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等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和思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2024年)》《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等的出版，为理论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文献支撑。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与研究成为热点，理论界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总体性问题。此外，关于“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党的建设等的专题研究也是这一年的研究重点，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2024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呈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体性把握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既有突破性创新又有体系化学理化推进，立足实际解答时代之问，在多方面彰显出理论意义。
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重大举措产生巨大反响，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为理论研究新热点，相关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署。理论界从历史进程、理论溯源、现实要求和价值旨归等方面深入领会全会精神。龚云等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示，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季正聚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充分释放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强烈信号(2)。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3)。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如既往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以及对世界走向多极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4)。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从他国视角看我国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他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总体来看，理论界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呈现视域宽广、立体多维与实践指向等特征。
2.《决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决定》中有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关键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等关键词，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陈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5)。金民卿认为，它们深度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飞跃(6)。顾海良认为，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阐释，提升了“三个进一步解放”新概括的理论伟力和思想智慧(7)。陈建波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涵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目标、战略策略、工作要求、任务步骤、方式方法、落实执行等重要内容，构建了全面深化改革认识论体系(8)。
3.《决定》勾画的宏伟蓝图
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改革，需要统筹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王怀超等认为，“七个聚焦”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的基础上提出的，代表未来的改革方向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9)。石仲泉认为，《决定》首次宣布，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并且在重点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同时，部署了今后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是巨大鼓舞(10)。
4.《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创新性探索
坚持系统思维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决定》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11)。石仲泉认为，《决定》是强化系统集成思维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学方法论文献(12)。贺俊认为，在一系列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洞见中，系统集成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方法论术语(13)。顾海良认为，《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创新性探索，对于深刻理解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深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于深刻探究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特征和要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4)。
5.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学术理论界侧重于系统全面、理论联系实际地认识《决定》的精神实质，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研究主要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鲜明特质、制度建设主线以及基本思路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厚的历史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罗文东认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路径(15)。辛向阳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几方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16)。
第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质。张本刚认为，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也是伟大革命，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接续发展和全面跃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在于：具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具有自主的改革道路，具有科学的改革方法(17)。孙来斌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质表现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为了人民而改革，依靠人民而改革；持续开拓创新，激发改革澎湃动能；突出问题导向，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秉持正确方法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开放促改革，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18)。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主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辛向阳认为，应从厘清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主要动因、丰富内涵及实践路径的角度加强理论研究，深化对改革与制度之间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的认识，准确领会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广泛凝聚共识(19)。陈志刚认为，只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既坚定制度自信，又不断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20)。许耀桐概括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三条基本路径，即健全完善的路径、创新发展的路径、改革突破的路径(21)。
第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与逻辑理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所以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思路。侯惠勤认为，理论界需要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视野中，从新的时代特色和改革特色上深入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精神(22)。陈志刚认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首要原则，是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23)。任洁认为，要将坚持问题导向贯穿中国改革的全过程，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24)。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未来如何运用好“重要法宝”“关键一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仍将是研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2024年，学术理论界坚持系统观念和方法，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要求及其关系，运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深刻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原创性贡献等。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明晰了这一思想的体系结构和核心要义。理论界以此为基础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阐释这一思想体系的生成逻辑、立场观点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角度各异，但都尽可能地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思想的全貌。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唯物史观，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秦宣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未来指明方向、全面回答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方案、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这些观点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理论贡献(25)。赵士发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维度、辩证唯物主义维度、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丰富并拓展了实践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从历史规律论、价值论、意识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文明观等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26)。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出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周鹏、罗文东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时代潮流和建设美好世界的新思想，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文明转型的新蓝图(27)。龚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总结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历史经验，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重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8)。相关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全新宽广的视野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4.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2024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也对理论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提出新要求。理论界热烈响应，一方面，着力于把握这一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要求及其关系，在阐释道理、学理、哲理上下功夫。陶文昭认为，要在权威论断基础上致力于学理探究，要在总体架构上、层次结构上、外部关系上把握内在关系，实现有机对接(29)。另一方面，着力于把握这一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方式方法。王伟光认为，我们应从三个方面加强研究阐释工作：一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创新，三是建构党的创新理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0)。姜辉认为，要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供学理支撑等方面取得新成效(31)。
