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中国掀起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革命后期，面对蒋介石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和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局面，中共中央未能及时解决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同时，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强调了党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忽视农民运动的思想。当时，湖南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不久，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问世。同年3月，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报告》的部分章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刊载。同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当时主管党的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为其作序。同年5月至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以俄文、英文翻译发表《报告》。《报告》在阐明农民运动基本理论和政策的同时，也回答了怎样认识和对待神权这一重大问题，含有重要的无神论思想。
一、“三个成为”：《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背景
《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探索尤其是在深入调查农民运动中的神权问题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神权成为束缚中国人民和妨碍民主革命的一条极大的绳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成为党认识有神论问题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这“三个成为”分别构成了《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理论基础、主体条件。
第一，神权成为束缚中国人民和妨碍民主革命的一条极大的绳索。在长期封建社会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后来的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社会变革和人民的思想解放，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倡导了宗教信仰自由与破除鬼神迷信的观念。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特别是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包括神权在内的封建宗法思想、制度在中国社会依然根深蒂固。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的先进分子以科学和民主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展开了猛烈抨击，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刊文抨击了当时思想界的迷信境况，“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揭示了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本质。1926年1月，澎湃在其发表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足见当时有神论在农民的思想观念中仍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报告》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在这里，农民运动反对的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就包括神权。
第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有神论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关于彻底否定一切超自然超社会力量存在的最科学的无神论，揭示了有神论的本质和消亡规律，确立了科学对待宗教有神论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发展、谋现实幸福的价值追求，就接受了具有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8月，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实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揭示了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须特别注意对“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等内容的宣传。1926年6月，恽代英在其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文中指出，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者一种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文化政策，这种政策的内容包括“宣传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切身的痛苦，而希冀修身行道，以求将来的幸福于虚无缥缈之中”，以及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宣传片面的和平博爱的学说，等等。他还指出，反对宗教文化侵略并不等于反对普通信教徒。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革命实践中的人与“神”、无神论与有神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以及无神论宣传与宗教问题的关系。
其三，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少年毛泽东由于受其母亲影响，也曾信佛，他“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时他还为生病的母亲“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毛泽东说：“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五四运动以后，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1919年9月，毛泽东在其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指出，要研究的诸多问题中包括“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强调“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同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第3号刊印的《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批判了因不懂科学常识而认为雷电触死人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的迷信观念。同年11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批判了媒人“以‘神’及‘八字’为护符”等怪现象和婚姻的最大迷信即“婚姻命定说”。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2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指出，世上主义有唯心、唯物两派，“现在乡间的无雨、坐道等事，科学者本可以答复的，不过中国现时科学尚未发达，不可一时即欲破除迷信，致引起反感”。《报告》提出，民国十四年他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无神论宣传教育实践中，毛泽东已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待有神论问题，这是《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三个关于”：《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神权的问题上。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关于”的思想观点，即关于“什么是神权”的思想观点，关于“为什么要推翻神权”的思想观点，关于“怎样推翻神权”的思想观点。
第一，关于“什么是神权”的思想观点。《报告》指出，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其中神权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毛泽东对神权内涵的阐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神权从属于政权，政权是神权的基干，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推翻神权；二是神权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重要构成，涵盖了阴间系统、神仙系统的各种神灵鬼怪。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中进一步阐述了神权与土地的关系，从经济层面提出了神道地主这一概念。他指出，神道地主属于旧有土地关系中公共地主的一类，“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其中，社是最初级的，是农民需要的；神坛是比较高级的，是地主需要的；庙是最高级的，是地主和农民都需要的；寺是和尚的，观是道士斋公的。他还区分了民间信仰（社、神、坛、庙）和宗教（寺、观），丰富了神权内涵。可见，神道地主是神权的重要载体，是剥削农民的重要社会基础。
第二，关于“为什么要推翻神权”的思想观点。《报告》指出，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重要枷锁，对人民起到了精神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消极作用，必须要推翻。《报告》还提到，牛是农民的宝贝，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当农民还没有被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之前，有神论观念确实是束缚农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必须破除，使农民的精神世界来一次大解放。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寺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岽、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岽、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可见，神权及其依附的寺、观等神道地主具有严重的剥削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这也为党的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第三，关于“怎样推翻神权”的思想观点。对此，《报告》实际上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推翻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这是推翻神权的政治前提。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就指出，农民问题包括人为的压迫问题与自然的压迫问题，“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报告》指出，推翻地主政权，把农民权力长上来，“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二是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是推翻神权的关键所在。《报告》指出，神权和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泽东还通过大众化语言向农民宣传指出，“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三是发展教育和文化，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推翻神权的重要基础。农民思想观念中有神论的存在，具有复杂的多种根源。其中，根本根源是历代剥削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这也是神权存在的阶级根源。四是坚持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观念，这是推翻神权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还用对比的方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进行宣传，“说得农民都笑起来”，取得了破除迷信的成效。
