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都塞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通常将马克思的 《资本论》描述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 “劳动消耗”及 “劳动包含”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修正”或辩证 “发展”。列宁和葛兰西是这类主张的代表。列宁指出: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 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葛兰西写道: “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他的发现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时，首先利用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从而把马克思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区别最多就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特定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特征理解为对整个人类史的抽象特性。而马克思反复告诫自己的研究是 “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 ‘使用价值’和 ‘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或者说是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 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即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从 《哲学的贫困》到 《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就如马克思在 《大纲》中指出的那样: “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
但是，阿尔都塞指出， “这一批判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的真正的批判。这个批判是肤浅的、含混不清的，而他的整个批判要远为深刻得多。”因为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绝不能仅仅看作是黑格尔同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并非仅仅让李嘉图动起来，历史起来。马克思对李嘉图主义的真正超越，在于价值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可计量的”、 “没有数量上的规定”，是一种关系，一是种劳动力消耗的劳动，而非 “决定于劳动时间”和 “劳动包含”的李嘉图主义。“马克思明确认为是他的发现以及他的全部经济分析的基础的那些概念，例如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显然就是受现代经济学家激烈批判的概念……在实质上却是非经济的、‘哲学的’和 ‘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表现非经济现实的 ‘无针对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 “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阿尔都塞自己的问题在于，为了避免退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反对的哲学框架，阿尔都塞曾建议跳过 《资本论》开篇三章的阅读，以避免拜物教思想中透露出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黑格尔的本质主义影子。但詹姆逊在 《重读〈资本论〉》中则指出，若是 “砍掉对价值理论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的经济学论文，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普通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
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视作是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否认马克思的真正创新在于他的货币价值形式理论与资本主体观，因此并没有完全理解价值形式分析对李嘉图主义的价值 “劳动消耗观”的重要批判意义。认为写作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哲学 “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颠倒’过来。”实际上却是打着费尔巴哈提问方式的印记向着黑格尔的倒退，这使得阿尔都塞未能对萌芽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熟于 《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理论进行深入的解读。
二、价值形式学派的兴起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的批判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在于，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价格可以不依赖于其形式也就是不依赖于货币、仅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得到计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核心特征就在于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我们看到，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价值量的问题，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商品本性之外的存在的东西，他们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却无法理解和回答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 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越生产越贫困? 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不能理解劳动同货币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即不能从可感觉的商品中发现超感觉的、很古怪的， “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存在。那么作为商品秘密的价值的形式又是什么?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亦不在于作为内容的外观形式，更在于这种形式对内容的建构性作用，或者说这种形式是内在性的。据巴塔查里亚在 《资本的谱系》一文中考证，前苏联哲学家鲁宾 ( IsaakＲubin)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 《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一书中，就主张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形式并非仅仅是一个表象和欺骗，物与物之间商品拜物教的幻象形式的意义也并非在于其隐藏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表现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所需要的必然的和构成性的在场，是原子化的个体达成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和平台。以往那些试图揭开拜物教的幻象以把握藏于其后的真实本质的努力往往不自觉地贬低了价值形式的构成性权力，并且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再次形成不应有的二元区隔，从而看不到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差别。
