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嬗变（下）
三、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因斯大林问题而改变自身的信仰，随后他们又从斯大林问题入手对列宁和列宁的思想进行所谓的反思和“突破”。
（一）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前后存在巨大反差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现实的选择就是要继承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1987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正是把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与实践看做是我们今天的事业和工作的实质，看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和道德职责。同年，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客观逻辑本身把我们引向这一目标。”“1917年表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我们时代主要的社会抉择。”
2.在1989年以前，戈尔巴乔夫多次公开表白，他正在求教于列宁，求教于列宁的思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明确表示，要学习列宁的治国方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向列宁学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用他的科学方法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本领。”戈尔巴乔夫还特别虚心地要学习列宁的政治思维的辩证法，“必须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向列宁学习。列宁才智过人，能够及时察觉到深刻变革，重新估量价值观念，重新修订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成熟时机”。
3.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习列宁的晚年思想，“为了使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重温列宁的著作，我重复一句，特别是他晚年的著作”。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越来越求教于伊里奇最后写的著作，求教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力求从这一经验中汲取一切宝贵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
4.强调列宁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列宁对生活和革命的实际提出的问题，即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模式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回答，在当代仍具有不寻常的迫切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学说，不是一堆现成的处方和脱离实际死守教条的规则。与狭隘的教条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保证了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同实践、同革命斗争进程本身的积极结合。”
5.用列宁主义指导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要按照列宁的方式，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探索。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信誓旦旦地强调求教于列宁时，却另有目的，他企图将自己的思想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使群众不能轻易识破自己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比如，他硬将全人类利益价值论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在1988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新思维，是对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分析过的新现实的正确理解，也是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并经过革命的列宁主义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验证。还应强调指出，新思维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个本质从来不会变‘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幻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新思维的中心环节是全人类价值的新作用。他还表示这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全人类财富的有关论断。
戈尔巴乔夫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列宁主义进行政治图解，他利用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来论证其所开启的改革进程是正确的，以此说服苏联人民群众。他还经常将列宁时期与以后苏联时期奉行的政策割裂开来，抽象地指责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简单化地理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阉割列宁论点的理论深度和意义。比如，他在年明确指出了阉割列宁论点的九个方面，即公有制、阶级关系和民族间关系、劳动尺度和消费尺度、合作制、经营方法、人民政权和自治、同官僚主义弊端作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改造实质、教学和教育原则、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逻辑是，列宁去世之后，苏联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违背列宁主义的结果。
但是，到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尽管戈尔巴乔夫强调要“按照列宁的教导行事”，但他开始公开点名批评列宁，“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看待列宁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论点：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结构’。显然，列宁没有彻底发现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这两种形态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公有化水平的接近，这些情况证明，已在起作用的不是纯粹形式上的机制，而是普遍文明的机制”。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期间对列宁的批评还是有所顾忌的。但他下台后对列宁的评价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基本看法。
（二）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俄国没有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是“历史的悖论”，以此否定列宁主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饱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国度，由于曾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普洛列塔利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的胜利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并对之抱有坚定不移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却是一种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视而不见的皮相之谈。”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不相符合。因此，这个革命不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没有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环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既然在俄国已经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那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就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及其后来的苏联继续发展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他进一步明确地阐述这个观点：“因为，那时的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完全不搭边、甚或是截然相反的文化与世界观的国家，它在彼时彼地发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在当时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可谓是一种毫无滋生土壤的学说。俄罗斯的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开始接触到过激的革命学说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危机，是从欧洲开始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完全隔离开，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国情完全对立起来，看成是完全“不搭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状态，只能说戈尔巴乔夫是从非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观察问题而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然性的深刻怀疑还不够分量，于是他开始在俄国历史上寻找支持者，“质疑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性、伦理性之缺陷的不是别人”，正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彼得。