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剧烈变化中，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自其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及国际范围内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反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形成了世纪之交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论争的大格局。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
1.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时代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在工业方面的广泛应用，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纺工业，开始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涌现，交通通讯等部门迅速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并显著地推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高速增长。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科学技术应用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世界市场”地位日渐衰落。
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垄断奠定了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经济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内外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的很小一部分，通过高工资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以造成“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 。在资产阶级的诱惑下，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逐渐蜕化变质成工人贵族，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使其蜕变为工人贵族，一时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加强，使小生产者加速破产，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工人队伍，工人队伍中的这些新兵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的本质带进了工人阶级队伍，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上的表现就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 。此外，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由于学会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创办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等合法斗争的形式，势必淡化革命意识，模糊斗争目标。一时，主张通过阶级合作，通过和平“渐进”的道路，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泛滥起来。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由以前的公开镇压转变为公开镇压和表面让步两手同时并用，或者交替使用。资产阶级一方面采取某些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以麻痹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推行反革命政策，支持黑暗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但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具体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相反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充分暴露出来，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随着垄断由国内走向国际，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了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炽热化的程度。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垄断资本“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些新的变化，正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在这一充满着变化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2.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大论争的始作俑者。他早期的思想中就已潜伏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观点。青年时代的伯恩施坦对杜林的著作推崇备至，对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异常“热情”。当时，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带着杜林主义的眼光。后来，他和卡尔•赫希伯格、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曾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任务，宣扬右倾机会主义理论。19世纪90年代初，当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时，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并产生了“内心的竭力抗拒”。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开始全面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1898年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论文，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1899年1月，他完成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成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公开决裂的宣言书。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是以“合作经营”为中心命题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其实合作经营形式不仅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它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伯恩施坦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中，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且认定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践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公开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成员对伯恩施坦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深表不满，有的还站出来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的内容，首次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展开了争论；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讨论。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公开而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伯恩施坦“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卢森堡、蔡特金也是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核心人物。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则极力为伯恩施坦辩护，并继续公开地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分歧。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国际现象。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世界范围。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是，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阿里斯蒂德，英国的海德门•亨利•迈尔斯、麦克唐纳•约瑟夫•帕特里克，意大利的屠拉梯•菲力浦、比索拉梯•莱奥尼达，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等人却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世界范围内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展开的论争，说明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时代下，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围剿”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还适用？所有这些都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活动。他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中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
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1.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最前列
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伯恩施坦主义理论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二者展开了对垒和较量。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在抨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罗莎•卢森堡大学期间就认真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波兰革命斗争。1898年移居德国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正值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公开化，她立即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卢森堡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这一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阐释。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重要文献首先集中于她1898年9月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文，这组论文后来收入1898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这组论文中，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和怀疑，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论点，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
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思考中，卢森堡虽然在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论证上还有不足之处，甚至在某些理论上还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她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
2.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在领导德国工人运动中，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产生后，倍倍尔就公开表明自己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态度，他说：“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 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他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详细的分析说话，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列宁赞誉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当卢森堡明确提出要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议题展开讨论时，倍倍尔的看法不同，他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伯恩施坦所论及的并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伯恩施坦这些问题的态度，必须在报刊上加以透彻的讨论，特别是在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党内已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 。因此，倍倍尔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及其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
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的捍卫，成为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旗帜。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严厉而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3.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
保尔•拉法格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活跃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舞台。他一生中同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过坚决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时期，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他起初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的深入，他很快就认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虽然没有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以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哲学基础的剖析为前提，矢志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思考。列宁赞扬拉法格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
4.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创立和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积极参加过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优秀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再论唯物主义》（1899）等。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功绩卓著的时期。
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盛行时，普列汉诺夫明显地感到伯恩施坦已经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自己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必须起来进行批判，但又囿于伯恩施坦是个有功绩的同志，应谨慎行事。所以，一开始他并未能站出来公开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德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伯恩施坦的高涨的呼声和敌对分子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的公开称赞触动了他，使他公开地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战。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属于水火不相容的性质，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较为冷静的思考。
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重磅炸弹，不仅尖锐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
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不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中，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思考
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捍卫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面临的重大的历史性任务。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怎么办？》（1901—1902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
1.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新探索
要揭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首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围绕这一问题，列宁着重阐述了以下一些重要观点。（6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于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从创立者的角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但列宁同时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无疑也是这个体系的创立者。他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在此前不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列宁在论及恩格斯同马克思关于《共产党宣言》草稿的通信时说：“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 。而这一严整科学体系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论证了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因而，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实现这一趋势的主体力量，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而科学社会主义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体系，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341页。。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列宁要求人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来理解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突出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面和主要内容，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也为人们认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2.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列宁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阶级根源，“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因此，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正统”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
总之，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
3.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时代思考
在任何情况下，列宁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1908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时期，在“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的论调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列宁一再表明自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 。1913年，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但前途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后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规律时，列宁特别关照到东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寄予厚望。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就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他敏锐地觉察：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列宁的这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阔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取得的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
