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现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观念文化的特性决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其存在和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传统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重人伦日用，崇尚辩证思维，追求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契合之处。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建构、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与中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形成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实践，并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既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鲜明的中国作风气派，又实现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革命性升华，将那些历久弥新的、仍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范畴、命题、观念、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潮流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是双向趋赴、互相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充实、滋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哲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之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来源与思想滋养、继承发展与吸收借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守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贯穿其中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信守的、在今日仍然具有生命力和进步性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深刻、最根本、最精粹、最富滋养的思想文化土壤。“‘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不是传统哲学孕育、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实践复兴了中国传统哲学，赋予中国传统哲学新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主导、指导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学习历史遗产两大学习任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任务，也是哲学工作者的两个任务。在这两个任务中，是以前者为根本前提与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不是一种平行并列、相互适应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不是不分良莠、全盘接受，不是奉若神明、不可质疑，不是无条件地敬畏、呵护，而是要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作为一种审视、反刍、批判、吸收、借鉴的有益材料来看待，基于时代需要，立足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对传统哲学进行清理、研究、批判、借鉴、改造、转换、创新、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二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积淀、熔铸、传续了具有人民性、科学性、进步性、开放性、平等性、普适性、共同性的优秀传统哲学，这种优秀传统哲学超越了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空，具有长久的、普遍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要汲取、借鉴、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变易观、知行观、历史观、生态观、价值观、人生观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时代潮流相一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相契合的精华，为中华民族新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哲学以元气来说明宇宙的本原。在先秦时期，《老子》一书将气作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材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管子》提出“精气”说：“凡物之精，此（比）则为生。下生物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管子·内业》）。荀子认为气的内部阴阳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导致万物的产生及其运动变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两汉时期，人们用原始、无限、浑然一体的总体性的元气来说明宇宙的生成与天地万物的变化。西汉的《淮南子》认为元气中有清阳、重浊两种气，清阳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天地合精又生成了四时、万物。东汉的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万物之死，皆归元气”（《论衡·自然》）。唐代的柳宗元认为宇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自动自休，自峙自流，都是元气自我运动的结果。宋明理学将宇宙生成问题与本体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阐释，形成了元气本体论思想。张载认为理在气中，道在器中，不能离气言理、离器言道。无论是实体，还是虚空，都是一气充盈的，“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则把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从“质测之学”（物理学）入手，探讨宇宙本原及其生成问题，指出虚实皆气，气有气、形、光、声“四几”（状态），其尽管有形态变化，但不死不坏、贯通虚实。王夫之认为宇宙中除了物质之气，“更无他物”，一切事物“皆气所聚”。
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一气、大化流行来探讨天人关系问题，认为人与万物禀受天地之德以生，人与天是相通的、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识天道，循道而行，就能达到与天为一、参赞化育的境界。老庄道家则认为天有自身的规律和本性，天与人不相胜，人只能顺从自然，而不能以人灭天。荀子则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一方面是“天人相分”，各有自己的规律与职责；人不能改变天道，天道也不能干预人事；另一方面是“天人相参”，人能够认识、运用自然规律，以“制天命”“裁万物”。唐代柳宗元强调天与人不相干预，天不能赏罚人，人的功过祸福也不能归之于天。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天与人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人可认识天道、以道事天。中国古代的元气本体论和宇宙观，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根基，并对塑造中华民族深沉、刚健、坚韧、向上的精神气质，发生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观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矛盾普遍存在，矛盾引起变化发展。春秋时期的史墨认为“物生有两”；《老子》历数强弱、刚柔、贵贱、荣辱、智愚、巧拙等现象证明矛盾的普遍存在;《易传》把矛盾着的对立面放在一个统一体中来认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传》)。北宋的程颢、程颐明确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二程遗书》卷十一）。矛盾双方同时产生、相依而存，“乾坤并建，时无先后”，“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矛盾普遍存在，矛盾引起运动。“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传》）。“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的内部矛盾，天地万物“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柳宗元：《天对》）。“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张载:《正蒙·参两》）。这里的“机”，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感相应。王夫之认为“天下之变万，要归于二端”（《老子衍》），“一气之内，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张子正蒙注·太和》）。