索洛维约夫、谢尔盖。普鲁加科夫等一些俄国的思想家。“诚然，平心而论，当时的俄罗斯学者对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所展开的民主性人道主义的著作根本没有机会读到。”“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早就看穿了‘启蒙主义’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的傲慢的禀性，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禀性中产生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预测到主张‘无神论’者和专于改造‘人’的‘启蒙主义’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性与破坏性的结果。”从这里看得出来，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了。戈尔巴乔夫借用古人的话语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从“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傲慢的禀性”产生出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有了原罪，“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因而就会产生威胁性和破坏性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政治公式：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结果。
（三）对列宁的反思和批判
戈尔巴乔夫不仅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且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在年说，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一直自封为遵循列宁的思想，但他在下台后所明确阐释的“列宁主义”观却暴露出他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和评判存在巨大的歪曲。就是在下台后他还曾经明确说：“第一，至今我仍信仰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在历史过程里有其法则性’的列宁主义的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列宁是苏俄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对他必须有相应的评价。究极而言，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列宁——他将共产主义与理性进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但戈尔巴乔夫却从道德方面激烈地批判列宁。“列宁对道德的解释，我认为是错误的，但我却把列宁的‘道德，就是促进古老剥削社会的崩溃’这句话牢记在心。当然，对于他的‘道德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这种思想，我是无法赞同的。因此，我们的‘思想革命’就是从对阶级性道德思想的拒绝而开始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将“道德”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起来，他用这样的手法来阉割列宁主义的理论实质。“从这点意义上说，我认为，确如您所指出的，可称为‘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看起来，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在有选择地对待列宁主义，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表明他在完全否定列宁主义存在的历史价值。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列宁又是一位狂热的信仰者，他是一位教条主义者，同时又崇拜雅各宾主义与革命恐怖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也无法理解，我所得到的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与他却是完全相反的”。戈尔巴乔夫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都与列宁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与列宁是完全相反的。“但在有关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上，我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是有决定性、并且是鲜明的不同想法的。没想到这关系到可以说是突出了我的‘新思考’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其中，对于那些强迫民众去作出牺牲的政治思想，亦即将在现实中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与幸福当做赌注或资本，以抽象性的理念去牺牲他们的做法与想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戈尔巴乔夫反对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和做法，他所提到的“抽象的理念”实际上是指列宁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戈尔巴乔夫拒绝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种行动和追求，这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抽象地否定列宁及其列宁思想，抽象地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随后具体地否定列宁及列宁思想，具体地否定列宁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一切，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信仰方面和世界观方面都远离了列宁的思想及其事业，远离了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这种背离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去继承列宁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的思想与列宁思想的不同之处，“从改革运动发轫之初，我们就强调指出，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也提倡和平共处，但新思维外交将具有与之不同的意义”。“列宁之所以提倡和平共处，是因为当时新体制刚确立，他这是为争取时间获得独立所采取的一种休战战术。列宁始终确信，世界上的任何一国迟早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的，列宁反对输出革命以及为此而作的准备工作，是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终归会衰落而自行灭亡。”“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的背后，有着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所有的国家都要置于共产主义体制之下，社会的形态只有在马克思所创建的样式中才能存在——他一直抱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在构思新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是承认多种多样的选择途径这种与列宁完全不同的哲学。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启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倒也坦率，他不回避在对共产主义信念方面，他与列宁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
（四）对十月革命的深刻怀疑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时期盛赞十月革命，但他在下台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却对十月革命提出了怀疑。虽然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但他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历史的错误。他说：“俄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孕育着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次革命应该在破坏性如此大的和全然是启示录式形式中去进行。”他还说：“如果把十月革命、它的进程和成就同它的代价对比起来思考，如果与其他革命的经验比较起来思考，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对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大问题还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言外之意，十月革命的代价过大。他对十月革命提出了反思：“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东西？”
四、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反思列宁及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
（一）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过批判。1989年他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尽管马克思是首先看到在科学技术和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的人，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只是他知道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他没有推测除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这种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使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些情况的综合，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这时期，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反思的态度，还谈不上明确的批判。但他下台后则无所顾忌。
