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群：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品论天涯网

王超群：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潮流中十分重要的一支。自问世以来，它在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迄今为止，围绕微观史学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与宏观史学相对立？换言之，微观史学能否对宏观层面的历史作出解释？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学者认为微观史学只关注微观层面的历史而未能对宏观的历史现象作出解释，从而造成了历史学的“碎片化”问题。例如，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就批评微观史研究偏好历史的细节而不顾广阔的背景，认为这导致了历史学的琐碎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也指责专注于微观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集体计划”，使得历史研究走向“个体化和局部化”，也就是所谓的“碎片化”。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将微观史学视作某种以历史碎片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学界的这种认识。

　　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坚决反对将微观史学等同于“碎片化”的看法。首先是微观史学家一再强调他们对宏观研究的追求。乔万尼·莱维（Giovanni Levi）宣称，“微观史学是以不牺牲个体元素的知识来获得更广泛的概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更是直言，“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 totale［总体史］的雄心。”他们的主张也得到一些史学家的声援。如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曾说：“指责微观史学家只考察小社区而很少或没有涉及更为广阔的语境是缺乏根据的。”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微观史学通常与宏观历史联系在一起。不过，与前一种声音相比，后一种声音时常被“微观”和“碎片化”的标签所掩盖，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论是国外史学界还是国内史学界都渐次注意到微观史学具有的宏观面相，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加之目前国内史学界有关“碎片化”问题的争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学界有必要集中审视微观史学的宏观取向。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微观史学的宏观构建，进而对其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对如何避免“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围绕“线索”和“尺度”的理论构建

　　在以往的研究中，微观史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关注，一个惯常认识就是微观史学只是一种史学实践，它不具备自己的理论工具。如科卡就认为微观史学断然拒绝理论而坚持直接的经验。正因如此，微观史学被其批评者断定为无法构建宏观叙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微观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史学实践，但其理论参考却是多种多样的”。微观史学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将微观层面的历史与宏观层面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不过，如金兹伯格所言：“宏观史与微观史之间的调和绝非理所当然的”，“微观层面取得的结果不能自动转化到宏观层面（反之亦然）”。为破解这一难题，微观史学家从研究之初就开始积极地进行理论构建，并且在微观史学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和强化他们的理论工具。

　　“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是微观史学家最早提出的理论概念，它奠定了微观史学的理论基调。“正常的例外”又称作“例外的正常”（exceptional normal），首先是由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于1977年提出的，其意在强调一个聚焦于反常现象的个案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普遍性的重要意义。之后，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他们认为“正常的例外”这一表述至少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它指的仅仅是明显例外的文献。”这里提及的文献主要是指欧洲前工业化时期宗教异端和罪犯的审判记录，它们构成了早期微观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根据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些审判中绝大多数涉及的都是非常普遍且通常影响不大的罪行”，因此，可以断定“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中，某种类型的越轨行为，事实上即便是违法行为，也是常态”。“正常的例外”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如果资料对底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保持沉默或是系统扭曲的话，那么一份真正例外（并且因此从资料统计上来看并不常见）的文献可能比一千份同一类型的文献更具启示作用。”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体系当中，底层群众通常是作为与精英阶层相对立的整体而出现的，而其中个体的生活状况甚少得到关注。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来说，一份“真正例外的文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作为隐藏现实的线索或痕迹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份以底层个体为中心的特殊文献能够作为线索引导历史学家发现潜藏的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对于底层社会整体的重新认识。