从鲁宾而来的传统一方面将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从 1857—1858 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到 1867 年的《资本论》，马克思一贯坚持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有表现形式，劳动产品成为价值是因为它们是在资本主义关系框架之内被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价值有必要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尤其是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货币因而是资本 ( 和价值) 的最完美体现。“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货币的本质 “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马克思在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中亦指出，在与拥有者的个性完全无关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通过货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完成了从人对人向物对人的统治的转换。而所有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 “古典”方法都将其忽视了。应当说，这些马克思终生一以贯之，不断深入的见解是很深刻的。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时还刚涉足经济学领域不久，因而尚不能对价值形式问题作精细而充分的论述，较多停留于现象描述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在当代对 《资本论》的再解读中，除了发源于鲁宾的价值形式学派外。齐泽克在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再次认为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颠覆了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解读思路，清晰地阐明了商品形式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形式不再是对内容的彰显和反映，它本身统摄和创构了内容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试图发现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背后隐蔽内核的做法，反而错过了形式自身的秘密。因为 “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 ‘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 通过分析要揭穿的 ‘秘密’不是被形式 ( 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 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 ‘秘密’”。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根本性差异，就在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揭示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人类劳动的内容和商品价值量背后的劳动时间的内容，而是要提示商品形式这个几千年来看似简单，却从未得到真正解答的未解之谜。马克思通过精辟的科学分析，终于第一次揭开了货币的来源和本质这个 “千古之谜”。
在齐泽克看，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总是在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指出他们的缺陷所在。比如在第 1 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在齐泽克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导致痴迷于对劳动时间这一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内容的迷恋，而忘记去探究商品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形式自身的秘密。但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立场所决定了的，以至于只停留于价值，而不探讨价值成为价值的社会历史形式。
克里斯·亚瑟 ( Chris Arthur) 是这一解读模式中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 《新辩证法和马克思的 〈资本论〉》一书中同样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劳动价值论引出剥削的路径: “劳动创造了某种实在的东西，即价值，然后价值被侵占。”比如恩斯特﹒曼德尔就认为: “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就是价值”亚瑟的反驳文本依据是马克思在 《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 “经济关系……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 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 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 “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 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价值形式的结果，因此试图解决 “鲁宾困境” ( Ｒubin dilemma) 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即 “不可能使抽象劳动的生理学概念与它所创造的价值的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劳动和价值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形成同构性关系，一切统一起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并不是抽象劳动构成了货币与资本，相反，是货币化或者说交换关系使得劳动变得抽象化，因此，只有完成对资本的形式规定性的理解才能深入到劳动生产之中去，否则就可能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是积极性的存在，劳动一直是被资本所指挥和命令的被动性存在。曼德尔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忽视了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形式的重视性。因为只有在价值形式的背景下，被剥削的劳动才构成了价值的真实内容，价值规律也并非是起源，而只能在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形式规定性中才得到理解。
亚瑟认为马克思把劳动双重性的讨论放在价值和货币形式的讨论之前，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他认为在没有将作为形式规定性的货币概念化前，没必要回到劳动问题。亚瑟在 《抽象劳动的实践之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与斯密认为价值是具体劳动的凝聚不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描述为价值赋形 ( form-giving) 的活动，对具体劳动形成实质统摄 ( real subsumption)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总是从属于价值增殖的，而具体劳动仅仅是指资本为了更大的增殖而进行的科层布局和分工。总之，在亚瑟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只存在承载着资本时间的物质劳动。作者进而分析了拜物特征 ( fetish-character) 和拜物教的关系。就前者来说，当某物获得了由社会形式赋予的客观权力，此物就获得了它的拜物特征。这里的拜物特征不是一种思想的规定性，而是一种现实的规定性，有着“抽象的物质性”，并非是错误的认识。而拜物教则是一种误认，当人类活动的现实规定性在社会意识中被认为是自然规定性的时候，拜物教产生了。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拜金主义，金钱作为抽象的价值载体，本身具有拜物特征，当把金钱拥有的社会权力属性理解为金银本身的自然属性时，就产生了金钱主义拜物教。
