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延续了斯密对市场自发调节力量的迷信，始终强调经济危机是偶然的扰动或人为的干预所致，否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金融危机频发的现实，西方主流经济学显得手足无措，愈发陷入到逆来顺受的犬儒主义之中。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马克思指出，“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81页）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危机理论必须将金融、竞争等因素纳入到科学分析的轨道上来。沿着《资本论》所开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思路，通过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关经济危机问题的思想资源，将能为当代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提供必要的基础。一方面，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和分析将能够为我们防范风险、化解潜在危机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经济危机主导形式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见证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强势兴起，它突出地表现在金融部门膨胀、金融市场地位上升、资本积累重心转移等一系列现象上。投机压倒投资、市值压倒利润、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等等，共同构成了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动写照。列宁和希法亭所描绘的作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融合的金融资本，其影响所及主要限于公司领域和经济部门，并未导致社会结构的全面变动。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资本尚不足以支撑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与之不同，当代金融资本表现出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崭新特征。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扩张，“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活动的日益金融化，从而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体性、全方面的社会结构大转型。……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化将金融、信贷思维和投资理念推向整个世界市场和单个个体，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民族国家的政府政策、劳动力雇佣原则、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杨典、欧阳璇宇，第117页）这意味着，当代金融资本本身对应着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即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究其实质，金融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积累结构的历史性变迁。马克思曾言：“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马克思，2004年a，第67-68页）今天看来，上述“狂想病”已经不再表现为周期性现象，而是很大程度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现象。实体经济停滞、金融去监管化、家庭部门金融需求提升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的确立。首先，实体经济的停滞和利润率低迷，促使大量过剩资本涌入金融领域，以实现资本积累困境的“金融修复”。（参见孟捷）资本流入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向金融领域。其次，“滞涨”危机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正统地位，以私有化、商品化、去监管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逐渐被确立为新的正统。金融监管的去除使得商业银行获准涉足证券经纪、投资银行等业务领域，在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刺激下，金融部门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最后，作为新自由主义重建资本权力计划的一部分，工会力量受到打击、福利国家义务被免除、工人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随着金融资本日益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反映金融资本内在矛盾的金融危机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主义在抑制和削弱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体系的投机性和不确定性。最近半个世纪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陷入债务危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经济泡沫破灭。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一浪高过一浪。当然，金融资本主义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危机莫过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带来高失业率、高通胀、贫富分化加剧、经济衰退等严重后果。
传统的经济危机可以被视作是资本积累周期的固有环节，它往往出现在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并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产业资本主导资本积累的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是由产业部门的内在矛盾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金融因素的作用只在于加速危机的爆发并增强危机的破坏力。利率升高、股市暴跌、货币紧缩等将会带来工业生产、投资以及个人消费的下降，从而使得工业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马克思，2004年b，第500页）
与传统的经济危机不同，金融危机首先由金融因素驱动，当人们开始狂热地参与到资产价格的投机中时，金融危机便埋下伏笔。一旦投机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就爆发了，随后就会出现金融资产价格大幅跳水、金融机构及普通投资者大面积破产的局面。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其直接原因并不在于实体经济，而在于美国房地产和居民个人收入的过度金融化。当21世纪初美国IT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金融迅速扩张，成为拉动固定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但是，这种扩张是建立在债务（包括大量的次级贷款）基础之上的，它本身必然导致居民家庭与企业的过度杠杆化，也必然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一旦货币政策在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转向紧缩，房地产泡沫就会破灭，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金德尔伯格在《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引用了戈德史密斯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金德尔伯格，第5页）换言之，金融危机即指资产价格大幅跳水以及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
任何金融危机的本质都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而泡沫的形成则往往与低利率、流动性过剩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首先使货币的创造摆脱了黄金储备的约束，其次它也开启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下，货币买卖和汇率投机甚嚣尘上，为了维护汇率稳定，各国央行不得不大规模提高美元储备。这样一来，浮动汇率体系就为全球基础货币和流动性扩张注入了强大动力。起初，各国汇率的动荡不稳迫使贸易商必须主动参与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机套利的需求压倒了贸易商规避风险的需求，成为外汇市场的主导因素。“既然各国需要维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就需要入市进行外汇市场干预。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货币汇率皆以美元为对手货币挂钩，各国入市干预汇率的措施，自然就是买卖美元，自然就需要不断累积美元储备。所以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中央银行美元储备几乎呈直线上升。”（向松祚，第302页）