　　金兹伯格对“正常的例外”的内涵继续深入发掘，提出了一种以线索或者例外为基础的“证据范式”（the evidential paradigm）。这种范式区别于以伽利略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范式。它的主要特征是用极为微小的线索或不易察觉的细节来理解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现实，也就是金兹伯格所说的“从未被考虑或未曾注意到的细节中，从垃圾堆中，发现秘密和隐藏的事物”。金兹伯格追溯了这种范式的来源，认为它虽然萌生于19世纪末的人文科学领域，但其根源深植于早期的人类文明当中。“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都曾是猎人。在无数次的追猎过程中，他学会了根据地上的足迹、折断的树枝、粪便、一簇簇的毛发、缠结的羽毛和滞留的气味，来重现消失不见的猎物的形状及其移动的轨迹。他学会了对这些如唾液般微小痕迹的发现、记录、解释和归类。他学会了如何在丛林深处，或是在充满危险的草原上，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在金兹伯格看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与猎人通过痕迹追踪猎物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金兹伯格的“线索—证据范式”可视作对“正常的例外”概念的深化和发展，这一范式的久远历史为“正常的例外”提供了根源上的合法性。

　　除“正常的例外”，微观史学家还提出“可变的尺度”（a variable scale）作为微观史学构建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概念最早是由莱维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彼时，微观史学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其微观化的研究方法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与此同时它对宏观研究的诉求越来越受到质疑或是无视。面对学术界的误解和质疑，莱维对微观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解释，并且进一步提出“可变的尺度”的理论主张来驳斥人们将微观史学等同于微观化研究方法的错误认识。莱维强调不能根据研究主题的微观维度来定义微观史学，因为“对于微观史学来说，缩小尺度只是一种分析程序，它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而不受被分析对象规模大小的影响”。在莱维看来，每一个历史事件中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维度。“即便是表面上最为微小的举动，比如有人要买一条面包，实际上也囊括了更为广泛的全世界的粮食市场体系。”正因如此，历史学家若想要获得更为全面的历史认识，就需要不断地转换他们的观察尺度。“通过改变观察尺度，以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呈现全新的含义。尽管最初的观察是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并且是作为实验而不是例子，但是利用这些结果可以得出更广泛的结论。”尺度的转换为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历史知识，因而也就为书写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历史提供了可能。

　　莱维的理论观点为法国学者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所发展。沿着莱维的道路，勒韦尔继续强调尺度变化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改变镜头的焦距不仅会放大(或缩小)被观察对象的尺寸，还会改变其形态和构成。或者，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改变地图的比例不仅仅是以更大或更小的模式来描绘一个恒定的事实，而是改变所描述的内容(即选择什么是被描述的)。”勒韦尔借助镜头和地图变化的原理所要表达的是，尺度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历史学家的观察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所观察到的历史内容。与莱维相比较，勒韦尔更为明确地提出“分析尺度的变化是微观史学定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勒韦尔认为，微观维度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对于微观史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选择何种特定的尺度，而是理解和认识尺度变化的原理与意义。在尺度变化的理论基础上，勒韦尔还进一步指出了地区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勒韦尔看来，“地区史和全球史之间不存在不连续性，更不存在对立”，这是因为每个历史行动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从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层面的历史进程。

　　“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是微观史学最为突出的理论创见。如果说“正常的例外”是微观史学家用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宏观叙事的追求的话，那么“可变的尺度”则是微观史学家用一种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说明宏观尺度在微观史学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由微观到宏观的三重路径

　　“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为微观史学家的宏观叙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在研究实践中，他们真正由微观走向宏观主要凭借三种路径：一是社会史路径；二是文化史路径；三是全球史路径。这三种不同的路径彰显了微观史学内部的分歧和张力，也反映了它与其他学科分支的联系。接下来，笔者将借由微观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此展开具体的分析。

