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及启示

　　从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在广州师范大学做了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居其首。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绝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在 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是救亡图存最重要的武器。学者一般公认，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首先倡导的，“这面旗帜后来却被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越举越高”（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思想，这体现了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最高水平；而且如上所述，孙中山第一次将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标语来使用。现有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指出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革命内涵，而忽略了其建设内涵；肯定了民族主义的反专制色彩，而对其反帝国主义的重视不够；看到了孙中山建议实现民族主义的途径，忽略了他对世界主义的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经过了几个阶段才走向成熟的。

　　第一个阶段是种族主义。这一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点是：第一，民族主义只“反满”，不反帝国主义；第二，开始有意识地将“满洲政府”和“满洲人”作了区分，主张恢复汉人的国；第三，反满革命和推翻君主革命并存，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

　　第二个阶段是从五族共和到反对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在即，此时的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了单纯的排满、恢复汉族正统并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统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认为，所谓民族之统一，也就是“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即“五族共和”。到此为止，孙中山的种族民族主义告一段落，也摆脱了“复仇主义”的色彩，比同时代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孙中山同时主张以汉族为主同化其他少数民族。

　　孙中山后来自己否定了五族共和，因为他认识到，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仍然必须以汉族为主体，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汉族人占据了大多数，其他几个民族都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在现实面前，孙中山放弃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而是主张，先行成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并同化其他民族，组成完全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孙中山的调和之计。

　　第三个阶段是国族主义。孙中山从欧美革命中吸收思想，为熔铸民族斗争纲领服务。孙中山用自己的理解，给出了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理解，那就是林肯的“民有”，就是法国的“自由”。1924年1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对内和对外的两重含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此外，孙中山还系统分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丢失，以及如何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孙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丢失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坏于元朝，二坏于清朝满洲统治，三坏于帝国主义。他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衰微，提出了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步骤。第一，要恢复民族精神，进而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两合起来”。第三，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具体来说，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次是和平。第四，固有的智能要恢复，这里的智能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最重要的是“修身”。第五，我们要学习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最后，孙中山设想了中国强大以后需要担负的责任，“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这里需要注意孙中山对国族主义形成的基本逻辑，即从中国固有的家族主义出发，经宗族主义到国族主义。孙中山没有利用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省、县、乡政权来实现国族主义，却从传统的家族和宗族中寻找力量。原因值得认真考虑。笔者以为原因之一是孙中山所受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之二是孙中山受到了日本崛起的刺激，他曾说，“当时日本要用藩伐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连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的”；之三是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而主张集权的政府。

　　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一国的国情、一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事实上，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体系既包括革命、反专制和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也包括革命结束后的国家建设。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为什么他对陈炯明的背叛终究无法原谅。他曾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虽原因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以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因为他延缓了孙中山的民族统一大业。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他的“五权宪法”、省治虚化的苦心和用意；才能明白他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意义所在。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毛泽东在 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言：“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也只有明白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两岸今天都在纪念辛亥革命，这是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的再延伸。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继严复、梁启超以来，民族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承受了广泛存在于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宗法的’的色彩，而淘汰了其中‘笼统的排外主义’和落后的‘宗法的’色彩”，他还竭力从欧美新说吸收思想。孙中山的思想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或者说实践性。孙中山自己也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唯一可以而且曾经付诸实践的，并自然地暗合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定的民族主义“门槛原则”（霍布斯鲍姆认为：“从历史经验观之，似乎只有三种固定标准可称得上是构成民族的要件，并且能够通过‘门槛原则’的限制。第一，它的历史必须与当前的某个国家息息相关，或拥有足够长久的建国史；第二，拥有旧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第三个构成要件便是武力的征服”），虽然没有取得民族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当前国际行为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世界主义”的理想将始终停留在理想阶段。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才能形成世界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对人类社会“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国族主义�世界主义”演变四阶段的认识，依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不是没有缺陷的，如他一贯秉持大汉族主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从“天下”到“国家”是一个艰难的转换的话，在这一转换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还有孙中山主张从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的路径，有其致命的缺陷：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如何可以形成一个超大地域的国族认同？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认为民族是天然力形成的，而国家是武力形成的，一个是王道的认同，一个却是武力为主的霸道认同。通过血缘形成国家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这里触及了民族国家建设和传统家庭伦理的冲突。如果认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他希望借家族和宗族的力量减少中国人的自由，这里的家族和宗族其实都是工具；但是国家建设的逻辑却倾向于超越血缘共同体的认同，而形成国家的认同。血缘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并存，至今仍然是国家建设绕不开的话题。

　　“民族主义具有某些超越性，它可以唤起追随者的历史感与方向感”。民族主义以其丰富的情绪和知识内容，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比任何政治理论体系都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忠诚，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很多人的个人认同的来源，并将它们团结在一起。它建立了一个价值体系，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满足社会需求的机制。此外，它能够激励某些人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行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了。但杜赞奇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其特点是国家弱、国家主义的话语强。”“我们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看到的决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种强大的国家主义的话语，此种话语在现代化计划中对市民社会而言毫无用处。”国家主义的话语在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这依然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