（二）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空想的学说
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仅深刻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而且深刻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明确表示：“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败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至改革运动前的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出‘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论述表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符合现实的，甚至与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结果。官僚主义的生硬的统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按自己的规律起作用。而理论应当完成被曲解了的意识形态职能，创造这些行动‘正确性’的幻想，证明实践正确，在社会意识中描绘社会主义的完善的模式，好像这种模式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给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与时俱进的学说，而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的任务无疑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共最高领导人不去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苏联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能科学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苏联改革的具体实践，却在苏联解体之后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理应既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践进程运用到实践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但很遗憾的是，他不具备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时的苏联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犯了很多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从而导致苏联垮台。而他下台后却大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
（三）马克思主义“惊人的代价”，“共产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主张绝对的真实与知识的单一独霸的马克思主义，使我们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对绝对的真实的追求，不单是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也在文化方面带来了专制主义”。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完全画等号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十分可憎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真的使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了吗？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代价”和“专制主义”，戈尔巴乔夫以俄国为例加以论证：“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期，与马克思主义的构造意见不合的许多俄罗斯文化人都被布尔什维克们赶尽杀绝，划清界限，在精神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专制主义使思想日益枯竭，形式主义、惟我独‘革’主义风行于世。活生生的语言消失了，活跃的思想也销声匿迹，苏联的报纸成了不忍卒读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戈尔巴乔夫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其实，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上述现象在苏联确实存在，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抱残守缺，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阉割成这个样子的结果，然后又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尊重。实际情况是，苏联所付出的“惊人代价”不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苏共领导人干了许许多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使苏联付出的“惊人的代价”，而苏联的一系列战略性和策略性失误又给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造成了“惊人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将关注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上：“现在，就共产主义文明的危机、共产主义扮演‘解放全人类’的救世主的失败而进行的讨论很热烈。不管是对哪一种的议论，我认为其方向都是正确的。因为，创造特别的共产主义文明、特别的共产主义的人类的尝试最终都无功而返。”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危机；任何搞共产主义的尝试就将无功而返，不可能成功。等待共产主义的命运就是遭受全面性的失败和挫折。“斯大林主义、依凭武力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已受到诅咒，近乎灭绝了，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也崩溃了，并且，我觉得可以说，列宁所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国际也已趋向死亡。”“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从本质上来看是无法回避的，因为那是把俄国和与此相持续的亚、欧诸国赶到极权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模式里，并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产生的危机。而这种模式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明显的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迟早会走向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终结。极权性的共产主义，可以说已遭受了全面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这样表述无非是说，共产主义已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学说了。
（四）批判《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篇章。戈尔巴乔夫自然不会放过加以批判。“当然，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年间，人类所积存下来的经验给予了我们许多马克思从不去正视或理解的宝贵东西。马克思确实是一位在最初的革命风暴中深受煎熬的狂热的学者，可是不幸的是，在1848～1849年，阶级斗争的深刻化和由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所达成的自主的行动的状况下，马克思自身却力倡革命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还说：“他的《宣言》被人看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宣言》大部分包含有继承了法国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极左主义的东西。而今天，当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时，不难发现，我国的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还有这本书，做了相当的行动规范。1919年，托洛茨基激烈批判的是在农工领域里设立军事组织，这也包含在了《共产党宣言》之中。”
戈尔巴乔夫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归纳为法国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极左主义的东西，这实际上就大大贬低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像马克思这种有天分的人，到底是无法战胜时代所产生出来的革命的现实的。因此，我觉得，在俄罗斯所遭受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19世纪中期革命时代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失败了的是完全废止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去打倒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一种革命的专制思想，绝对的完全平均主义等等。”戈尔巴乔夫这里谈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目的就是混淆概念，彻底否定共产主义，宣扬他所信仰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五）对“暴力”和“革命性”深恶痛绝