　　社会史路径主要是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将历史观察的规模由微观维度扩展到宏观维度。这一路径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运动，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新社会史研究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路径强调个体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个体作为历史参与者具有的能动性。金兹伯格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就展现了16世纪的小磨坊主梅诺乔（Menocchio）在不同文化层次流通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这位生活在意大利偏远山村的小磨坊主“支持宗教宽容的言论和对彻底社会变革的渴望都具有原创的印记”。金兹伯格认为，这并非他被动接受外部文化带来的影响，而是其自身的大众文化背景与精英文化相碰撞产生的结果。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围绕着一起冒名顶替案描绘了16世纪三位法国年轻村民的冒险活动，其中女主人公贝特朗·德罗尔斯（Bertrande de Rols ）在婚姻生活和情感纠葛中的自主性尤为值得关注。戴维斯笔下的贝特朗“对如何对付加诸女性身上的限制，她抱着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她在那起案件中为保全自身的名声和利益所采取的种种策略，说明农民世界的女性在婚姻规范和道德约束之下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在《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一书中，莱维以17世纪意大利驱魔师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故事为线索，重构了他所在村庄桑泰纳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强调底层社会中个人和家庭策略在地产经营、土地交易、权力运作以及权力继承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社会史的路径通常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探究个体自由意志的范围和性质，而个体的自由又反映了结构中潜藏的异质多样性。

　　与社会史路径相对的是文化史路径。这一路径主要借助象征性隐喻的手法建立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其理论来源是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可视作这一路径的典范之作。达恩顿与格尔茨都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两人还合开一门探讨历史与人类学的专题课长达二十余年。格尔茨对达恩顿研究的影响清晰地显现在他对屠猫这一历史事件的解析中。18世纪30年代，在巴黎圣塞佛伦街，印刷所的两名学徒工热罗姆（Jerome）和莱韦耶（Léveillé）对猫进行大肆捕杀，这其中就包括师傅家的宠物猫“小灰”。不仅如此，印刷工们还对杀猫之举进行了仪式化的表演，他们审判那些猫，为它们举行临终仪式，并最终在刑台上将其绞死。之后，这幅场景不断在印刷所中模拟重演，而且每次都会惹得印刷工们哄堂大笑。在达恩顿看来，“猫象征巫术、性欲和家庭生活”，而“模仿仪式对猫展开屠杀的用意是工人对老板同时进行审判、集体强暴和反叛”。屠猫是表面的，它实际表达的是“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的恨意：‘师傅爱猫，于是工人恨猫’”。这在象征层面上预演了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暴动。显然，达恩顿借用了格尔茨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由符号集结的意义之网。他将屠猫作为一种表征符号来解析近代法国底层社会的文化，通过对符号与象征意义之间的深度描述实现了历史叙事由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长期以来，这两种路径的践行者们就因构建宏观叙事方式的不同而争执不断。这种两派相争的局面在意大利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意大利史学界，以莱维为代表的社会微观史学派与以吉安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为代表的文化微观史学派之间呈现针锋相对的局面。前者倾向于以历史行动者的实践经验来寻求与更大历史单位的关联，他们批判阐释人类学的方法，认为公共符号和象征之间不存在一种均质的意义；后者反唇相讥，认为前者只会诸如实践这种硬邦邦的东西，而没有考虑到那些探究意义的历史学家的具体问题。这种无休止的纷争加剧了微观史学内部的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追求。大约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一些微观史学家试图跳脱出这种纷争，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微观史学最具挑战性的发展便是转向全球，同时这也是目前为止最能体现微观史学家宏观目标的一种研究取径。

　　在微观史学家中，最早明确提出将微观史与全球史结合到一起的是金兹伯格。2005年，他在《纬度、奴隶与〈圣经〉：微观史学的实验》一文中集中探讨了一位名叫让-皮埃尔·帕瑞（Jean-Pierre Purry）的加尔文教徒的早期殖民计划。通过帕瑞的案例，金兹伯格旨在“打破一些将微观史与理论分裂开来的思想障碍”，用以表明“一个随机选取的生命可以使统一世界的尝试及其一些意涵变得具体可见”。微观史学家取径全球史的做法与全球史学家试图修正“全球化范式”、寻求“自下而上”研究的趋向不谋而合，从而产生了一种被称作“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新历史。全球微观史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微观史的研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两部分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追随。一些微观史学家将视线聚焦于过去历史中具有跨界活动的个体或群体，追随其经历来理解和反思全球性的历史结构问题。他们的研究通常“没有固定的参考地点，而是根据所涉议题的动态变化在不同区域间穿行”。例如，戴维斯在《骗子游历记:16世纪两个世界间的一个穆斯林》一书中就追随16世纪的一位跨境者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的脚步，讲述他利用双重身份游走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故事。戴维斯利用瓦赞的个人经历探讨了跨文化的联系与认同问题。她笔下的瓦赞“具有双重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着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从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意大利学者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的《陌生人的熟悉度：近代早期的西班牙犹太移民社团、利沃诺和跨文化贸易》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式。特里维拉托以埃尔加斯和西尔韦拉两个家族的商业伙伴关系为焦点，追踪了近代早期一群西班牙犹太商人的活动轨迹。这些商人作为贸易中介不仅连接南欧和大西洋，还与里斯本的天主教徒和果阿的印度教徒建立了一个真正跨文化的贸易网络。特里维拉托发现，在这种跨文化的贸易网络当中，商人依靠的并非血缘、亲属或种族关系而是跨越集体身份归属类别建立的一种商业团结。

