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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在改革开放以前，民营经济通常被称为“民族工商业”、“私营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等。为避免混乱繁杂，本文一律采用“私营工商业”这个概念来表述。从范围上讲，私营工商业既包括较大规模的工厂商店，也包括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关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更变，也关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反思，因此从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未曾停止过讨论。但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禁锢和相关史料的局限，真正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晚。直至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政府高层档案文献公开出版不断增加，各地档案馆中有关私营工商业的基层档案及工厂档案的日渐开放，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才逐步走向实证和深入。
最近十余年来，相对于史料公开和论著出版的日渐丰硕，系统的学术史整理和回顾却很少见，学者们往往就个人的研究题目各取所需，浅尝辄止。有鉴于此，笔者拟尝试对以往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七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资料及研究状况做一系统梳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有关此项课题的探讨。
一、史料的出版和公开状况
（一）20世纪80年代前相关史料的出版和公开及其局限
史料的出版和公开无疑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曾经出版过一些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文献和资料，具体可分为以下种类：
1.工商业政策、法令汇编。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政府曾公开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令，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上、下）（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6）（法律出版社，1952—1957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新华书店，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编《中央劳动法令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编《华东区财政经济法令汇编》（华东人民出版社，1949—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金融法令汇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有关三反五反的政策法令》，人民出版社编《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人民出版社，1952年）等。尽管收录的这些政策和法令很不完整，但仍有参考价值。
2.典型行业和企业史料的整理及出版。这一时期，政府为宣传和解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曾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典型行业和企业的资料进行过整理、编辑和出版。这些资料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这套丛书直至8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1959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等。几乎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纂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荣家企业史料（1896—1949）》（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80年）、《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大型企业的资料。此外，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编辑整理了《上海市面粉工业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发生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两本资料集，后又于80年代分别改名为《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和《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正式出版。（参见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辑出版了《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0年）、《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3年）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0年）三册资料汇编。上述政府有关部门编辑和出版的典型行业和企业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关行业及该行业中重点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
3.报纸和刊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报刊均以大量篇幅报道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文汇报》《新民晚报》《工人日报》《新观察》《劳动报》《大公报》（上海）、《新闻日报》《经济周报》《工商新闻》《经济导报》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工商业组织也曾出版自己的刊物。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曾主办并编印过《上海工商》（1949—1962）和《上海工商资料》（1950—1952）两份重要的工商刊物。这些报刊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相伴始终，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使人们能够较为明晰地看到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变动和工商业活动的大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商界的状况。
今天看来，上述资料的公开和出版无疑具有一定意义，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资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私营工商业自身的史料公开数量太少，即使出版有所谓的典型行业和企业史料，其目的也在于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资料的选择性较强，使人难窥全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版和公开的相关私营工商业的资料，虽然提供了不少信息和线索，但是难以真实、客观、全面反映私营工商业的境遇。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史料的出版和公开状况
从80年代至今，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文献和档案大量公开。它们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的状况以及国家工商业政策制定和演变的过程，数量丰硕。具体而言，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类：
1.中央文献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文献。主要出版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4年），《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华文出版社，1998年），《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1949年10月—1959年10月》（上）（工人出版社，1989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2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年），《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档案出版社，1987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等，数量可观且仍在持续更新。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年谱和回忆录等相关文献，集中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演变的过程。
