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业鹏：清末立宪：是谁欺骗了谁？
清末的立宪运动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虽然不断在修正前面落伍的观点，但是又提不出新的贯通整个清末立宪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几本关于清末立宪的“通史”，尽管过时的观点比比皆是，最近却又频频再版，俨然仍是研究清末立宪的前沿成果。其中一本，便是高放等著的《清末立宪史》。
本书作者在新版“修订、增订版跋”中说，新版在论断和观点方面作了六处修改。这六处修改的第五处是，“原书的第十三章标题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末立宪骗局的终结，现在把下半句改为‘清末立宪拖局的终结’”，“客观、公正地说，慈禧搞预备立宪不能完全是骗局”（第596页）。
改掉“立宪骗局”的说法，确实值得肯定。不过，原来的“骗局”之说并不是单一的观点，而是评价清末立宪的全局性的判断。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否定了“骗局”之说，却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虽然作者改掉了标题，但是改变不了整本书“骗局”说的基调，这就导致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
譬如，书中谈到预备立宪谕旨时，说谕旨的精髓在于“大权统于清廷，庶政公诸舆论”，而且断言“后六个字不过是点缀性的陪衬”，而“其他诸如忧国伤时、济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词句，都不过是一些欺世盗名的空话而已”（第123页）；谈到《九年筹备清单》时，说它是“以欺骗为目的”（第233页）；谈到清廷谕旨寄望资政院“上为清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时，更是宣称，“这前一句是真心话，后一句则是愚弄人民的假话。”（第370页）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骗局”之说自相矛盾。
学术界对“骗局”的驳斥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骗局”之说并非起源于学术界，而是来自彼时立宪派对清廷“假立宪”的指责。以“拖局”代替“骗局”，在学术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骗局”说何以能够流行，也没有对“骗局”说构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与其说是清廷欺骗了立宪派，不如说是立宪派欺骗了清廷。清末立宪中，清廷本来就是被动的一方。立宪派说立宪好，清廷就搞预备立宪。立宪派说预备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计划，定于1916年成立国会。后来立宪派说要马上开国会，清廷这回没答应，立宪派便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可是，清廷从来就没答应过马上开国会，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清廷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时候，对“大权”与“舆论”之间的和谐统一寄予了良好的愿望。可是掌握着舆论的立宪派动不动就拿“庶政公诸舆论”要求清廷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一旦不从，就指责对方“假立宪”。“大权”与“舆论”冲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确确实实是立宪派先拿“舆论”当进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权”当挡箭牌。况且清廷说的是“庶政公诸舆论”，而不是“庶政决于舆论”，其是非暂且不论，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清廷以为“议院得自由弹劾而无强政府以必行之权”，这才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立宪派以为“权之云者，谓夫合全国人民之意也”，而资政院“即为全国代表民意之机关”（《申报》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权”必须按照资政院的意思行事。弹劾军机不成，立宪派又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其实双方各执己见，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又指责清廷“假立宪”，说“皇族不掌政权，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联合会呈请代奏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稿》，《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三期）。立宪派口中的“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是个万能标签，当他们要求颁布宪法时，会说有没有宪法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国会时，会说有没有国会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时，又说有没有责任内阁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现在，这一标签又贴到“皇族不掌政权”上了。
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劻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宪政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瑄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网编：客卿
本书作者在新版“修订、增订版跋”中说，新版在论断和观点方面作了六处修改。这六处修改的第五处是，“原书的第十三章标题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末立宪骗局的终结，现在把下半句改为‘清末立宪拖局的终结’”，“客观、公正地说，慈禧搞预备立宪不能完全是骗局”（第596页）。
改掉“立宪骗局”的说法，确实值得肯定。不过，原来的“骗局”之说并不是单一的观点，而是评价清末立宪的全局性的判断。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否定了“骗局”之说，却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虽然作者改掉了标题，但是改变不了整本书“骗局”说的基调，这就导致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俯拾皆是。
譬如，书中谈到预备立宪谕旨时，说谕旨的精髓在于“大权统于清廷，庶政公诸舆论”，而且断言“后六个字不过是点缀性的陪衬”，而“其他诸如忧国伤时、济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词句，都不过是一些欺世盗名的空话而已”（第123页）；谈到《九年筹备清单》时，说它是“以欺骗为目的”（第233页）；谈到清廷谕旨寄望资政院“上为清廷竭协赞之忠，下为庶民尽代议之责”时，更是宣称，“这前一句是真心话，后一句则是愚弄人民的假话。”（第370页）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骗局”之说自相矛盾。
学术界对“骗局”的驳斥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骗局”之说并非起源于学术界，而是来自彼时立宪派对清廷“假立宪”的指责。以“拖局”代替“骗局”，在学术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骗局”说何以能够流行，也没有对“骗局”说构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与其说是清廷欺骗了立宪派，不如说是立宪派欺骗了清廷。清末立宪中，清廷本来就是被动的一方。立宪派说立宪好，清廷就搞预备立宪。立宪派说预备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计划，定于1916年成立国会。后来立宪派说要马上开国会，清廷这回没答应，立宪派便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可是，清廷从来就没答应过马上开国会，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清廷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时候，对“大权”与“舆论”之间的和谐统一寄予了良好的愿望。可是掌握着舆论的立宪派动不动就拿“庶政公诸舆论”要求清廷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一旦不从，就指责对方“假立宪”。“大权”与“舆论”冲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确确实实是立宪派先拿“舆论”当进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权”当挡箭牌。况且清廷说的是“庶政公诸舆论”，而不是“庶政决于舆论”，其是非暂且不论，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清廷以为“议院得自由弹劾而无强政府以必行之权”，这才叫“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立宪派以为“权之云者，谓夫合全国人民之意也”，而资政院“即为全国代表民意之机关”（《申报》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权”必须按照资政院的意思行事。弹劾军机不成，立宪派又纷纷指责清廷“假立宪”欺骗人民。其实双方各执己见，欺骗之说又从何而来？
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又指责清廷“假立宪”，说“皇族不掌政权，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联合会呈请代奏明降谕旨另简大臣组织内阁稿》，《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三期）。立宪派口中的“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是个万能标签，当他们要求颁布宪法时，会说有没有宪法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国会时，会说有没有国会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当他们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时，又说有没有责任内阁是“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现在，这一标签又贴到“皇族不掌政权”上了。
