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这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涵、理论来源与价值意义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理论特征、理论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要义的重要视角。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着鲜明的理论品格。理论品格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品质与风格，蕴含着一种思想体系的理论站位、内涵本质和发展导向等核心内容。鉴于此，本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放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尝试从理论立场、理论视野、理论意涵、理论导向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观点和论述背后的深层逻辑理路，探赜该思想体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风格特质，更好地诠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文化发展规律性认识以及理论建构的学理性基础，以期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性研究，从而整体把握并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原创性贡献及其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引领价值。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立场：科学性与人民性的深度融合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理论立场表征着一种学说、理论中所蕴含的基本思维方式与价值原则，“任何一个理论总是在一定的理论立场的基础之上展开阐述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彰显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深度融合的理论品格。
(一)科学品格：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文化印证
习近平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深刻阐释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揭示了文化与物质生产、社会生活、人的解放等的内在关系，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出了前进方向、发展原则和价值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立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彰显出科学性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科学研判文化发展向度。由生活实践决定的社会场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叙事空间。马克思主义将文化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动态关系和历史情节中来思考，认为文化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立足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唯物史观立场，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社会发展、生活交往和文化发展递进规律以及文化能动作用的认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进行深度关联，为文化生产力、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两个大局”出发，强调要“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并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具有引领性、号召力、影响力的原创性话语和全球性倡议，在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同时有力推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融。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交往为媒介，立足世界历史的文化视域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视野中，文化具有“超越特定民族的价值范围的通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深入思考了人类历史进步方式和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可能及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促使人与人之间克服了狭隘视野的限制和狭隘地域的束缚，在文化上建立起全面的依存关系，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由各民族孤立、内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文化交往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人类文明成果在突破地域限制的文化交往中得以共享，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得益于世界整体文化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科学把握世界历史开放性本质特征和“两个大局”时代背景，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理念，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理性对待外域文化，不断促进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相互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在文化的平等交流中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此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彰显出积极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的阶级属性为依据，高度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从属于一定阶级，其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生活方式变化、思想政治规定以及革命运动和政治制度变迁的共同影响。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认为旧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终将被新的、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文化所代替，在强调文化阶级性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观点，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并创新性提出坚持“两个巩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具体要求，为新征程肩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与思想保障。
(二)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回答了“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实践问题，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就是一个由人类创造的、并制约着人类世界的对象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的这种主体性地位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表现为：在文化建设中突出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文化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效由人民评判这一鲜明导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等具体要求，注重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人民的文化生产实践。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历史和文明无不源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持续完善文化为民的顶层设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致力于“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动实践的理论总结，高度肯定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在文化建设及民族复兴中的积极作用，聆听人民心声、顺应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的文化精神，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体现出文化鲜明的人民生活源泉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价值旨归。习近平曾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作出的文化层面的科学研判，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大关切，精准聚焦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同现实需要，始终坚持全面兼顾、协调共建的文化建设原则，主张以人民满意为导向推进文化建设、以人民需要为中心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以人民福祉为焦点进行文艺创作，从文化层面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征出人民至上的坚定价值立场。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视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整体关照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形势下，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兼具中国向度和世界眼光，基于中国发展实际、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发展方向的综合考量，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推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理论视野上彰显出民族性与世界性整体关照的理论品格。
