级循环转向次级循环的“推力”的基础之上，不过他强调了过剩资本转入次级循环的“拉力”，即“阶级-垄断地租”在次级循环中的普遍生成。哈维曾指出，“巴尔的摩的材料提出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某一个次级市场上攫取的‘阶级-垄断地租’和另一个市场上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在这里检测到某种强烈的乘数效应……如果‘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乘数效应是普遍的，我们就可部分地解释，为何投资有可能从资本的初级循环不断地转移到次级循环”。也就是说，通过“乘数效应”，最初在个别次级市场出现的“阶级-垄断地租”会逐步扩散到其他次级市场，直到最终在次级循环内普遍生成。正是在上述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资本积累由初级循环转向了次级循环，即由生产性资本积累转向了金融资本积累。
第二，哈维提出国家和金融机构是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的中介。哈维在对与营建环境相关的投资进行分析时发现，由于这类投资具有历时长、外部性大、沉没成本高等特点，“单个资本家倾向于在初级循环中过度积累，而在次级循环中投资不足”。因此，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支持是单个资本进入次级循环的必要条件。哈维由此指出，“使资本流入次级循环的一般条件是，存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一个愿意为营建环境的创造进行资助或保证其大规模长期规划的政府……我们必须把控制（货币和信用生产过程——引者注）的金融机构和政府，视作在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的关系中，开展治理和起中介作用的集体神经中枢……金融机构和政府及其政策的性质和形式，可以在阻碍或促进资本从初级循环流入次级循环，或流入次级循环的某些特殊领域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最主要的协调机制是由各州的地方储蓄和贷款协会、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抵押银行、储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所构成的具有等级制特点并受国家监督的系列金融机构。这些制度型式对房地产市场上各类当事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塑造了各种次级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阶级及其生活方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维过于强调了资本次级循环的一般意义。事实上，次级循环即金融资本积累依赖于美国资本主义在整个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霸权地位，狭义的垄断资本学派曾指出，金融化的实现还取决于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心，并且据此批判了金融全球化使得国家不再重要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金融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产物，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并非是“独立且超国界的”，而是深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且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
五、结语
垄断资本学派以经济停滞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以生产与金融的相互分离为典型特征的金融化的再度崛起。笔者认为，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化理论具有下述两大特色。第一，他们坚持了马克思-希法亭-列宁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分析方法，并对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作出了关键性发展，系统考察了以生产和金融的相互分离为典型特征的当代经济金融化。第二，该学派延续了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出发阐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停滞趋势的这一绵延已久的马克思-卡莱茨基-斯坦德尔分析传统，考察了当代经济金融化形成的“推力”与“拉力”。垄断资本学派“最早将金融市场的爆炸性增长与生产停滞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其金融化研究进路基于生产金融二分法，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角度剖析了生产与金融的关系，从而可以对当代经济金融化做出更为明确的界定。根据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化进路，笔者提出，可将当代经济金融化定义为：由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这一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存在，生产性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停滞，经济体中势必会出现大量急需在生产性资本积累领域之外谋求增殖的过剩资本，即狭义垄断资本学派所强调的当代经济金融化形成的“推力”；在国家和金融机构放松金融管制等中介作用下，制度-垄断租金在金融资本市场普遍性地生成则是广义垄断资本学派所强调的当代经济金融化形成的“拉力”；正是在上述“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资本积累从生产性资本积累转向了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了当代经济金融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垄断资本学派将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视为先驱，并且双方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共性，但是他们在构建经济停滞理论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为了维护经济停滞图景，垄断资本学派不得不将投资的增长归结为外生性原因，从而刻意区分“划时代的革新”和“正常的技术革新”，并将前者视为“独特的历史事件”。然而，划时代的革新未必是纯外生的，将两类创新截然割裂也失之武断，毕竟正常创新往往是划时代创新所引致的，这就使得其危机理论不可避免的具有消费不足论的特点，并且这也使得他们无法将金融化的两个阶段统一于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在笔者看来，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化第一阶段理论和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化第二阶段理论归根结底反映了金融资本与生产性资本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且这一变化事实上服从于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长周期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参照加以说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以一场技术革命席卷整个社会生产部门为前提，并由此开启了一个技术-经济范式的生命周期：当在这一周期中存在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时，生产和金融的相互融合是主要表现；而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随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日趋枯竭，生产和金融会呈现出相互分立的趋势。不过，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的长波模型是将长波视为“以一种固定不变的内在机制为基础的长周期”，从而不能对金融与生产的分离和融合做出更为深入的说明。更恰切的做法是将长波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并从“每个阶段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因素中求得解释”。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曾将1850-1876年和1898-1911年视为资本积累的“春潮”。希法亭和列宁所提出的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这一阶段资本积累的扩张的具体表现，以生产和金融的相互分离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经济金融化则是黄金年代结束后长波下降期的表现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造性综合或可为理解经济金融化提供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张雪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访问学者）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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