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2023年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判断，并着重说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正是这一点，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是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待的，是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本和国运的意义上来把握的。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宣传思想”之后加上了“文化”，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在党的二十大开局第一年，也是开启新征程的第一年，提出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文化思想，这不仅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更充分说明了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础性或核心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因此，如何理解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突出位置，是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旨趣，并通过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性的关键。
一、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首先表现为对于精神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独立和精神自主。因此，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就是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精神和物质的共同富裕。文化建设是促进精神与物质协调发展，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宗旨的关键领域，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性的关键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蕴含着一个深刻的理论突破。这一突破在哲学高度上深化了我们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把握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经济基础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一般而言，文化、精神文明都被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主要是通过文化，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这种反作用力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通过对经济基础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现的。生产关系是人的关系，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关系的再生产，维持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依靠文化或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来实现。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是长时段、根本性的作用，在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其必须依赖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上层建筑因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再生产经济社会现实的理论。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社会、政治现实的再生产作用，表明文化或意识形态实质上也具有物质性，具有实践的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充分认识到了文化或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充分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保障下实现的。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理性贡献。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和主线。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建设的宗旨就是树立文化主体性。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诸领域分化发展的进程，其中经济发挥着统合社会的作用，这种统合作用的实质是资本驾驭政治，其对社会的统合则不过是通过商品拜物教实现的。因此社会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超越了经济统合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政治对社会的统合，也需要通过文化领导权来实现。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建设树立起的文化主体性，没有强大的文化自我，经济、社会等领域就不会统合为一个实践的总体，诸领域发展取得的成就必定会发生某种反噬，带来社会的分化。坚定的文化自我，是捍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建设保障了经济社会建设，文化领导权也成为政治领导权的根基。
作为“五位一体”之一的文化建设，发挥着统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诸领域建设的基础性或中介性的作用。文化建设使得“五位”真正成为“一体”，并使这个“一体”可以继续再生产下去。这正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的道理根据，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合为一个体系的关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对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全面认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之一。
二、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重新焕发了中华文化中治理与教化相融合的悠久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实现教育人民的政治任务，就要让主流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成为构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力量。日用不觉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观念，就是已经成为良知良能的价值本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表明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是具有中华文化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与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创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世界的价值力量。用创新理论教育人民，就是要让创新理论成为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是文化建设的目标，也只有文化建设能够达成这一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文化具有的遍布性和弥散性的特征，具有的日用不觉的特点，认识到了文化作为表意实践在个人与其现实之间发挥的象征纽带作用。因此，把文化作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用文化来教育人民、凝聚认同，是深刻认识到了文化的教化功能。中华文明中的“治教”关系，是政治与文化在共同目标之下形成的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相互融合、共属一体的关系，两者虽有功能分工但在共同目标之下统合为一，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伟大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另一个原理性贡献。
（作者简介：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哲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哲学研究》主编。《美学研究》杂志联合主编。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等。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马工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多项。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特等奖二次。曾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开放时代》《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专著两部，主编集刊两部，主编丛书两套）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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