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进一步深化对红旗渠工程的学术性研究

　　红旗渠原名引漳入林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 10 年。该工程开工之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即派《红旗渠》电影纪录片摄制组跟拍，留下了大量影视资料，《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曾先后发表大量有关红旗渠的通讯、报道。从1966年到1978年，出版的与红旗渠有关的史学著作有近10种，就学术含量而言，应该以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编写的《红旗渠》和林县革命委员会编著的《红旗渠工程技术》 两部书最有价值。前者虽然标明是“地理知识读物”，但因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专业知识。有些内容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如林县全年降水量比邻近的安阳多120.8毫米，蒸发量则比安阳少 417.7 毫米，从理论上讲不应该缺水，事实上却极度缺水。造成缺水的原因，一是降水集中，水土流失严重；二是地下断层多、裂缝多、溶洞多，致使地表水大量漏失。后者则对红旗渠的规划、总干渠和干渠等工程的测量、设计、放线、施工，支渠、斗渠、水电站配套工程的建设，炸药、石炭、水泥等工程材料的制造以及施工管理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保存了各种渠线的设计方案和测量、设计、施工的数据。

　　之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关于红旗渠的研究一度受到冷落。20世纪 80 年代在修撰《林县志》过程中，有关人员打破思想禁锢，在书中分专编对红旗渠做了系统介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0 年以后，红旗渠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从1990 年到2019年，出版的与红旗渠有关的史学著作有30余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红旗渠志》和郝建生等合著的《杨贵与红旗渠》。《红旗渠志》在结构上用编、章、节编排，分门别类对红旗渠工程建设、英模人物与模范单位、灌区管理、红旗渠精神等内容做了系统介绍。该书从1991 年 12 月开始撰写到1995年成书，历时三年，其间七易其稿，并送请有关领导和参加过红旗渠建设的部分老干部审阅，出版前又请河南省地方志协会会长杨静琦审改。书中所用资料均来源于档案文书、史志典籍和重要口述资料，载入的有关建设数字均经过查照审核。《杨贵与红旗渠》一书，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走访了原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的许多战友、同事和当事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杨贵奋斗的一生，尤其是介绍了红旗渠建设的整个过程，披露了许多珍贵资料。

　　在学术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红旗渠”为篇名的文章有 804 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红旗渠”为篇名的文章有 286 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红旗渠”为篇名的硕士学位论文有 42 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红旗渠工程和红旗渠精神做了考察。

　　目前学界对红旗渠研究的热点聚焦于红旗渠精神。在红旗渠建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红旗渠精神这一提法。1990 年是红旗渠通水 25 周年，借举办纪念活动之机，中共林县县委和县政府于当年3月20日专门做出了《关于宣传、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的决定》，指出：“红旗渠精神，就其本质性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是对红旗渠精神最完整的表述。中共林县县委和县政府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共安阳市委和市政府、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肯定。中共安阳市委和市政府向所辖各县、区、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各机关转发了中共林县县委和县政府的这一决定，号召“深入开展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的活动”。

　　为了把弘扬红旗渠精神落到实处，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决定，从 1990 年开始，在全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作为农业战线的最高荣誉，每年评比一次，对获得奖杯、奖牌的市、县，由省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到2010 年，此项竞赛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20 年，共有144个（次）市地、537个（次）县市区荣获奖杯，175 个（次）县荣获奖牌，1578名（次）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受到表彰。红旗渠精神在河南省得到广泛宣传，相关研究也次第展开。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804 篇以红旗渠为篇名的文章中，讨论红旗渠精神的文章有369篇；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286 篇以红旗渠为篇名的文章中，讨论红旗渠精神的文章有 150 篇。

　　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宣传性的成果多，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要少一些，或许可以说，红旗渠研究至今未能引起党史和国史学界的应有注意，中国社会科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几大主要学术刊物至今大多尚未刊发过相关研究论文。第二，在宣传方面，红旗渠不仅全国闻名，而且走向了世界，但在学术研究方面，红旗渠至今主要被作为一个地方个案来看待。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红旗渠为篇名的 804 篇文章中，相当一部分刊发在安阳市或河南省创办的刊物上。因此，红旗渠研究要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要想推动红旗渠研究走向深入，首要工作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史料建设。在各种红旗渠建设的文献史料中，档案史料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有关管理部门人员介绍，目前保存在林州市的红旗渠档案史料包括文书、科技、声像、实物等不同门类。这些档案史料分散保存在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政府、林县水利局、红旗渠管理处四个全宗内。

