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批判作为瞄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利器，通过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反观传统上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单向度理解模式，深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化批评理论，它不只是对文学文本为对象的文化批评，而是面向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多元决定论和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涵盖了对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和人的符号化活动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聚焦不同的社会问题以及受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下，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冲破精英主义鸽笼式的传统文化谱系；以文学理论、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从文本语言转向人的符号化世界；以文化政治学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呈现出对“文化”概念、内涵、视角和意义的变化，产生了文化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具体表现为，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文化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三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发展需求，并相互关联和不断推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文化批判理论的丰富场域，不仅呈现了不同社会历史语境和人文思潮下各种姿态的“文化”样貌，而且为文化批判走向文学之外提供了聚焦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路径。
一、“文化主义”范式：“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
“文化主义”范式是指将人的实践经验和实践行为纳入文化内涵的理解之中，主张人类经验生活显影而成的文化观，彰显具有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功能。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借助“文化主义”范式，将作用于人感觉经验的文化视为文化研究的真实来源，强调源自生活世界文化观念的价值和作用。他们以“文化主义”范式，用经验事实对社会生活的直观描摹，回归文化语义的真实场景，力图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文化符号链条，解开资本主义文化符号背后意义关系的幔帐。
“文化主义”范式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文化谱系学，批判形而上学文化观的必然阶段。“文化主义”范式的出现是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接受“结构主义”思想之后，为了体现其代际差异而命名的。第一代学者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历史认识论的重要作用，从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场景出发，探究文化生成的真实来源，批判抽象化剥离文化的意义。在传统文化谱系学中，构成文化的词汇意义、编撰方式、语言规则和语体风格被严格地圈定在精英主义“文本自律”的界限中，文化抽离于现实生活的情境，被悬置起来的文化成为形而上学的存在。
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观与传统语言哲学研究的弊端，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文化回归人的现实生活”“文化同样是普通人的”“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等这样一些经验主义的文化定义得以确定。在“文化主义”的开场下，使得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文化”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得以彰显，以“文化”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多数人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得到了对原有文化观念里程碑式的变革。文化主义在很多时候被认为因感情色彩浓厚而失去科学性，然而，对于撼动当时坚如磐石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和改变旧文化符号秩序而言，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文化批判的三部曲：《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为现实来源的创作。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不是理论内部抽象化的推演，或以建立某种严格文化理论规则为目的，而是以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形成具有现实指向的文化批判理论。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展开文化批判的研究。他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权力，借助自上而下的符号操控，进行巩固、收编和编码资本主义的文化场域，从而形成统治普通人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流。在被资产阶级排序的文化序列中，底层人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不被接纳，一直处于被排挤和被边缘化的状态。
文化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研究，实现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结合。而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文化观念变革，最初就源于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奠定的思想基础，将文化批判指向现实社会经验的思考范围。文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三部曲以“文化主义”范式，展示了看待文化问题的多种可能性，不再固守于传统以来鸽笼式学科定位的文化划分，提供了不同主体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和形成不同观念的选择方式，从而使文化批判理论成为探究人类社会真实样态的一种重要来源。
二、“结构主义”范式：“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
在经历“文化主义”范式的探索中，文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对“结构主义”的认识和自我转化过程，产生了介入“结构主义”范式的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的范式转换中，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社会结构对意义生成的作用力，认识到仅以经验主义的认识原则探究文化问题还远远不够，需要寻求“语言”与“符号”、“意义”与“社会结构”之间富有张力的隐喻关系，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方式研究嵌入社会结构的文化问题。
