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

　　1840年以来，中国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与以往任何一种严峻局面完全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史无前例地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使原先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的历史都被纳入到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不仅如此，现代性的权力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还为之布局了一种基本的权力关系，即支配—从属关系：“正像它[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这意味着，世界历史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来，并因此而使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普遍的历史性命运。海德格尔把这种历史性命运称为“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这种情形深刻地表明：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是历史的必然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

　　然而，尽管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现代化普遍地成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命运，但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其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其现代化的任务、进程与方式却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直至今天，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不仅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亚、南美以及非洲等各个区域的展开方式非常不同，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也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无论其展开方式是顺利的还是艰难的，也无论其表现形式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总而言之，它们都实际地采取着相当不同的发展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处在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中。正如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以及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乃是非常独特、非常具体的[2]770-772。如果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转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并把这种“超历史的”公式先验地强加给任何一个民族，就只会得出完全无头脑的荒谬结论[2]340-342。例如，在讲到俄国的道路时，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俄国也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而“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2]771。

　　由此可见，现代化任务的普遍性，只有通过每一个民族在其社会—历史中的具体性，才可能得到现实的展开和特定的完成。黑格尔就曾在哲学上论证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深入于具体之中并且能够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所以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黑格尔多次批评拿破仑说，这位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并且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种失败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3]。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开辟出来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其前进运动的，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起源或本质来历。离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独特道路和实际进程，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那种以抽象普遍性(实际上只是来自于近代西方的某种观念)来先验地强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设想与方案，不过是一些纯粹的梦想或幻觉而已，在哲学上不过是局限于“外在反思”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而已。马克思曾把这种设想或方案称为“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的虚假观念；而黑格尔则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称为“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并且在经历了多方的探索和尝试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特征最为突出地表现为：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同样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基础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革命才可能建立起来。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样的社会革命采取怎样的路径，在政治斗争上以何种方式展开，以怎样的激烈程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则完全取决于不同民族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因此英国1640年的革命和法国1789年的革命就是相当不同的。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来说，同样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如果说这一社会革命的定向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及历史环境来决定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在于：除非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否则这场革命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除非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将革命的领导权最终托付给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否则它就不可能完成其社会革命的任务从而为整个现代化事业真正奠基。

　　五四运动是一个突出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决定性转折。但在理解这一转折点时必须充分意识到：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般的观念(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或所谓“启蒙”)，而且是现实的历史运动(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需要充分把握住的是：在这一现实运动中正在展开出来的历史性趋势，因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

　　这种总体的历史性趋势是怎样的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就不能不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当五四运动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时，它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做好了准备。“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4]699-700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革命具有本质的联系，而中国革命又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即使是稍有识见的西方历史学家也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著中这样描述道：就像军阀制度与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一样，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并行不悖。“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指杜威在中国关于现代教育的演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的阳光照耀之下变得黯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自此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在现实起源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如果说，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最初是被动地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去的，那么，“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6]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展开为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前进运动，而且在特定的阶段上使这一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然而，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一进程至多只有偶然的、表面的联系)，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现实的历史行程中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而这样一种本质联系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又是唯赖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是唯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成为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

　　我们之所以要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能够被现成地给予的东西，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艰苦锻炼的过程才能被锻造出来的。在早期的“学徒状态”中，抽象的观点往往容易占据上风。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被恰当地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成抽象的原则来加以运用，特别是试图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遭遇到一连串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明显，这里导致挫折和失败的根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本身，也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是局限于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开始在武装革命的主题上摆脱了执着于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也就是说，才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要义是，深入地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并根据这一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来制定革命的纲领。

　　“农村包围城市”的纲领，说到底是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结合所要求的理论上的具体化，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一学说的“生命线”和“活的灵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依循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或原理的“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707。

　　这样一种根据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适用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不仅适用于为现代化事业奠基的中国革命，而且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完成现代化任务，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业化尝试，并且也相应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但是，通过这种学习所获得的关于现代化的外部理论和外部经验，只有经过必要的中国化，也就是说，只有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加以具体化，才可能具有真实的效准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从具体化的原则来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任务必须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加以确定，必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必须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历史性的实践来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大规模地、积极地开展出来了。毫无疑问，这一探索的成就是主要的，其意义是无比深远的。就像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963年的《文明史纲》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实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令人信服的成功——它在1945年还造不出摩托车，但现在已马上能够制造原子弹了。“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7]