　　保存在中共林县县委全宗内的主要有：红旗渠通水典礼大会议程、须知；杨贵等人在庆祝红旗渠通水典礼大会上的讲话；红旗渠建设英模会、水利英模名单、水利英模发言；引漳入林工程动员令、誓师大会、施工方案、工程简报；红旗渠建设基本情况、几组基本数字、工程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引漳入林工程总干渠示意图；红旗渠施工除险队登记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因公致残管理条例；红旗渠使用权协议书、石城公社开渠引水闹事报告；红旗渠引水工程调查报告；时间从 1960 年到 1966 年。

　　保存在林县人民政府全宗内的主要有：林县、壶关县两县处理弓上水库淹没区协议；林县、平顺县两县关于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红旗渠工程用水意见；时间从1961年到1962年 。

　　保存在林县水利局全宗内的主要有：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施工计划、施工设计书；引漳入林工程财务管理、工程预算、基建投资、查勘费用；红旗渠工程简介；红旗渠工程查勘报告、总干渠加固示意图、灌区渠系配套图、渠道断面图；移民情况、人员编制；水电站设计、电气主结构线图、工程示意图；时间从 1960 年到 1980 年。

　　保存在红旗渠管理处全宗内的主要有：引漳入林党委扩大会议文件及筹委会名单；红旗渠原始大事记、引漳入林总指挥部会议记录；引漳入林工程方案、请示、设计书、简报、勘测纪要、工程预算表、施工管理；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因公致残抚恤金、处理条例、药费管理办法、民工生活安排情况、安全生产条例；引漳入林工程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干部统计、水利英模名单；红旗渠工程布置图、工程设计图、纵断图、水源示意图、施工图；红旗渠工程数量计算、红旗渠工程水利水文计算；经纬测量、导红侧角、测流；渡槽、地形测量启示；红旗渠工程验收报告、竣工总结；红旗渠工程防汛方案、汛期修复、用水规划；红旗渠纪念亭碑文说明；红旗渠灌溉面积统计表；水库移民安置；时间从 1960 年到 1971 年。

　　从当年参加红旗渠查勘的部分技术人员撰写的回忆文章可知，1963年春天，中共林县县委和安阳地委向河南省委报告，要求将红旗渠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曾派技术人员现场查勘，并形成了《河南省引漳入林红旗渠灌溉工程查勘报告》《红旗渠设计任务书》《总干渠工程地质编录报告》《红旗渠灌溉工程规划设计书》等文件，红旗渠工程因此于 1963 年12月正式纳入国家基建项目。由此看来，在河南省水利厅和国家水利电力部还应该保存有部分档案资料。

　　目前出版或公开的红旗渠档案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电影纪录片《红旗渠》。该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1970年12月公开放映。这部纪录片后来成为公认的关于修渠状况的权威影像，许多人就是通过这部纪录片直观地了解红旗渠的。1974 年 5 月，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时，曾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携带包括《红旗渠》在内的10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当时放映的第一部纪录片就是《红旗渠》。二是河南日报社编的《红旗渠图片集》。红旗渠动工之初，河南日报社就派记者到建设工地采访、拍摄照片。该书收录的90多幅图片就是河南日报社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等人拍摄的。三是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林县水利局、林县档案局编辑的《红旗渠》。这是一部档案资料集，近30万字，收录了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文件、技术资料和若干照片，但对此后支渠配套工程中的资料均未收录。以上影视、图片和文献资料的出版发行，对宣传红旗渠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要根据这些资料来展开对红旗渠的深入研究明显不够。

　　在报刊资料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起，有关部门每年都要把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红旗渠的文章汇集成册，存档保存，一直到80年代，但未见公开出版。近年来随着数据库的发展，这些文章基本可以找到。从各种已经披露的文献资料和影视资料可知，当年参加红旗渠建设的部分决策和管理人员写有日记，这些日记还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

　　在口述史方面，2004年林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一本《红旗渠精神代代传》，其中收录了杨贵、李运保、李广平、刘银全等当年决策或参与管理的部分人员的回忆文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惜篇幅较短，内容单薄，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与此同时，当年宣传的红旗渠英模所剩无几，当年参加红旗渠建设的 30万大军，仍然在世的仅3万余人。目前一些研究者和民间人士正在试图抢救这些口述史料，质量如何尚有待检验。