戈尔巴乔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恩格斯在晚年也不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而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革命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年轻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教条”，不加分析地指责列宁的暴力革命的学说和暴力本身。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革命性。“然而，由于原先的共产主义具有一种空想的性格，因此，支持共产主义的人们被驱使到暴力上去了。那是因为要想以自发的、自然的形式去实现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只有以暴力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失去暴力就不可能自然地加以实现。这是对共产主义典型的歪曲。从这个论点出发，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为什么会崩溃呢？还有，为什么这个运动会走向、发展到暴力及残酷的横行无忌呢？我想，现在看来就更加明显了。苏联、中国的文革、柬埔寨大屠杀等这么多国家的悲剧，都是尝试实行共产主义实验场所造成的。”“俄国在1917年以及此后的年代里，左派共产主义者肆意推行了专制主义，把贵族的领地里所藏图书全部给烧了，焚书坑儒，并且还对美术馆、教会大加掠夺与破坏。”
从这个思维出发，戈尔巴乔夫反对马克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认为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但被用到了荒谬的地步。”
（六）放弃阶级道德，实行阶级调和，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类似宗教使命
戈尔巴乔夫激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们，总是以世界为斗争的对象。他们改造历史，改变了人性，一心一意想在全世界贯彻共产主义制度。”“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不只是简单地凭暴力去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别人，而是不管如何，全人类都必须成为自己斗争改造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还有一些追随他的教理的忠诚的人们，大家都幻想着以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主宰全世界。”“可是，共产主义的国际救世主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主义都已成强弩之末，奄奄一息。可是救世主们不管在哪里总是存在着的，更何况这是一种革命主义、共产主义的救世主，因此就更容易发展到一种对一个一个的人的压迫、专制以及让革命领导者走向绝对主义的道路上去，对此我们现在已是很明了的。这并非一种单纯的领袖崇拜，而是为了革命领袖而去牺牲和奉献个人所有一切的‘忠诚’。它所要求的是在道德上、精神上、尊严上、血缘上，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必须牺牲的无条件的奉献。”上述论述明确地表明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世界性共产主义革命的憎恨。
与抛弃暴力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思想相适应，戈尔巴乔夫等人主张阶级调和，公然放弃阶级道德。戈尔巴乔夫后来表示：“我为能在改革运动的时代里，把那些视‘革命领袖们’所推行的运动为绝对正确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就我个人来说，总是想努力做到清除那种不仅存在于身边的下属，甚至是国民中的对党的总书记的畏惧之感，提倡大家都是平等的观念。”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我们公然的放弃阶级道德，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并树立起全人类的价值的旗子，这件事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的革命、一场政治的革命。我认为谁也无法使大众深信‘什么都可以得以原谅’或‘无善也无恶’等想法了。为使人们懂得我们将放弃过去那些所谓革命的遗产这个问题，莫如先做到我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考虑的，在‘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个概念里它意味着什么样的意义。这种种问题应该先得到人们的理解。”在这段话中，戈尔巴乔夫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们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想法。
戈尔巴乔夫企图以全人类价值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道德。“我认为，其矛盾是，《共产党宣言》一方面以暴露资本主义的缺陷的方法去推动人们的良心与道德，从而号召对资本主义进行抵抗；而在另一方面，则以煽动增强仇恨的形式教唆人们走向一种破坏力和暴力方向去。”
（七）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界线
戈尔巴乔夫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他还试图证明，恩格斯后来是怎样放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转而走向调和的，恩格斯是怎样架起通往民主社会主义桥梁的。“我深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在晚年曾放弃了《资本论》，脱离了政治，倾力注目于社会的活力这个问题，不再是致力于挑起纷争和阶级斗争，而是对调和、团结人们的思考对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遗憾的是，这新的社会观却没能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如此，却也构架起推动朝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移的又一座桥梁。”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为了他念念不忘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惜移花接木，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戈尔巴乔夫有时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强调：“我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而您却是以佛法的广大世界为出发点的。如此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何其不同道路上走过来的两个人却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进行对话，并且也找到了共同的伦理基础，我觉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却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根据需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证明戈尔巴乔夫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几点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一开始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还能够坚持两点论，但随后就走向了极端，迎合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的激进势力，对斯大林采取了全部否定的立场；在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问题上，虽然暴露出怀疑和质疑的立场，但还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批判措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则采取认为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而对其加以否定，但没有采取公开的全面否定的做法。
第二，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则非常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怀疑，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但在另一些访谈中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显示出其思想上的矛盾性、混乱性和空想性。
第三，戈尔巴乔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痴迷者，不遗余力地表达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崇，他所说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忠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他执政时期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结果是，广大民众不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账，党内多数人不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造成了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依然坚持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但其思想和所领导的政党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发展的土壤。
第四，戈尔巴乔夫理论思想和理想信念的转变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样一个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人，为什么能够谋得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为什么苏共党内不能够有效识别和遏制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人进入党的高层？
第五，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垮台并不惋惜，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他甚至认为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一大累赘”。但他对苏联的完整性却十分在意，殊不知，苏共是维系苏联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戈尔巴乔夫从理论和实践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扰乱社会主义思想就势必会造成苏联的完整性受到侵害，走向坍塌。