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学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开拓了通过理论创新来指导伟大实践的新思路。
三、关于“两个结合”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32)。理论界从把握其内涵要义、精神实质出发，围绕“两个结合”的践行路径，“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结与辩证关系，为何“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1.“两个结合”的辩证关系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二者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3)。理论界认为，应从命题演化的历史逻辑把握其理论逻辑的发展和二者的辩证关系。首先，“两个结合”之间既互相区别、相对独立，又互相依赖、互相促进。陈方刘认为，“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针对的问题不同、意义不同、方法不同，但“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结合”为“第一个结合”提供民族形式、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34)。其次，“两个结合”之间是内在蕴含和进一步的关系，即“第一个结合”命题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的意蕴。陈锡喜等认为，其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民族形式”,实践要求包括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结合(35)。任洁认为，研究“两个结合”为何必要、如何可能、何以实现、意义何在等问题，对于深刻把握“两个结合”思想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36)。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既要更加重视推进“第二个结合”,又要更好地把“两个结合”贯通起来。
2.“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7)。理论界着重从历史的角度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内涵、内在逻辑，揭示其蕴含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文明观。辛向阳认为，“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识更加科学、全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系统(38)。梅荣政认为，“第二个结合”作出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开辟了“相结合”原理的新境界，明确了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根本路径，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39)。普布次仁认为，“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40)。王南湜认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41)。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建构了属于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3.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42)。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进一步推进了党在各方面的理论创新。高翔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43)。孙照红认为，“两个结合”是党建话语的生成根基和发展逻辑，是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根本途径，也是构建“有魂”“有根”“有力”的党建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44)。柴奕认为，“两个结合”将会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拓展丰富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45)。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应当用好“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的重大指示，继续将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融入学科建设，提炼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不断赋予学科知识体系新内涵，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
4.以“两个结合”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建设
“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文明内在统一、同向而行。余永跃认为，“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文明在主体上相一致、在要素上相耦合、在目的上相统一，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重要基础和思想保证(46)。董彪认为，“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重焕荣光(47)。新时代新征程，准确把握“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张鉴洲等认为，“魂脉”与“根脉”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视野和文明时空，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生成基础、塑造建构路径、打开创新空间(48)。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书的出版，为理论界全面系统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权威文献支撑。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逻辑
理论界重点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成逻辑。周丹等认为，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10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是分不开的(49)。艾四林等站在“两个结合”的角度，总结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50)。何玲玲等从真理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探讨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源性意义(51)。王维等认为，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实践维度来科学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升华和高度凝练(52)。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郭万超认为，“六个必须坚持”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深切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维方式、高远的战略眼界，是把党的创新理论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总方法(53)。颜晓峰从坚持问题导向这一理论命题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54)。王继承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而不断拓展其理论形态的深度和广度，以实现人民至上、自信自立、问题导向、系统观念与胸怀天下的具体要求(55)。张浩等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应将“六个必须坚持”充分运用到以“第二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56)。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辛向阳认为，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以崭新的形态、方法和视野，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57)。陈曙光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表达、中国形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根本要求(58)。陈志刚等认为，“六个必须坚持”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价值基础和方法论指导(59)。冯颜利认为，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中，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60)。
4.准确把握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61)。王伟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62)。陈文旭等认为，“六个必须坚持”分别体现了价值立场、精神气质、发展路径、实践原则、思想方法、境界格局(63)。何志明认为，新时代党史学科发展，要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进一步强化理论思维、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64)。
理论界全面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时代价值。关于如何全面系统贯彻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化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并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024年习近平经济思想取得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理论界继续深入阐释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具体路径，并对内需主动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两个主题展开系统研究。
1.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理论价值
理论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从习近平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探寻习近平经济思想不竭的理论源泉。裴长洪认为，《资本论》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65)。李永进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新征程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66)。桑延海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范式之核心问题、合理标准以及思维方式的超越(67)。这些解读与研究，有助于人们坚定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自信。
2.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理论界围绕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基本内涵，以及新时代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来阐释其核心要义。曹立认为，要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68)。理论界着重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探究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揭示经济演变规律、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体系的内涵与价值。郑栅洁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坚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等一系列策略方法，为我们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行稳致远、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69)。
3.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
2024年理论界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三个重大创新，即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载体、增强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中的内需主动力的战略布局和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展开深入研究。