矛盾双方的对立互依所引起的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无止境的。《易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王夫之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变化无穷、生生不息是事物的本性。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由“内成，通而自成”而“外生，变而生彼”（《周易外传》卷五）的过程。整个宇宙就是这样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事物就会枯萎僵化；若顺时应变，涤旧致新，事物就会有光明的前程（《思问录·外篇》）。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
中国传统哲学将人的认识分为闻见之知和思虑之知。闻见之知通过学习、做事获得；思虑之知通过思考、推理获得。人的感官能感知，心官能思考，即“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各种感官能感知不同的对象即“天官薄类”，心官能够对于感觉经验进行取舍、辨别、分析、综合、对比、验证，即“心有征知”。而“心有征知”是以“天官薄类”为根据、前提的。“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中国传统哲学主张格物致知，由闻见而思虑，由感性到理性。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在此基础上，还要开心意，以心原物，经过心官的思考作用，发现事物间的联系，从知实而获得实知。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把认识分为元知（感性认识）和推知，强调要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演绎得出结论。人的认识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知和行、认识和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以经国济世、人伦日用为取向的中国传统哲学，更是把知行关系的研究与阐发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知行难易问题。《尚书·说命中》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强调行的困难和重要性。孙中山则把“知难行易”“知必能行”作为其学说的重要基础。二是关于知行先后问题。南宋理学家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认为“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但知与行又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将其先后次序绝对化。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不是从行中得到的知是缺乏根据的，不是真正的知识。三是关于知行轻重（本末）问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重行论者。孔子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荀子讲“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朱熹也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子文集》卷五十）。四是关于知行分合问题。朱熹认为知行相须互发，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答潘子善》，《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王阳明不满重知轻行、空知无行的风气，力主知行合一，将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统一起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传习录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但他又陷入了以知代行、销行归知的误区。王夫之认为，知与行互渗互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说一件事是知而非行，一件事是行而非知。但不能以行代替知，也不能以知代替行。此外，关于检验认识的标准，墨子主张“言必立仪”（标准），提出“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前人的间接经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百姓的直接经验），“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参见《墨子·非命上》）。
（四）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观
如何看待人民、对待人民，是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观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深入思考君国天下与民心向背的关系，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形成了重民、得民、惠民、保民的民本思想。其一，重民轻神，即民见天。夏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编造其受命于天的神话，标榜“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代夏而兴的商朝统治者自认是上帝的子孙，“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周王朝则用天命、天意揭示政权的获得与转移，声称殷商失国，是由于它们违背了天命；周代商而兴，则是由于顺应了天命。同时，为商王朝作战的奴隶临阵倒戈，也使周朝的统治者看到民心不可忽视，从而对天命和民心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只有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上帝对于人世间的统治者为政得失的观察和判断，是通过民心民意来进行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春秋时期，天命神学没落，重民思潮兴起。随国贤臣季梁对随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孔子注重人事，怀疑鬼神，否定神灵赐福，大声疾呼“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劝告统治者以仁临民，尊重奴隶和平民的生存权利。荀子认为天不是为君而生民，而是为民而立君。他借孔子之口，以舟水喻君民，认为君主如舟，庶人若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君主要得到载舟之水，就必须节用裕民，隆礼重法。重民思想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汉的贾谊提出“民为政本”，民不可欺侮、不可怠慢，若与民为仇，则或迟或速，民必胜之。唐代的柳宗元提出“生人之意”决定历史发展。历史发展是由一种必然之“势”决定的，而这种“势”就是“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政权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人，只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得以久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批判君权神授和英雄史观，提出了理势合一、即民见天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向称之为“势”，将蕴含于势中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称之为“理”。理势相即不离、互为表里，势中贯穿着“理”的必然性、规律性，“理”则通过“势”表现出来。理势合之可称为“天”。这个天不是神灵之天或主宰之天，而是“人之所同然者”（《读通鉴论》卷七），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读通鉴论》卷十九）。民众即天，民心即天理，统治者要确立重民意识，体察民情之好恶和民心之向背。其二，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其三，为政以德，保民惠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为了得民心，孟子主张行仁政，制民之产，尊贤任能，取民有制，使民有时，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确立重民意识，采取一些利民惠民政策，改善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以谋求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君本位而不是民本位的。
（五）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观