穆里在 《无可避免的危机: 反思巴克豪斯和〈大纲〉中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发展》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简单地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财富及其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目的。但是，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强调一直遭到忽视和误读，而最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新辩证法派的解读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一改变可追溯到巴克豪斯写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 “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在穆里看来，价值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具体财富生产的结果和对它的抽象，恰恰相反，其决定着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或者说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同样，对价值形式与社会特征的关系上，海里希的 《马克思 〈资本论〉三卷导论》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错误在于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体主义误读，只强调劳动与价值的关联，没有看到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还原成了李嘉图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价值的形式化，劳动的生产采取了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形式。
三、价值形式学派对当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
价值形式学派同样对近年兴起的非物质劳动和 “一般智力”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史密斯在题为 《〈大纲〉中的 “一般智力”及其超越》的文章中，认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尔诺 ( Paolo Virno) 等人，将来源于马克思 《大纲》中的 “机器片断” ( fragments on machine)的 “一般智力” ( general intellectual) 一词大加阐发，认为我们应该从交换返回到生产，以便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维尔诺和韦尔切洛内 ( Carlo Vercellone) 等人的解读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时间价值理论的前提是直接劳动被钟表时间所衡量，钟表时间又为社会财富提供了适当的衡量标准。而当代日益重要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得钟表时间不再能够衡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再能够由内化于其中的钟表时间所衡量，而主要是由社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一般智力以及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套从劳动的时间价值理论向知识价值理论过渡的方案，将人考虑为首要的固定资本，这一解释路径不同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史密斯认为维尔诺等人虽然抛弃了从钟表时间出发的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 “一般智力”才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但是他们仍然拘泥于 “内容”的变化，而忽视了形式的重要性，从而不可能真正对资本主义形成批判。史密斯认为，维尔诺他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价值与财富，或者说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翻版。他们似乎假定，价值是由内化于产品的直接劳动时间的同质单位所决定，而今日的状况又使首要的生产力从劳动时间变成了一般智力，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确实不再能够解释今日的状况。然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从财富 ( wealth) 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不仅强调科学技术的贡献，还强调自然力的贡献，比如他套用威廉·配第的话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劳动直接决定，而是由社会形式决定。即重点仍然是形式，而非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货币为价值提供了唯一客观的社会标准。生产环节由同质的、无差别的商品属性( 货币) 所中介，一般化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体系最明显的特征。在史密斯看来，马克思的最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理论。货币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工具或流通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的形式规定性，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意向与活动。正是对形式规定性的强调，马克思也发现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密秘，即将货币作为一般价值的尺度这一历史属性视为永恒和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定性。总之，在史密斯看来，维尔诺等人虽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创新，但却也严重低估了形式规定性和拜物教的强大性。
除了对意大利的自主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无情的批评外，价值形式学派还对哈贝马斯的规范伦理和交往理性理论，以及晚期主张自我技艺学的福科进行了驳斥。让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齐泽克在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的引论中，对哈贝马斯的嘲讽。即 “在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到了永不中断的交际，这是对普遍、透明、主体间的共同体怀揣的一种理想; 当然，在这个理想后面掩藏着主体观念，是古老的先验反思主体( subject of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的语言哲学版。在福科那里，我们得到的是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它导致了伦理学的美学化: 每个主体都必须抛开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建立他自己的自主模型 ( model of self-mastery) ……就是说，创造自身，把自己当成主体生产出来，寻找他自己特定的生存艺术。”从而因为将主体视为能够控制激情、自我调停的力量，而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视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忽视了其客观性的强制一度。
齐泽克在 《暴力》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体是资本，而不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资本是一头只顾自我生产的怪物，它像幽魂一样存在着。它并非是人们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恰恰相反，现实的人们生活于这一抽象之中。“这种 ‘抽象化过程’不仅存在于金融投机家对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之中，而且正是在决定物质性社会过程的结构的意义上，这种 ‘抽象化过程’是 ‘真实的’: 整个阶层的命运，有时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被资本的 ‘自私自利’的投机之舞所决定，这种资本的投机之舞只会冷漠地以追求利润作为它的目标，丝毫不会顾及自己的整个运作会如何影响社会现实”。齐泽克认为马克思是对资本逻辑进行过深刻分析的理论家，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并非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产生资本，而是 “资本的自我驱动的形而上的舞蹈在操纵着整个表演，它是导致真实生活发展和灾难发生的关键所在。”齐泽克说:“参与商品交换行为的所有者都是 ‘实用唯我主义者’，他们忽略了他们行为普遍的社会综合维度，把它化约为原子化个体在市场中的偶然相遇。他们行为的 ‘被压抑了的’社会维度，于是以一种与其相反的形式浮出水面，并作为普遍理性转而去观察其本性 ( 作为自然科学概念框架的‘纯粹理性’的范畴网络) 。”
