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宾：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阐释的整体性探究-品论天涯网

杨新宾：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阐释的整体性探究

　　在百年党史中先后产生了三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分别简称第一、二、三个历史决议）。从整体视域看，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与评判非常注重相关结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三个历史决议是最重要的文本依据。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党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1]。这也成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审议时的基本考虑：“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2]。因此，三个历史决议虽有各自的问题指向，但也是互为支撑的理论整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作为核心话语贯穿三个历史决议，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有理论成果中具有唯一性。考察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释的根本方法、理论线索、基本任务及根本宗旨的整体性，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凝练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方法

　　历史总结不是史料堆砌或史实罗列，而是在史实梳理基础上的历史认知、历史评价及历史解释，蕴含着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规律、现象与本质的张力与互动，其中必然隐嵌着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史研究是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正如习近平所言：“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3]。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是中国共产党观察一切问题，包括自身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阐释整体性的本质规定。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三个历史决议的根本方法论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审视自身历史的开端。党之所以在成立初期屡犯或“左”或右的错误，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未能将其内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能否真正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与错误路线比较时，明确以是否遵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水岭，“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4]。历次路线错误的本质，就在于“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5]。毛泽东成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亦源于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6]。中国共产党在审视自身历史问题时，从一开始就保持了理论上的清醒与自觉，牢牢抓住了无产阶级最为根本的“批判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讲，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最大意义就是将党的历史反思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确立了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标准。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是弥合历史转折时期党在一系列复杂历史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7]，寓繁于简，破立结合，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特别是以“活的灵魂”凝练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强调其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8]的产物，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哲学层面的普遍意义。第二个历史决议实际以毛泽东思想为范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定标准，区分了历史合力与杰出人物作用的主次关系，辨析了党的整体成功与局部失误，较好处理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必然性与偶然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等多重关系，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达到了更加娴熟的程度。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对百年党史的系统总结，其所面向的时限之长、领域之广、内涵之繁前所未有。总结好党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决议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纵观百年党史的根本立足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9]，并将其发展为正确党史观与大历史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史领域的创造性应用。决议将百年党史放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把握宏观历史趋势，掌握根本历史规律，从头绪繁杂的历史脉络中抓住了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辩证、历史、全面地评析了党的失误和曲折，科学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完成了对历史主题、历史分期、历史成就的回溯式梳理，描绘了百年党史清晰的路线图，也实现了对历史意义、历史经验、根本问题的规律性体认，萃取了百年党史丰厚的营养剂，既回望历史，又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彰显了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

　　（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必然要求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走向彻底的逻辑结果。三个历史决议立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历史评价的原则和范式，展示了党自我审视的历史智慧与娴熟技巧，这鲜明体现在毛泽东思想评价上。

　　其一，分清主流与支流，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来24年的历史进行整体评估，得出了成绩是主流的结论，“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10]。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邓小平强调聚焦关键问题，从大处着眼，“宜粗不宜细”。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做了基本判断，认为“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11]，“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12]。第三个历史决议将重心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表明党的自我认知已从孤立、偶发的经验积累上升为系统、整体的规律把握，并具备了示范性的模式或版本效应，这也是决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气，也宣示了党的历史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三个历史决议对党史主流作出了科学公正的判断，为各自叙述的历史时段定下了整体基调，还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坐标，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语境。

　　其二，坚持客观、全面，以长时段、大范围的视角实现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科学历史评价。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对建党以来24年历史的回顾，梳理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并通过与各种错误路线的对比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性，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深植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之中。第二个历史决议特别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28年党的历史，突出了毛泽东在一系列历史节点上的关键作用，如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风运动等，得出了“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3]的结论，克服了对毛泽东评价的思维局限，以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贡献平抑了对其晚年错误的苛责，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大历史”层面实践成就的支撑。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置于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引领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指出其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与物质基础，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作用场域，展示了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巨大实践效能。