网编：客卿
戈尔巴乔夫因斯大林问题而改变自身的信仰，随后他们又从斯大林问题入手对列宁和列宁的思想进行所谓的反思和“突破”。
（一）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前后存在巨大反差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现实的选择就是要继承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1987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正是把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与实践看做是我们今天的事业和工作的实质，看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和道德职责。同年，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客观逻辑本身把我们引向这一目标。”“1917年表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我们时代主要的社会抉择。”
2.在1989年以前，戈尔巴乔夫多次公开表白，他正在求教于列宁，求教于列宁的思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明确表示，要学习列宁的治国方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向列宁学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用他的科学方法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本领。”戈尔巴乔夫还特别虚心地要学习列宁的政治思维的辩证法，“必须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向列宁学习。列宁才智过人，能够及时察觉到深刻变革，重新估量价值观念，重新修订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成熟时机”。
3.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习列宁的晚年思想，“为了使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重温列宁的著作，我重复一句，特别是他晚年的著作”。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越来越求教于伊里奇最后写的著作，求教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力求从这一经验中汲取一切宝贵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
4.强调列宁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列宁对生活和革命的实际提出的问题，即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模式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回答，在当代仍具有不寻常的迫切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学说，不是一堆现成的处方和脱离实际死守教条的规则。与狭隘的教条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保证了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同实践、同革命斗争进程本身的积极结合。”
5.用列宁主义指导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要按照列宁的方式，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探索。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信誓旦旦地强调求教于列宁时，却另有目的，他企图将自己的思想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使群众不能轻易识破自己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比如，他硬将全人类利益价值论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在1988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新思维，是对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分析过的新现实的正确理解，也是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并经过革命的列宁主义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验证。还应强调指出，新思维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个本质从来不会变‘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幻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新思维的中心环节是全人类价值的新作用。他还表示这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全人类财富的有关论断。
戈尔巴乔夫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列宁主义进行政治图解，他利用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来论证其所开启的改革进程是正确的，以此说服苏联人民群众。他还经常将列宁时期与以后苏联时期奉行的政策割裂开来，抽象地指责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简单化地理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阉割列宁论点的理论深度和意义。比如，他在年明确指出了阉割列宁论点的九个方面，即公有制、阶级关系和民族间关系、劳动尺度和消费尺度、合作制、经营方法、人民政权和自治、同官僚主义弊端作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改造实质、教学和教育原则、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逻辑是，列宁去世之后，苏联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违背列宁主义的结果。
但是，到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尽管戈尔巴乔夫强调要“按照列宁的教导行事”，但他开始公开点名批评列宁，“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看待列宁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论点：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结构’。显然，列宁没有彻底发现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这两种形态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公有化水平的接近，这些情况证明，已在起作用的不是纯粹形式上的机制，而是普遍文明的机制”。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期间对列宁的批评还是有所顾忌的。但他下台后对列宁的评价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基本看法。
（二）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俄国没有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是“历史的悖论”，以此否定列宁主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饱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国度，由于曾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普洛列塔利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的胜利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并对之抱有坚定不移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却是一种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视而不见的皮相之谈。”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不相符合。因此，这个革命不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没有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环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既然在俄国已经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那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就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及其后来的苏联继续发展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他进一步明确地阐述这个观点：“因为，那时的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完全不搭边、甚或是截然相反的文化与世界观的国家，它在彼时彼地发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在当时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可谓是一种毫无滋生土壤的学说。俄罗斯的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开始接触到过激的革命学说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危机，是从欧洲开始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完全隔离开，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国情完全对立起来，看成是完全“不搭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状态，只能说戈尔巴乔夫是从非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观察问题而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然性的深刻怀疑还不够分量，于是他开始在俄国历史上寻找支持者，“质疑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性、伦理性之缺陷的不是别人”，正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彼得。