　　（二）深描。与追随的方式有所不同，深描主要是通过对历史参与者所处特定语境的深度分析来展现本土与全球的紧密联系，其研究对象大多长期处于某一固定区域而较少在全球网络中流动。这种研究方式又被称作“深远的微观史”（far-reaching microhistory），其研究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全球视野对处于其自身局部环境中的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影响。”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和德国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为此种类型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沈艾娣在其著作中深入考察了山西洞儿沟村三百多年的信教史，试图揭示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洞儿沟本是一个深居内陆的小村落，却因天主教的传入与全球的历史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演变模式与传统基督教史研究中“文化适应”的论调相背离。沈艾娣在语境的历时性变化中找寻地方与全球的互联，而多米尼克在语境的共时性重叠中再现了地方与全球的纠葛。他笔下的朱宗元处于一个多元且重合的历史语境当中。朱氏出生于明末浙江宁波的一个下层文人家庭，虽然终其一生未曾远离故土，但他的生活和写作超越了本土语境。他既是一名儒生又是一名天主教徒，同时从儒学与天主教两个思想世界汲取养料，他的书写属于晚明和天主教两个书籍市场。在朱宗元身上，地方史与全球史以一种繁杂的形式杂糅交织在一起。

　　（三）比较。除了前面提到的追随和深描，微观史学家还主张通过比较的方式将微观史与全球史连结在一起。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金兹伯格和戴维斯就尝试以比较研究来拓展微观史学的宏观维度。虽然两位学者在研究之初都无意为微观史学搭建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具有的跨境属性却在无形之中将其视线从区域引向全球。近年来，微观史学家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比较研究在微观史学向全球史学扩展中的作用和价值。2010年，戴维斯在一场题为“去中心的历史”的演讲中，就以比较研究的实例来说明在地方故事中应用全球视角的可能性。2011年，特里维拉托在对全球史时代微观史学出路的省思中，再次强调了比较研究具有的启发性潜力。到目前为止，微观史学家还尚未推出以比较方式展开的成熟的全球微观史作品，但这种研究方式的潜能和益处已得到广泛的认可。

三、微观史学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微观史学家从未忽视对宏观历史议题的关注，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他们都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而学界对于微观史学排斥宏观叙事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它的一种误读。至于微观史学为何坚持追求宏观叙事，则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理路所规定的。在此本文借鉴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的“语境论”研究法，回归到微观史学生发之时的学术语境中，再现微观史学家的动机和意图。唯有如此，才能对微观史学追求宏观叙事的思想根源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微观史学生发之际，西方学术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后现代主义盛行。这股思潮“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60年代则在思想与哲学园地发荣滋长，70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有学者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个被随意乱用的词语，其实际只是“多元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像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大师都信奉和推崇多元主义。怀特甚至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多元主义者，一个甚至准备在与历史知识有关的问题上背负激进相对主义标签的人”。