　　其三，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态度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剖析了建党以来24年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思想主要作为正向参照出现。但毛泽东亦坦承自己犯过不少错误，“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14]。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中虽未直接出现毛泽东既往失误的内容，但背后始终秉持了客观、清醒的历史态度。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邓小平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提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特别强调“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15]。对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失误和曲折，决议没有纠缠于毛泽东个人的责任，而是将重心放在深挖社会历史根源上，如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思维惯性，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教条化理解，中苏论战的附带效应，封建专制思想的遗毒等。这种反思既全面、彻底，也确证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充分理由，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6]。第三个历史决议没有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坦承“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17]，同时强调“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8]，既吸取历史教训，又归纳了“自我革命”的正面经验，两者共同辐辏于“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9]的决议初衷。

　　三个历史决议共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化为历史评价的智慧、策略与技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强大功能，使毛泽东思想评价建立在科学、公正的基础上，于史有据，于理可信。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毛泽东思想阐释的理论线索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20]。三个历史决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从结合机制、理论特性和成果形态等方面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重要成果的理论属性。

　　第一个历史决议带有强烈的“革命”话语色彩，其所涉及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要聚焦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决议开篇就将建党以来24年总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1]；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性，“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22]，准确把握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阶级基础，凸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具体论述时，决议也屡屡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第一个历史决议正式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理论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觉醒和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解决党在“建设”语境下的失误和挫折问题。为重塑党内外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心，决议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23]，并具体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观点及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就理论观点而言，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24]；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25]；军事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26]；党的建设理论成功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27]的艰巨任务。就方法论而言，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如实事求是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28]；群众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应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29]的结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了一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与理论来源问题，即“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理论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0]。“活的灵魂”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耦合，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价值指向与基本动力，是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依据和话语表达。

　　第三个历史决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体系化、规律化，并将“理论创新”列为党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机制、生成路径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理论创新”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决议梳理了毛泽东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探索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3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如三大改造、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科学把握“十大关系”，发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关系，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初步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中国工业化道路及价值规律的应用等。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总体评价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凸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开拓性、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地位是相适应的。

　　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从枚举具体观点上的个别突破，到凝练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品质，再到总结基本路径与根本规律，最终确立和维护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链条中的历史地位。

三、以阐释毛泽东思想内涵为重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为前提，历经长期的理论诠释与体系建构，三个历史决议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概括

　　第一个历史决议产生时，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已趋于成熟，决议在批驳各种错误路线时，也往往以毛泽东的观点为据。据胡乔木回忆，决议当时已有“毛泽东思想体系”[32]的表述，但由于苏联共产党拒绝承认这一提法，考虑到两党关系，决议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抹去了相关痕迹，并着力“强调马列主义、斯大林对中国的指导”[33]，这是现在第一个历史决议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此外，受制于纠正路线错误的书写宗旨，毛泽东思想更多以分散的形式出现在决议中，尚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即便如此，第一个历史决议也已涉及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根本命题，其基本轮廓已然成形。

　　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认识，“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34]。决议指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两个立足点：其一，人民军队具有特殊性质，“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35]；其二，革命战争需采取特殊形式，“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36]。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中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及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内容，涉及了民主与集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基本范畴。决议针对党内外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现实，指出“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37]。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若干特性，如聚焦中国革命实际问题，重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在群众中检验党的政策、策略等。

　　从后来公认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看，第一个历史决议已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军队建设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政策与策略理论等主干内容，也已初具“活的灵魂”的方法论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后续阐释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概括

　　鉴于第一个历史决议无法涵盖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之后，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内容，加之“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厘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边界并把握其实质，成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如胡乔木所说：“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38]。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将其界定为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其框架主要来自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将此前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散论述集中起来，冠以明确的理论名目，并对其理论内涵、内在逻辑予以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决议也为毛泽东思想充实了崭新内容，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汇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历史拓展，并以“活的灵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凝练，揭示其根本立场、观点与方法。

　　从整体看，第二个历史决议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认定，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与话语范式，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边界与理论主干，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命题。直至现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也基本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认识