索洛维约夫、谢尔盖。普鲁加科夫等一些俄国的思想家。“诚然，平心而论，当时的俄罗斯学者对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所展开的民主性人道主义的著作根本没有机会读到。”“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早就看穿了‘启蒙主义’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的傲慢的禀性，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禀性中产生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预测到主张‘无神论’者和专于改造‘人’的‘启蒙主义’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性与破坏性的结果。”从这里看得出来，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了。戈尔巴乔夫借用古人的话语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从“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傲慢的禀性”产生出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有了原罪，“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因而就会产生威胁性和破坏性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政治公式：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结果。
（三）对列宁的反思和批判
戈尔巴乔夫不仅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且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在年说，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一直自封为遵循列宁的思想，但他在下台后所明确阐释的“列宁主义”观却暴露出他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和评判存在巨大的歪曲。就是在下台后他还曾经明确说：“第一，至今我仍信仰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在历史过程里有其法则性’的列宁主义的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列宁是苏俄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对他必须有相应的评价。究极而言，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列宁——他将共产主义与理性进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但戈尔巴乔夫却从道德方面激烈地批判列宁。“列宁对道德的解释，我认为是错误的，但我却把列宁的‘道德，就是促进古老剥削社会的崩溃’这句话牢记在心。当然，对于他的‘道德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这种思想，我是无法赞同的。因此，我们的‘思想革命’就是从对阶级性道德思想的拒绝而开始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将“道德”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起来，他用这样的手法来阉割列宁主义的理论实质。“从这点意义上说，我认为，确如您所指出的，可称为‘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看起来，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在有选择地对待列宁主义，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表明他在完全否定列宁主义存在的历史价值。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列宁又是一位狂热的信仰者，他是一位教条主义者，同时又崇拜雅各宾主义与革命恐怖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也无法理解，我所得到的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与他却是完全相反的”。戈尔巴乔夫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都与列宁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与列宁是完全相反的。“但在有关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上，我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是有决定性、并且是鲜明的不同想法的。没想到这关系到可以说是突出了我的‘新思考’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其中，对于那些强迫民众去作出牺牲的政治思想，亦即将在现实中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与幸福当做赌注或资本，以抽象性的理念去牺牲他们的做法与想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戈尔巴乔夫反对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和做法，他所提到的“抽象的理念”实际上是指列宁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戈尔巴乔夫拒绝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种行动和追求，这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抽象地否定列宁及其列宁思想，抽象地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随后具体地否定列宁及列宁思想，具体地否定列宁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一切，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信仰方面和世界观方面都远离了列宁的思想及其事业，远离了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这种背离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去继承列宁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的思想与列宁思想的不同之处，“从改革运动发轫之初，我们就强调指出，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也提倡和平共处，但新思维外交将具有与之不同的意义”。“列宁之所以提倡和平共处，是因为当时新体制刚确立，他这是为争取时间获得独立所采取的一种休战战术。列宁始终确信，世界上的任何一国迟早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的，列宁反对输出革命以及为此而作的准备工作，是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终归会衰落而自行灭亡。”“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的背后，有着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所有的国家都要置于共产主义体制之下，社会的形态只有在马克思所创建的样式中才能存在——他一直抱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在构思新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是承认多种多样的选择途径这种与列宁完全不同的哲学。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启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倒也坦率，他不回避在对共产主义信念方面，他与列宁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
（四）对十月革命的深刻怀疑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时期盛赞十月革命，但他在下台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却对十月革命提出了怀疑。虽然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但他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历史的错误。他说：“俄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孕育着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次革命应该在破坏性如此大的和全然是启示录式形式中去进行。”他还说：“如果把十月革命、它的进程和成就同它的代价对比起来思考，如果与其他革命的经验比较起来思考，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对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大问题还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言外之意，十月革命的代价过大。他对十月革命提出了反思：“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东西？”
四、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反思列宁及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
（一）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过批判。1989年他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尽管马克思是首先看到在科学技术和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的人，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只是他知道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他没有推测除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这种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使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些情况的综合，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这时期，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反思的态度，还谈不上明确的批判。但他下台后则无所顾忌。