　　不消说，正是这一历史性进展为新中国奠定了最初的工业化基础。同样不消说，在这一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曲折、失误和教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干扰了现代化任务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为了纠正这样的迟滞和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不仅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且“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8]。在这里得到明确体现的是：进一步重申并强调了我们所面临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并且尤为突出地要求将这一现代化建设任务同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探索，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其失误的教训，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中国只有最坚决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国只有从自身的现实或具体的国情出发，才可能真正推进并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由这一明确的立脚点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就是更高阶段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个历史性进程，而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由中国革命为之奠基，承续着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脉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而开辟出来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今天展现出怎样的历史性意义呢？为了充分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初，回到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回顾往事，最深刻的历史性记忆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人民的生活还很不富裕(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而当我们刚刚踏上漫漫改革之路时，世界社会主义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挫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普遍氛围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这次是被送进了坟墓，而《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最终破产了。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迎合了这种流俗的意识形态氛围。按照这部著作的观点，历史是终结了：它终结于现代性之中，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建制之中；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历史已不再具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虽说这种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的观点遭到了一些理论批评(例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但对这种观点的真正历史性反驳，却来自中国：一支现实的、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生机勃勃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它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强有力地推进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说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那么这条道路迄今大约40多年的发展，或许可以简要地概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广阔实践中，概括在这一目标的提出、展开、深化和实现的历史性进程中。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它同时也被明确规定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回顾这40年来的发展进程，大体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困，以及作为并联式过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不可能历史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就不可能在这一新发展的基础上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作出充分的历史性估量。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获得了相应的历史纵深，而且尤其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已经抵达新的“历史方位”。因为只有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之上，我们才能够获得清晰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才能够依照真正的历史性来评估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代世界来说的非凡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以下三重意义。

　　第一，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第二，它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积极创新和发展壮大，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决定性地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拓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积极前景。

　　第三，它对于人类整体发展来说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它敞开出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领域，它拓展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新选择，为人类的整体发展和整体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6]

　　由此可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才会在对我们民族自身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开始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意义是在何种程度上并具有何种性质呢？回答是：它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在黑格尔大体规定的那种含义上来使用的。它意味着：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正像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愈益加深的本质联系一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现代化事业，已经开始建立起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世界历史之未来走向的本质联系。正是由于这种本质联系，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才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基本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极大地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且不断地展现出它正在积极生成的全新内涵。从社会—历史的现实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从发展的方向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9]。如果没有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如果没有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现代化成就，并通过这样的成就在发展进程中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虽说在现代化的一般观念中，某些共同点是确实存在的，但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任务和道路来说，其现实性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即使是西方原生的现代进程，同样是在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如果抹杀这一现实基础本身的具体性，而是试图把来自近代西方的抽象观念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其他民族，那么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完全无头脑的主观幻觉罢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历史性联系。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德、法等的现代强国，那么，这一发展就不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毋宁说，它只是作为某种特例、某种表征而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范围罢了。只有当特定的历史性进程在消化和吸收现代性成果的同时，能够超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积极地展现出来。

　　按照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必定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规定。第一，完成现代化任务，从而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并会“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所以马克思在讲到俄国革命的时候说，根据俄国具体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它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是多重的——可能走这条道路，也可能走那条道路，但是，无论它走哪一条道路，都必须能够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第二，扬弃并超越现代性本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依然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从属于这一文明的本质规定，因而就不可能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并从而展现新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马克思非常严格地把扬弃了现代性本身的人类文明形态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

　　自黑格尔将历史性引入哲学以来，特别是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开展出真正的历史性批判以来，将现代文明——以现代性为本质—根据的文明——看作是永恒事物的观点(并因此“祝福它的永垂不朽”)，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马克思的学说所要表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的事物(“历史的过渡形式”)；而只要它是历史的事物，就有它的出生和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和文明贡献，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无非意味着：揭示其历史的前提并把握其历史的界限，从而历史地肯定它并且也历史地否定它。这种批判绝不是一味的否定(如阿伦特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批判家中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肯定最多的人)。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指出了“资本的文明的一面”，而且突出地强调，对于现代性的任何一种积极扬弃，都以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基本前提。因此，就历史的肯定方面来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就历史的否定方面来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包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限度；而当世界历史的进程抵达这一限度，从而展现出新文明形态的现实可能性时，旧的形态就必然要被新的、更高的形态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84。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这一现代化进程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突破并超越现代性本身。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以便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向着未来的历史性筹划(未来筹划)。首先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作为未来筹划清晰地表明：第一，它是高度现代化的，它要求充分而全面地实现现代化；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也就是说，是以扬弃现代性本身为定向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通同一体，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本质的联系。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战略目标即未来筹划上，中国式现代化在持续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正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道路。

　　不仅从战略目标上来讲是如此，而且在我们当今的历史性实践中，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关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诸多理念和要素正在积极地生成，正在我们眼前到处呈现出来。举例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只有在突破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本身时，才真正成为可能；“共同富裕”的理念，只有在超越马克思所谓“犹太精神”或“犹太本质”(唯利是图)的现代性原则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同样，“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在突破并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现代性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时，才可能得到整全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文明互鉴”也只有在现代性的权力所设置的支配—从属关系被突破、被超越的地方，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并迎来它的繁花盛开。事实上，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亦是如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更是如此。

而所有这些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无非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开展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仍然必须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动其现代化进程，那么，这一进程同时也将更多地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因此，在我们向着未来筹划的历史性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就意味着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开辟出来的，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其历史性的展开过程中，将建设性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和展开，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成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积极变量，使得我们能够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地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且还在于它积极地开启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境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使得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能够为人类作出更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