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下）

　　三、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道路从而科学揭示社会形态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双重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1.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853年春天，由于西方列强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通过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认为印度村社的封闭、孤立使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 。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改变停滞状态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还严厉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在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但是，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社会将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将通过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自给自足是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愈演愈烈，一些俄国革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马克思的指导。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问题，深化了有关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一步修正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生形态，是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原始氏族组织，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西欧在遥远的过去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在对这种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理解上，马克思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 。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表现出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不具备的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其所有制兼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一个以俄国为研究典型，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出发，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以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设想。这一设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这一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等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具体论断，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

　　四、社会历史观的多方面阐述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完善是在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19世纪下半叶，唯物史观面临着重大问题与挑战：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成为现实，大量有关原始社会材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工作急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等等。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原始社会发展的研究及对唯物史观论证的深化

　　唯物史观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时，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原始社会结构也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历史材料的短缺和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更多的是科学的猜想。因而，必须利用科学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面貌。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揭示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证明了原始氏族制度从母权制进到父权制的一般进程。这一卓越发现，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和基本特征，为解开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对摩尔根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十分详细地摘录了摩尔根书中的观点和材料，作了许多批语，补充了若干材料，打算把摩尔根的书介绍给德国读者，但马克思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为了补偿亡友的遗愿和驳斥“讲坛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分子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1884年3—5月，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结构、评语和评论，在摩尔根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在《起源》中，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剖析了国家的起源的实质，证明了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规律。

　　《起源》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科学地分析了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填补了人们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弥补了唯物史观此前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概述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歪曲，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这部著作在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阐明和发挥。

　　3.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是很清楚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但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攻击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派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攻击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歪曲。他们机械地庸俗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被他们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状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驳斥巴尔特等人和“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瓦•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了五封重要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贡献。

　　五、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文化观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科技、文艺、伦理、宗教、军事等方面，文艺观、伦理观、宗教观等都是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1．《自然辩证法》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注重自然科学，虽然早在他们与以往旧哲学斗争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许多基本思想，但由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所以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阐发。直到1873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才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发科学的自然观，完成自然观方面的根本变革。其次，就是要创作一部直接同《资本论》衔接起来的著作，它不仅要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要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辩证地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再次，为了批判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潮，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攻击。虽然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却集中地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的思想。

　　《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从自然界向社会历史过渡的辩证法。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

　　恩格斯考察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提出宗教的发展是一个由对自然的崇拜发展为多神教，由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统一的神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 。此外，恩格斯还论述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全面地揭示了宗教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揭示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同时，还预言了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归于消亡。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仍然处于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宗教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