在金融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泡沫的破灭已经成为引发实体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关键因素。由此，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发生了倒转，经济危机的演变路径也从根本上发生转变。在传统的产业资本主导的积累结构中，金融危机往往是实体经济领域危机的派生后果。信用货币、虚拟资本的创造可以起到暂时掩盖资本积累矛盾的作用。只有当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生产过剩的危机才会爆发，并由此引发以信用货币、虚拟资本贬值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相反，在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结构中，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表现为派生性的，而金融危机则表现为驱动性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首先都是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危机，很快就蔓延到实体经济体系，酿成实体经济的衰退和萧条，各国皆为此付出巨额成本。”（同上，第287页）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危机演变路径表现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全球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有余，但是，它带来的经济衰退及其连锁反应仍未完全消弭，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艰难。
虽然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金融危机成为当代危机的主导形式，但若从深层次看，这一兴起本身即是实体经济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由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刻经济根源。”（高峰，第465页）为了克服实体经济的过剩趋势，既需要借助于金融业务为过剩资本提供盈利渠道，也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增加社会资金的流动性，创造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力图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实行福利化政策来增加投资与消费，以此应对生产过剩，但是，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无法长期有效，最终将会导致滞涨的局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即是明证。相比于凯恩斯主义政策，金融资本主义通过将闲置货币资本化，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从而找到一种市场化的途径来缓解需求不足导致的危机。不言而喻，通过金融创新将民众手中的闲置货币转化成流动性，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延缓经济危机，是有帮助的。但是，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创新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也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至多只能改变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为了对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主导形式的演变作出有效解释，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种经济危机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以便寻求理论分析的必要起点。由于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或直白、或隐晦地接受了萨伊定律，所以他们不可能将经济危机纳入到科学分析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经济危机理论。与之相反，马克思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并力图廓清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危机及其性质的种种怀疑。当李嘉图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了一遍萨伊定律之后，马克思戏谑地说道：“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70页）严格说来，萨伊定律所针对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的情形（C—M—C）,在这种情形之下，生产是为了消费，卖和买往往是统一的。但是，一旦将这一定律推广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错误就产生了。
马克思曾希望在完成对资本一般的抽象考察之后，再对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经济危机问题展开分析。遗憾的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没能完成这个具体全面的分析。从形式上看，他并没有给出相对集中统一的经济危机理论，而是只留下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诸多零散的论述。透过散落在马克思著作中诸多有关危机的论述，以整体的视角观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否认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某种外在因素或偶然的扰动，相反，他将经济危机视作是由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固有趋势。这正是马克思坚决拒斥从环境约束、人口约束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在马克思的时代，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因此批判道，李嘉图在解释经济危机时，“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54页）晚近以来，从环境约束的角度定位时代危机的做法在福斯特、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再现，马克思的立场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抛弃。但是，倘若拒绝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拒绝把它视为问题的关键，那么我们就会因此而错失正确解释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逝世之后，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挑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经济危机理论建立在更为有力的基础上。在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斯威齐、多布、哈维等人先后参与了这场围绕着经济危机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20世纪20年代末，以卢森堡为主要代表的消费不足论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统，比例失调论则被视作是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的异端。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战后繁荣的终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趋势，由于凯恩斯主义刺激消费的措施已经无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寻求对于经济危机的有效解释。“70年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摒弃了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将利润率下降视为危机的原因”。（克拉克，第79页）几乎在同一时期，哈维出版《资本的限度》，以“过度积累”为核心构建了三个层次的经济危机理论。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对于现实经验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在概念结构上是对马克思的一个有用的完善。尽管以上种种经济危机理论在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存在巨大分歧，甚至彼此截然对立，但它们都是在产业资本居于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将金融领域的货币危机、信用危机等视作是实体经济领域危机的伴生物。即使是对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金融资本的性质与权力作出深刻分析的希法亭，也承认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是更为根本的现象。希法亭强调，“交易所危机只不过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征兆或端倪，因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是受导致危机的生产的变化所制约的”。（希法亭，第309页）