2.经济档案资料及其汇编。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纂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套史料丛书分3批出版，共31卷，辑录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原始经济档案资料。其中，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前两批档案选编时间从1949年至1957年，这两批丛书中的工商体制卷、财政卷、金融卷、综合卷、工业卷、商业卷皆与私营工商业有关。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档案，均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人民银行等经济主管部门，当时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或机密文件。这套丛书集中反映出国家各经济部门制定工商业政策的过程、具体的落实以及私营工商业的情况，资料相当丰富。另一种是90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编纂和陆续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套丛书的编修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党委党史部门、统战部为主，吸纳各地档案馆、统计局、工商局、银行、税收等单位参与编纂。内容分为综述、文献资料、企业典型材料、回忆录、大事记和统计资料六部分，既反映出中央对工商业政策的决策，又注意到了各地区贯彻和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如此，丛书在很大程度上还反映出各地工商业，特别是重要工厂企业的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大型的经济资料汇编外，较为重要的档案史料还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其中的《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等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回忆录、文史资料。很多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界人士及其后人的自述和回忆会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如：许家俊整理的《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胡世华等人整理的《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陈铭珊的《公私合营前后的上海信谊药厂——一个工商业者的自述》（《纵横》1997年第5期），刘念智的《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卢国纪的《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各类文史资料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资料。仅上海一地便有：《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六、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四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1986年），以及下辖各区县的文史资料。它们都或多或少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状况，内容有工商界人物的回忆、工厂状况的描述、统战工作等等。
诚然，同档案资料相比，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的可信度明显不足，史料价值较为逊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为档案资料提供必要的补充和参考，特别是使读者能够对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企业主的背景、人际网络有所了解。从这一点上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不容忽视。
4.档案馆所藏的未刊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是史料的基干和学术研究的生命。自80年代以来，各地档案馆逐渐对外开放。以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地区为例，上海市档案馆自1987年开始，已陆续向社会开放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卷宗，其中包括：①部分私营企业，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工厂商店；②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各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总工会等工商组织；③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业生产委员会、轻工业委员会、私营工业调查委员会等机构档案；④上海市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增产节约委员会、对外贸易管理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的档案；⑤华东大区机构——华东区税务管理局、华东区纺织管理局、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等的档案。 （参见高晓林、夏洪海：《对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的思考——兼论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的重要性》，《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
这些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落实中央对资改造政策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工厂企业档案和同业公会档案的大量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使得研究者有条件更微观更细致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研究，观察私企内部的生产经营状况、劳资关系，企业外部同国家和国营经济的关系，政治运动对私企的具体影响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换句话说，工厂、企业档案的大量开放，使研究者能够立足于私企自身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工商业改造，推动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递进。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档案数量庞大，但有些重要档案资料却并不开放。如华东区和上海市委的案卷以及一些涉及当事人的卷宗几乎不对外开放，这增加了全面把握华东区及上海市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商业政策的难度。同时，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私营工厂档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档案不仅数量明显不足，而且内容记载时有中断，特别是工厂给上级单位的请示和报告常常是难见回函。这给研究者造成不小的困扰。
总的来说，60多年来，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法令、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经济档案资料、地方志、文史资料、报纸刊物和回忆录等的公开出版逐渐增加，各地档案馆中所藏的大量工商业档案资料日渐开放，使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翔实微观，为系统、全面、深入和多角度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主要的研究方面及其成就