(一)民族特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呈现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立足“两个大局”，在人类文明秩序重构中观察“中国—世界”关系，既要有“由外向内”的视角从全球看中国，探索世界变局为中华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要有“内外并举”的视角，看到中华文化对全球文化格局的影响与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强调在多元文化激荡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华民族这一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实践自觉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性理论 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凝聚了文化实力，同时“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坚定文化自信。“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了文化自信的历史厚度和深厚沉淀，是文化自信的源头与内容，构成“两个大局”中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深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为坚定文化自信创设了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跨越地域的认同感。在探索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面向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质”的规定性的精髓要义转化为推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以文化上的自信自立、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保障和支撑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提炼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中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思想精髓及文化特质进行提炼深化，系统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这五大突出特性的精辟总结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系的深入探究。在这五大特性中，连续性是首要特性，连续性与创新性互相支撑，统一性与包容性紧密相连，包容性与和平性同向同行。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塑造了中国人内在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经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性革新，不断对自身的文化内核及外在表现形式进行扬弃、拓展、完善，以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化表达形式，切实加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主动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自觉，彰显出鲜明的中国气派与民族特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进“两个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科学方法论，并以新时代的新内涵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意蕴，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更深层次的时代契合，由此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互动同构，造就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贯通，并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由此“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理论自信，扩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深度，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二)世界眼光：共享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国际视野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始终以大历史观的世界视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 坐标中进行参照考量，形成了以世界视角审视文化、以开放胸怀包容文化、以大国担当对待文化的理论风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明问题上坚持“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这种等级性文明观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空前加剧，文明隔阂、文明对抗与文明霸权所造成的地区冲突与国际冲突逐渐升级，世界各国更应“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观念，共同面对存在的诸多风险与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文明平等，摒弃文明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的错误思维，尊重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文明的发展进步。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面向“世界之问”的天下情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使得人类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接连涌现，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与‘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多样性文明共同发展的要求均不相融的结果。”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上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行思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谋长远之势、创合作之新、筑共赢之基，探寻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文化交流方式，创造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与和平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大国担当精神。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进入新阶段。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将“‘文化西方化’冠以‘文化全球化’之名，推行全球价值一元化”，排斥和压制其他文化的发展，建构西方文明霸权。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面临挑战，也由此产生了文化上的冲突与对抗。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共同命运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含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开放原则、“各美其美， 天下大同”的和谐共生理念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命运共同体精神，为世界各国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互鉴、发展奠定了共识性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塑造共融共生的文明新秩序，体现出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大国担当精神。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系统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实践战略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从外在系统性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把文化建设与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极为重要工作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考虑和推进”；从内在系统性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理论框架的突破性发展、文化理论内容的创新性建构以及文化建设实践的探索性革新，形成了文化价值观、文化发展观、文化传播观、文化育人观等为主体的内容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梁八柱”，具有体系的完备性、逻辑的严密性与内在的贯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全球文化演变态势中把握机遇、赢得主动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提出，以及谋划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路不断创新延伸的发展轨迹，突显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的理论品格。
（一）文化价值观：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融合联动
文化价值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文化的价值建构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不仅包含着文化原型与主体价值意识形塑的互动，而且表征着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要义被社会成员在理性认识基础上所进行的主动内化和自觉外化，并在文化实践的选择与重构中完成文化的价值确认。在“两个大局”下，文化创新“既需要对外增强‘软实力’的辐射力，也需要对内强化‘软力量’的价值感召力”，这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体现为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
坚定历史自信是文化价值的实现前提。文化主体对于自身民族与国家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以何种形式超越传统、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既是社会主体历史自信的由来，也是文化价值的生成力量。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传承和创新是文化在时空维度上得以延续的基本方式，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的价值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价值的发掘及传承与历史自信相融合，一方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发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 华文化朝着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方向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着力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成就、文明积淀、复兴前景的自信，同时强调“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由此，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久不衰的文化基因以及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文化内核投射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场域，与文化价值相衔接，实现了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理论向实践、历史自信向历史主动的形态转变与价值跃迁。
坚定文化自信是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文化自信是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知与正向肯定，表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着眼于主体文化精神建设 的实践维度，将文化自信视为“ 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在彰显中华文化特有价值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基点和前进方向，作出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竞争发展的文化强国建设方案，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主体实践时代创造的协同共进，将文化自信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历史传承、文化发展辉煌成就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其内在理性逻辑成为传承文化传统、汲取先进思想、强化价值认同的有力精神支撑，并逐步形成涵盖文化立场、使命、发展战略及建设路径等在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根铸魂的文化创新实践中完成了对文化价值的主体性刻写与外在化转换。