具体来看，20世纪初期，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经济危机理论流派。以考茨基、卢森堡为代表的一派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定位于由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消费不足和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以希法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资本主义的整体无政府状态和比例失调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据卢森堡的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地和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交往并占据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市场，而一旦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地球，经济危机就是无可避免的。卢森堡理论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它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何以会周期性地爆发；另一方面，它忽视了现实的危机必须考虑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不能仅仅从资本一般的角度来解释。希法亭就此批评道：“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而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希法亭，第273页）比例失调论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里呈现出典型形式，他指出：“假如生产组织得有条不紊，假如市场充分了解需求并且主宰生产的按比例安排，主宰劳动和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自由转移，那么，无论消费怎样低，商品的供给也不会超过需求。可是，在国民生产毫无组织、商品市场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必然要导致危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第304页）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比例失调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一理论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试图将消费从生产的目的中排除出去；其二，这一理论假定，只要用外部手段保持正确的比例，资本主义就能避免经济危机，最终导向了修正主义的结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宗旨同生产一般的客观目的是一回事，都在于效用和使用价值的增进。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则站在了另一个极端，将交换价值的无限制扩大视作是生产的一般目的，走上了割裂生产和消费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增殖的目的和创造使用价值的目的二律背反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切其他的矛盾都是从这对矛盾派生出来的。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否认这一矛盾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对这一基本矛盾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这个基础上证明，资本主义和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一样，都不是永存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比例失调论，意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绝不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监督，以及垄断组织的形成，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受到抑制，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有助于消弭那些造成种种不必要痛苦的比例失调。
无论是消费不足论还是比例失调论，都将经济危机原因视作是资本主义的某一个方面，但事实上，现实的经济危机总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的也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的多重矛盾。生产过剩、比例失调乃至于劳资矛盾加剧都是经济危机的不同侧面，只有将这些不同侧面综合考虑，才能构建一种正确的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本人不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讨论经济危机问题的。这意味着，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商品按均衡价值出售的假定，这一假定正是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前提之一。如果将商品的价值实现本身视作是问题，换言之，承认商品不能按其全部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将会获得一种新的解释。事实上，利润率下降构成了所有经济危机的特征。消费不足和剩余价值实现困难本身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调也会反映在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上。相较于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导致危机的多重因素和关系。换言之，以利润率下降为核心，可以构建一种整合了消费不足、比例失调等不同因素在内的总体性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如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马克思，2004年b，第548页)这意味着，消费不足不是在生产的发展超过消费的绝对界限时发生，而是在生产的发展超过利润率的界限时发生。工人的消费能力归根结底是由投资决定的，而是否投资则取决于能否达到一般利润率。因此，利润率下降相比于消费不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资本主义是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价值增殖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可以说，资本家感兴趣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当他把资本投入生产时，他所关心的首先就是这一投资是否能够超过一般利润率。反过来说，利润率的变动也将会成为决定资本家是否进行投资的关键因素。“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利润率一定要化为乌有，或者变成负号，才会产生一场危机。只要利润率减至它的普通水平之下，致使资本家们开始以货币形式来保有他的资本，以听候更有利条件的再来，那就够了。流通过程的继续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危机就是这样酿成的。”（斯威齐，第184页）换言之，正是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主义流通中断以及经济危机形成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马克思，2004年b，第270页）
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它能够整合危机的不同解释，更为紧要的是，这一理论在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抓住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正是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决定了资本必然具有内在否定性。“所谓‘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也即资本追求自身扩张而实现其不断积累的过程本身，不断生产出否定它自身的力量，这种否定力量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鲁品越，第284页）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而利润率下降则对这种增殖构成了直接的否定。因此，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意在表明，由资本主义矛盾所产生的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才是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解释危机，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与之相反，消费不足论与比例失调论试图从分配或交换关系中寻求经济危机原因，当代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某些版本则从自然的经济、心理和生态极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动力并非是市场需求，而是对于利润的获取，因此，将市场需求视为问题关键的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必然陷入困境。在构建以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为核心的综合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在于将货币、金融因素整合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中去。这首先要求阐明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系。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度演进，使得这一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重构