如道家倡言知天循道、节制欲望、人天和谐，体现了其对于人天关系的认知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其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去发掘、阐扬、改造、利用。道家以“道”作为最高的实体和世界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万物和人类都由道而生，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平等的性质。人应当以道观物，对万物持平等的态度，珍视众生，尊重生命，保护人类周围的世界，与自然平等而和谐相处，不可以“我”观物，贵己而贱物。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相依互涵，相生相续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中产生出来，也需要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动态平衡中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大道”或“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老子》三十九章）。有了这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则长天清明，大地宁静，诸神充灵，山谷丰盈，万物生生不息，社会和谐稳定。天道自然，人类应遵循自然之天道，行符合自然规律之事，而不能妄自造作、悖道而行。
但由于人类认识与行为的失误，以人灭天，造成了天裂、地废、神竭、谷枯、众生死灭的严重后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在道家看来，一是人类自贵而贱物，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二是人类过度的贪欲。过度的贪欲损害身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也造成了环境与生态危机。三是人类智慧技巧的滥用。“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五十七章）。人与自然是互依共生的。道家提出要破除贵己贱物的观念，对于天地万物持平等态度；要少私寡欲，自然无为，复归于朴。统治者无为而自然，万物就会各循其理，各得其所；百姓无为无欲，就会不争、不盗、不乱。要知天循道，按自然规律办事。“天与人不相胜”，要“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使人的认识和行为符合天道，切不可以人的行为损害万物的自然本性。
（六）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为义利观。义指公正、合理，利即利益、功利。孔子提倡“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高于利、义重于利，君子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合于义则取，不合于义则不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荀子主张以义制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在义利问题上，墨家主张兼重义利、义利统一。利就是义，判断一种行为义或不义的标准，即在于这种行为是否有利。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天下之利”（《墨子·兼爱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墨家以利言仁，以利民释义。“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墨子·耕柱》）。只要能利天下，即使艰辛备尝，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墨子“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以至“腓无股，胫无毛”（《庄子·天下》）。“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在“天下莫为义”的情况下，墨家学派非但不沮丧，反而认为履行仁义“不可不益急”（《墨子·贵义》），表现了其坚忍卓绝、自苦为极、“为人太多”“自为太少”“为群忘己”、积极救世的牺牲精神。儒家讲仁是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爱有差等，墨家讲兼爱则无内外远近，无等级差别；儒家讲爱人主要是指启迪人的道德之心，墨家讲兼爱则是以物质利益利人。墨家人我一体、兼爱交利的主张，立意比儒家的仁更为高远。尽管这种高远理想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但它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却有开阔胸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翟声名炳耀，几与仲尼相埒，其徒属之众，亦几与洙泗并肩”（《墨子引得·序》）。秦汉以后，随着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墨家慢差等的平等思想与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相忤逆，其兼爱学说与定于一尊的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观念相悖离，其非攻之论不利于攻城掠地、侵吞兼并的扩张政策，“以自苦为极”的殉道精神不适合于封建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欲求，其清醒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专制政治统治下的迷信盲从等非理性倾向相抵牾，墨学衰微湮没。然而，其科学精神、平等意识以及兼爱互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念，并未在中国文化史中消失。墨学在沉寂千余年之后，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启蒙运动的深入而重放异彩。近代以来，墨学重器用技艺的致思倾向以及兼爱交利、积极救世的精神被重新张扬。
（七）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其独特的人生观念，而以儒家的人生观最为突出。一是天人同构。在儒家看来，宇宙的本性就在于生成化育万物。《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二章）。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之心为心。人的本性与生命源于宇宙的本性与生命，人类之性与天地之性、人类之心与天地之心是相通一致的。人类能够以知觉灵明之心觉解天地之德性，并将之加以培养、发展、弘扬和扩张。二是天人合德。儒家基于天人一体同构的观念，主张认识、培育、彰显、弘扬、践行天地生成、化育万物的本性，使之内而成为真知明德，外化于道德实践和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对此，《中庸》谓之“诚”，《大学》谓之“明明德”。“诚”与“明”是一种以仁爱之心视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博施广济、仁民爱物的精神境界。孔子提倡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孟子主张扩充善端、“存夜气”、养“浩然之气”，尽心、知性、知天。《乾卦·文言传》曰：“夫‘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能够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参赞化育，达到了诚明之境的人就是君子、大人乃至圣人。三是内外交修。儒家认为要显扬和发挥潜在的仁心善性，须下一番修持涵养和躬行践履的工夫。对此，孔子谓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谓天下国家之根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上》）；荀子谓备道全美，以至强、至辨、至明的品格和能任、能分、能和的才干而王天下；《中庸》标举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合内外之道”。《大学》将以圣人为祈向的内外交修过程阐释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以及格、致、诚、正与修、齐、治、平八条目，格致诚正是要解决认识和修养问题，齐治平是要解决敦行教化的道德政治践履问题。儒家追求内外交修互养、知行相兼合一、集立德立功立言为一身的理想人格，而这种理想人格又是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相联系的。理想的人生不仅要体仁，还要行仁。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下》）。此外，儒家学派在长期发展流变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切近现实、推重躬行的致思路数，高扬道德精神、崇尚主体人格的价值取向，进德行业、自强不息的超越意识，以及执两用中、与时偕行的方法论原则。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开始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实际、探索革命道路、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总结概括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创立和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将其中仍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科学性、开放性的概念、范畴、思想、方法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化。如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知”主要是道德认知，“行”主要是道德践履，没有将知与行理解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没有将行作为整个认识过程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未能彻底解决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抓住认识和实践这一基本矛盾，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根本规律，科学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时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根本转变，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阶段。