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民粹主义”（Algorithmicpopulism）这一新形式的民粹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最新涉猎的概念，用以描述西方国家涌动的新兴政治势力利用被算法技术操纵的社交媒介平台，煽动底层民众的极端情绪来夺取政权的极端思潮。算法民粹主义政客利用混合算法化的媒介平台宣扬自己代表人民大众，以其具有平民化倾向的形象持续制造压力感，他们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对他们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挑起对精英阶层和少数群体的敌视，并强硬而富有煽动力地提出自己的社会变革主张。在数字化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正面临智能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其中，算法技术正在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促使西方国家权力政治的较量产生新的变化，即从传统的权力政治博弈走向算法技术竞争。社交媒介平台在资本的操纵下与算法技术合作共谋，重新塑造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环境，迅速成为政治角力的重要场域。对此，我们需要将不断变化的媒介景观和算法技术作为塑造算法民粹主义的关键背景加以考虑，祛除算法民粹主义背后的算法技术魅惑，发掘算法民粹主义的产生缘由，总结算法民粹主义的平台性新特点及传播困局，并探究以数字民主为样板的理想政治模式，进而使算法技术在改善算法民粹主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一、算法民粹主义：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共谋
在数字化时代，算法技术成为西方新兴政治势力推广民粹主义的主要工具之一。社交媒介平台与算法技术的结合使民粹主义的传播方式产生深刻变革，民粹主义传播的阵地逐渐由物理空间转变为虚拟空间。社交媒介平台使普通民众更容易参与政治讨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言论自由提供了土壤和平台，但也导致了民众更倾向于与他们政治观点相似的人交流，形成社会化群体的聚集，从而为民粹主义传播提供基础。
（一）民粹主义：“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的对抗
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思潮肇始于19世纪的俄国，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西方种族结构的变化，在东欧和北美掀起了三次高潮。对于民粹主义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一般而言，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极端平民化的倾向，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民粹主义以激进化、极端化、情绪化为特征，以反精英、反智、反理性为属性，只在意情绪的宣泄和一时的喝彩，期许可以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中提炼出一个单一而融贯的“人民的声音”，带有“人民崇拜”的意味。学术界一般把民粹主义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这里的“左”与“右”既指民粹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属性，又指民粹主义领导者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与措施。左翼民粹主义属于社会平等主义阵营，参与者通常是农民、产业工人、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或失业群体，常以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为理论基础，反对当政精英的紧缩政策；右翼民粹主义属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参与者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常以国内与国外之间或种族之间的矛盾为理论基础，反对当政精英的移民政策。虽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有所区别，但它们都具有排他性。詹姆斯·赖特（JamesD.Wright）认为，“对民粹主义而言，人民群众尤其重要，因为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声称代表人民或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探索民粹主义中“民”和“粹”的内涵，是洞见其症候、祛除其魅惑的关键。根据词源，民粹主义的拉丁文populus可译为平民主义或大众主义，“民”即为人民，以庞大的数量优势被赋予更大的合法性，并被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粹”即为纯粹和精粹，是纯粹的人民和精粹的道德相统一，表现为纯粹的人民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民”之所以“粹”，是人民利益受损情绪表达着人民发展诉求的意志，需要至高道德的意见领袖来代表人民发言。与此同时，社会已然被撕裂为两个同质群体的对立，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这种对立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在廓清民粹主义的基本皮相后，继续向纵深挖掘，便会发现民粹主义将盲目偏激的理念和自私自利的诉求隐藏在人民这一概念所赋予的道义正当性之下：表面上维护人民利益，实则以虚幻不实的“民”之主张来蛊惑大众。
（二）算法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算法呈现形式