当然，对于以货币的形式进行统治的资本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的主体、统治的主体。齐泽克有很多文献佐证，比如马克思确实明确指出: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 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
对这种实用唯我主义者的形象，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进行过感性的现象描绘: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并指出货币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同自然界、同社会、同其他联结起来的纽带、黏合剂、化合力。甚至用美文学的语言指出货币可以把 “冰炭化为胶漆”、 “仇敌互相亲吻”。 “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更为深刻地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视角指出，资本主义 “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作为近年来日益获得英美学术界认可的新秀洛茨 ( Christian Lotz) ，他在 《资本主义的图式:时间，货币和抽象的文化》一书中，认为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与康德式图式在传统观念论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它们都意味着无差别的抽象一般统治着差异的具体的对象世界。就如马克思所说: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同意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诊断: 资本主义是抽象交换体系控制一切的社会。但作者也指出，阿多诺对抽象统治的批判还仅停留于交换价值的作用上面，没有认识到作为社会物质范畴的货币的强大性，因此社会物质的图式化并非由文化工业，而是由货币所驱动的。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是所有社会关系得以组织起来的真正 “太阳”，承担着支撑整个社会的本体论角色。货币是一种现实的抽象 ( real abstraction) ，对它的批判不仅是拜物教意识的批判，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抽象化的过程是一个在真实社会世界的真实过程，它有一辆撞翻你的车同样的本体论严格性。”
卢卡奇的抽象，仍然停留于抽象劳动的层次上，而未能真正分析资本主义 “价值形式”的客观性。作者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 “规范”转向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它陷入了观念论和保守派的窠臼。作为社会物质图式的资本主义图式不能再仅仅被理解为认识论或精神的图式，货币及其流动形式为进入社会实在提供了可能性。换句话说，货币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义化和框架化，它是现代生活的现实普遍性，是我们日益臣服于它的真实力量，也是构成了人类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 social horizons) 。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个体的想象力和记忆也日益被整合进并且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这种整合性和依赖性与随着电子工业事件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与日俱增，它将使得人类欲望的渠道日益单一化为利润、增长和货币。
就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言，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和批判系统: 1、货币是可以购买任何东西的等价物; 2、货币构成了异化和外在的权力，将个体变成自利的个体; 3、货币具有将 “物”的一切属性商品化的力量; 4、货币将一切转化为工具性的存在; 5、货币具有暴力性; 6、货币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神圣物，新的上帝。
四、反思与批评
马克思确实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自我繁殖的体系，认为 “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价值形式学派无疑抓住了资本主义这种有机形式的根本特征: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直接统治之上的，而资本主义是通过物的中介而实行的抽象统治。就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私有财产……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甚至也可以在当代诸多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和承认，比如阿伦特在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一文中，就认为 “古代人将专制独裁统治……在社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期间社会秩序的顶端不再由专制统治者的皇室所构成――中被转化为一种非人统治。但是，这个所谓的 “非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终止其统治，……非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 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当然，阿伦特的关注点是科层制，并未能抓住货币这个资本主义的真正核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以货币，还是科层为核心的抽象统治中，是否真的是平滑、稳定而永恒的? 胡迪斯认为这是价值形式学派最大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价值形式学派将资本或价值视为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是错误的，价值形式学派忘记了马克思是在讨论流通环节的时候才这样论述的。只看到此种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家正是把利息视为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规定性的结果，表现为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同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 “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 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像他在 《资本论》第 2 卷中所说的那样，“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 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一旦我们进入劳动过程，就会发现这种神秘性消解了。资本只有依赖活劳动才能存活，在这里，宣称自我运动的资本主体便会遭遇自己的限度。就如马克思在 《大纲》中所说的那样: “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因此，如果超出流通过程的环节来看的话，资本在马克思那里绝对不可能是自我运动的实体或主体。在亚瑟的方法中，劳动者已经成为“由资本发起并受资本指挥的生产过程的奴仆。”以至于劳动 “沦落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资源”，一种生理学的耗费，即使价值增殖活动要依靠被剥削的劳动，但资本是仍然价值增殖活动的主体。简言之，劳动是资本的奴仆，它只能接受资本这个主人给它的，由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形式学派是从交换或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展开的，他们有意无意地与其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拥有了同样的视界，区别只在于后者将之视为自明的、天然的前提来拥护，而价值形式学派则对之进行了伦理立场的批判罢了。
就形式本身的重要性来说，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 1 卷中的确谈到了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之后具有谜一般的特性，这根源于商品形式本身的特点。“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但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像价值形式学派所理解的那样，从对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迷恋转向对形式本身的秘密的迷恋，马克思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双重性的纬度及期间所包含的矛盾和斗争。虽然马克思也承认这种手段和形式是 “客观的”。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方式。”