　　要想进一步推动红旗渠研究走向全面、深入，必须把这些档案史料、报刊资料、私人日记和口述史料挖掘、整理、出版，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

　　红旗渠上马的时间是1960年2月11日，但该工程方案的提出则是在1952 年。它主要是当地群众与大自然长期抗争的必然结果。

　　据时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后来回忆，1952年5月他任十一区（任村区）政委不久，县里通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接到通知的次日，他到盘阳村和农民代表卢庆祥商量后写了“引漳河入林灌溉土地”的提案。会议期间，他们不仅把提案交给了大会提案委员会，还在一个晚上同省劳模成百福一起去找县长杜清旺，汇报任村区干旱缺水情况，重点谈了盘阳村守着漳河种旱地和因缺水村民上吊的事，“我们几个都哭了，杜县长也噙着泪水握着我们几个人的手说：‘你们回去休息，我向上请示，就是为此事丢了这个二斤半，也要为老百姓办办这件好事，否则还算什么父母官！’”事后才知道，杜清旺违反组织原则，越过当时的平原省政府，将“引漳河入林灌溉土地”的请示直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后来政务院将请示批转给平原省政府， 平原省政府又批复给林县县政府。批复的大致意思有两点：“一是说政务院和省政府准备帮我们‘引漳入林’，二是批评林县县政府将‘请示’直呈政务院周总理是违反组织原则，应认真检查。”杜清旺是否因此事受到处分不得而知，但这个请示应该给周恩来留了深刻印象，否则作为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对一个山区县级单位的水利建设给予长时间的关注。也正因如此，1960 年 2 月，中共林县委员会在公布的《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和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在发出的《引漳入林动员令》中一再重申：“引漳入林是全县群众的迫切要求，1952 年林县党组织即提出这一工程，因此，在群众思想上影响很深”，“酝酿也非常成熟”。

所以，从时间上看，虽然引漳入林工程的兴建和“大跃进”有一定重合，但它主要是当地群众与自然长期抗争的必然结果。

　　林县人民围绕水资源与大自然斗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元至元五年（1268 年），知州李汉卿曾组织群众开凿长达 10 多公里的桃源渠，导天平山水，自县城西南引入城壕，“人汲甚便”；明弘治十七年（1504 年）提学副使王勅组织群众开凿长达10公里的永利渠，自县城北面引黄华山水入城壕，两水相会后取名“广会泉”。二渠自建成后，屡废屡修。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知县谢思聪组织群众开凿一条长 9 公里的洪山渠，引洪山寺附近山泉入辛安村池内，渠宽二尺，深三尺， “皆石为之，每逢沟堑则叠石为桥，凿道于桥之中”。清康熙四十年（1701 年），生员王珝组织群众开凿长 7.5 公里的公利渠，引桃源后沟黑龙潭水入下庄村池内，渠成之日，“远近相庆，汲取若市”。以上四渠，加上县西南的永惠渠，到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五渠各设渠长，春融督浚。因源细易涸，夏秋之交，雨则水旺，旱则水消，所以仅供民间汲饮，无法灌溉农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太行第七军分区和林北县政府亦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群众修渠引水。1942 年林北县大旱，中共太行第七军分区司令皮定均和第七督察专员艾大炎为带领根据地人民渡过灾荒，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领导群众修建了长3.5公里的爱民渠，引淅河水灌溉土地。1944年，林北县也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群众修建抗日渠，引露水河水浇灌土地，因受条件限制，此项工程只完成不到计划的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县人民修渠引水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止。1951年，该县城关区政府领导群众扩建了桃源渠，改名为爱国渠，除解决沿线群众的吃水外，可灌溉耕地5000余亩。同年，中共合涧区委动员群众修建6公里长的建设渠，可灌溉耕地 2000 亩。1952年，当地群众对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爱民渠重修扩建，扩大了浇灌面积。同年，任村区桑耳庄群众在县区干部和省劳模的带领下 ，修建了长 3.5 公里的瓦管渠，将山泉引入村内，并分片安装6个自来水龙头，解决了380户村民的吃水问题，一度轰动整个平原省。1953年，河顺区马家山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把村西山沟里的泉水引进村，解决了全村的吃水问题，并可浇灌50多亩耕地。1955年，中共林县县委积极推广桑耳庄和马家山的治水经验，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治山治水高潮。随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则为这种治山治水活动提供了人力和物力资源。同年10月，中共林县县委组织临淇、泽下、茶店三个区群众开工修建淇河渠，1958年2月竣工。淇河渠包括淇南、淇北2条干渠和9条支渠，2条干渠总长44 公里，9 条支渠全长近62公里，可灌溉耕地 7.8 万亩。