(二)文化发展观：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发展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发展观上系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集中表现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巩固文化主体性关乎文化发展走向。“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主体性总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来体现”，文化主体性则是人在文化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自我文化意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自身基本规定性的重要表现，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生态与文化发展走向。“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当前全球化程度加深、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文化竞争与文化交流加强的文化场域中，“现代与传统”“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化领域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极富创造性的观念，将其作为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立性、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文化落差所产生的文化失落情绪，并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实践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具体要求。这不仅为我们在“两个大局”的文化激荡中确立“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提供了核心支撑，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关乎文化发展质量。从文化发展来看，“任何文化实践都离不开多样化文化资源以及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现实”。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潜在创新优势向文化竞争力转化的重要方式，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与综合竞争力，并直观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程度。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虽然使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海外市场受阻、文化需求趋缓的严峻挑战，但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强国建设要求，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把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基础上，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性社会生产规律和“非生产劳动”特殊规律，加快发展多样化文化产业，并完善覆盖多元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将国内文化繁荣发展的溢出效应转化为世界舞台上高势能文化的感召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视野中定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三）文化传播观：文化引领性与文化开放性的统筹兼顾
文化传播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对坚持文化传播主导地位、把握传播主动性的文化战略部署，又包含推动文化叙事创新、拓宽文化传播渠道的文化建设期盼，彰显出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的战略方向性和与时俱进的现实创新性的理论特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要义。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加强党对意识形态 工作与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根据形势发展“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引导文化建设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正确方向。通过对世界文化发展态势的深入研判以及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提炼集原创性、思想性与文化性于一体的标识性概念，如“两个巩固”“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并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阐释，展现其中的中国实践元素、中华文化符号和世界性普遍价值。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传播的主体任务。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但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仍然存在，“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以“文明互鉴”代替“文明冲突”来引领当今世界的文化交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扬弃“西方中心论”来塑造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念，使蕴含人类整体性观念的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秩序重构的重要基础。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面对全球传播体系的底层架构实现了从软实力到“数字对话”进阶的发展形势，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叙、事、理”三重维度，深刻总结新时代新闻传播规律与国际舆论规律，按照叙事规律组织话语结构的系统科学方法，“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使中华文化的话语元素和意义表征更好地适应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将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的增能动量，提升中华文化的对外回应力和共识性叙事意义。
(四)文化育人观：文化使命意识与文化实践理性的高度协同
文化育人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育人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深层向外层的文化意义寄托，内蕴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承担文化使命、培育时代新人的认识突破。其中不仅包含着对于文化育人的作用对象、功能定位、发展任务、主体要求等基本内容的系统认识，同时彰显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回应民族复兴吁求的创新思维与行动自觉。在“两个大局”下，文化育人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归根结底要落在人本身。文化的化育之力在为个体提供创造智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同时，积聚着社会群体的文化内能，是文化自信的形成动因，文化自信在文化内能的外化过程中又表现为文化创造的能力，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强”提供深厚精神力量，由此构成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意志与实践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文化“为何育人、以何育人、育什么人、如何育人”等关键问题，要求“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由此将党的旗帜主张与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育人的期待进行紧密联结，在培育德才兼备、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中为践行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助力。
强大的实践理性是文化育人观的价值表达。“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面对“两个大局”下不同民族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并生共存且存在明显差异的文化现状，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德润天下”的文化育人理念，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育人的发力重点。“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自身并转化为实践行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大众生活，增强人民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实践认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育人作用，强调以中华文化的正向价值为导引，同时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在世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统筹“两个大局”与坚持“两个结合”中回应社会发展吁求，注重把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的有机统一关系，由此实现文化传统选择与现代文化育人实践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进文化育人的价值实践向纵深发展。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导向：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紧密关联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理路，围绕“为何建、建什么、怎么建”等多个维度集中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是立足时代发展实践的理论探索成果；同时又以新思想新认识接续部署新征程的文化建设，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文化诉求，在解答时代问题中引领时代发展、推动时代进步，在理论导向上深刻体现着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紧密关联。