21世纪初,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再次席卷西方国家。在技术变革的驱动下，大数据对政治分析领域的渗透和介入已然势不可挡，算法技术逐步引入到选举谋划、选区设计等领域，被西方政治精英用于传播民粹主义，演变成“算法民粹主义”，进而操纵民众的行为。荷兰DiggitMagazine主编伊科·马利（IcoMaly）最早提出算法民粹主义的概念，他将算法民粹主义定义为“数字媒介中不同人类和算法参与者之间的政治话语沟通关系”，数字媒介借由算法技术操控了社会话语和意识形态。算法民粹主义是算法技术和民粹主义的“共谋”，是西方政治精英借助算法技术把民粹主义当作获取普通民众支持的工具，将现代政治选举日趋演变成一场基于多元数据和复杂算法的新式权力之战。阿诺克·范·拉尔特（AnoekvanRaalte）认为，“算法民粹主义的修辞在西方政党的社交媒体上时常可见，而这些话语中蕴含政客们的阴谋论，社交媒体已被他们作为政治竞选的工具。”西方政治精英通过数据公司利用算法技术收集数据信息和分析社情民意，运用以社交媒介平台为载体的智能内容推送与民众产生共鸣，影响乃至改变民众的行为，从而获得选票、赢得选举。在新技术场景所设定的权力角逐中，数据精英已然取代传统政治力量，扮演起政治操盘手的角色，“剑桥分析”事件更是佐证了政治选举变成数据对决的事实。2016年剑桥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Nix）以公开演讲的方式向大众承认，“他们使用行为科学、数据分析、心理测量学OCEAN模型和精准广告投放相结合来影响美国大选选情，并坦言特朗普发的每一条Twitter背后几乎都有数据支撑”。算法民粹主义不仅表明了算法作为底层技术的重要性，更凸显出数字平台作为传播载体的必要性。2020年第46届美国总统大选，拜登借鉴特朗普的做法，用Twitter、Meta（更名前为Facebook）、Snapchat等社交媒体发动社会中下层，赢得了核心选民的坚定支持，顺利拿下总统宝座。2021年特朗普在数字平台上宣称总统选举过程存在欺诈行为，拒不承认在选举中败北，并煽动支持者们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国会山暴乱”事件。社交媒介平台在美国国会大厦暴力骚乱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示出社交媒介平台与民粹主义结合的颠覆性力量。数字平台与算法技术结合的威力体现在社交媒体以及搜索引擎上，被算法过滤器改造后的结果以“过滤泡沫”的形式呈现在民众眼前，导致政治极化趋势和社会分裂状态进一步加剧。“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由互联网技术构成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他们传播民粹主义主张的关键。”西方国家中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政客们新的政治战场，算法技术与数字平台的结合加剧了算法民粹主义“声音”的骤然爆发和四下蔓延的态势。
（三）算法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
第一，技术层面的大众狂热。
当下西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诸多领域已被算法技术所布局，社会大众对算法技术所激发的民主化讨论都十分具体地指向算法技术所促成的政治变革，算法技术的逐渐完善造就了算法民粹主义的诞生。算法民粹主义领袖们可以依靠技术团队的算法统计与决策，了解乃至改变民众的诉求，从而引起算法民粹主义事件的发生。算法民粹主义把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相结合，其目的在于运用最具高效的方式获得民众的支持，进而成为民选代表上台执政。如此，算法技术正在重构政治影响力，并以此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促使民众更多涉足政治活动，来挑战传统精英的垄断。
第二，观念冲突的政治表达。
互联网的发展拓宽了民众的政治表达方式，现实中的算法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上具体表现为观念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在不同的观念冲突之下，政治参与要求民众致力于群言并起的直接讨论，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能通过算法民粹主义者所提供的政治表达棱镜所反映，新的网络组织形式动员了之前并不活跃的民众去参与政治。而数字平台技术的不断改进，让民众可以更便捷地获取那些借内容生产创造政治差异所必需的工具与技术，互联网赋予了普通民众在公共话语场域内的更大声音。由此，赛博空间成为拥有不同观念的民众进行政治辩论的喧嚣场所，算法技术对民粹主义的多维赋能，扩大了算法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在传播中的影响。
第三，政治利益的平台转移。
数字平台的出现为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竞选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和机会，改变了昔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竞选只能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来宣传其主张、吸引民众关注与投票的局面。但随着民众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频率的增加，算法民粹主义领袖们开始更多地运用大数据与算法技术操纵社交媒体平台，以达到攫取政治利益的目的。算法民粹主义领袖受民众欢迎程度取决于在数字平台中民众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由于这些数字平台的算法推送时刻处于更新的状态，因而更加具有影响力”。数字平台愈发成为政治精英谋事的工具，与之相应的政治利益也开始向数字平台转移。
第四，政党政治的激烈竞争。
在西方政治中，政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导致西方政党出现政治极化和对立加深的趋势。这种趋势部分源于西方政党政治竞选的商业化和媒体化，政党需要借助算法技术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和演讲、电视辩论等方式来吸引选民的目光，这导致政治话语逐渐出现算法民粹主义声音。由此，西方政党借助数据分析和政治沟通技术，采用算法动员和民粹主义策略，以便与潜在的选民和支持者建立关系，进而争取选票获得公职。西方国家政党间的竞争现状赋予了算法技术重要的地位，在算法技术的襄助下，民众成为被精准观测、实现其政治利益的工具。二、技术嵌入政治：算法民粹主义的平台性新特点