“结构主义”范式呈现出“多元决定论”的文化批判，这体现了“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范式转换的接连与发展，即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单一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威廉斯在论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时，分析了这个具有“比喻性”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凝固的、界限分明的空间关系”，而是充满了“时间‘延宕’或‘不平衡’”。为论证这一观点，威廉斯以文献考据的方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布洛赫的信》《资本论》中追溯“基础”“上层建筑”的术语变体，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基础”“上层建筑”的使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对词语的使用不是以概念式而是以隐喻式来使用，因此在理解中要深入认识到这对词语的复杂隐喻关系，而非简单化、凝固化其意义或者封闭于某一范畴之内。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延续“文化主义”基本的文化观上，认识到文化符号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单纯经验主义文化研究缺乏系统理论，展开了文化隐喻关系多维度的思考。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接受“结构主义”的思想主要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的路径；二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路径。
路径之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深层结构的批判路径。威廉斯在回顾以往的语言哲学发展史的过程，阐明了语言哲学的现实状况，认识到索绪尔语言哲学是一种语言结构的自生系统，语言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是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本尼特对索绪尔之后文本自律论的美学原则进行了批判。本尼特看来，这种追求形式上的迥异造成了“文学”批评任务的相互抵触，失去了文学美学的真正价值。在此情境下，本尼特以文学之外的视阈，走出了传统文学批评固定化的模式，重新搭建意义与现实之物的文学审美，提出具有审美治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路径之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批判路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汲取语言范式之后，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融合的新思路。霍尔为核心的第二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开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接受不是全盘和被动的，主要采纳了其中关于不同层次、地层学的抽象之间的连续而复杂运动的思想。但与此同时，文化马克思主义也看到了这种大量去除历史、高度抽象结构和注重形式的弊端，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冲击也影响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认识。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结构的无主体和结构的连贯性，从而陷入了无行动主体的困局中，无力解决意识形态冲突和如何解构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存在的优势与弊端，试图将两种范式进行有效结合。
三、“结构——文化主义”范式:“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
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符号一体两面的特征即“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运用到文化批判的思考中。而这种融合范式是在通过将结构主义原则运用于具体的文化与社会事实中，以及对传统结构主义的扬弃中不断摸索而来，体现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他们通过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常识”“霸权”和“权力”的分析，力图解决文化符号中“无意识”“常识”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问题，有效推进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范式的接合。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结构系统中的动态性，将文化批判指向符号化的对象世界，把阿尔都塞地层学的现实变成统一由符号化对象渗透其中和作用其中的这样一个现实。
文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符号实践对于反霸权的积极作用，在符号化对象的理解中，文化符号被归为具有相对独立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范畴。文化符号与意义张力关系的探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后期研究得到颇为有效发展，在探究具体文化意义的生成时，不仅探讨广泛被接受的“意义图表”，更为重要的是，展开了“意义”流通中产生的差异、冲突、认同和利益关系的询问；不仅对观念系统的“意义”或者表征系统的“意义”进行分析，而且更进一步地对实践的“意义”或者功能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突出了“结构——文化主义”范式马克思主义符号隐喻研究的特色。
20世纪90年代之后，第三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全球化驱动下出现了文化“并列、会合和混合”的姿态，需深入到符号化对象世界更为复杂的多面向观察，反对传统样态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方式，关注文化符号中的“混杂”“散居”“移民”“多元化”和“多重身份”，凸显了本质主义批判的特征。吉尔罗伊以“多元化的历史”与文化表征相结合，强调在多元文化视域中用“身份的运动”的方式重新看待种族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的问题，反对以泛全球化身份对不同历史境遇文化特性做出统一化叙述。多里莫尔和辛菲尔德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主要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以戏剧作为展开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微缩镜，揭示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流对整个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遮蔽。
20世纪末到21世纪文化马克思主义随着后人文主义的涌现，他们借助“结构——文化主义”范式，将符号化对象的文化批判延伸至更广泛的场域，包括主体性与身份、社会认同方式、反本质主义、身份与话语模式、散居与边缘群体、混杂身份、后殖民主义文学、性别的话语结构、全球电子文化、数字媒体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等相关主题。他们认识到文化批判理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文化集合中的内部独特结构和相对自主的实践形式，来探究文化符号与社会结构的张力关系，从而以文化实践的内部生成作为变革整个社会结构的动力，从微观文化结构的变化产生对整个社会结构运行方式的反作用。
总体来说，文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的角度关注文化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将文化事件与事件背后的结构规律进行一种复合。这种研究一方面避免了结构迂回、抽离现实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可在语言繁复的经验描述中寻求规律；既可以减轻结构分析对文化现象造成的刻板感，又可将文化的气息和浓郁感在经验的叙述中蔓延开。文化马克思主义以“结构——文化主义”范式，一方面强调语言符号结构分析的科学意义，另一方面关注语言符号行动者的实践意义，将“语言结构”与“言语意义”作为探究社会发展互为补充的因素，嫁接了符号的“形式与内容”“结构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两种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将共时的结构秩序与历时的时间序列编织在一起，共同释义嵌入在社会结构的文化图景，为文化批判理论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效力。
（作者简介：马援，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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