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呈现方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以及金融资本与其自身货币基础的矛盾走向了舞台的中央，对此二重矛盾的分析将构成我们重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关键步骤。如果说此二重矛盾是当代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那么上文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则构成了经济危机形成的中介环节。只有将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根源与中介环节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现实存在的经济危机的较为全面的把握。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金融体系可以起到协调整体资本流通的作用，通过让货币重新配置在不同的业务、公司、部门乃至于区域，经济危机本有可能被避免。“至少从表面上看，信用体系包含了一种潜力，可以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前的使用与未来的劳动之间，以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抗。”（哈维，第449页）既然如此，经济危机为何还是发生了？这是因为，从长期看，信用只会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信用会给生产者带来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加重比例失调及价值实现的困难；另一方面，尽管信用体系可以创造流通手段来抵消造成流通中断的力量，但是它不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信用体系最初仿佛巧妙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却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所在。尽管当代金融体系相比于马克思所言的信用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关于金融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起作用的判断仍然适用。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经济危机，反而使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金融资本的高利润率及金融部门的膨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抽血”效应，导致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引发实体经济部门利润率下降和慢性衰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影响下，大量资本被用于股票回购以拉升股价和企业市值。“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行为呈现明显的短期化效应,越来越多的现金流投向了股票回购以操纵股价和拉升企业的账面价值,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马锦生，第77页）在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实体部门企业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金融部门获取外部融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利润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用来支付利息和股息，导致实体经济净利润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地位发生逆转，金融部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集团。
其次，企业内部融资不足也会带来固定资本投资的缩减，这将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并弱化其积累能力。由于金融运作吸收了企业大量的现金流，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拖累，工业生产能力及企业竞争力也因此受损，最终反映在成本相对上升及利润率下降的后果中。为了提升自身赢利能力，实体部门企业转而积极参与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的投机。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影响下，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为短期追求市值提升的逻辑所牺牲。不仅如此，金融化也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后者进一步限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利润率水平。“盈利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提高工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必须建立劳资妥协的生产关系,但是美国生产过程的重组使工人原子化、就业弹性化了,必要的劳资协定难以达成,劳动利用效率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进”。（谢富胜、李安、朱安东，第82页）
最后，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商业银行普遍转向个人及家庭的住房贷款、消费信贷等业务，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并使得工人遭受了来自生产领域之外的“金融掠夺”。住房贷款、消费信贷等次级形式对工人实际收入施加了巨大压力，削弱了大众的购买力，商品价值实现困难最终反映在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中。随着直接融资日益取代间接融资，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受到严重冲击。企业如今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融资。这导致企业对银行的依赖降低，并使得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萎缩。为了应对获利机会减少带来的损失，银行将目光转向了个人及家庭收入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工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金融机制，以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只有这样，银行才能从工资和薪金中直接抽取可观的利润。”（拉帕维查斯，第41页）
如前文所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下降及由此引发的流通中断。以上分析表明，正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从不同层面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从而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危机趋势。为了摆脱困境，只能更深地依赖金融扩张为过剩资本提供盈利渠道，通过金融领域的膨胀拉动经济的增长。（参见高峰，第483-484页）金融领域的过度膨胀将在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中得到反映，而这种泡沫的归宿无一例外地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面对实体经济低迷或停滞的现实困境，货币金融体系不得不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但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会更加严重，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由此走向前台。哈维指出：“由于货币永远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尽管它可以作为资本投入流通，或者作为借贷资本以供使用。只要这个货币基础还充斥着矛盾，金融的世界就树立在摇晃的基础上。资本主义金融如果挣脱了货币体系的枷锁，就会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并进入一种与自身的货币基础相对抗的姿态。”（哈维，第402页）事实上，当货币的供给空前扩张，金融体系得以最大限度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之时，也是其愈发远离自身的货币基础的时候。