（一）最初的相关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出现不少由官方主导编修的对资改造著作。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一批旨在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著涌现，如：廖盖隆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萧林的《私营零售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由之的《私营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这些著作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政府对私营工业、零售商和批发商的改造政策和步骤。许涤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的《私营工业的全行业合营》（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白瑞西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胡锡奎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1956年）、纪衡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等论著，则主要围绕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的清产估价和定息、经济改组、企业改造、小商贩的改造、人事安排和工商业者的学习等问题进行宣传和解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政府从整体上描述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并给予系统解释的论著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景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
同时，香港地区也出版了一些相关论著。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鲁男的《新民主主义的陨灭》（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视》（香港友联出版社，1952年）、郑竹园的《中共五年计划剖析》（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年）、《中共财经政策透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秋枫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商榷》（香港北极出版社，1949年）、萧继容的《中共的财政收支》（香港友谊出版社，1954年）、范清平的《中共工业经济要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等。他们都涉及私营工商业的境遇和中共的对资改造。不过，这类著作又几乎不加理解地宣扬中共对民族资本的“谋财害命”。
官修史书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它们往往能够相对完整地讲述工厂企业走向合营的大致过程，同时，给后世学者提供了这些工厂企业的不少重要史实。而海外论著由于不少作者具有经济学科背景，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较为深入，颇具启发意义。但是，无论官修史书或是海外论著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官方史书基本在宣传政府对资改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海外论著则大多在描述私营工商业的痛苦经历。在史料利用上，官修史书对材料取舍的倾向性明显，海外论著则缺少核心的史料。因此，均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
（二）学术研究的起步及其主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文献公开出版的增加，系统梳理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学术论著大量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炳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注意到中共政策的若干重要转点，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评价转向客观（王炳林：《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奎松和李福钟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最初七年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及演变过程（参见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2年。）。庞松则较关注“五反”运动前政府工商政策的摇摆和收放，颇注意从私营工商业和政府互动的角度来阐述政府工商政策的制定和收放过程（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除上述论著外，关于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制定、沿革的专题论文、学位论文还有很多（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政策的专题论文还有孙其明：《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范守信：《1950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成功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柯育芳：《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李芳祥：《“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朱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李莉：《建国初期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研究（1949—1953年）》（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等。）。此外，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性著作和经济通史著作都会提及新中国初期中共工商业政策（通史类著作主要有：〔美〕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向社会主义过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类著作主要有：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等。）。不过，种种论著虽文字详略不同，但内容却大致雷同。
近几年来，随着基层工厂和企业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条件已渐成熟。总的趋势是，研究日益从分析中共对资改造的政策及其推行转向关注私营工商业本身，而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关注也日益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群体走向个案。私营工商业的研究逐渐从中共工商政策史的研究路径中脱离和独立出来。
尽管目前学界已有关于小商小贩的专门讨论（关于小商小贩的研究，参见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3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贾全全：《建国初期武汉市摊贩的治理与改造（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王开帅：《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供销社与小商贩：以上海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不过，长久以来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心始终在较大规模的工厂和商店。学者们对此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基本出发点在于探求中共如何对私企施加影响，使其最终走向公私合营之路。这些研究成果可大致作如下的归类：
1.宏观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