（二）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空想的学说
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仅深刻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而且深刻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明确表示：“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败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至改革运动前的80年代初期为止，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证明出‘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论述表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符合现实的，甚至与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结果。官僚主义的生硬的统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按自己的规律起作用。而理论应当完成被曲解了的意识形态职能，创造这些行动‘正确性’的幻想，证明实践正确，在社会意识中描绘社会主义的完善的模式，好像这种模式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给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与时俱进的学说，而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的任务无疑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共最高领导人不去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苏联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能科学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苏联改革的具体实践，却在苏联解体之后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理应既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践进程运用到实践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但很遗憾的是，他不具备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时的苏联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犯了很多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从而导致苏联垮台。而他下台后却大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
（三）马克思主义“惊人的代价”，“共产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主张绝对的真实与知识的单一独霸的马克思主义，使我们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对绝对的真实的追求，不单是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也在文化方面带来了专制主义”。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完全画等号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十分可憎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真的使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了吗？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代价”和“专制主义”，戈尔巴乔夫以俄国为例加以论证：“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期，与马克思主义的构造意见不合的许多俄罗斯文化人都被布尔什维克们赶尽杀绝，划清界限，在精神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专制主义使思想日益枯竭，形式主义、惟我独‘革’主义风行于世。活生生的语言消失了，活跃的思想也销声匿迹，苏联的报纸成了不忍卒读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戈尔巴乔夫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其实，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上述现象在苏联确实存在，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抱残守缺，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阉割成这个样子的结果，然后又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尊重。实际情况是，苏联所付出的“惊人代价”不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恰恰是长期以来苏共领导人干了许许多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使苏联付出的“惊人的代价”，而苏联的一系列战略性和策略性失误又给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造成了“惊人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将关注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上：“现在，就共产主义文明的危机、共产主义扮演‘解放全人类’的救世主的失败而进行的讨论很热烈。不管是对哪一种的议论，我认为其方向都是正确的。因为，创造特别的共产主义文明、特别的共产主义的人类的尝试最终都无功而返。”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危机；任何搞共产主义的尝试就将无功而返，不可能成功。等待共产主义的命运就是遭受全面性的失败和挫折。“斯大林主义、依凭武力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已受到诅咒，近乎灭绝了，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也崩溃了，并且，我觉得可以说，列宁所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国际也已趋向死亡。”“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从本质上来看是无法回避的，因为那是把俄国和与此相持续的亚、欧诸国赶到极权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模式里，并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产生的危机。而这种模式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明显的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迟早会走向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终结。极权性的共产主义，可以说已遭受了全面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这样表述无非是说，共产主义已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学说了。
（四）批判《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篇章。戈尔巴乔夫自然不会放过加以批判。“当然，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年间，人类所积存下来的经验给予了我们许多马克思从不去正视或理解的宝贵东西。马克思确实是一位在最初的革命风暴中深受煎熬的狂热的学者，可是不幸的是，在1848～1849年，阶级斗争的深刻化和由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所达成的自主的行动的状况下，马克思自身却力倡革命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还说：“他的《宣言》被人看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宣言》大部分包含有继承了法国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极左主义的东西。而今天，当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时，不难发现，我国的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还有这本书，做了相当的行动规范。1919年，托洛茨基激烈批判的是在农工领域里设立军事组织，这也包含在了《共产党宣言》之中。”
戈尔巴乔夫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归纳为法国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极左主义的东西，这实际上就大大贬低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像马克思这种有天分的人，到底是无法战胜时代所产生出来的革命的现实的。因此，我觉得，在俄罗斯所遭受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19世纪中期革命时代的激进的共产主义。失败了的是完全废止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去打倒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一种革命的专制思想，绝对的完全平均主义等等。”戈尔巴乔夫这里谈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目的就是混淆概念，彻底否定共产主义，宣扬他所信仰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五）对“暴力”和“革命性”深恶痛绝