关于新质生产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首项任务，引发理论界强烈反响。相关议题包括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内涵与特征、理论发展与时代价值等。侯惠勤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破解了今天我们需要全力解决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从哲学地位来讲，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奠基性理论，新质生产力更是新时代具有世界观创新意义的思想(70)。顾海良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具时代性和学理性的标志，是新时代“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及其“术语的革命”的最新成果，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71)。张宇认为，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充分体现出来(72)。刘舒杨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73)。任丽梅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未来将进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74)。郗戈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赋能形式，是“生产的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是“总体工人”的最新体现，是“一般智力”的合理发展形式(75)。
关于内需主动力。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强调“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要求时，用了新的表述：“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76),为构建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着力点。学界围绕内需主动力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等展开深入探讨。董煜认为，对内需的定位由之前的“基本动力”提升为“主动力”,凸显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大(77)。周煜祺认为，扩大内需不是稳增长的一时之策，而是应对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78)。李天成认为，为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内需主动力基础上，需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79)。
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4年3月，《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为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刘世强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实现了事实性和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好金融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80)。董志勇等认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兼收并蓄，引入国际先进的监管标准和实践经验，使国内金融体系更好适应国际市场，提高风险管控效能。为此，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81)。
理论界对新质生产力、内需主动力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三个新概念的阐释，进一步推进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
4.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界从体系结构、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等方面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顾海良认为，从“自主创新能力”到“自主创新道路”再到“自主创新重点”,形成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特色和学理特征(82)。裴长洪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理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四个部分(83)。张凯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时间横轴上不同阶段的演进，也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凝结而成的原理范畴的纵深发展，其科学理论体系彰显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学理特质(84)。李玉举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锚定一个总目标、坚持“两个根本”、聚焦“三新一高”、把握好“重要抓手”、注重策略方法五个方面(85)。翟坤周等认为，习近平关于经济安全重要论述沿循“理论—历史—实践—主体”四维框架，建构起以经济安全战略地位论、目标导向论、结构体系论、科技自主论、制度机制论为核心要义的学理体系(86)。张杨认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及其相互作用的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化的经济思想(87)。
理论界相关解读与研究为我们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与理论价值，切实有效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其强大实践效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六、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精辟深邃、逻辑清晰、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2024年学术理论界从多重视角系统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逻辑、现实依据、核心要义、着力点、思想价值、重要意义等，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
1.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重视角
理论界从多重角度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辛向阳等从“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视角，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智慧和哲学奥妙(88)。李捷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起源、科学体系、指导作用、未来发展等视角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理论创新增长点和实践创新着力点等(89)。何虎生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与伟大变革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理解其价值(90)。肖贵清等研究了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91)。邹广文以“两个结合”为着力点分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使命(92)。
2.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理论，对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关于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经验作出了归纳总结提升。甄占民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演进和形成所贯穿的基本逻辑和鲜明特质，就是自觉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考察和解决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紧密联系，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和时代高度的辩证统一，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要素(93)。侯惠勤认为，确立文化自信、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生机活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94)。张伟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依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百年文化建设实践、新时代文化发展需要的三重逻辑而形成(95)。冯鹏志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文化思维的新高度，开辟了“中国特色”文化建构的新境界(96)。
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厚的学理价值、文明意蕴，作出了多重原创性贡献。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提出了“两个结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97)。理论界着重对“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进行阐释，从宏观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微观上对各个概念展开专题研究。
从宏观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吴宏政认为，就其内涵来说，“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指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基础上所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捍卫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完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98)。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走出了一条文明新路，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进一步巩固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关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研究。“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薛君等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以“精神自我生长”和“扬弃式生命体更新”为内涵主旨，是具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之内容与形式的文化存在形态(99)。陈欣认为，其根本特性主要体现在思想体系的超越性、历史地位的主导性、社会功能的现实性(100)。吴宏政认为，其具体特征表现为文化主体性特征、文化辩证性特征以及文化普遍性特征(101)。黄凯锋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体用之争，既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生”和“内在”,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复兴”和“新生”(102)。
关于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研究。丰子义认为，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形成新的文明，主要缘于对各种规律的遵循、对各种“之问”的回答、对各种“难题”的破解(10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彼此互相促进。颜晓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04)。理论界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五种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研究阐释。罗文东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105)。朱承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具有崇高的道义性价值，有必要充分发挥包容性的范导意义，既坚持文化主体性，又倡导文明包容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6)。邹广文等认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之源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它不断唤醒中华民族的主体生命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107)。
关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研究。王永贵认为，文化主体性具有多重内涵，表现为建构逻辑上党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内核上根脉与魂脉辩证统一，方法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辩证统一，文化表达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辩证统一(108)。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宇文利认为，它的提出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10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导。张志强等认为，要领悟树立文化主体性对于实现民族精神独立、捍卫经济和政治等诸领域成就、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括为一个实践总体的重要意义(110)。李文堂认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以新的文化形态再生(111)。胡永辉认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从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两个结合”、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坚持开放包容等方面入手(112)。崔唯航认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摆脱外来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13)。