作为民粹主义类型中的一种，算法民粹主义不仅是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协同发展的产物，还是民粹主义政党基于算法技术进行政治传播的依附物。在数字时代中，算法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介平台的佐助下，拥有平台性的新特点，这使得算法民粹主义在政治竞选中具备了更高效、更广泛的传播能力。
（一）基于算法的个性推介
算法技术和智能推送已经从虚拟网络延伸到现实社会，它们作为相互关联的力量悄然地影响着民众的认知和行为。虽然算法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而存在，但是在数字平台上算法技术可以被西方政客们操纵以符合传播者的意志，从而导致社会出现观念“极化”的现象，加速算法民粹主义的扩散。在数字平台中，用户在网络冲浪时已被Cookie和其他手段跟踪，数字平台提取用户的网上活动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精细分类与筛选，通过数据分析洞察用户的消费偏好，预判用户的行为模式，对用户进行信息的精准投放。“由于开发人员设定操作参数并根据用户想看到的结果进行配置，导致这些结果优先于价值观和道德要求等其他因素。”数字平台中用户的各项信息逐渐丰富，他们的个人价值取向被算法技术甄别，政治光谱也被肆意忖度。以数据分析为业务的政治咨询公司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互联网产业链，它们挖掘目标人群的个人隐私数据并进行分析、建模，深耕数据分析领域，最后结合战略部署将数据传递给更大的网络公司进行内容个性化定制与推介。个性化的智能推介使用户接触到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与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用户的情绪脉搏被算法技术时刻把握并持续分析。同时，个性化的智能推介使“信息个性化”被持续巩固，并以精准的信息流和信息互动驱动用户新的政治热情。西方政治精英不再吁求态度摇摆、难以捉摸的中间选民，取而代之以一种新型的竞选网站，它试图吸引和动员最有可能成为核心支持者的那些人。数字平台的“个性推介”特征变得越来越鲜明，算法技术在民众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难以抗拒，有可能导致社会共识的减少及偏执用户的形成，进一步的后果则是成为引发算法民粹主义浪潮的新起点。
（二）基于平台的空间蔓延
数字平台具备实时高效的传播特性，可以使算法民粹主义观点在较短时间内飞速传播，能够迅速满足民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同时，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舆论空间具有脱域性，舆论通过数字平台的信息传输可以轻易抵达不同地域的民众之中，其空间拓展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介。数字平台的这种时空特性是算法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传播时间的即时性为算法民粹主义赋予了较高的价值，它可以引起广大民众的共同兴趣，成为舆论爆炸的引发器。民众数量随着信息传播空间的无限扩大并呈现出成倍数增长的趋势，志同道合的民众逐渐聚集，形成了强大的公众舆论势力，其声音高亢嘹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而数量特征作为算法民粹主义合理性的主要来源，也是借以排斥其他政治主张的重要依据。数字时代改变着传统政治信息的表达方式，促使原有的政治信息表达渠道在数字平台的新空间内得以扩展。虽然算法民粹主义运动的传播时间具有间断性，但算法技术并不会使算法民粹主义运动随着热度减退而立即消弭，反而会被作为算法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再次掀起来势更加猛烈的舆论危机。如英国公投脱欧事件就是典型的由算法民粹主义操纵的政治事件，在其公投期间，不仅英国人对本国的事务感兴趣，各国的数字平台上也兴起关于英国脱欧的利害争论，并借由英国算法民粹主义对其他国家现状进行预测性分析。需要阐明的是，英国脱欧及其中算法民粹主义的作用对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和其他地区造成了联动性影响。数字平台的延展性和极速性冲破了地域的权力垄断，不同地域的民众迅速参与到算法民粹主义事件之中，解构了权威话语，迫使权威让步甚至屈服于本不合理的民意诉求，这也正是算法民粹主义的威力所在。
（三）基于网络的直接民主
一些西方算法民粹主义政党领袖认为直接民主可以提高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民众政治参与度，可以真实地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直接民主是算法民粹主义的重要主张，也被认为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修正，其突破既有政治秩序，主张由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强调参与的广泛性和直接性。美国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认为，“直接民主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而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算法民粹主义将算法技术作为协同实现直接民主的重要工具，为改善代议制民主下权威精英垄断权力、阻断民众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罅隙提供了机缘，能够让民众切身体会到受尊重感。互联网不仅被算法民粹主义视为宣传直接民主的平台，更被视为能够改变政治决策的变革性工具。直接民主借助网络赋能，减少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间隙，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流不需要任何中介和代理，政党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透明化。所有重大提案都置于公共场合公开探讨决定，民众就会更愿意去了解和参与到政府的各项事业之中，有利于加强民众和政党之间的合作和协商。算法民粹主义克服了传统直接民主的诸多局限，算法技术实现了网络投票的统计和分析，使民众意志能够通过数字得到具体化呈现。然而，直接民主也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即使有少数民众的崇论吰议，也可能会被淹没在大众的意见洪流中，平庸者大有可能逆向淘汰掉精英。不仅如此，投票安全性仍然存在风险，数据系统容易遭到黑客攻击，加剧了虚拟空间的理性沦陷。毋庸置疑，直接民主已经成为新兴的政治参与形式，它超越了传统的民主选举形式，对中下层民众显露出极大吸引力，并进一步强化了算法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三、迷途与困局：算法民粹主义在传播中的冲击