1.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时代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在工业方面的广泛应用，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纺工业，开始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涌现，交通通讯等部门迅速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并显著地推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高速增长。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科学技术应用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世界市场”地位日渐衰落。
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垄断奠定了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经济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内外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的很小一部分，通过高工资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以造成“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 。在资产阶级的诱惑下，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逐渐蜕化变质成工人贵族，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使其蜕变为工人贵族，一时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加强，使小生产者加速破产，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工人队伍，工人队伍中的这些新兵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的本质带进了工人阶级队伍，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上的表现就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 。此外，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由于学会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创办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等合法斗争的形式，势必淡化革命意识，模糊斗争目标。一时，主张通过阶级合作，通过和平“渐进”的道路，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泛滥起来。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由以前的公开镇压转变为公开镇压和表面让步两手同时并用，或者交替使用。资产阶级一方面采取某些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以麻痹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推行反革命政策，支持黑暗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但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具体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相反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充分暴露出来，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随着垄断由国内走向国际，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了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炽热化的程度。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垄断资本“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些新的变化，正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在这一充满着变化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2.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大论争的始作俑者。他早期的思想中就已潜伏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观点。青年时代的伯恩施坦对杜林的著作推崇备至，对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异常“热情”。当时，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带着杜林主义的眼光。后来，他和卡尔•赫希伯格、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曾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任务，宣扬右倾机会主义理论。19世纪90年代初，当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时，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并产生了“内心的竭力抗拒”。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开始全面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1898年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论文，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1899年1月，他完成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成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公开决裂的宣言书。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是以“合作经营”为中心命题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其实合作经营形式不仅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它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伯恩施坦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中，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且认定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践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公开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成员对伯恩施坦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深表不满，有的还站出来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的内容，首次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展开了争论；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讨论。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公开而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伯恩施坦“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卢森堡、蔡特金也是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核心人物。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则极力为伯恩施坦辩护，并继续公开地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分歧。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国际现象。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世界范围。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是，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阿里斯蒂德，英国的海德门•亨利•迈尔斯、麦克唐纳•约瑟夫•帕特里克，意大利的屠拉梯•菲力浦、比索拉梯•莱奥尼达，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等人却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世界范围内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展开的论争，说明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时代下，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围剿”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还适用？所有这些都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活动。他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中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
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1.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最前列
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伯恩施坦主义理论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二者展开了对垒和较量。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在抨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罗莎•卢森堡大学期间就认真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波兰革命斗争。1898年移居德国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正值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公开化，她立即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卢森堡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这一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阐释。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重要文献首先集中于她1898年9月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文，这组论文后来收入1898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这组论文中，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和怀疑，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论点，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
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思考中，卢森堡虽然在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论证上还有不足之处，甚至在某些理论上还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她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
2.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在领导德国工人运动中，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产生后，倍倍尔就公开表明自己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态度，他说：“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 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他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详细的分析说话，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列宁赞誉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当卢森堡明确提出要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议题展开讨论时，倍倍尔的看法不同，他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伯恩施坦所论及的并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伯恩施坦这些问题的态度，必须在报刊上加以透彻的讨论，特别是在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党内已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 。因此，倍倍尔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及其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
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的捍卫，成为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旗帜。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严厉而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3.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
保尔•拉法格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活跃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舞台。他一生中同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过坚决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时期，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他起初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的深入，他很快就认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虽然没有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以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哲学基础的剖析为前提，矢志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思考。列宁赞扬拉法格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
4.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创立和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积极参加过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优秀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再论唯物主义》（1899）等。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功绩卓著的时期。
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盛行时，普列汉诺夫明显地感到伯恩施坦已经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自己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必须起来进行批判，但又囿于伯恩施坦是个有功绩的同志，应谨慎行事。所以，一开始他并未能站出来公开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德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伯恩施坦的高涨的呼声和敌对分子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的公开称赞触动了他，使他公开地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战。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属于水火不相容的性质，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较为冷静的思考。
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重磅炸弹，不仅尖锐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
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不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中，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思考
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捍卫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面临的重大的历史性任务。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怎么办？》（1901—1902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
1.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新探索
要揭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首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围绕这一问题，列宁着重阐述了以下一些重要观点。（6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于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从创立者的角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但列宁同时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无疑也是这个体系的创立者。他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在此前不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列宁在论及恩格斯同马克思关于《共产党宣言》草稿的通信时说：“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 。而这一严整科学体系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论证了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因而，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实现这一趋势的主体力量，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而科学社会主义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体系，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341页。。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列宁要求人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来理解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突出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面和主要内容，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也为人们认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2.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列宁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阶级根源，“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因此，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正统”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
总之，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
3.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时代思考
在任何情况下，列宁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1908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时期，在“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的论调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列宁一再表明自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 。1913年，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但前途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后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规律时，列宁特别关照到东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寄予厚望。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就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他敏锐地觉察：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列宁的这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阔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取得的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发布时间：2011-08-16 13: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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