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与核心要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理论界的研究主要从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展开。商志晓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由“总论”“分论”“知论”“行论”四个主要方面与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114)。朱永刚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包含主题主线、路径方略、精神之源、核心理念、实践根基和原创性贡献在内的基本逻辑架构(115)。赵卯生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使命统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权益、文化共识、文化引领(116)。韩升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重要根基、关键环节、价值旨向、根本依托、未来发展，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117)。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律性认识。
5.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征与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特色。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性，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守正与创新、明体与达用、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性与世界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段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有机统一、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有机统一的鲜明理论特质(118)。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张寒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表现在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直面问题的使命担当、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和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119)。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守正创新、规律分析、系统观念等三大科学方法论(120)。孟献丽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在于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回答和解决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121)。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论界立足中国当代实践，把准中华文化脉搏。未来如何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创新以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影响力等将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诸多原创性贡献。其中，大党独有难题、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是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时代命题，也是理论界讨论的前沿课题。
1.大党独有难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用“六个如何始终”概括“大党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4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继续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此为契机，理论界深入阐释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逻辑、内涵指向与破解之道。唐棣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述，为世界上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贡献了中国方案(122)。林建华认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内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清醒和坚定，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123)。臧秀玲认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路径包括坚持系统思维与治理思维、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锻造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能力(124)。
2.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2024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从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部署。从改革开放后提出“从严治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吕薇洲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找准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落脚点、根本点、着眼点、关键点、突破点、着力点，实施了一系列变革实践(125)。田玉麒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动态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体现为静态构成要素和动态运行机制的复合(126)。孙占元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须着力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上全涵盖，在管全党和治全党上全覆盖，在党的各级组织肩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上全链条，在把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与各层级上全贯通(127)。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研究
2024年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并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高翔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128)。陈志刚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关键，能否顺利推动社会革命，关键在于能否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切实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129)。王春玺等认为，新阶段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锚定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充分运用治理理念、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把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合规律性要求同政党能力提升的合目的性要求统一起来，在全要素协同、全体系支撑、全方位发力、全流程覆盖中不断提升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130)。
4.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也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理论话题(131)。李心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蕴含人民性价值立场，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路径(132)。杨德山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要求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辩证思维，直面问题；增强系统思维，做到统筹兼顾；树立历史思维，用好“教科书”;坚持底线思维，永远在路上(133)。
理论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多角度、全方位的学理化阐释，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学理资源和理论参考。未来研究需要扩展视野，强化基本概念与核心内容的内在逻辑，把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治党和治国贯通起来。
八、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系统集成地提出了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个重要论断，续写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134)。理论界与时俱进，着重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涵、先进性、世界意义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等。
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内涵丰富。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由战略目标论、深层基础论、共同特征论、鲜明特色论、本质要求论、重大原则论、哲学六观论、世界意义论、系统工程论、伟大斗争论这十个主要方面构成(135)。曹普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可以用“1+5+9+5+6”的结构进行总体性呈现，其中“1”就是一个“管总、管根本”的定性，“5+9+5”就是基于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5项重大原则，这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6”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的6个方面的重大关系(136)。
2.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侯惠勤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不仅是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区别，更是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区别(137)。李晓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构体现其人民主体性，在解决现代社会价值危机与异化现象的基础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和物化逻辑，实现人的本质价值的回归(138)。田旭明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39)。刘进伟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路径(140)。玛丽亚·埃莱娜·阿尔瓦雷斯·阿科斯塔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范式创新(141)。严文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印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理论设想，历史性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共存的重大课题(142)。
3.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彰显当代中国的文明立场与文化主张，它们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中。理论界从上述六个维度阐发其鲜明特征、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重大贡献。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宝库(143)。庞艳宾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具有鲜明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普遍特质与中国特色的统一、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的统一(144)。
4.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二者是一体表达、互为印证的理论和实践范畴。秦宣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大重要成果，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中华传统文明的三重超越中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崭新图景(145)。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它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以“五个文明”为核心内容，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孔明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优势，克服了福利国家存在的多重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是一个超越西方现代化、破解西方福利陷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146)。黄建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由唯物史观定“本”,“两个结合”定“魂”,党的领导定“性”,人民至上定“核”,并联协同定“形”,整体推进定“向”,新文明观定“格”(147)。项久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文明”的历史转变，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其既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遵循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要求，形塑了新的文明现代性(148)。