　　1955年 11 月，中共林县县委组织任村区群众兴修天桥断渠，引漳河水灌溉土地，1958 年 5 月竣工。天桥断渠全长 17.7 公里，可灌溉 5 千多亩耕地。1956 年春，中共林县县委利用争取到的16万元资金，组织淅河流域9个乡群众修建淅河渠，因地质复杂，工程艰巨，5 个月后资金用完而被迫停工。1957 年 12月，淅河渠再次上马，并改名英雄渠，1958年5月1日竣工。英雄渠干渠长12.7 公里，5 条支渠总长达200多公里。1957 年 11 月，中共林县县委组织任村区群众继续修建抗日渠，1958年5月竣工，完成后的抗日渠全长26.5公里，可浇灌7000亩耕地。除此之外，当地群众还修建了要街、弓上、南谷洞、石门等中型水库。到 1959 年底，全县先后建成中小型渠道 1364 条、水库 36 座、池塘 2397 个、旱井27120眼、活水井5652眼、引山泉 650 个，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20.1 万亩。1959年夏季林县大旱，境内主要河流全部干涸，造成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林县县委决定向境外寻找水源，因此才有后来的引漳入林工程。所以说，红旗渠的修建是当地群众与自然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当然，红旗渠工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1960年 2 月，中共林县县委在《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曾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视为修建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不过，在该工程所蕴含的时代特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党的领导、军事化管理和群众路线三个方面。

　　引漳入林工程是在中共林县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指挥系统的领导均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担任，在民工中也建立有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起 着模范带头作用。中共林县县委在《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就明确指出：“完成这一任务（指引漳入林工程——笔者注）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加强技术指导，大搞技术革新，组织高工效、高质量竞赛，做好 一切物资供应和交通、邮电等工作。”党的领导被摆在了第一位。该方案还明确规定：“为了保证引漳入林工程按期、按质、按量完成，必须建立党委会，加强统一领导，并建立团委会、妇联会各级组织机构，都要上下对口。”也就是说，在引漳入林的民工队伍中，党、团和妇联组织是成建制存在着的。1960 年 3 月6日，在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杨贵在报告中明确要求“工地建立起党支部、团委会、妇女组织，发挥组织作用”。3 月 10 日，林县引漳入林工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加强工地政治思想工作，所有党员、干部在工程上要进行分段包干，一包到底。”可以说，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和组织无处不在，党员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由于人民政权是通过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过战火的洗礼，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建设工程在组织实施方面都带有鲜明的军事化特征。不过受当时形势的影响，相对而言，引漳入林工程的军事化特征要更明显一些。如县里成立的引漳入林总指挥部设政委和总指挥、副总指挥。以公社为单位成立分指挥部，下设营、连、班战斗单位。1960 年 2 月 10 日，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发出的《引漳入林动员令》中即命令：“全部民工共计 10 万人，第一批2万人，一律于明日（11日）一早动身，自带行李、干粮和工具，除较远的地区外，统于当天晚上到达工地……各分指挥部营、连、班等一律按以上地点自行整车前往，不得在时间上和人数上有误”；“大军进入工地，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工地制度与秩序，服从组织分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任何人不得闹分散主义”，并要求所有民工都要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努力，冲锋陷阵。工地民工与住地群众要互相团结，搞好关系。后勤保障方面，为保证来往运输人畜车辆不受困难，在林县城、姚村、任村、盘阳、河口等地都设立了类似兵站的服务站。为保证引漳入林工程如期按质按量完成，中共林县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前后方要密切配合；各公社、大队、小队要在安排好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认真抽调精兵强将上阵，组织青壮年男女投入工地前线；各部门、各单位、各行业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作支持，不论抽人调物资，均不得有本位主义。甚至施工方案的调整，也明显受军事指挥原则的影响。

