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就文化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讨论，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成果。从延安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初步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框架和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实践中的长足发展，相应的理论概括也日益成熟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得到了清晰的阐释。
一、赓续文明根脉：从“古今新旧”到“文化自信”
1840年以后，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近代中国遭遇了代表工商文明的欧美列强的全方位冲击。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议会共和，无不显示出新兴工商文明的优越与先进；而晚清政府的颟顸专制、小农经济的低效内卷、普通民众的民智不开民气不振，则充分说明存续两千多年的王朝体制已经走到了暮年。两相对照之下，欧美在历史演进的时间轴上处于“新”和“今”的先进位置，而中国则居于“旧”和“古”的落后地步。由此，知识界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要走向富强文明，必须“弃古从今”“除旧布新”。陈独秀在1916年新年来临之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新的一年要“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陈独秀的文字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取向：与“旧”的古老中国彻底告别，奋力追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
“古和今”“新与旧””的直观对比，在此后被逐渐理论化为解释近代中国发展转型路径的“传统-现代”范式，影响深远。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明确主张只有走出传统，才能走向现代，所以要彻底“打倒孔家店”，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抛进历史的垃圾箱。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之道时，依然以传统的心性之学作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基点，强调以弘扬传统道德价值来应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所以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还是将“传统”和“现代”置于对立的两面。20世纪中叶以来，当代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工商文明”“人文价值-科技价值”“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对比讨论，以及关于种种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同样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叙事框架之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文化精神上带着明显的反传统印记。同时，“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政治理想，也进一步强化了“古今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然而，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传统不是革命的包袱，而是革命的资源，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明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阐释：“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深刻认识，有力地纠正了此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向哪里去”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向哪里去”指明了方向。由此，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对待传统文化艺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被不断重申并且在实践中逐渐得到落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政策的继续丰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针的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阐释：以“赓续文明根脉”为总纲领，以确立文化自信为总目标，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根脉”“如何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三个核心问题为论述重点，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文化血脉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母体，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新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认同上的自觉转向和文化理论上的突破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对待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明确作出这样的论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曾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要重建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但“西强我弱”的现实格局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从而也导致了知识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在文化认同问题上的长期争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自我定位，清晰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而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自信激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根脉：“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密码就刻写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血脉之中。2021年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朱熹园时这样说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段论述包含多个层面的理论意涵：其一，明确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核心问题，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今天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接续光大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其二，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内生逻辑关系：中华文明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探索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国道路则是中华文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之后开拓出的新阶段新历程；其三，在重申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取其精华”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努力方向：将传统文化之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如何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重大理论命题出发，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双创”理论的提出，是对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针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学术界思想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超越。其重大贡献在于：不但化解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而且克服了“外来”与“本土”之间的隔膜，同时力图弥合理论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的疏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化，为“中西马”理论资源的互通互融，为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打开了更宽广的理论通道。
二、深化文明对话：从“中西体用”到“文明互鉴”
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一场文明危机。数千年来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中华文明在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时，几乎无招架之力。痛定思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苦苦思索：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如何认识中西文明之差异优劣？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赓续中华文明的根脉？中西文明可否兼收并蓄同冶一炉？对于以上种种问题的索解争论，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旷日持久的“中西体用”之争。
针对知识界思想界关于“中西”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在1945年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积极学习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洋为中用”，但反对盲目地照抄照搬，提倡“批判吸收”。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坚持“洋为中用，批判吸收”方针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始从文明对话的高度思考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面对当代世界共同关心的“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坚定文化自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为价值基石的21世纪新文明观，彻底超越了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在文化上将“中西”对立，并且以“体用”之别来辨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孰为高下的无谓争论；有力纠正了包括“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在内的各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正面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文明冲突论”；为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世界各国的文明对话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同时也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夯实了价值观基础。
（一）以“坚定文化自信”破解“中西体用”的理论困境