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偏离，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环境。算法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逐渐改变了以往西方的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数字平台的佐助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一）算法技术裹挟民意导致民众观念极化
西方的选举生态已被算法技术重塑，最前沿的算法技术被巧妙地运用到选举场域，从而使数字平台中的意见聚集与观念极化成为算法民粹主义的基础，这也是其民主乱象的症结所在。选举场域将算法技术变成了获取竞选红利的武器，各种极端的算法技术手段开始流行，加深了政治对抗的程度，加剧了消极竞选和政治极化的烈度。“算法技术按照特定的党派意识形态展开动员，党派割裂线在算法技术操纵下不断被触发和强化，极化观念超过其他任何社会认同。”在算法技术引导下，选民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群体，选民接收的不再是多元化的信息，而是强化某种意见或观念的内容，从而形成高度同质化的认同结构，强化认同群体抱团或排斥，导致其政治观念褊狭甚至极端化。不同群体出现反理性行为，造成了认同对抗和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了群体极化趋势。Meta的研究证明，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使用的算法技术可作为一种影响用户情绪和注意力分配的有效方法，它可以通过自动化精准地推送内容和信息，并对用户行为进行监测和调整，以创造和维护特定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算法技术操纵下的智能推送模式拆解了信息多元性，数据分析公司将选民的情绪捕捉并放大，根据算法指示精准高效地向目标选民进行信息轰炸，选民的主体意志有可能被终结，造成了选民的个体极化。质言之，基于智能推送技术的信息过载可能会对选民的认知框架产生消极影响，弱化其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从而增加了被意识形态操纵和控制的风险。选民越发缺少理性的声音，大量带有价值取向的内容让他们罔顾事实与真相，言辞与行为出现激进倾向，被动地活在算法技术编造的“过滤泡沫”之中无法自拔，并在整体上呈现出自我延续、自我加强的社会分化状态。带有不同政治光谱的选民关注的信息领域习惯性地被算法技术所引导，其反思和沟通的能力被日益削减，从而将自己桎梏于“信息茧房”之中，群体极化和个体极化不断消解交叉认同，并在茧房内自我确认、彼此强化，形成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偏执型群体，催生整体观念极化。至此，由观念极化掀起算法民粹主义浪潮的根因已经具备了生长的土壤。
（二）算法技术加剧民众非理性行为
算法技术赋权的推动让话语权得以下沉到普通民众中，社会的舆论重心也逐渐向数字平台转移，民众容易在特定的算法民粹主义事件刺激下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断。政治思想家约翰·邓恩(JohnDunn)指出，“应该对政治判断中的人类理性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人们合作或者冲突过程中往往是非理性的”。算法技术作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应当与理性相伴，但算法民粹主义者利用算法技术谋取政治利益时，就会蜕变为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来满足算法民粹主义者的一切欲望。殊不知，算法技术的理性在欲望的裹挟下走向了非理性，眼前的目的支配着长远的利益，同时也加剧了民众的非理性行为。算法民粹主义者往往表现出反对理性和过度强调理性的倾向，否认理性在认识世界方面的重要性。当政治行为被视为个人理性和个人利益的驱动力时，非理性因素就会被认为是评估所有价值和创建新价值的标准。这种趋势加剧了民众以一种以情感和偏见为基础的决策方式进行表达，而非以客观事实和科学证据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来言辞交流，进而影响决策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在算法民粹主义中，民众容易受到算法技术的煽动与蛊惑，他们的狂热汇聚成具有摧毁一切制度和原则的力量，以至丧失理性能力，导致偏执的事件发生。于是，民众的激情是构建其自我认同和采用政治行动的重要力量，带有民众激情的政治力量成为判断反抗性政治是否成功的关键。算法民粹主义者将算法技术运用到了极致，从而使算法技术变成操纵民众的工具，进而迈向了非理性的道路。民众的理性不应该被算法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所吞噬，相反，民众的理性应包含以多元化的视角对算法民粹主义事件予以客观理解和认知的理性。因此，需要认真对待民众潜在的非理性因素，妥善处理其在政治运动中的道德和激情，只用去除算法民粹主义的对立与狂热，民众才能重新回到原初的政治逻辑本身，才能真正在政治生活中与理性相伴。
（三）算法技术使民众陷入后真相困境