5.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与路径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罗文东认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路径(149)。曾宪奎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性、延续性、系统集成性和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其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150)。魏志奇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批判性、建构性和引领性功能，使中国式现代化道理学理哲理转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力和建构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转化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全面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151)。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对世界文明史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未来理论界深入探讨的重点领域。
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的《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52)。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理论界从逻辑基础、内涵外延以及实现路径等角度展开多维解读。
1.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中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它需要各个领域的协同联动，因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视角加以深入理解和把握。李风华等认为，《资本论》中的“集体力”,构成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集体力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就在于，将集体的应得还给人民(153)。包炜杰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重维度探讨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下的共同富裕(154)。常征等认为，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形成于将世界现代化理论、“改造两个世界”原理以及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运用到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中(155)。唐海燕认为，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终极价值指向探索，也是系统缜密的伦理体系，其伦理内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实践论相结合的逻辑时代范式(156)。
2.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也日益丰富和扩展。辛鸣认为，共同富裕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社会制度逻辑。作为社会理想、根本原则、现实实践、中国方案的共同富裕，不仅在哲学意义上拓展了对“共同”的时代理解，也在文明意义上标注出“富裕”的时代高度(157)。祝奉明等认为，系统观点是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逻辑支撑、逻辑旨归(158)。刘江宁认为，共同富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指向鲜明、时代感强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包含着核心理念、目标任务、方法步骤、途径策略等主要内容(159)。元晋秋在“人民财富观”与“资本财富观”的生产劳动的区别中研究社会主义中国财富及其生产的人民属性与人本、民本特征(160)。
3.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激活“富民厚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借鉴世界现代化理论，接力探索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理论界对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展开多维探讨。常征等认为，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等贯通起来，提出共同富裕总思路，系统规划共同富裕实践；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积累典型经验；从生产领域入手，以新质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一体推进“三不腐”保障共同富裕，是习近平共同富裕观的鲜明特征(161)。曹洪军认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具有鲜明的共同体向度特征，推进共同富裕，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基础，着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建设，向着马克思确立的“真正的共同体”目标不断迈进(162)。
4.共同富裕的实践理路
实现共同富裕没有现成的模板。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理论界探讨共同富裕实现方式和路径的重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促进共同富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163)。张占斌等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三个经济学指标提升，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164)。陈明生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劳动)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将直接影响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165)。杨果等认为，城乡融合发展能够通过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城乡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筑牢物质基础、实现权利平等、推动精神共富、推进生态增值，从而促进共同富裕(166)。
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还将持续丰富，需要深化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权利保障、精神建设、生态价值提升等方面的研究。
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研究与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全球格局的迅速演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有关这一思想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中华文化立场，大国外交、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治理等话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的关注点。
1.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汉学研究者高度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谢昊举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研究内容聚焦“道路之问”“强国之问”“强党之问”,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筑牢道路根基、何以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何以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研究方法出现注重“小问题、多学科、重实践”趋向的局部转圜(167)。王俊认为，海外学者总体上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力(168)。弗拉基林·布罗夫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以宽广的视野提出国际合作的全球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新高度(169)。罗莎娜·康布隆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是社会主义文明(170)。海外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发展史、现代化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
海外学者对影响中国与世界发展方向的热点问题极为关注。阿尔贝托·隆巴尔多认为，只有理解“两个结合”,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171)。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成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等话语陷阱，是全球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72)。阿尔弗雷多·加西亚·希梅内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通往富裕生活的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73)。泉川友树认为，新质生产力既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学习的典范(174)。基思·贝内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新的经济全球化主张，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正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175)。
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探赜到讨论中国强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海外学者以他者视角分析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及其世界意义。
3.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研究
2024年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10周年。10年来，这部著作被翻译成40多个语种出版，海外发行覆盖约18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被解读为理解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金钥匙”、解答全球发展难题的“思想库”。2024年2月，《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中英文对照版出版；5月，俄文版和法文版出版，进一步将中国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理论传播出去。国内学者也出版了许多著述，例如辛向阳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176)、余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77)、袁银传的《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178)、程恩富等的《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179),让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指导的实践。总体上看，今日之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拥护支持，但由于价值观差异、交流平台等原因，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工作依然面临挑战。谢昊举等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方面，应遵循“破局—立语—传意”原则，在解构海外学界话语霸权与专制叙事的基础上，完善外宣话语体系与传播平台，运用共情传播方式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18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回应时代课题、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内容，完善逻辑体系，使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同时，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可以预见，未来理论界将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新质生产力等问题的研究上形成热点，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断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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