齐泽克等人对其社会有效性强调是从否认内部打破这种形式规定性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并未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首先，从生存论的视角来看，主观和审美的反抗随处可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并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被异化为实用的唯我主义者，他们作为人，就必然对这种生存状态提出不满并进行抗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异化越彻底，反抗也就越强烈。在卡利尼科斯看来，从伦理、审美、进步的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矛盾而丰富的，总是在肯定中保持着批判的维度，即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剥削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的时候，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赞扬资本主义在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在极大地扩展人类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詹姆逊同样认为，“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亟待我们思索的是，善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其次，从结构性矛盾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同时清楚地看到，即使没有这种主观的反抗与斗争，资本主义这种客观形式本身仍然蕴涵着其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且随着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形式规定性的社会有效性也将随之崩溃。当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人们纷纷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明确指出，“将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覆灭与迎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提并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其认识论的使命在于，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独创性，以政治的和预见性的禀赋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矛盾”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并非是价值形式学派的体系辩证法，而是革命的辩证法。詹姆逊认为， “这意味着在事物的核心发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观点对其加以审视和重构，或者说，各种形式的非辩证思维总是被规定为包含、抑制或归于矛盾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策略。”
马克思并不试图解决鲁宾悖论，马克思的贡献恰恰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这一悖论。他希望告诉大家的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 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 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恰恰通过同时呈现内容与形式，从而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性暴露出来。即形式本身不具有自洽性的。
第三，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蕴涵了对抗性，马克思说，“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 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分离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的气氛和空气有可能 “硬化”和凝固，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它的奴才。但却否认其会一劳永逸地成为绝对的永恒必然性。因为利润要分割为企业主的收入和利息，就需要持续地将剩余价值进行独立化，即完成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而工人要“取得对象化在他身上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动时间。工人是把自己作为结果出卖的。作为原因，作为活动，工人被资本所吸收，并体现为资本。这样，交换转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转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转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贫穷，［另一方面，］ 劳动作为主体和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面，作为资本的对象存在，被资本作为前提，另一方面，它本身也以资本为前提。”如果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无法化解的对抗的话，就会片面地得出结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 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 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 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 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因此，当齐泽克等人关注形式对内容的统治时。他并未能注意到形式仍然只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和手段，即仍然是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中介和手段。“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商品) 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马克思来说，商品形式的秘密恰恰在于这种形式所遭遇和反抗和所蕴涵的矛盾还没有使其达到崩溃的程度罢了。如果看不到这种抵抗、矛盾、对抗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像幽灵一样对资本主义形成持续的干扰和扰乱的话，当需要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人类生活的具体形式进行描述时，价值形式学派便会走进自己的思想僵局: 无法给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真实可能性和形式性所在。价值形式学派也因此被批评为比资本自身的理论家们为资本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它丧失了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即从劳动作为主角，作为财富和价值的生产者这一视角观照现实的能力。价值形式学派的最大问题，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轻易抛弃。比如亚瑟就认为他的研究 “并不涉及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伟叙事的恢复以及使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 相反，它关注黑格尔的 《逻辑学》以及 《逻辑学》如何与马克思 《资本论》的方法相一致。这一点通常借助以下说法表述出来: 与研究社会制度之兴衰的历史辩证法相反，人们试图建构一种系统辩证法，以阐明某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的诸关系。”（注释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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