三、“三个意义”：《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历史地位
《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历史地位，集中体现在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三个方面。这三个意义可分别概括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阐明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策略，取得了推翻神权和破除迷信的重要成就。
第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有神论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神权问题时，论及的有神论组织形态已涵盖了宗教、民间信仰、世俗迷信，以及打着宗教迷信旗号的“山、堂、香、水”等民间秘密团体，并初步阐述了对待宗教、民间信仰、世俗迷信和民间秘密团体的态度和政策。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无神论观点，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神权、为什么要推翻神权、怎样推翻神权等革命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力指导了党在民主革命中处理人与“神”、无神论与有神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实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是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第二，阐明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策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一方面，要遵循有神论消亡的基本规律，不能用强制手段消灭有神论，这是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报告》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神权和迷信要农民自己去破除，“别人代庖是不对的”。1927年6月，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指出：“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并由党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仅〔谨〕慎出之。”另一方面，要善于教育和启发人民，要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这是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策略。《报告》指出，推翻神权和破除迷信要考虑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实际问题，要与“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党的宣传政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等反革命宣传KH来破坏革命。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也指出，“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
第三，取得了推翻神权和破除迷信的重要成就，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做的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指出，历史上中国农民革命没有取得最终成功的诸多原因，其中就包括利用了迷信。他在为《报告》作的序中指出：“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煌、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1927年4月，李维汉在《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中也提出，“他们动摇了族权神权夫权”。《报告》中提到的推翻神权和破除迷信的重要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翻神权方面。《报告》指出，“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表现在：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和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禁止家神老爷游香，一些地方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也很少了，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的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神了，等等。二是农民诸禁方面。《报告》指出，各地的小禁令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等，破除了社会恶习。三是清匪方面。《报告》指出，一些打着宗教迷信的“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四、“三个必须”：《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现实启示
《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的现实启示，可归纳为“三个必须”，即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有神论根源存在的长期性，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
第一，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有神论根源存在的长期性。有神论存在的长期性，在于有神论根源存在的长期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有神论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有神论的自然根源、认识论根源、心理根源等仍将长期存在。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的。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很难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期奋斗，由于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境外势力的利用，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总人口中，特别是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信鬼神的人不少”。毛泽东也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的高度发达，“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进入新时代，党把“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防范极端宗教思想和非法宗教势力渗透”写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写入《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第二，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代化。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无神论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的新境界。进入新时代，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论述，既要着眼于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有神论思想的渗透，有针对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又要着眼于不断增进无神论者与有神论的团结，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处理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
第三，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地做好新时代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列宁指出，同宗教有神论作斗争不应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报告》中体现的无神论宣传策略，贯穿了列宁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实事求是、科学调查的作风。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进一步指出，包括打卦的、算命的、道士、和尚等游民在土地革命中也分得了土地，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有的算命的和道士还参加了革命。这说明，宣传无神论要从实际出发，要团结带领信教群众和有迷信观念的群众共同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凉山调研期间，一位彝族村民告诉他，“以前她生病，总以为是有鬼附身”。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同时，宣传无神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不能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能因为有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就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打入另册”。
综上，《报告》中的无神论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在民主革命中如何认识神权、怎样对待神权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阐明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策略，取得了推翻神权和破除迷信的重要成就，对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方针部署，全面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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