关于中共建政后私营工商业走向公私合营的原因，学界目前已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解释：有学者强调“三反”、“五反”运动的关键作用，认为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对资本家的巨大冲击，当1953年底中共刚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造不久，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便争先恐后地将其工厂企业送给国家（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有学者从“五反”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加工订货对市场的重构和劳资关系对企业控制权的改变以及社会心理对资本家的压力等因素来综合解释私企的消亡，结论是“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因为其他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已经被堵死了”（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还有学者认为，私营工商业之所以走向公私合营，关键在于其生产经营同中共制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模式不相适应，特别是同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矛盾（武力：《论50年代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的原因》，《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同上述学者主要立足于从私企产销角度阐释其消亡的原因不同，有学者认为，政府对不同状态企业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资本家出于“经济生存”或“政治生存”的考量，共同造成了私营工商业走向公私合营（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中国当代史研究》第2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
上述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原因的探讨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微观考察政策影响下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改变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资本家交出企业的原因给予解释，但基本的共识是，从解放伊始至公私合营这几年中，私企的生产和经营确实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有基于此，很多学者依据工厂企业的基层档案，专注于考察政府工商政策、劳资关系和政治运动对具体企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第一类：政府工商政策对私企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解放初期政府对私企困难的解决及其实际效果。有学者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向民生公司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公司渡过债务危机。同时，调拨大量柴油供应民生公司并允分期付款，缓解了公司燃料短缺的问题。（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410—411页。）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私营棉纺厂在政府号召下的精简机构、内迁工厂和组建联营，认为在政府引导下棉纺业所进行的企业自身改组改造使工厂摆脱了困境，作用是很明显的（参见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1949—1956）》，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复旦大学，2004年，第36—68页。）。有学者认识到福源钱庄响应政府号召参与组建金融业联营卓有成效，使钱庄暂时渡过难关（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第36页。）。但也有学者强调解放初期政府的纾困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私企的难题。该学者注意到由于对工人生活的考虑，政府在解放初期所提出的精简机构的号召未能在永安百货公司有效施行，永安公司只能以降薪、缩短工时或协助职工转业来减少开支。企业面临最大的人事臃肿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长期困扰着永安公司。（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45—346页。）
关于政府和国营经济对私企经营的影响，一是注意到解放之初国营运输公司对卢作孚民生公司经营的影响，认为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虽承担政府的运粮任务，但运价和运量却均不由公司决定。当民生公司试图争取更多的水运任务时，被指责为“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导致民生公司的路越走越窄。（赵晓玲：《卢作孚之死》，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11—112页。）二是认识到中百公司的成立使新新和永安等上海百货公司的销售业绩颇受影响。同时，中百公司逐渐控制上海百货业的进口管道，进货须以现金交易，促使百货业出现断货的情形。（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43页。）三是注意到福源钱庄两次参与由政府组织的联合放款，使得钱庄不仅亏本，而且“不自觉地参加到国民经济计划中”。但福源钱庄积极致力的农业贷款等措施被政府指责为“追求暴利”，钱庄的盈利能力和空间被剥夺。（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31页。）四是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交通部派代表进驻民生公司，参加公司董事会，直接干预公司的领导。同时，对民生公司进行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人事安排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公司的面目更变。（张一楠、李丽：《1949—1952年间政府对民生公司的调整》，《传承》2008年第7期。）
有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估财产和调整资本对私企的改变和影响。通过梳理北京市商号“重估财产调整资本”的全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股和厚成遭政府明文取缔直接造成商号内部经营方式发生改变。私企的产权明晰为政府掌握其财产所有权的详细状况、调节其利润分配，进而将其国有化提供了参考。（崔跃峰：《建国初期北京市私营企业的重估财产与调整资本》，《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很多学者强调1950年胜利折实公债和税收征缴对私企经营状况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公债认购冻结了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影响其周转及产销（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有学者注意到金融业对公债认购的态度从积极转向消极，强调这是由于认购公债使上海私营金融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实力逐渐恶化（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江南论坛》2006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识到，解放后永安百货公司由于各项捐税的增加，特别是巨额的房地产税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无奈之下，永安公司只得出售产业，以求变现（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47页。）。
第二类：劳资关系的变动对私企的影响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解放后工会地位的凸显和对私企管理权的分享。有学者认为，尽管“五反”运动前工会在工厂的作用不很突出，但监督资本家和控制企业的任务仍旧落在工会肩上。工会通过劳资协商会议部分分享了工厂的控制权。（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第158—161页。）同样，解放初期福源钱庄固有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虽仍在发挥作用，但是，当工筹会成立，特别是劳资协商会议召开后，涉及公私关系的问题便由劳资会议以“公私协商”的方式解决（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21页。）。
有研究者认识到政府在调解劳资冲突，帮助企业主恢复生产方面的作为。有学者考察了1950年4月面对极端困难的局面，上海市政府在劝说大中华火柴公司工人离厂、帮助资方顺利疏散中的关键作用（赵晋：《旧工厂与新国家：1949—1952年的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也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初期由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政府对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种种做法也不是一味支持，并要求工会劝说工人积极发展生产。特别是1950年，申新棉纺公司工会曾在搞好生产、节省原料、精简费用、裁汰冗员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该学者也注意到在民主改革运动后，申新工厂工会的工作中心完全转向生产，大大减少了“闹事”的情况。（鲍静：《建国初期基层工会职能转变研究——以上海申新纺织厂为个案（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第46—50页。）