得益于算法技术的运用，一种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现象成为算法民粹主义中不可小觑的力量。“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碎片随处可见，真相却是经过算法技术加工后的呈现，真相被算法技术操纵的精准智能信息推送而消解。算法民粹主义中，算法技术往往虚构客观事实以掌控民众的政治情绪，民众只能被动地接收经过炮制的“真相”，从而增加非理性诉求。拉尔夫·基斯（RalphKeyes）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不仅有真相和谎言，还有第三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它们并不完全是真相，也说不上是完全的谎言”。这种多虚少实的真相碎片使片面的真相在传播中发酵，增加算法民粹主义事件真相的“真实性”，以获得掀起舆论风暴的正当理由。数字平台削弱了原有大众传媒对真相界定的权威，这使真相的界定标准变得更加多元化，真相的还原变得分崩离析。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不得不妥协于算法民粹主义的谎言而失去共识，在对真相的界定中迷茫不已，最终沦为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大规模的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也表明，英国脱欧支持者通过积极使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假新闻，由此影响了公投结果。”这是算法技术肆意介入真相的传播过程并操控选民情绪、激活基层的脱欧追随者而产生的终局。与此同时，算法技术和数字平台助长了算法民粹主义传播对情绪的诉诸与表演手段的运用，以此遮蔽事实和真相。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墨尔本分校政治学高级讲师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Moffitt）在《民粹主义的全球崛起》一书中指出：“当代民粹主义政客们不仅要代表民众利益，也要通过互动策略积极为民众表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通过数字平台借助情绪化的表达，攻击美国的精英建制派以及代表精英的传统媒体，用极具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辩论方式哗众取宠，传播其右翼民粹主义思想并俘获了大批拥护者。民众有意识地决定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中，对真相还原的需求逐渐消解，这也加剧了数字时代算法民粹主义的扩张性。四、纾解之道：从算法民粹到数字民主
在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算法技术对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深刻并显著的影响。尽管算法技术作为工具促进了民主化进程，但其也具有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潜在力量，因此需要审慎使用。“对算法技术的合理运用则有助于推动算法民主的实现。”对此，让算法技术回归到使用的初衷，让算法技术正确地服务于政治，才能实现从算法民粹到数字民主的转变。
（一）制度基础：构建基于算法设计的协商民主
算法设计应用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改善问题和提高效率，但它被算法民粹主义利用后，按照政治策略塑造民众的立场，极易使民众观念和态度出现极端化。在算法民粹主义逻辑中，民众并非真正参与民主进程，参与民主进程的主体只是算法背后的技术寡头与政治精英。民主孕育了民粹，最终民粹也需要通过民主的完善来逐步纾解。因此，算法技术需要构建言论所需的自由场域，为民众创造更为广泛的话语表达空间，进一步开拓协商民主的渠道，使民主政治运行越来越便捷。协商民主针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矛盾和冲突，主张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协商来形成观念共识，从而弥补传统民主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政治理论家乔恩·埃尔斯特（JonElster）认为，协商民主是“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或他们的代表通过致力于理性和公正价值观的参与者提供的论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对算法民粹主义的纾解需要运用算法设计促进民众的理性沟通和协商，让民众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并共同做出决策。算法设计在协商民主中需要服务于民主表达，让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都能以平等的姿态表达自己的真实诉求。政治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这样界定民主：“当我们承认每一个共识都可能是霸权的暂时结果时，我们就应该设想民主公共领域的性质，以期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民主公共领域的生存取决于围绕明显多极立场所形成的开放讨论，以及在多种选择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需要用算法设计来促进民主进程的公正，保障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发声的权利。与此同时，民众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得极大的公共可见性，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话语来影响算法民粹主义政党的决策，力求达成主体间的利益共识。只有保持协商民主在算法设计中的核心作用，民主政治才能走上康衢，算法民粹主义滋生的制度基础才能就此纾解。
（二）群众基础：构建基于算法理性的“人民”主体