中国知识界关于“中西体用”的争论之所以持续百年之久，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外来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自乱方寸，进退失据，在20世纪的时代变局和思潮激荡中始终没有建立起确证“我们是谁”的自觉和自信。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用意就在于通过推动全社会对于中华历史文明的理解认同，推动知识界在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从而带领当代中国走出循环百年的“中西体用”理论困境，走上一条探究、求证、激活中华文明之强大生命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探索之路。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意味着我们在文化上绝不能“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盲目排外，孤芳自赏。光华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的华彩篇章；同理，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瑰宝，我们也完全可以“洋为中用，辩证取舍”。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站在通观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来论述如何理解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文明观，有效化解了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和困境，也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纠正“西方中心”的理论迷思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反复呼吁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其深刻用意就在于，要以一种体现着平等、包容、公平、正义等价值取向的21世纪新文明观纠正和替代西方世界长期信奉、宣扬的各种“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曾经是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外扩张殖民的理论依据，20世纪之后，这些论调并未伴随殖民时代的落幕而消失，反而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文化霸权在全世界的扩张，西方学术界进一步提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一系列衍生理论。这些理论背后的历史观和文明观，都是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其现实功能，则是为了维护和论证西方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当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所反映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文明观层面的“破旧立新”也已正当其时。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当然是有的放矢，我们要反思、纠正的正是虽然陈腐不堪但在当代世界依然甚嚣尘上的各种“西方中心论”迷思。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平等、包容、公平、正义的21世纪新文明观，反映着当代世界正在走向多元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格局，也反映着人类文明正在纠偏补弊中走向新的理论形态和发展阶段。
（三）以“文明交流互鉴共存”跨越“文明冲突”的理论陷阱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忠告国际社会：“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在这里，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深文明交流互鉴，就能跨越文明冲突陷阱；只有跨越文明冲突陷阱，人类世界才能实现合作共赢、永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呼吁有着鲜明的理论和现实针对性：其一，21世纪以来文明问题在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学界政界关于文明问题的阐释也出现了各种杂音。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文明冲突论”不断出现，与现实之中大国关系的复杂走向、全球格局的动荡不安形成叠加效应，对人类世界的和平永续发展形成巨大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乃是针对当前世界复杂动荡格局提出的警世良言。其二，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重大挑战？中国认为全球各国必须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主张，事实上正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文明观基石。对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从文明互鉴走向合作共赢。
三、走向文明复兴：从“德、赛两先生 ”到“文明新形态”
1840年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上下求索，奋斗不息。然而，70多年过去，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器物层面的变革还是制度层面的变革，都未能使得中国真正成长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中国知识界在深刻反思此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必须从文化上思想上发动一场深刻的革命，“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价值观的觉悟，就是要以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时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认定：“民主”与“科学”是开启中国思想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昭示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高举“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发动了对整个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民主”与“科学”价值观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秩序的构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当然是在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科学的”，直接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大众的”，毛泽东解释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显然，毛泽东的解释是对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从人民本位出发对“民主”的内涵作出全新阐释和定义。“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文化应该走“全盘西化”之路还是“中国本位”之路的长期争论的综合超越，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化之发展目标的完整构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忠实继承我们长期坚持的“民族科学大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又充分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根本问题，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体现了一种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的气度和格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关切人类命运的情怀和担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定信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在文化建设领域面临着“新时代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三个“坚持（坚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三个“坚持（坚守）”，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根本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原则，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三个“坚持（坚守）”的系统论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发展路径，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号召。随后，知识界就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展开了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我们党在吸纳知识界的相关讨论成果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愿景逐步进行了理论提炼和升华。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发展目标表述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我们党在吸纳综合学术界相关讨论成果，提炼集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通盘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文明根脉、发展模式、发展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百年命题作出的最新回答。这个回答，清晰揭示了中国文化道路力图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目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向内继承中华文明精髓，向外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美美与共”“合三为一”，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境界新形态。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和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百年命题的同时，也始终在观照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将如何回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事实上，我们“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开辟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探索和努力，本身就是在为人类“创造文明新形态”。这一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已作出清晰阐释：“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举，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对于中国和世界具有同等的重大意义。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相较于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各种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举在于：这条道路不但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设计，破解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或者“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尤其致力于克服西方现代化道路所积累的资本野蛮生长、不平等加剧、工具理性至上、生态恶化、对外扩张等等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在发展实践层面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也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更新的高度上，力图通过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破解当代世界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等一系列二元矛盾，为“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中国答案。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以“赓续文明根脉”“深化文明对话”“走向文明复兴”三大主题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走向，回应了蕴含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时代命题，构建了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和实践指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前进，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3-05-12 1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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