　　1960 年 3 月 6 日，杨贵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的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全线开工，战线拉得太长，不便于领导，容易影响工程的速度和质量。为了留有余地，加快速度，保证质量，用事实调动群众的修渠积极性，我们应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段段突击的方法，把水渠分成两期工程来进行。第一期工程，先集中力量完成渠首至河口的一段，就是在山西省境内这一段；第二期工程，完成河口至坟头岭这一段。”这次施工方案的调整，对红旗渠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82年，任职于国务院“三西”贫困地区建设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贵在甘肃考察时，专门看了与红旗渠几乎同时开工的陇中洮河大渠。当时由于全线开工，该工程不久便全线下马。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重新开工，整整耽误了20年时间。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所谓群众路线即前文提到的“管理民主化”。中共林县县委在公布的《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苦钻苦干，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搞不好的事情。”在这里，“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并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而是有具体的制度保证，这个制度就是在建设工地设立的引漳入林工程全线工人代表会议。目前对这一代表会议的创立和设置经过尚不清楚，但对这一机构行使权力的过程却有记载。1960 年 3 月10日，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了引漳入林工程全线工人代表会议，到会正式代表 182 名（其中男代表 148 名，女代表 34 名），列席 53 名。当天会议曾就3月6日杨贵在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展开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正式命名引漳入林工程为红旗渠；将整个工程分为两期来完成；迅速定好渠线；做好备料工作；物资供应要及时；认真贯彻党的“三主”治水方针（即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笔者注），勤俭办水利；建立安全组织，保证施工安全；大抓技术改革，生产责任制两配套；严格工程质量；开展竞赛，广树标兵；加强工地政治思想工作，所有党员、干部在工程上要进行分段包干，一包到底。这些决议通过后，要求各分指挥部、营、连、班以及所有民工坚决贯彻执行。

　　1952 年，杜清旺违背组织原则，越过中共平原省委将“引漳河入林县灌溉土地”的请示直呈周恩来时，其初衷是为了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在政务院批转给平原省政府、平原省政府又批复给林县的文件中有两点意思，其中之一是：“国务院和省政府准备帮我们‘引漳入林’”。此事虽然由于平原省撤销而不了了之，但中共林县县委和广大群众并未等靠，而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治山治水。

　　1959 年准备兴建引漳入林工程时，中共林县县委也曾经希望在经济、物资和技术上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 11 月 6 日在给中共新乡地委、河南省委的《关于引漳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中明确表示：“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是一项灌溉、发电、航运、工业用水的综合开发工程……由于工程浩大，涉及面广，技术性较为复杂。为此， 请示上级在经济、物资（钢材等）和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持”。但新乡专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就关于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一事给林县水利建设指挥部的通知中却说：“关于你县计划兴修引漳入林工程，经研究同意你县兴建，并根据你县财力、物力、人力分期进行，如力量不足，确有困难，不好克服，应量力而行。”也就是说，引漳入林工程可以兴建，但上级部门不可能在经济、物资和技术上予以支持，县里只能量力而行。因此，1960年1 月16日，林县人民委员会在给新乡专署并河南省人民委员的《关于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请示报告》中就不再提上级支持一事，而是强调“我县群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水利建设大军，都在待命出发，开往引漳入林工地，力争在1960年汛期前完成”。这等于是说，即使上级部门在经济、物资和技术支持不足，林县也会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气可鼓而不可泄。1960 年 2 月 7 日，中共林县县委在公布的《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并没有过多地提及困难，只是在描绘了引漳入林工程完成的远景后写道：“美好的远景坐等不来，它靠我们勇敢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去实现。”在随后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发出的《引漳入林动员令》中也只是强调：“引漳入林是彻底改变林县面貌的决战工程”，“是一桩很艰巨的工程”。直到3月 6 日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的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杨贵在报告中才特别谈到

　　“自力更生，勤俭建渠”问题。他指出：“引漳入林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只有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建渠任务。我们要清楚，单纯依赖国家是不行的。我们还要懂得全国富强是由各省生产搞好组成的，全省生产搞好，是由各专区、各县搞好生产组成的，如果都要依赖国家，国家的粮、钱从哪里来呢？在建渠中，—切都要本着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办事，人力、技术、物力、财力，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来解决，决不浪费一分钱、一分民力，靠人民群众的双手，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杨贵的这一倡议，在 3 月 10 日召开的引漳入林工程全线工人代表会议上，经过与会代表的讨论形成如下决议：“认真贯彻党的‘三主’治水方针，勤俭办水利。首先，应充分发动全体民工开动脑筋找窍门，广开勤俭节约门路。在放炮上要选好炮眼，打深适当装药，磁好口，大放松动炮，并本着节约精神，大力推行食盐、牛粪等代用品的先进经验。在生产中要节约时间。在工程上保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开动脑筋，只要在6月上旬能钻通的洞子，要钻通，不仅可省工、省料，而且渠道好护，减少流程，扩大纵坡。在烧石灰上大推合涧高空砌窑每斤煤烧 5 斤灰的经验。总之，要克服一切浪费现象。”所以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有落实的具体措施。