在算法民粹主义语境下，算法技术愈发趋于一种工具理性主义，民众的情感价值让位于算法技术的工具理性。民众的政治利益在算法技术的操控下往往被政治精英所占据，从而被国家政治生活忽视变成边缘化的群体，排除在政治话语体系之外，拔高了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对立。“对民粹主义而言，人民尤其重要，因为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声称代表人民或以人民的名义行事”。在算法民粹主义运动持续演进并重构的过程中，民众正以越来越成规模的表达声浪和行动力，影响舆论走势及其背后的社会情绪。正是由于这些被排斥的边缘化群体找不到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其无助与无奈的情感被算法民粹主义利用，才变成了算法民粹主义的拥护者。然而，民众所向往的政治生活是惠及于普通大众的民主化，而非政治精英专享的私有化。因此，运用算法技术寻求民主进程，应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提升民众的政治地位以促进民众主权的实现，让政治利益真正普惠于民众，才能减少边缘化群体的存在。政治思想家恩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认为，“构成‘人民’是民主发挥功效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要使民主发挥功效，需要合理运用算法技术，让边缘化群体生成民主的政治主体，给予其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与自由的地位。算法技术的合理运用能够使民众被广泛地吸纳到政治生活之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福利，以此得到政治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基于算法理性，把掌握在少数技术寡头手中的数据信息在不被篡改的情况下输送到民众的面前，使民众获得无法被夺取的数据所有权，保障民众在行使选举、监督等权利时的政治自由。为此，只有当算法技术的使用符合民主的本质，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技术支持，让民众诉诸平等政治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时，这种边缘化群体不被需要的困境才能得以解决，算法民粹主义滋生的群众基础才能就此纾解。
（三）权力基础：构建基于算法透明的权力制衡
算法技术不仅是政治权力再生产的技术空间，还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工具。算法技术在运行的过程中，一旦被政治精英以谋求政治利益的目的操纵，就会使算法技术蕴含着政党策略的价值倾向，从而改变民众看待政治的立场，掀起民粹主义运动。“当前西方选举已经进入技术密集型的新时期，运用最前沿的算法科技动员选民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政治精英在和普通民众的“双层博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将数字平台中的政治传播渠道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引导民意。算法技术操纵算法民粹主义容易导致政治精英的权力擅用，滋生选举腐败的问题，故而需要对这些政治精英的权力进行制衡。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AI）可以成为精准打击政党选举腐败的有用工具，它可以处理海量的数据信息，能够及时发现政党选举中的信息异常和腐败趋势，防止政治精英权力越出边界。用算法透明抵御算法黑箱，合理控制数字平台的商业性和导向性，才能平衡算法透明机制与算法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政党选举中“算法军备竞赛”让选举民主产生多重异化的问题，就需要规范选举中竞选资金的使用和政治广告的投放，通过法律手段约束竞选行为。数字平台需要在法律规范下建立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明示算法设计原理，及时公示算法系统的运行状况，以便让民众对政党选举的风险做出防范，理性推进算法秩序的构建。政党候选者也应该对竞选团队进行管理，在选民数据采集、选举信息传播方面做好自我约束，维护良好的选举生态。如此，算法技术中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既可以达到数据公开的目的，又可以保障选民的个人隐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授权，这样政治精英权力才会在算法透明的方式下被合理制衡，算法民粹主义滋生的权力基础才能就此纾解。五、结语
在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过程中，算法技术为民众提供了创造信息选择与信息交互的便捷，但也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社会化效应，它隐匿地规训着民众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数字时代，算法技术按照民粹主义政客的策略，重建了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在数字平台上的互动模式，加剧了虚拟空间的理性沦陷，为算法民粹主义走上舞台提供了温床。如前所述，算法民粹主义裹挟民意导致民众观念极化，民众用狂热代替理性从而陷入后真相的困境，极大地扰乱了西方原有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西方社会目前体制下要走出这种困境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重新审视社交媒体角色、政治决策机制和算法应用伦理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制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据此，从算法民粹转变到数字民主真正应该实现的目标，应该是将算法技术嵌入到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驱动中，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算法民粹主义的挑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3年第05期发布时间：2023-06-051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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