戈尔巴乔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恩格斯在晚年也不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而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革命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年轻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教条”，不加分析地指责列宁的暴力革命的学说和暴力本身。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革命性。“然而，由于原先的共产主义具有一种空想的性格，因此，支持共产主义的人们被驱使到暴力上去了。那是因为要想以自发的、自然的形式去实现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只有以暴力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失去暴力就不可能自然地加以实现。这是对共产主义典型的歪曲。从这个论点出发，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为什么会崩溃呢？还有，为什么这个运动会走向、发展到暴力及残酷的横行无忌呢？我想，现在看来就更加明显了。苏联、中国的文革、柬埔寨大屠杀等这么多国家的悲剧，都是尝试实行共产主义实验场所造成的。”“俄国在1917年以及此后的年代里，左派共产主义者肆意推行了专制主义，把贵族的领地里所藏图书全部给烧了，焚书坑儒，并且还对美术馆、教会大加掠夺与破坏。”
从这个思维出发，戈尔巴乔夫反对马克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认为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但被用到了荒谬的地步。”
（六）放弃阶级道德，实行阶级调和，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类似宗教使命
戈尔巴乔夫激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们，总是以世界为斗争的对象。他们改造历史，改变了人性，一心一意想在全世界贯彻共产主义制度。”“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不只是简单地凭暴力去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别人，而是不管如何，全人类都必须成为自己斗争改造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还有一些追随他的教理的忠诚的人们，大家都幻想着以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主宰全世界。”“可是，共产主义的国际救世主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主义都已成强弩之末，奄奄一息。可是救世主们不管在哪里总是存在着的，更何况这是一种革命主义、共产主义的救世主，因此就更容易发展到一种对一个一个的人的压迫、专制以及让革命领导者走向绝对主义的道路上去，对此我们现在已是很明了的。这并非一种单纯的领袖崇拜，而是为了革命领袖而去牺牲和奉献个人所有一切的‘忠诚’。它所要求的是在道德上、精神上、尊严上、血缘上，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必须牺牲的无条件的奉献。”上述论述明确地表明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世界性共产主义革命的憎恨。
与抛弃暴力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思想相适应，戈尔巴乔夫等人主张阶级调和，公然放弃阶级道德。戈尔巴乔夫后来表示：“我为能在改革运动的时代里，把那些视‘革命领袖们’所推行的运动为绝对正确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就我个人来说，总是想努力做到清除那种不仅存在于身边的下属，甚至是国民中的对党的总书记的畏惧之感，提倡大家都是平等的观念。”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我们公然的放弃阶级道德，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并树立起全人类的价值的旗子，这件事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的革命、一场政治的革命。我认为谁也无法使大众深信‘什么都可以得以原谅’或‘无善也无恶’等想法了。为使人们懂得我们将放弃过去那些所谓革命的遗产这个问题，莫如先做到我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考虑的，在‘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个概念里它意味着什么样的意义。这种种问题应该先得到人们的理解。”在这段话中，戈尔巴乔夫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们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想法。
戈尔巴乔夫企图以全人类价值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道德。“我认为，其矛盾是，《共产党宣言》一方面以暴露资本主义的缺陷的方法去推动人们的良心与道德，从而号召对资本主义进行抵抗；而在另一方面，则以煽动增强仇恨的形式教唆人们走向一种破坏力和暴力方向去。”
（七）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界线
戈尔巴乔夫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他还试图证明，恩格斯后来是怎样放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转而走向调和的，恩格斯是怎样架起通往民主社会主义桥梁的。“我深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在晚年曾放弃了《资本论》，脱离了政治，倾力注目于社会的活力这个问题，不再是致力于挑起纷争和阶级斗争，而是对调和、团结人们的思考对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遗憾的是，这新的社会观却没能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如此，却也构架起推动朝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移的又一座桥梁。”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为了他念念不忘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惜移花接木，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戈尔巴乔夫有时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强调：“我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而您却是以佛法的广大世界为出发点的。如此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何其不同道路上走过来的两个人却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进行对话，并且也找到了共同的伦理基础，我觉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却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根据需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证明戈尔巴乔夫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几点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一开始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还能够坚持两点论，但随后就走向了极端，迎合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的激进势力，对斯大林采取了全部否定的立场；在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问题上，虽然暴露出怀疑和质疑的立场，但还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批判措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则采取认为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而对其加以否定，但没有采取公开的全面否定的做法。
第二，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则非常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怀疑，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但在另一些访谈中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显示出其思想上的矛盾性、混乱性和空想性。
第三，戈尔巴乔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痴迷者，不遗余力地表达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崇，他所说的忠实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忠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他执政时期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结果是，广大民众不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账，党内多数人不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造成了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依然坚持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但其思想和所领导的政党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发展的土壤。
第四，戈尔巴乔夫理论思想和理想信念的转变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样一个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人，为什么能够谋得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为什么苏共党内不能够有效识别和遏制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人进入党的高层？
第五，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垮台并不惋惜，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他甚至认为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一大累赘”。但他对苏联的完整性却十分在意，殊不知，苏共是维系苏联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戈尔巴乔夫从理论和实践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扰乱社会主义思想就势必会造成苏联的完整性受到侵害，走向坍塌。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5-15 13:23:31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