　　当然，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不讲究科学，更不能无视技术人员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广大技术人员的支持，要完成红旗渠这种大型水利工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档案记载，红旗渠至少经过三次测量。第一次为引漳入林总干渠选线测量。1959 年 10 月，中共林县县委决定兴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后，立即组织10名水利技术人员身背干粮，携带测具，徒步奔赴山西省平顺县浊漳河南岸的侯壁断、赤壁断、耽车、辛安等地察看水源，并对选择的这4个引水地点进行了初步测量， 经过2个月的苦战，测出渠首至坟头岭两道渠线。这次测量尽管测法粗放，却掌握了渠线的大体长度与控制点（渠首、坟头岭）的相对高差，并沿线布置了水准标点，为后来总干渠定线测量和设计提供了重要资料和依据。第二次为总干渠定线测量。1960年2月初，中共山西省委同意林县从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水后，为适应施工要求，中共林县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全县水利技术人员，分成7个测量小组，历时6天，分段对总干渠全线进行了测量。此次测量除全线明渠测量桩点约 2000 个外，还测量放线长短隧洞42座，以及大小渡槽、排洪桥、路桥等建筑物，从而为引漳入林工程设计施工取得了科学依据。第三次是对三条干渠进行测量设计。1960年9月20日，中共林县县委发布红旗渠测量工作方案，决定从9月21日开始集中一切技术人员，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对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全部进行测量设计。测量方案总的要求是，将红旗渠总干渠、一干渠、二干渠、三干渠的渠线和大小建筑物的位置，逐段逐个定好，设计出施工土石方数和工数。

　　红旗渠的规划设计关系到整个灌区的灌溉效益、工程造价和管理养护等问题，此项工作同样离不开广大技术人员的参与。从1959年10月准备兴建到 1965 年10月，省、地、县水利部门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同林县人民一道，不畏艰苦，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认真细致地勘测、规划和设计工作，先后共编制施工安排、施工须知、工程规划要点和规划设计书等15本文件资料，为红旗渠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整个工程设计工作分前后两期进行。前期自 1960年2月至1961年8月，以林县水利局技术员吴祖太、商国富为主，编制了 6 本设计、施工文件资料，参加设计的技术人员先后有林县水利局吴祖太、商国富、石有章、卢公亮，新乡专区水利局赵庆先等。后期自 1963 年2月至1965年10月，由河南省水利厅、安阳专区水利局、林县水利局联合组成红旗渠勘测设计组，先后编制有关规划要点、勘测报告、设计书等 9 本文件资料。参加设计的技术人员先后有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李国堤、顾加典、张效哲等27人；安阳专区水利局刘鹏南、王兴亮、张研周等11人；林县水利局商国富、石有章、李生渊等 15 人。三方技术人员加起来达 53 人之多。