中国传统哲学肯定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二程遗书》卷十一），矛盾着的对立面相感相应、相摩相荡，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交替流转以及天地万物的无穷变化，而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由微而著、由潜而显、由细到大的过程，一个事物若发展到极致，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就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但中国传统哲学以维护原有整体的平衡与秩序的稳定为目的，而不是以整体变革与秩序重建为目的，强调统一而贬抑斗争，强调稳定而贬抑转化，强调奉常而贬抑变革，从而最终走向否定斗争、转化、变革的矛盾定位论、矛盾调和论和天道不变论。如北宋张载就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毛泽东阐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涵，为正确地看待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提供了科学的态度、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在思想资源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运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在表达形式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也使中国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自身、发展自身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和外在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是一种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在理论形态和功能作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当今时代，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正在从事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伟业，需要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先进性、人民性、开放性、创新性的哲学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中国的运用、创新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转换、发展、升华。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国哲学中的活的和死的》中说，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些倾向，在现在看来，仍是可贵的、适当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而也有一些倾向，是有害的、该排斥的，便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主导、指导，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审视、鉴别、选择与改造、转换、提升、吸纳、融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的成分、要素。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基础，以当今人类文明为坐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取向，对之进行辩证的“扬弃”，使蕴含其中的合理因素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意蕴、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双向趋赴、融合汇通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创新、创造、建构一种新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发展观、知行观、人民观、生态观、价值观、人生观。
一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气与理、道与器、阴与阳、理与势、天与人等范畴与观念，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理念新方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规律观，深入探究与阐发宇宙、世界的本原、起源、演进，宇宙、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以及人类的起源、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的未来命运，深入研究人类应以怎样的眼光与态度看待世界、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二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动必有机、动非自外、物生有两、一物两体、大德曰生、变化日新的观念，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观，深入探究和阐发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客观规律、必然趋势，树立辩证思维方式，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确立与时偕行态度。三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能知与所知、“闻见之知”与“思虑之知”、行重于知、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概念、范畴与思想观念，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深入探究和阐发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认识阶段与认识类型、认识规律与真理标准，深刻揭示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致知与力行、求真与务实之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实践观。四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理势合一、即民见天、民为邦本、政在得民的思想观念，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深刻认识人民的实践、人民的利益以及民心民意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契合性与根本一致性，深刻认识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和美好生活、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和历史观。五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天人一体、万物平等、循道而行的思想观念，深刻认识和阐发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关系，深刻认识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有意识的存在物维系自然界有机进化和动态平衡的责任，深刻认识人类克制自身欲望、约束自身行为、以合理的方式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极端重要性，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观。六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义以为上、义高于利、以义制利、义利统一并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大公义的思想观念，坚持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以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以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多维价值为实现最高价值的必经路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七要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关于天人合德、内外交修、希圣希贤的思想观念，深入研究和阐发天道与人道、客观规律与主体道德、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推进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要肩负起这一共同的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哲学理论与方法支持，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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