可是，在皇族内阁成立之前，立宪派主张皇族不入内阁的言论虽然也有，但说的不多，更加没有上升到“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的高度。身为皇族的奕劻出任总理大臣，是立宪派预料中的事，他们也并没有从皇族不能入阁的角度表示强烈反对。所以，皇族内阁遭到强烈谴责，并不是因为违反了“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而是因为内阁中的皇族和满族实在太多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与其说是要“假立宪”，不如说是清廷对权威丧失的恐惧，反映的是执政者的虚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来越腐败，而立宪派则人才辈出。以清廷的涣散、分裂和腐败，去欺骗充满热血、气势汹汹的立宪派志士，恐怕是太过高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嚷嚷着被骗了的精明人，肯定不会吃亏，反倒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的，那才是真被骗。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廷可谓不知不觉中被立宪派耍得晕头转向。
清廷之所以决定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报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这两份报告极力鼓吹立宪的好处。载泽的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还提出了著名的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专制，说专制“则君主危”，一旦立宪，“君常安而不危”，“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中”。满纸的甜言蜜语说得慈禧终于动了心，决定实施预备立宪。
可是，这几份奏折是由立宪派的梁启超、杨度等人捉刀代笔的，这在当时的东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几份报告，要么是信口雌黄，要么是有意欺骗。“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谁能保证立宪真有这样的效果？事实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来的“皇位永固”？而载泽的密折中还有“君主立宪”可以“巩固君权”之语，并以日本为例，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些话如果真是出自立宪派之手，那绝对是赤裸裸的欺骗。而清廷在怀着“皇位永固”和“巩固君权”的美梦答应了立宪之后，很快又被立宪派精心炮制的一个个糖衣炮弹忽悠得找不着北。
立宪派糖衣炮弹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负责任”。梁启超说：“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页）立宪派说，立宪政体就是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好啊，人民不会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君主不负责任”对君权的削弱，孙宝瑄早就说得很明白，“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忘山庐日记》（上），第5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阴削其权”的“阴”就是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暗地里则给你使绊。
国会请愿运动中，清廷屡次下旨拒绝请愿，立宪派说，“君主不负责任”嘛，谕旨经过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责任，然后公然对清廷谕旨进行猛烈批判。从前不搞立宪的时候，哪里有人敢于质疑清廷谕旨。现在立宪了，君主不负责任了，发的谕旨却被批得七荤八素。
立宪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一语，是立宪派鼓吹立宪时的口头禅，可是实质上，所谓“神圣不可侵犯”，在立宪派看来就是你是老大你靠边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务。孙宝瑄说：“盖惟君是神圣不可犯，又不负责任，而议会专与内阁对待，于是国政有失，人民可与宰相抗争，较论是非，而天子不与焉。”[《忘山庐日记》（下），第1230页]这一观念也是立宪派约束君主的一道紧箍咒。
资政院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要求清廷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载沣下了一道硃谕，不答应，并特意不经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负责任”，不和你们玩“君主不负责任”这一套。硃谕一出，资政院大哗，立宪派也大哗。议员刘春霖在资政院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说，“本员昨日看这硃谕，似监国摄政王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还说，“立宪国君主本立于安荣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摄政王要是知道，又岂有不愿就安荣的道理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第405-40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无条件的，君主想要“神圣不可侵犯”，就应该“就安荣”，“就安荣”就应该靠边站。
在中国传统中，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刘泽华：《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炎黄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从鼓吹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现在在立宪派“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设中，君主毫无实权，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
所以，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神圣”，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报》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而胆大于身，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已足骇人听闻矣。”（《大公报》1911年3月1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说起来好听，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
立宪派的第三招是“万世一系”。中国人本没有“万世一系”的观念，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
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所以，“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慈禧说：“立宪如何？”端方说：“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一听，乐了，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慈禧同意了立宪，后来立宪派“得寸进尺”，又拿“万世一系”当诱饵。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万世一系”，“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而“立宪国何以能之”，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所以，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154-155页]。
“万世一系”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然而，立宪派所想的，不是怎么去维护它，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清廷不遂人愿，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张謇在内，对“万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立宪派想要搞立宪，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恨恨地说：“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只是换了个说法，叫“虚君共和”，并说：“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1页，中华书局，1992年]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虚尊”、“土偶”之语，在本质上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不同。所以，要说在清末立宪中，是谁在欺骗谁，又是谁欺骗了谁，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假立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而能让清廷“欺骗”的罪名臭名远扬，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别无他法。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且，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说“欺骗”清廷了。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4-27 12: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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