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琥：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品论天涯网

杨琥：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为了救国救民而“急思深研政理”，以理论彻底的气魄，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并开创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结合的先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根基。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率先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大学讲坛上公开讲授唯物史观；他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与现状，探索中国革命之路；他以唯物史观的立场阐发的史学理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李大钊生活的时代，古老的中国正缓慢而艰难地向近代社会转变，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已经遭受了多次失败和屈辱。少年李大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现实，“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为此，他密切关注中外时局，努力追踪世界潮流，寻求救国真理, 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青年时代的李大钊积极参与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运动和反袁护国斗争，“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洗礼，使李大钊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具有忠贞爱国情怀、通晓世界大势和深研中外政理的青年思想家，并与陈独秀一道，成为近代中国探索救国真理的先驱人物。经过艰辛的上下求索，李大钊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通过比较法、俄两种大革命，认识了当时兴起的新思潮——社会主义，并追根溯源，了解、学习、钻研直至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1919年起，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提纲挈领地概述了唯物史观。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史学等系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讲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历程，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

　　无论是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新学说。李大钊对此有自觉的认识，他对唯物史观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研究和阐发，既把握要义，又能结合中国现实需要和自身学养融入新的理解，以便人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吸收唯物史观的精髓。

　　首先，李大钊较为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反复阐明唯物史观的要义：其一，社会的“表面构造”常因“基础构造”的变革而转移，“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人类社会如同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经济关系）”，“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而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的变化，“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认识社会“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其二，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然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而社会关系的变革遵循一定的规律，由“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而资本主义的，然后又为社会主义的。李大钊的这些论述，以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形态演变，以生产力变革说明社会发展，在中国以往历史观念中是从未有过的，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境界。

　　其次，考察唯物史观学说在近代西方学术界的起源与发展，阐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李大钊依次探讨了维科、马克思、李凯尔特等八位学者的历史观，追溯他们与唯物史观的渊源及关系。他对维科和李凯尔特思想的评论值得注意。关于维科及其《新科学》，李大钊评价道，“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他称维科“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在当时，李大钊对维科有如此深入的评价，在中文世界尚属首次。而对李凯尔特，李大钊指出其为德国西南学派的代表，“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因之“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但是，如果以李凯尔特的观点“批难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则实有商榷的余地”。在对这些西方思想家历史观的比较中，李大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重视阐发唯物史观与人生观的密切关系及其意义。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是唯心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动的原因是“神定”的天命，或英雄人物的能力和行为。同时，又有人指责唯物史观是“命定论”。李大钊对这些言论和观点进行了反驳，一方面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时又指出唯物史观对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唯心史观“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此，“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而唯物史观则与此完全相反，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因此，人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他大声呼吁：“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创造新历史”，是李大钊为改变中国衰败局面而向广大中国民众发出的号召。

运用唯物史观探寻革命之路

　　李大钊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寻求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目的是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因此，在掌握唯物史观这把钥匙之后，他就开始用于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探求中国革命道路。

　　李大钊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文化，探究中国社会变化的根源。从1919 年12月开始，李大钊陆续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对中国思想文化与道德伦理发生变化的根源进行分析。李大钊指出，经济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根源，“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但是，到了近代以后，“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沈静的大门。”

　　李大钊进而得出两大发现：一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根源在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二是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除了用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恢复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之外，还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在于，由于时代的变化，“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文章，探讨了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的历次革命运动，指出自1841 年广东三元里抗英斗争开始，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李大钊以彻底的理论认知，为考察中国社会形态转变、探究近代中国命运变化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在这一认识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将中华民族引上复兴之路。历史最终印证了李大钊论断的正确。

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随着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李大钊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缺乏与近代社会发展乃至学术文化相匹配的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传入，并不等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也不能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体系。为此，李大钊在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与现状、指导革命运动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首先，李大钊从概念上将“历史”和“历史记录”、“历史”和“历史学”作了清晰而明确的界定。1924 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析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之作。该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作了精辟分析。李大钊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是丰富、关键的材料，必须广搜、精选、确考、整理，但是它们无论多么紧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即全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记录和缩影，而不是历史本体。这样就对“历史”和“历史记录”作了明确区分。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对“历史”和“历史学”又作了区分。他概括道：“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换言之，“历史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即“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而“历史学”是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李大钊的一系列论断，不仅确立了史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原则，而且为创建科学的历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其次，李大钊认识到历史本身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提出了重作历史、重写历史的主张。他指出，其一，所谓“过去”，有“实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之别，前者指过去本身，是“一暝长逝”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后者指至今遗留和保存于人间的活着的过去。其二，所谓史实，有“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之别，前者指实在发生过的事，后者则为历史书籍书写的“解喻中的事实”。因此，“历史的真实”就有两重意义，一是记录正确的真实，二是解喻正确的真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人们的史观和知识不断进步，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也是不断变动的，“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对于同一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正因如此，“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因为历史“同他的前途发展的愈长，他的过去的真实为人们所认识的，愈益明确”，所以，“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李大钊的这一认识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是非常超前的，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前瞻性。

　　最后，李大钊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构建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体系。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为历史学成为科学提供了理论根据。“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史籍丰富，但史学理论之作少之又少，而马克思“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通过分析经济关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李大钊指出，史学研究应“于已有的历史记述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建立历史科学”，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他认为，科学的史学研究包括三项要义。一是要以发展的观念考察社会“发达进化的状态”，避免静止地看待历史。二是“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就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三是整体地研究历史，“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而且要更进一步，将历史事件看作一个整体的、互为因果、互有联系的事实去考察，“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这种“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历史观，既指出了当时流行的“整理国故”等历史考证学的局限，也为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与指导。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为了救国救民而“急思深研政理”，以理论彻底的气魄，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并开创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结合的先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根基。他的思想理论遗产，至今仍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3-03-03 1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