　　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在后来的宣传过程中，较多地宣传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相对忽视了广大技术人员的贡献。对此，杨贵有过深刻反省。1993 年，他在谈到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时认为，建渠之初因缺乏大规模施工领导经验，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施工安排也不够周密，出现了一些伤亡事故；在宣传方面，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土法上马”宣传的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宣传不够；在红旗渠效益发挥上，当时提出要“长藤结瓜”，大搞蓄水工程，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矛盾，但抓的力度不够，蓄水工程少，效益差。最后他表示，当我们用到红旗渠水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献出了聪明才智的各级工程和技术人员”。将宣传工作上的失误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伤亡事故、渠水使用效益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此事在其心目中的分量。后来出版的《红旗渠志》等著作对技术人员的贡献都做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同样，强调“自力更生，勤俭建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饿着肚子搞建设。中共林县县委和总指挥部从引漳入林工程开工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工地民工的生活问题。当时在总指挥部下设的一室七股中，至少有两个股负责民工的生活保障：第一个是劳调福利股，在其五项任务要求中，除了做好劳动调拨工作和保证民工质量外，其他三项是：调剂好民工生活，保证民工吃好、吃饱、吃省，在住室方面，搞好防寒、防风、防雨、防潮工作，保证民工身体健康；搞好整个民工的其他一切生活福利事业；要在林县县城、姚村、任村、盘阳、河口，分别设立服务招待站，解决好来往民工的吃、休、住等问题。第二个是粮食供应股，其任务要求是：保证全渠民工的粮食、蔬菜、油盐、煤等供应，并做好粮食加工、粉碎工作；要在沿线分别建立粮食供应站；解决全渠每天一切物资所需经费开支。这些规定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要具体落实下去，并且有人检查和监督。1960 年 3 月6日，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前，杨贵到工地查看工程进展情况，沿路看了几个食堂，认为“工地生活搞得也很好”。不过在会上他仍然强调：“要叫民工睡好、吃好，这是个重要问题。”杨贵的这项建议在随后召开的林县引漳入林工人代表会议上，经过与会代表们讨论形成如下决议：“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生产、生活一齐抓，把生活调剂好。在供应标准内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查，保证吃好、吃饱、吃省，吃得干净卫生”，并要求各分指挥部、营、连、班以及所有民工坚决贯彻执行。

　　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和林县引漳入林工人代表会议如此重视民工的生活，当时民工们的生活待遇如何呢？在中共林县县委公布的《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曾经提到过：“大突击时，按照上 10 万劳力计算，每人每天吃 1 斤粮食，1.5斤菜，烧1斤煤，10万人每天需35 ”。这从一个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指挥部准备给予民工的生活标准。另据杨贵后来回忆，当时吃饭是民工自带口粮，不足部分由集体储备粮补足，县里每工日补2毛钱生活费。当时各地正在办食堂，民工自带口粮应该是各社社员的平均口粮，县里又能补助多少呢？据后来的史料披露，各年补助情况略有不同。具体说来，“1960 年 2 月到 4 月，干部补 1.5 市斤，民工补 2 市斤；1960年5月到8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8市斤；1960年9月到10月，干部补0.8市 斤，民工补1.2 市斤；1960年11月 到1961年5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5市斤；1961年6月到1966 年5月，干部补1.2市斤，民工补1.8 市斤。”林县为“修建红旗渠共从集体储备粮中补贴了839.8万公斤”。当时国内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什么此时引漳入林工程敢于上马？后来通过披露的史料得知，1958 年“大跃进”时，中共林县县委没有跟风浮夸，悄悄攒下了3000多万斤粮食和近300万元资金，为兴建引漳入林工程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后来林县还曾外调 1000 万斤粮食，支援灾区。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林县县委并未因此受到批评或处分，反而因外调粮食支援灾区得到中共河南省委的肯定，事后由省里拨出200万元资金支持红旗渠建设。

　　红旗渠精神是目前红旗渠研究的热点，但是如何把红旗渠精神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或许，将红旗渠精神与地方文化结合起来考察会有新的收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林县人民曾经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包括孙占元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栗振林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以及“上甘岭特功八连”连长李保成等在内的上甘岭英雄群体 ，红旗渠建设群体，“四有”书记谷文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果稍加留意，可以发现，这些人大多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基本上是一代人。为什么一代林县人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这和地方文化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林县位于河南省西北角，隔太行山与山西省平顺县、壶关县相邻，隔漳河与河北省涉县相望。历史上，自西汉设县以后，林县在行政区划上多归位于东南地区的州、郡统辖，但在气象和方言使用方面，却与河北省武安、磁县、邯郸更为接近。太行山作为一道天然屏障，本应成为林县与山西交通的障碍，但历史上林县人在迁徙方面与山西省的互动，要远远超过与河北省和河南省其他地区。