有学者以在北京瑞蚨祥商号试点推行的工人监督生产的具体实践为例，考察了“五反”后私企内部劳资关系的根本改变（崔跃峰：《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6年，第101页。）。
第三类：政治运动对私企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对私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申新棉纺公司劳资双方在抗美援朝运动的鼓舞下生产量大幅增加，技术革新，生产获得显著进步（郭竹静：《建国初期上海申新纺织企业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第13—14页。）。另有学者虽然也认为上海金融业通过签署爱国公约和业务公约提高了业务额，但也指出“劳资双方的捐献对若干行庄正常经营的影响不容低估”（参见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第189—196页。）。还有日本学者注意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四川民营航运业统制的加强，在政府的运赁、配船、货物三大统制措施的影响下，汽船公社各厂业务遭受重创（〔日〕泉谷阳子：《新中国建国初期の对民营企业政策——“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と汽船公社の公私合营化》，《社会经济史学》，66:4，2000年，第456—458页。）。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对私营工厂的影响。有学者肯定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卢作孚民生公司进行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和组织机构增减的意义，但认为民主改革运动也存在偏差，表现在：生产服从革命，导致停产停航的时间较多；打击面过宽，不少熟悉业务的高级人员被调离或受到冲击，伤害了一部分好人；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时出现不少漏洞，事故频频发生，影响了民生公司扭转严重亏损局面的进程和自我改造的进程。（凌耀伦：《民生公司史》，第413—416页。）还有学者注意到汽船业民主改革在“五反”运动前后内容的不同，“五反”运动前主要是惩处贪污的职员，“五反”运动后则主要是对汽船业的业务改造，汽船业的经营由分散变为集中（〔日〕泉谷阳子：《新中国建国初期の对民营企业政策——“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と汽船公社の公私合营化》，第459—460页。）。
很多学者具体考察“三反”、“五反”运动对私企经营的影响和改变。有学者注意到“五反”运动引发的私企经济改组，突出表现在私营商业转向工业。同时，该学者以北京商号瑞蚨祥为个案，认为“五反”运动导致瑞蚨祥内部制度的变化，最明显的是职工“小股子”的取消。这斩断了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通路”，使得瑞蚨祥商号多年来的竞争优势开始丧失。（崔跃峰：《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第100—101页。）另有学者考察了上海私营金融业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后的变化：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只是数量上的变化，收放款经营也未因政治因素而中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从业人员思想动摇要求转业以及金融业同业公会被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私营金融业很快走向消亡。（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关于民族资本家的研究
资本家是私营工厂和企业的创办者和经理人。同拥有较小规模企业的资本家相比，更受学界关注的显然是那些拥有较大产业的所谓民族资本家。目前关于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尚多集中于人物传记的层面。数量不菲的人物传记大多是对资本家生平经历的平铺直叙，学术意义并不明显。有限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致力于考察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政权易手前后的艰难选择。卢作孚之所以选择返回大陆，关键原因在于民生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而中共新政权承诺为民生公司向加拿大的贷款做担保并为公司偿付到期债务，这解除了卢作孚的后顾之忧，使其最终下定决心同共产党政权合作（参见袁森：《1949—1956年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第26—29页。）。刘鸿生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在新政权下实现其更大的实业抱负（〔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董浩云之所以最终放弃返回大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上海航运业的衰落以及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郑会欣：《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董浩云在1949年的抉择》，（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1期。）。
二是考察新政权建立初期民族资本家的生存努力。荣毅仁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初申新公司面临周转困难时采取并厂自救，设立总管理处，将家族成员分别掌管的各厂集中管理，实现从无限责任公司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参见黄汉民：《荣氏家族企业的公司制度变革》，《近代中国》总第15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54—272页。）。刘鸿生家族在公债认购、抗美援朝捐献、动员同业等诸多问题上同新政权进行的合作。（〔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317—318页。）尤其是刘鸿生在上海税政从自报实缴到民主评议过程中对当局的鼎力相助，终使上海税政根本改变。（林美莉：《从自报实缴到民主评议——上海工商业税的税政转折（1949—1950）》，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155—156页。）
三是考察“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本家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五反”运动对刘鸿生家族巨大的冲击和心理震撼，但同时注意到“五反”运动中政府对刘鸿生的特殊照顾，“刘鸿生和家人们发现他们不仅在运动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出任国家领导人”，以至于刘鸿生在“五反”运动后竟将其滞留于香港的八子刘念信骗回大陆。（〔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318—321页。）
四是考察民族资本家对企业公私合营的看法和态度。有学者认识到上海郭氏家族核心人物郭琳爽对“公私合营”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公司的持续性、结构性的困难使其面临关门的危险，势必选择合营；另一方面又顾虑自己合营后没有地位不能做主（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64页。）。还有学者则注意到卢作孚错误领会政府“公私合营”的意义：政府的合营目的是对民生公司进行彻底改造，将其引入社会主义，而卢作孚希望的是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卢作孚这种认识的偏差导致日后双方的不断摩擦。（赵晓玲：《卢作孚之死》，第163—168页。）
4.以讲述私企合营过程为目的的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基层工厂商铺档案的开放，旨在完整讲述私营工商业走向合营的具体过程的论著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呈现这一过程。除前文已涉及的相关论文外，还有王作懋的《国家权力与公私合营——以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为中心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6年）、史长瑞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赵伟的《解放初期上海典当业的管理与改造》（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梁义的《制度建设与社会转型——以建国后国家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李靖的《苏纶纱厂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李荣峰的《广州私营进出口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10年）等。这些论著的价值在于史料大都来源于各工厂、企业的基层档案，又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中共对资改造政策在各地或各厂的具体推行及其演变，使读者知晓不同企业走向合营的具体经过。同时，因为越来越多地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故能够更多地关注到企业自身的情况和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这表现在：学者们对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做了多角度的解释，具体考察了私营工商业在新政权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中的种种改变，对民族资本家的一些较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利用基层工厂企业档案较为完整地还原出私企走向合营的过程。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研究已经逐步走向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而私营工商业自身的情况也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
