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毛泽东关于改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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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的和平赎买私人资本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和经济理论，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能实现的任务。这一理论贡献可从十个方面进行解析和领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尤为重要。

　　

【关键词】和平赎买；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中，较有争议的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毛泽东改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等等，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党的十八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p.10)

　　

关于毛泽东改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普遍认为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马克思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一基本原理,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毛泽东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重要理论渊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则是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最直接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内容既包括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包括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研究是多方位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对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发展轨迹以及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深入总结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还不够丰富,而深化对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认识,对正确理解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深远。笔者认为其中，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和平地以赎买的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想达到而未实现的任务。毛泽东的这一伟大贡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和平赎买私人资本的历史进程

　　

对于消灭或改造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两种设想，即和平改造和暴力革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于“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回答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2](p.239)后来，恩格斯又提出用赎买的方式改造资产阶级的设想，他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3](p.503)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假设，后来列宁曾作过尝试。1918年，列宁提出：“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4](pp.497-498)由于资产阶级的反抗，列宁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和平改造私人资本的基本方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总方针，并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同盟军，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党中央又确定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方面，上海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座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根据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取得的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做法，党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5](pp.349-350)

　　

这个过程在实践上解决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在改造的过程中，有些过激、过快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二、和平赎买私人资本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关于实现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有条件的，这一理论富有重大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理论创新：

　　

第一，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向把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大资产阶级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二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挤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剥削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挟持，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这就是两个“两”：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力量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在民主革命时期可以争取他们支持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带领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发展了对资产阶级阵营加以区别对待的理论，也构成了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前提。

　　

第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决定性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6](p.1477)如果政权不掌握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手里，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这一条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如果共产党不坚强，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的各种侵蚀，政权就不可能坚强有力，甚至会变质，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和平改造的成果也会丧失。

　　

第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两部分资产阶级实行不同的政策，即对大资产阶级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使官僚资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就取得了经济上的领导权，这种经济占私人资本的80%；而对只占私人资本20%的民族资本，可以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因为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7](p.112)

　　

第四，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相统一的综合方略。利用，就是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利用民族资本的积极一面，这就是让民族资本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进行现代管理，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所以，就需要给民族资本一定的利益。基于此，毛泽东提出对资本家让利的政策。毛泽东在谈到给资本家让利时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8](p.286)“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8](pp.286-287)

　　

限制，就是不让民族资本无限制地剥削和发展。也就是贯彻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的想法。最基本的就是剥削不能过度，要执行劳资两利政策，照顾工人阶级的福利。同时，在规模上也不能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对这一点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6](p.1432)

　　

改造，就是将它和平改造成社会主义成分。

　　

第五，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也采取了分步骤进行的策略，这就是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以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而不是一步到位。在这中间也是有斗争的，包括与党内“三反”相配合的“五反”斗争，“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第六，给予民族资本家一定的经济回报，这就是定息政策：分20年偿还民族资本家的资产，这样就使他们得到一定的利益报偿，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照顾。同时，接受他们的全部人员，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项经济政策是一个创举，理论上灵活运用价值回报的机理，算总账，有利于全体人民，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七，始终进行思想改造，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在私人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说只有一面性，是不利于改造和进步的。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对立统一的。”[9](p.892)1957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9](p.893)

　　

第八，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联盟”的理论，即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的联盟，这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柱石。同时无产阶级又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将工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人民政权中来。这样就减少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阻力，并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发挥他们在管理、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正是由于坚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积极教育和使用的政策，涌现出一批所谓“红色资本家”，即完全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以至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

　　

第九，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时期，既消灭资产阶级，还要让它有一定的存在和发展。1956年底，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讲道：“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没有中小资本家，没有手工业，我们就不能生活。”[10](pp.170、180)就是说，还要在一定时期内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

　　

第十，毛泽东关于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实现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毛泽东关于和平赎买私人资本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革命学说的新内容，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价之宝。

　　

三、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深远意义

　　

从长远来看，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影响我国，也影响世界。对此，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有足够的认识。

　　

从我国来说，我们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p.1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经验和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1953年7月,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8](p.289)今天认识和掌握这两个法则相互关系的原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当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资本主义成分，也就必然有两种规律相互起作用的现象。我们应该自觉地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相互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并适当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再如，对于私人经济，也应当借鉴毛泽东的分析方法，要看到它的两面性，不要只看到它的一面性，或者只强调积极的一面，忘记了它消极的一面；或者，只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不注重对它消极面的限制和引导。现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有些人盲目吹捧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妄图取消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是与党的路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应当运用关于私人资本具有两面性的原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从长远看，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怎么个走法，我们不可能采取剥夺的政策（除违法者外），而应当积极引导，使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乃至给予他们一定的赎买。这样，就使私人资本吃了一颗定心丸。

　　

中国的经验对于世界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8](p.502)“这里的意思，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9](pp.895-896)

　　

总体上说，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领会毛泽东关于和平赎买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内涵和深远意义，决不能因工作中某些失误而否定它的基本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继承、弘扬这份伟大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