　　当时在人文学界，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思想导向。1979年，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C.布斯就以一种呼吁的语气说：“成为一名多元主义者，因为多元主义所服务的目的比任何可想象到的关于整个人类话语的全面而连贯的理论都更为重要。”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创刊于1974年、致力于人文学界跨学科交流的国际顶级刊物《批评探索》，将多元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其主编米切尔更是提出“辩证多元主义”（dialectical pluralism）的思想理念。米切尔富有洞见地指出，“辩证多元主义”既不同于“无目的的折衷主义”，也不同于“伪装的压制性宽容”，它的目标是“转变、转化或者至少是对任何关键性冲突中的利害关系有所澄清的那种交流”。这种新型多元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文化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因对立局面失衡而再次落入一元陷阱的情形。

　　对多元主义的追求在历史学内部也有所反映，这主要体现在当时的史学变革中。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在《叙事的复兴》一文中说道：“如果我的判断准确的话，那么‘新史家’向叙事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尝试为过去的变化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科学解释的时代宣告结束。”斯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史学发展趋势。正如伊格尔斯借斯通之口所道出的，“20世纪70年代观察和书写历史的方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中心信仰，即‘为过去的变化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科学解释’是可能的，已经被广泛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存在最为多变的各个方面重新产生了兴趣。”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场史学变革，这场变革带来了历史观念的彻底转变，单一的、线性的历史观念遭到抵制，一种新的“历史多元主义”（historical pluralism）的观念日渐兴起。

　　在这场史学变革中，曾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首当其冲。这两派史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倾向于以一种长时段的整体化模式来构建历史。此种研究模式虽然赋予了历史学以科学化的形式，却损害了历史原本的多元复杂性。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历史学对长时段结构的偏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例如，福柯就曾不无指责地说道：“思想史、知识史、哲学史、文学史都在寻求和发现越来越多的不连续性，然而历史学本身却在放弃突发的事件而倾向于稳定的结构。”他提出了一种断裂的、多元的历史时间观念，这给历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对长时段的概念展开反思性批判。只不过与福柯这样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态度，走上了一条米切尔式的“辩证多元主义”之路。法国学者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是较早倡导在历史学中确立长短时段新辩证关系的学者之一。伏维尔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一代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年鉴学派“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因此，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对长时段的遗产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伏维尔指出，“史学研究远不是只有长时段研究一条路可走”，短时段与长时段具有同等重要性，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之中。另据伏维尔观察，当时“史学研究的整个系列都为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辩证关系、为事件与长时段的相互作用所吸引”。

　　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是这场史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金兹伯格、莱维、格伦迪、波尼这些早期的微观史学家都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背景。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那种概括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感到不满。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历史学家同时也对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进行批判。他们指责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产生了一种抽象的、均质的社会史，尽管打着科学的标签，但它却没有血肉，无法令人信服”。正是在对旧有史学研究体系的反抗中，他们开启了微观史学的研究。

　　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家摒弃了整体史的研究范式，试图重新确立一种能够容纳多元存在的历史研究模式。莱维说：“微观史学试图构建一个更加灵活的概念模型，一个对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具有较少偏见的分类，以及一个拒绝简单化、二元假设、两极分化、僵化的类型和寻找典型特征的分析框架。”显然，这是对整体史研究范式的突破和修正。他们从一开始便为微观史学的分析规定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缩小研究规模，它可以在很多案例中重构‘真实的生活’，这在其他类型的史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它主张考察生活体验得以阐明的潜在结构。”通过这两方面的内容可知，微观史学的目标是塑造一种兼具微观维度（短时段/事件）与宏观维度（长时段/结构）的多元的历史类型。

　　其实，不唯意大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微观史学家们也都具有相似的研究愿景。例如，美国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戴维斯就主张“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宽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同样，作为法国微观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勒韦尔也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借用他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语言，而应该使用这种语言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指明方向。”德国微观史研究的先驱者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梅迪克看来，历史进程是双重构成，社会史研究要理解和展现“环绕的结构和‘主体’能动性之间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关系”。虽然他们的研究风格不尽相同，却都主张同时对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似乎验证了冰岛学者西古尔·吉尔菲·马格努森的断言：“所有的微观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取向，即建立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