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货币职能的二重性。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本身存在着内在张力。就前者而言，货币必须真实地代表在它的帮助下流通的价值。因此，货币管理当局必须维护货币的合法性和品质；就后者而言，货币必须适应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并证明自己是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灵活的润滑剂。这就要求金融体系必须依照资本积累的需要创造信用货币或纸币。随着金融资本主义走向深入，信用的创造容易走向失控，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资本过度积累也潜伏在幕后。尽管中央银行看似具备规训信用体系和虚拟资本创造的能力，从而能够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与整个经济体的价值生产增长率相匹配。但事实上，一国的中央银行无法将自己从世界贸易中完全孤立出来，这种所谓自主性会被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所限制。在此意义上，货币供给的失控及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21世纪初期，当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为了推动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启了大幅降息的宽松政策，以此来刺激固定资本投资回升。但是，在货币宽松的条件下，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金融部门的杠杆率都会上升，这必然导致美国经济领域各主体的债务负担加重，并催生出巨大的金融资产泡沫。一旦美联储出于维护美元合法性和整体利益的考虑开启加息通道，那么债务违约就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加息只是美联储一时的政策选择，但若从深层次看，加息反映出信用体系回归其货币基础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马克思，2004年b,第670页）
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移的逻辑。为了避免矛盾在既有的层次上爆发，只好在新的层次上将矛盾创造出来。在金本位的时代，由于受到黄金总量的束缚，无法通过大量释放流动性来避免商品价格的贬值以及企业的破产，经济危机爆发初期，经济形势往往会呈现自由落体状态。今天，在浮动汇率的时代，种种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刺激措施总能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潜在危机很大程度上被延缓。由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便从实体经济领域转移至金融领域，与之相适应，商品的价值丧失被货币的价值丧失取代，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被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取代。这意味着，“促进金融化积累和维护货币基础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谢富胜、李安、朱安东，第81页）一旦央行选择将维护货币品质和控制通胀作为首要目标，由过剩流动性支撑起的金融资产泡沫就会破灭，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尽管马克思在分析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时，主要考察的是信用货币与实物商品的价值丧失，但其所阐发的基本原理对于分析今天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价格的破灭这一特殊形式的价值丧失同样是适用的。因此，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是理解当代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关键线索。
从深层次看，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在于，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最终是以实体经济领域中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为基础的。只要实体经济处于受抑制的状态，金融领域的资产价格就是缺乏根基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及危机趋势，这在根本上制约了金融资产的价格扩张并最终决定了泡沫破灭的无可避免。货币政策的转向只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领域的过度膨胀折射出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才是问题的根本。“在交换领域中创造额外的货币不会给这些过程带来任何改变。印刷货币也无法纠正这个问题。价格信号的扭曲实际上使不均衡变得更糟了。……过度积累的趋势很可能会增强，而不是受到制约。”（哈维，第483页）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虽然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在短期内确实可以借助通货膨胀来避免，但是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倘若商品没有丧失价值，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纠正。换言之，只有商品的价值丧失才能强行推动一种结构转换，让资本积累得以暂时恢复平衡。总体而言，金融危机既意味着实体经济领域危机的转移，同时又表达了潜藏在其身后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双重矛盾。经济危机的转移绝不是经济危机的克服，货币的宽松也不是没有限度的，是捍卫货币的品质并推动实体经济的结构转换还是依靠虚拟经济的繁荣粉饰实体经济的困境，这正是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两难境地。结语
通过将货币金融因素纳入到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轨道中去，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何种意义上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同时又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危机的转移。金融危机由此取代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主导形式。随着黄金总量对货币供应束缚的解除，货币金融体系获得了调节经济增长、刺激资本积累的强有力手段，大量流动性由此被释放出来。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的确立，决定了货币供给的扩张不可避免会走向失控。在货币宽松的背景下，金融投机与金融冒险盛行最终使得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在加剧金融风险和脆弱性的同时，也促使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来到临界点。一旦央行货币政策在维持货币品质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压力下发生转向，金融危机就会爆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资本主义病理学分析，在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为核心构建经济危机理论新的综合基础上，货币金融因素得以被纳入到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分析中。这表明，一方面，金融资本主义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加剧实体经济自身的危机趋势；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实体经济的现实困境，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尽管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一定程度上掩盖实体经济的低迷，但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却日益凸显，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总体来看，金融资本主义通过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转换为金融体系与产业资本的矛盾以及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改变了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演变路径及其后果。但是，矛盾的转移不等于矛盾的克服，金融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康翟，1989年生，甘肃庆阳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07-140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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