三、存在的问题和尚待深入的领域
尽管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看，此项课题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首先，从目前学界关于公私合营原因的解释来看，学者们对资本家交出企业原因的考察多集中在“五反”运动以后。那么，从中共建政最初至“五反”运动这三四年间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境遇如何，这些情况同企业最终走向合营有何内在的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研究者似应更多地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和解释公私合营的原因。
其次，很多学者致力于微观考察具体私营企业在政府和工潮影响下的实际改变。这样的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尚有很多重要问题未能回答，比如，1950年中共调整工商业对私企的实际影响如何，是根本好转还是影响有限？政府的加工订货怎么在企业中具体进行的，对工厂的实际影响表现在哪里？私企的税收税率和缴纳方式如何改变的？“五反”运动后政府曾进行过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它对企业的影响和改变又在哪里，是使其好转还是加速其合营的脚步？资本家如何对企业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政权的，其成效如何，原因何在？除此之外，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解答尚存有商榷之处，如：解放初期私营工厂的困难局面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很多学者强调国营经济的影响，那么，除了这项原因外，还有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有学者认为解放最初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困难的解决措施是成功的，有学者持否定态度，那么，政府所号召的迁厂、组建联营、企业精简等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呢？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再次，学界对于民族资本家的研究，目前尚多停留于就人物谈人物的层面，未能做到将人物命运同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有机结合。毫无疑问，资本家时刻关注其一手创办的工厂和企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同资本家自身的选择和态度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只有将新政权建立伊始至公私合营这一历史阶段中企业经营状况弄清楚搞明白，才能清晰有力地回答民族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态度、选择，进而深入解释其交出企业的原因。
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论著旨在讲述具体企业或行业走向合营的过程。诚然，这样的研究由于普遍使用企业档案，使其较为真实可信。但明显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缺憾：其一，一部分论著几乎是纯粹的企业史研究，即描述企业或行业从新政权建立之初至合营所经历的种种大事。往往较少同中央对资改造的政策相联系，也较少与以往其他行业或企业史研究的相关论著相呼应。其二，很多相关论文虽冠名以私营工商业研究，却旨在用个案的形式解读政府工商业政策在各地或各厂的具体推行，而对企业自身真实状况的考察并非研究的重心，多停留于表面。其三，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个案研究集中在对公私合营事件的探讨，缺乏对新政权建立伊始至“五反”运动这几年中企业状况的翔实叙述。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的问题，即：学者们几乎都从中共如何对私企进行影响和改造的角度进行思考。尽管部分个案研究成果也会较多地关注到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但绝非立足于私企和资本家自身。换句话说，现有的学术研究未能做到从私企自身的角度去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对资改造运动，自然便难以从私企自身生产经营的内在逻辑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这样的研究难免隔靴搔痒。其结果是，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忽略或得不到深入清晰的回答，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视角所限，学者们对于私营工商业走向消亡原因的解释也无法跳出中共对资改造这一固有的分析模式，若想取得较大突破，实属困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蓝克利、董晓萍的《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文章以北京百年老店成文厚及其经理刘国梁的经营为中心，注意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的微观比较，从商铺经营的视角考察北京商业活动所受到的政府决策的影响。作者认为，成文厚难以经营的关键原因在于刘国梁以小企业集体化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与新政府的大计划经济战略目标终成对立物，他只能在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下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该文章的这一解释颇有启发意味，使研究者能够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去思考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中共所推进的工业化战略同企业经营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体现在哪些地方？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中共是通过哪些具体措施逐渐地影响私营工商业，使其一步步地改变固有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蓝克利、董晓萍的研究较多着墨于基层政府施策对商铺经营的限制作用，相应地对政府高层工商业政策的变动关注不足，使得上述问题未能获得更加圆满的解释。
通过回顾前人的相关著述，笔者认为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尚存在较大的空间。不过，若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却并非易事，至少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研究视角应立足于私营工商业自身，从私企的生产经营脉络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同时，又不能离开中央乃至地方的种种政策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其二，注意研究的长时段，既要注意还原从解放伊始到公私合营这一过程的完整性，又不能忽视民国时期私企的生产经营方式。换句话说，既要使人知道企业是怎么变化的，又要使人明了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其三，应跳出中共对资改造这一固有的分析方式，更多地从中共所推动的经济战略同私企生产经营的角度思考私营工商业的命运。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研究能够深化学界对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消亡原因的认识。不过，最大的挑战似乎依然是工厂基层档案的开放程度和完整性。
网编：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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