　　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尊重已有结论，并未对毛泽东思想施以过多笔墨，代之以提纲挈领式的回顾，呈现出简洁明快、高度凝练的特点。同时，决议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10周年及120周年纪念大会或座谈会上的重要论断，并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一些新的阐释。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9]。围绕这一主题，第三个历史决议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时期，并依据“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历史成就—理论飞跃—历史意义”构建了百年党史的阐释逻辑。毛泽东思想跨越其中两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决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得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40]的正确结论。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外交战略等方面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由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认识可归结为两点：其一，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阶段性任务汇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党和人民奋斗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其二，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其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新飞跃之间的接续关系，凸显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链条中的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回应了将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捍卫了百年党史历史叙事的整体性。

四、以确立、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最终目标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并不排斥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贡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三个历史决议从各自角度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确立并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抵制、回击各种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中，三个历史决议是最权威的文本依据，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实际确立

　　与清理路线错误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第一个历史决议采取了“正反对比”的书写方式，始终将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通过与错误主张的一一对照，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清晰呈现出来。

　　这种书写方式集中体现在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批驳上。决议指出：“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在政治上，背离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判断，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背离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观点，热衷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背离毛泽东主张“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41]的主张，实行盲目“进攻路线”。在军事上，背离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性质及武装斗争战略、战术的主张，反对合理的游击作战，热衷于阵地战、持久战等所谓“正规战”。在组织上，背离毛泽东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主张，执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行错误的党内斗争。在思想上，教条主义者墨守若干教条与个别字句，“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42]，经验主义者则满足于具体、狭隘的局部经验，“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43]，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

　　“正反对比”是展示某一思想科学性的有效方法，“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44]，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党史上首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强化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为“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坚决维护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是修复“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创伤，准确、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实质，在澄清历史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45]。

　　其一，决议澄清了若干关键问题，排除了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干扰。一方面，决议剖析“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错误，得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科学结论，指出其“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46]，从而划清了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界限，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决议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将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予以坚决维护。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47]。决议贯彻这一结论，规避了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简单捆绑的认知陷阱，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清除了逻辑障碍。

　　其二，决议号召全党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指明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方法。当时陈云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建议，“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48]，这一意见得到邓小平支持。因此，决议非常强调毛泽东著作的思想特性，“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49]。决议在行文中作了巧妙安排，即在阐释毛泽东思想内容与“活的灵魂”时，将毛泽东相关著作附录其后，建构了文本对思想的支撑关系。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决议指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50]。这种书写方式是决议的精心安排，所附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浓缩和精华，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书单。

　　其三，决议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由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此次务虚会触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部分代表的发言有明显的偏颇与错误。受中央委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表明了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与决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51]。决议遵循邓小平讲话精神，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52]。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决议反思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点睛之笔。如果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还只是民主讨论基础上对错误言论的疏解与引导，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以党内权威文件作出了具有全党约束力的正式结论，“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53]。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百年呈现

　　就外在形式而言，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似乎并不突出，但若通观决议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毛泽东思想早已融入其中，特别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中，成为贯穿始终的隐形线索，体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奠基性、原创性、经典性意义的肯定与尊重，这是由毛泽东思想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决定的。

　　第三个历史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呈现。毛泽东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54]，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创造了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的第一步。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创造性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人民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时代性得到充分彰显，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最好例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力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55]，是中国共产党“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证明。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凝练了诸如党领导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建党、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弘扬三大作风等一系列宝贵经验，为“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准则。

　　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经验亦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高度吻合。有的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如毛泽东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与“坚持党的领导”，“活的灵魂”之一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独立自主”，“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与“坚持统一战线”；有的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述，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坚持自我革命”等。有的虽是立足百年党史的整体性概括，但毛泽东思想也起到了理论先河的作用，如毛泽东思想一系列理论、实践的创造，诠释了“理论创新”与“开拓创新”；毛泽东思想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坚持中国道路”的光辉范例；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对世界局势的深刻思考，始终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广博胸襟；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不断增强自身斗争本领的过程，为党和人民挺起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脊梁。

　　总体看来，三个历史决议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衔接，共同构建了对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的历史叙事，确立、维护和巩固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体现了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是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的科学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范例。

　　（作者简介：杨新宾，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研究员）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研究”（21LLZZA049）；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的阐释逻辑研究”（BJS2022017））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现代哲学》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3-02-07 10: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