　　据王泽溥等纂辑的《重修林县志》所载：“林县地狭人众，近年生齿日蕃，地价日贵。山石尽辟为田，犹不敷耕种，贫民相率赴晋垦荒，旧属平阳、泽、潞各县，盖无处无林人云。”现在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下辖的林移村，全部居民均为林县移民。现在安泽县的秦壁村，林县移民占到 90%，在安泽县的杜村和英寨村，林县移民均占到 80%。当然，历史上并非只有林县人向山西迁徙，许多林县人本来就是明初以来陆续从山西迁来的。如茶店乡大峪村，是由明初从山西省长治大峪迁来的村民立村的。城郊乡魏家庄，由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从山西迁来的魏国才立村。姚村乡西丰村，由明初从山西省潞城县南陶村迁来的郭七立村。直到晚清时期，林县的商业仍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县境商业，旧时皆操之晋商之手，泽、潞间人尤多。”可惜学术界至今未对这一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因位于豫、晋、冀三省交接点上，所以在中华文化这个大家庭内，林县在亚文化类型上呈现一种多元混合状态。当然，这种多元混合状态并非简单的拼盘，而是在长期的共存过程中得到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文化。

　　有学者曾经指出：“人类学家应当对在各种文化中发现的全部习俗感兴趣，其目的在于理解这些文化变革和分化的来龙去脉，理解这些文化用以表达自身的不同形式，以及任一部族的习俗在作为该成员的个体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要了解林县地方文化，必须研究当地的民俗。

　　到目前为止，研究林县地方民俗的成果尚不多见。其中颇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数李金生主编的《林县民俗志》，全书用20多万字的篇幅，对林县的生产生活、集会贸易、乡里社会、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岁时节令、民间游艺等地方民俗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总的来看，林县的地方民俗至少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质朴，二是勤俭，三为喜斗，亦即富于反抗精神。对此，历代地方史志均有记载。如明朝嘉靖年间纂修的《彰德府志》，在论及林县地理时就写道：“林县居太行下，北有蚁尖，亦地险也，今设兵守之。地僻止通晋货，他商贾罕至。自水冶至县，路隘不能行车。民健朴，亦喜争斗。”清朝顺治年间修成的《顺治林县志》，在论及当地的习尚时也写道：“县居太行山麓，地僻土瘠，舟车不通，商贾罕至，民俗朴实，好勇尚气。男耕女织，衣食节俭，不作巧诈，有淳古风。”清朝乾隆年间纂辑的《增修林县志》，在论及当地风土时则写道：“县属居民专务农业，衣冠士类南乡较多。然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民国年间纂辑的《重修林县志》在论及当地风土时则写道：“林民以农为本业，士、工、商人鲜有不能帮助耕作者。妇女足不履场圃者，惟极少数富家。其种山田者，妇女操作之勤苦，几与男子相等。”这些表述和概括虽 然不见得全面，但至少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当地的民俗和民风。

　　杨贵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谈到红旗渠精神时说过：“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一方水土也可以塑造一方人。正是林县人在太行山那样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培育和塑造出了他们那种不畏艰苦、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可贵品质。”一句“一方水土也可以塑造一方人”，可谓切中肯綮。的确，林县的这种民俗和民风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许可以说，太行山的禀赋决定了林县人的生活习性和品质，林县人的生活习性和品质又赋予林县地方文化以特有的生命和意义。

　　地方文化与整个民族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地方文化共同构成整个民族精神，而整个民族精神又对地方文化产生滋润作用。从地理上看，林县所处的位置似乎很偏僻，但其所在的太行山却位于全国腹部地带，这里是许多上古神话的诞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神话所反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任何神话都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当然，这种社会基础不仅为神话的产生提供土壤，同样也塑造着当地的民俗和民性，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而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催生出新的时代精神，红旗渠精神、谷文昌精神、上甘岭精神即为其代表。这些新的时代精神最终汇入整个民族文化的洪流之中，共同铸就新的民族精神。

1970年，周恩来在接见国际友人时曾谈道：“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也曾对红旗渠给予极大的关心。据其秘书程振声回忆，从1963年到 1991年，李先念针对红旗渠建设、红旗渠精神和杨贵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在各种场合对林县工作和杨贵的讲话有30多次。由其题写的“山碑”二字镌刻在青年洞旁边的石壁上。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旗渠精神也曾得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既然红旗渠是新中国建设的一大奇迹，是一座壮丽的丰碑，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述中就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以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很少提及红旗渠。此种情况，直到近两年才有所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从纯学术的角度看，红旗渠研究至今仍主要停留在宣传层面，史学界对其注意不够，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书写往往是以事件的方式展开，而历史事件则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为了客观评价红旗渠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史学界应该对红旗渠展开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包括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关史实的考订等多方面内容。

　　（作者简介：郭双林，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