　　微观史学家的研究动机和意图反映了他们对“历史多元主义”的追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追求的“历史多元主义”与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主张的“历史多元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预设的是“对过去的历史有许多同样合理的解释”，而后者假定的是“对过去事件（按照惯例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不确定领域有许多不同但却具有同等意义的构建”。从根本上来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多元主义”来源于他们对历史本体的不同认识。在微观史学家看来，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不再是单一的、连续的而是多元的、异质的。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叙事，每一个叙事的历史学家都是在进行虚构，由此带来了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多元的历史构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斩断了历史学家文本与过去的实在之间的所有认识论链条”，这就使得他们的历史多元主义因失去参照和衡量标准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金兹伯格和莱维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地批评和驳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持有的相对主义立场，其主要原因是“这种立场将史学降低到文本维度，剥夺了它的认知价值”。

　　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从人文学界到历史学内部，多元主义在当时的人文学术共同体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微观史学正是顺应这股思想潮流而产生的，它是多元主义学术语境的构成和反映。因此，追求多元性便成为微观史学的内在规定和要求，这就决定了它无法满足于单一的微观史研究而坚持对宏观历史叙事的追求。不过，微观史学家虽然追求多元主义，但终没有像怀特、安克斯密特或福柯那样走向一种极端。他们与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旗手们刻意保持距离，反对其推崇的相对的、破碎的“历史多元主义”。作为实践中的历史学家，他们从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出发，试图通过确立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恢复过去历史的多元复杂性。

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微观史学的到来，就有学者不断哀叹历史学正在走向一条“碎片化”的不归之路。这种看法包含着对微观史学的极大误解。不可否认，微观史学对边缘个体的关注确实给现有的宏大叙事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对宏观叙事的追求和构建表明这是走向新的历史综合的必然过程。实际上，以宏观目标为导向的微观史学并未造成历史学的“碎片化”。真正的“碎片化”恰恰来自对微观史学不甚了解的粗浅模仿，其主要表现是沉迷于个体经验的描述而丧失了对宏观历史结构分析的能力。就中国史学界而言，这种“碎片化”现象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学家若要走出“碎片化”困境，首先面临的是要走向哪里的问题。微观史学的宏观叙事无疑给学界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摒弃微观与宏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微观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打破了短时段与长时段、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建立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

　　其实，在当前史学界不只是微观史学在作这种努力，宏观史学亦是如此。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全球史学家越来越重视微观维度的历史。2005年，美国全球史学家杰里·H.本特利提出的“普遍的世界史”（an ecumenical world history）就有志于将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内容都囊括其中。2018年，英国全球史学家理查德·德雷顿和大卫·莫塔德尔在一场关于“全球史未来”的讨论中更是直接表明“一部有自我意识的全球史既不会忽略‘小空间’，也不会回避不连续的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和陌生感。”不唯如此，近年来全球史学家还与微观史学家进行持续性的对话。2016年，在威尼斯召开了以“空间之间：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8—2019年，在华威、佛罗伦萨和牛津又连续举办了三场相关主题的会议。2019年11月，在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史学刊物《过去与现在》推出“全球史与微观史”的主题增刊，将这些研讨会中的重要文章收录其中。

　　微观史学与全球史学日趋合流的事实告诉我们，单一的微观史或宏观史都不是未来历史研究的理想出路，未来史学将走向一种微观与宏观互补的综合性研究。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单一的、整体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已不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即便是支持长时段、大历史回归的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也将微观史与宏观史的融合视作未来历史书写的一个新趋势。他们呼吁：“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即短期分析和长期概述应该协同作业，以产生一种更为专注、灵敏和富有道德意蕴的综合性研究。”未来，历史学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多样的方式将微观史与宏观史辩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是其潜力之所在。

　　（作者简介：王超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4-24 09: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