（一）政治方向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把牢文化发展的主动性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党的文化建设历史经验、洞察“两个大局”的时代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政治要求，为在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两个大局”，提高文化发展的政治站位。在“两个大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境遇更加复杂，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以及潜隐其后的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面对此种充满复杂性和严峻挑战的文化生存与发展境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和体现到理论舆论、文化文艺、内宣外宣、网上网下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与思想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发展实际，明确文化发展的政治任务。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确保文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政治任务，需要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从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赓续中华文脉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需要，激发文化发展的政治动能。习近平文化思想搭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系统地、全面地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问题导向论：聚焦文化建设的重大时代命题与突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我国文化领域面临的全局性战略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与时俱进地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科学回答了文化领域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彰显出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发展方位，回答文化领域“中”与“外”的问题。在“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指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思想精髓，也是引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好发展的最大良性变量”。它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反映世界历史的“文明共性”，形成以“中国之治”为价值坐标原点向世界之问拓展的演进逻辑，同时“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为处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促动人类文明的多元共存性发展提供了崭新答案、高超智慧与可靠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文化建设现实，回答文化领域“破”与“立”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文化建设的具体现实困境，提出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着力破解文化领域存在的种种偏误、矛盾和难题，为文化之“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效增强了“破”的自觉性与科学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问题作为文化理论创新和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为文化之“立”提供更充裕的资源条件，大大增强了“立”的自信心与有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两个大局”，深刻回答新 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文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破”“立”并举中持续推进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人民需求，回答文化领域“量”与“质”的问题。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兼具“量”与“质”的双重规定性，是一种内生性、高层次、长期性需求。“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以现代化文化产业发展和公共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支撑，在意识形态、教育、文艺创作、新闻传播、文化遗产保护、哲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统筹 布局，持续不断地供给多样化的丰富文化产品及服务。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解决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着力提升文化建设的整体质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关注文化产品供给“有没有”的问题，更为关注文化发展成果“好不好”的问题，在“量”与“质”的双向发力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三）行动指向论：践行新的文化使命与增强文化实践的实效性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念，指明了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与中心任务，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深度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升华与战略规划。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指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与“根脉”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方向，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意识”，经由“两个结合”而使“中国式现代化造就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和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中，“第二个结合”更是“揭示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和文化内涵，进而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律”，科学回答了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创新的辩证关系，“为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以“两个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方法论，通过“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机制，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遵循了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彰显出面向时代的当代现实性特征，同时在传统智慧和科学理论的双重助力下展现出从构想变成现实的革命实践性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肩负立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文化担当。“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为文化建设的基点，不断从经验积累和实践总结中升华提炼出规律性认识，深刻阐释“两个大局”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在具体文化建设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时与势、本与新、根与魂、体与用的辩证把握中，着力推进理 论研究和文化实践的良性互动，将理论成果积极转化为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伟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原则，为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新发展、新超越指明了实践路径。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自信”视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持以文化自信提振全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气魄，在“两个大局”中夯实“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底蕴、文化根基与实践条件，着力促就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文明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多维统一，以此塑造文化主体精神，激发文化主体实践的创造性力量。
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倡导多元共存，这样才能推动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要求在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中铸就文化自信，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守正保证文化创新的正确方向，以创新赋予文化守正的新内涵，坚持固本培元与革故鼎新的辩证统一，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坚持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创新性的双向互动中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五、结语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回应和解答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和怎样建设文化强国、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问题。“两个大局”的演变态势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路，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和深厚思想伟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自身发展及其走向世界提出了挑战，使中华文化面临新的复杂的困境，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华文化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因为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与文明主张越来越获得世界的认同，对解决大变局下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引领力和影响力。因此，“两个大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肩负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同时承担着对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理论品格。面对“两个大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新的文化使命，在理论立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人民的思想领航作用，推动文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团结带领人民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科学凝练人民的丰富文化实践经验，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理论视野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为解决世界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也并非要求其他国家“输入”中国模式，或是“复制”中国道路，而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中国方案，实现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与共同繁荣。在理论意涵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等多重文化建设期待。在理论导向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在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四问”中，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应和解答“两个大局”提出的时代问题中显示理论立场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深度融合、理论视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整体关照、理论意涵的系统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理论导向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紧密关联等多个方面的理论品格，既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文章来源：《探索》2024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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